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心中的“女神”陈布文:生而何欢,死而何惧

作者:潘彩霞

1985年9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宿舍。“共和国国徽设计者”、艺术家张仃坐在妻子陈布文的病床前,他们手拉着手,默默对视、流泪。

陈布文冷静地交待后事:“我为什么要穿袜子呢,就想让他们用白被单裹去火化了。我不存在了,化为一片雾……”

家乡的油菜花又浮现眼前。她想起了小时候,想起了逃婚,想起了和张仃的风雨50年……

年轻的张仃与陈布文

出走的娜拉

1936年,为了逃避封建婚姻,16岁的陈布文离家出走,来到南京。中学时,她就在林语堂创办的《论语》杂志发表文章,因气质、脾性与鲁迅相似,被老师称为“小鲁迅”。

到南京后,为了谋生,她开始给南京铁道部办的《扶轮日报》撰稿,闲适又辛辣的小杂文深得编辑和读者喜爱,文笔日臻成熟。

《扶轮日报》上,时事漫画经常占去很大篇幅,其中的讽刺、批判和苦涩味道引起陈布文的共鸣,自然而然地,她与作者张仃相识了。

张仃比陈布文大三岁,他是辽宁人,自幼痴迷画画,少年时就在当地很有名气。“九一八”事变后,家乡沦陷,15岁的他流亡到北平,考入张恨水创办的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

在北平,张仃开始大量接触鲁迅作品,并视鲁迅为精神偶像。日本人的飞机盘旋在北平上空时,血气方刚的他,以漫画形式抗日。

张仃

1934年,因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左翼美术活动,张仃被国民党逮捕,因他身材瘦小,满脸稚气,加之还不满18岁,遂被从轻发落。出狱后,在张恨水介绍下,他靠给《扶轮日报》画漫画维持生计。

一样的年轻激进,才华横溢;一样的不满现实,崇拜鲁迅,两个年轻人很快相爱了。

在玄武湖旁,他们自己为自己举办了婚礼,租了一间小屋,开始共同生活。日子清苦、简单却充实,每天早晨有小贩背着箱子叫卖馒头,那就是他们的早点。

在爱与激情之下,陈布文与张仃热烈地谈论艺术,抨击时事,民间疾苦成为笔底波澜,一个写文章,一个画漫画,相辅而行相得益彰。

那一时期,陈布文赢得“才女”的名声,张仃也在漫画界异军突起,作品在漫画界大腕张光宇主编的《上海漫画》刊出后,被列入“全国漫画名作选”,一夜之间名气大增。

张仃漫画《东北军脚下的镣铐》

天才的泥土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20岁的张仃以凝重的笔触,画出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抗日漫画。受革命思想感召,他带着陈布文和刚出生的女儿,奔向了延安。

然而,没有介绍信,来路不明,初到延安,便受到冷遇,这让心高气傲的张仃犯了艺术家的脾气。

为了不伤害他的自尊心,陈布文悄悄去找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周扬。就这样,21岁的张仃成为鲁艺美术系最年轻的教员,陈布文则一边照顾小家庭,一边去文学系旁听。

在鲁艺,张仃与艺术家塞克和杜矢甲气味相投,他们着装前卫、性格怪异,被称“延安三大怪”。

“朋克头”,披毯子,背靴子,对他们的特立独行,后来成为诗人的灰娃印象深刻。那年,她13岁,就读于延安儿童艺术学院。几十年后,灰娃成为张仃的第二位夫人。

诗人灰娃

因个性桀骜不驯,张仃被边缘化在所难免。给丁玲、萧军画肖像漫画后,他被认为是“丑化”革命同志,终于挨了批评。

看他郁郁不得志,一向冷静的陈布文就每天给他读书,帮他排解烦恼。鲁艺图书馆的借书卡上,每一张都写有陈布文的名字。

在她的影响下,自称“农民”“小学生”的张仃,从此接受了文学的熏陶。从借来的书中,不管古今中外,只要看到喜爱的诗,他们就会轮流抄在一个大本子上,经常一起捧读。

与张仃的失意不同,陈布文很快融入了延安的作家圈子,经常与丁玲、萧军一起聊天,谈文学。她进入“文艺抗敌协会”担任鲁迅研究会秘书,并深得萧军赞赏。

徜徉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陈布文努力汲取着营养。她唯一担心的,就是张仃,延安美协举办“讽刺画展”时,七十多幅作品,没有一幅出自张仃之手。几年前的漫画界风云人物,已告别漫画许久了。

张仃抱着女儿乔乔,与陈布文、萧军在鲁迅画像前

更不幸的事接踵而来,1942年,“抢救运动”开始,很多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都被怀疑是特务,张仃也在其中。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揭发张仃:“他被关过反省院,肯定跟国民党有交易,要不然怎么会被放出来呢?”

