王蒙心中的“女神”陈布文：生而何欢，死而何惧

作者:潘彩霞

1985年9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宿舍。“共和国国徽设计者”、艺术家张仃坐在妻子陈布文的病床前，他们手拉着手，默默对视、流泪。

陈布文冷静地交待后事:“我为什么要穿袜子呢，就想让他们用白被单裹去火化了。我不存在了，化为一片雾……”

家乡的油菜花又浮现眼前。她想起了小时候，想起了逃婚，想起了和张仃的风雨50年……

年轻的张仃与陈布文

出走的娜拉

1936年，为了逃避封建婚姻，16岁的陈布文离家出走，来到南京。中学时，她就在林语堂创办的《论语》杂志发表文章，因气质、脾性与鲁迅相似，被老师称为“小鲁迅”。

到南京后，为了谋生，她开始给南京铁道部办的《扶轮日报》撰稿，闲适又辛辣的小杂文深得编辑和读者喜爱，文笔日臻成熟。

《扶轮日报》上，时事漫画经常占去很大篇幅，其中的讽刺、批判和苦涩味道引起陈布文的共鸣，自然而然地，她与作者张仃相识了。

张仃比陈布文大三岁，他是辽宁人，自幼痴迷画画，少年时就在当地很有名气。“九一八”事变后，家乡沦陷，15岁的他流亡到北平，考入张恨水创办的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

在北平，张仃开始大量接触鲁迅作品，并视鲁迅为精神偶像。日本人的飞机盘旋在北平上空时，血气方刚的他，以漫画形式抗日。

张仃

1934年，因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左翼美术活动，张仃被国民党逮捕，因他身材瘦小，满脸稚气，加之还不满18岁，遂被从轻发落。出狱后，在张恨水介绍下，他靠给《扶轮日报》画漫画维持生计。

一样的年轻激进，才华横溢；一样的不满现实，崇拜鲁迅，两个年轻人很快相爱了。

在玄武湖旁，他们自己为自己举办了婚礼，租了一间小屋，开始共同生活。日子清苦、简单却充实，每天早晨有小贩背着箱子叫卖馒头，那就是他们的早点。

在爱与激情之下，陈布文与张仃热烈地谈论艺术，抨击时事，民间疾苦成为笔底波澜，一个写文章，一个画漫画，相辅而行相得益彰。

那一时期，陈布文赢得“才女”的名声，张仃也在漫画界异军突起，作品在漫画界大腕张光宇主编的《上海漫画》刊出后，被列入“全国漫画名作选”，一夜之间名气大增。

张仃漫画《东北军脚下的镣铐》

天才的泥土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20岁的张仃以凝重的笔触，画出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抗日漫画。受革命思想感召，他带着陈布文和刚出生的女儿，奔向了延安。

然而，没有介绍信，来路不明，初到延安，便受到冷遇，这让心高气傲的张仃犯了艺术家的脾气。

为了不伤害他的自尊心，陈布文悄悄去找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周扬。就这样，21岁的张仃成为鲁艺美术系最年轻的教员，陈布文则一边照顾小家庭，一边去文学系旁听。

在鲁艺，张仃与艺术家塞克和杜矢甲气味相投，他们着装前卫、性格怪异，被称“延安三大怪”。

“朋克头”，披毯子，背靴子，对他们的特立独行，后来成为诗人的灰娃印象深刻。那年，她13岁，就读于延安儿童艺术学院。几十年后，灰娃成为张仃的第二位夫人。

诗人灰娃

因个性桀骜不驯，张仃被边缘化在所难免。给丁玲、萧军画肖像漫画后，他被认为是“丑化”革命同志，终于挨了批评。

看他郁郁不得志，一向冷静的陈布文就每天给他读书，帮他排解烦恼。鲁艺图书馆的借书卡上，每一张都写有陈布文的名字。

在她的影响下，自称“农民”“小学生”的张仃，从此接受了文学的熏陶。从借来的书中，不管古今中外，只要看到喜爱的诗，他们就会轮流抄在一个大本子上，经常一起捧读。

与张仃的失意不同，陈布文很快融入了延安的作家圈子，经常与丁玲、萧军一起聊天，谈文学。她进入“文艺抗敌协会”担任鲁迅研究会秘书，并深得萧军赞赏。

徜徉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陈布文努力汲取着营养。她唯一担心的，就是张仃，延安美协举办“讽刺画展”时，七十多幅作品，没有一幅出自张仃之手。几年前的漫画界风云人物，已告别漫画许久了。

张仃抱着女儿乔乔，与陈布文、萧军在鲁迅画像前

更不幸的事接踵而来，1942年，“抢救运动”开始，很多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都被怀疑是特务，张仃也在其中。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揭发张仃：“他被关过反省院，肯定跟国民党有交易，要不然怎么会被放出来呢？”

陈布文站起来了，她指着揭发者义正词严：“你就是一个叛徒，一个骗子，张仃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从前他是一个抗日青年，今天他仍然是个抗日青年！”

台下的人，既欣赏陈布文的勇气，又暗自为她捏一把汗。可是，为了维护张仃，陈布文就是这样不管不顾。

因不承认罪名，张仃被关进了管制队，那期间，陈布文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1940年，陈布文与女儿乔乔、儿子大郎郎

从管制队出来后，张仃转向了工艺美术设计，他装饰的“作家俱乐部”、设计的延安成果展览会广受好评，这为他后来成为新中国“首席设计师”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陈布文跟着张仃奔赴东北，张仃负责主编《东北画报》，她去了《东北日报》当记者。秀雅的小楷，敏捷的才思，与众不同的文风，陈布文很快声名远扬。

1949年，为了筹备建国，张仃奉命去了北京，参与开国大典，设计国徽、纪念邮票，成为当之无愧的新中国“首席设计师”。陈布文则以其过人才华当选为周恩来的机要秘书。

1946年，张仃与陈布文在哈尔滨

随着随着孩子们一个个出生，家务繁重，陈布文放弃人人羡慕的高位，选择了辞职。她一面抚育儿女，一面写“抽屉文学”，作品在《人民文学》《新观察》都有发表。

尽管那时，家中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写作。每有闲暇，就会组织孩子们对对联，猜谜语，讲故事，给他们以文学的启蒙。

在家的桃花源里，陈布文全身心辅佐丈夫、照顾家庭，甘做“天才的泥土”，为他们孕育希望。

没有了家庭的后顾之忧，张仃专注于设计，多次担任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在巴黎期间，他还见到了少年时的偶像毕加索。成就有目共睹，张仃由此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

张仃与毕加索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张仃意气风发。最高兴的是，他又见到了延安时的小朋友灰娃，那时，她已是北京大学俄文系的学生。

守护神与精神支柱

1966年，史无前例的动乱爆发，张仃率先蒙难。带学生采风成了“搞流派”，又因他大量临摹过毕加索作品，现代主义绘画被诋毁为“毕加索加城隍庙”，受到批判。

全国艺术院校最年轻的院长，和毕加索探讨过艺术的著名画家，昔日的开国大典总设计师，如今，却挨打受辱，烧锅炉，打扫厕所，一夜之间坠入深渊。

为了保护心血之作，张仃把大部分作品托付给灰娃保管，看着她长大，又多年交往，艰难时刻，她成了他最信任的人。

家被抄了，那些缤纷的艺术品没了，曾经的艺术家庭变成黑白世界，静得吓人。在自己家里吃饭，张仃蹲在墙角，怎么拉都不肯上桌。

陈布文心痛无比，眼泪无声流下。然而，她又是那样从容镇定，以智慧、勇气和力量全力应对。

张仃被揪斗，她像当年一样挺身而出，声色俱厉，大讲延安故事，从气势上压倒对方；

她叮嘱孩子们密切关注张仃的情绪反应，他独自外出时，轮流远远地跟着他，“不能让他被打死，也不能让他自杀”；

张仃参加批斗会归来，病床前，她整夜整夜给他读书，读的是鲁迅，读的是雨果。

像个诤友般，陈布文一面严厉地告诉张仃，不能在她和孩子们面前倒下，一面又耐心开导，让他相信时间，相信历史会给他一个公正评判。带领着整个家庭，她托起了张仃的艰难岁月。

1956年全家福

不久，张仃被下放河北农场改造了，儿女们有的关进牛棚，有的去了农村，陈布文一个人坚守着，她把有限的生活费分成若干份，一一安排。

家书里，她一次次把温暖和抚慰带给张仃，陪他度过最黑暗的日子。以超乎寻常的坚韧，她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1974年，张仃因病回到北京。户口没了，房子没了，陈布文在香山租了一间农民废弃的老屋，让他得以静心养病。

那时，常来看望张仃的，还有灰娃。丈夫去世后，她一度精神分裂，从此走进诗歌的世界。她的诗，她的苦恼，只有张仃能懂。

世界不再喧嚣，张仃的心越来越沉静，重又开始创作。从那时起，他走上了焦墨山水之路，迎来了艺术的再度腾飞。

动荡的十多年里，许多人家分崩离析，而张仃的家，一个都没有少。陈布文，就是他们的守护神，就是整个家的精神支柱。

陈布文

动乱终于结束，可当张仃和孩子们都踏上新路，走得越来越顺畅时，陈布文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她患上了重病。

一生清醒理智，挣扎之后，陈布文拒绝治疗自己的病。面对儿子郎郎的恳求，她说：“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仍是一贯的冷静和从容。

1985年12月8日，陈布文去世，年仅65岁。临终前，她叮嘱儿女：“忘掉一切，各自开始新的生活。”

历尽磨难的一生，如儿子张郎郎所说：“我们这个家，父亲是塔尖上光芒四射的宝珠，而母亲就是最下面坚实的大理石根基。她为我父亲，为这个家族付出了一切，耗尽了最后一口气。”

一年后，张仃渴望新的情感和伴侣，灰娃成了最合适的人，他们生活在了一起。

2010年2月，张仃去世。

张仃与第二任妻子灰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