陈布文站起来了,她指着揭发者义正词严:“你就是一个叛徒,一个骗子,张仃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从前他是一个抗日青年,今天他仍然是个抗日青年!”

台下的人,既欣赏陈布文的勇气,又暗自为她捏一把汗。可是,为了维护张仃,陈布文就是这样不管不顾。

因不承认罪名,张仃被关进了管制队,那期间,陈布文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1940年,陈布文与女儿乔乔、儿子大郎郎

从管制队出来后,张仃转向了工艺美术设计,他装饰的“作家俱乐部”、设计的延安成果展览会广受好评,这为他后来成为新中国“首席设计师”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陈布文跟着张仃奔赴东北,张仃负责主编《东北画报》,她去了《东北日报》当记者。秀雅的小楷,敏捷的才思,与众不同的文风,陈布文很快声名远扬。

1949年,为了筹备建国,张仃奉命去了北京,参与开国大典,设计国徽、纪念邮票,成为当之无愧的新中国“首席设计师”。陈布文则以其过人才华当选为周恩来的机要秘书。

1946年,张仃与陈布文在哈尔滨

随着随着孩子们一个个出生,家务繁重,陈布文放弃人人羡慕的高位,选择了辞职。她一面抚育儿女,一面写“抽屉文学”,作品在《人民文学》《新观察》都有发表。

尽管那时,家中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写作。每有闲暇,就会组织孩子们对对联,猜谜语,讲故事,给他们以文学的启蒙。

在家的桃花源里,陈布文全身心辅佐丈夫、照顾家庭,甘做“天才的泥土”,为他们孕育希望。

没有了家庭的后顾之忧,张仃专注于设计,多次担任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在巴黎期间,他还见到了少年时的偶像毕加索。成就有目共睹,张仃由此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

张仃与毕加索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张仃意气风发。最高兴的是,他又见到了延安时的小朋友灰娃,那时,她已是北京大学俄文系的学生。

守护神与精神支柱

1966年,史无前例的动乱爆发,张仃率先蒙难。带学生采风成了“搞流派”,又因他大量临摹过毕加索作品,现代主义绘画被诋毁为“毕加索加城隍庙”,受到批判。

全国艺术院校最年轻的院长,和毕加索探讨过艺术的著名画家,昔日的开国大典总设计师,如今,却挨打受辱,烧锅炉,打扫厕所,一夜之间坠入深渊。

为了保护心血之作,张仃把大部分作品托付给灰娃保管,看着她长大,又多年交往,艰难时刻,她成了他最信任的人。

家被抄了,那些缤纷的艺术品没了,曾经的艺术家庭变成黑白世界,静得吓人。在自己家里吃饭,张仃蹲在墙角,怎么拉都不肯上桌。

陈布文心痛无比,眼泪无声流下。然而,她又是那样从容镇定,以智慧、勇气和力量全力应对。

张仃被揪斗,她像当年一样挺身而出,声色俱厉,大讲延安故事,从气势上压倒对方;

她叮嘱孩子们密切关注张仃的情绪反应,他独自外出时,轮流远远地跟着他,“不能让他被打死,也不能让他自杀”;

张仃参加批斗会归来,病床前,她整夜整夜给他读书,读的是鲁迅,读的是雨果。

像个诤友般,陈布文一面严厉地告诉张仃,不能在她和孩子们面前倒下,一面又耐心开导,让他相信时间,相信历史会给他一个公正评判。带领着整个家庭,她托起了张仃的艰难岁月。

1956年全家福

不久,张仃被下放河北农场改造了,儿女们有的关进牛棚,有的去了农村,陈布文一个人坚守着,她把有限的生活费分成若干份,一一安排。

家书里,她一次次把温暖和抚慰带给张仃,陪他度过最黑暗的日子。以超乎寻常的坚韧,她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1974年,张仃因病回到北京。户口没了,房子没了,陈布文在香山租了一间农民废弃的老屋,让他得以静心养病。

那时,常来看望张仃的,还有灰娃。丈夫去世后,她一度精神分裂,从此走进诗歌的世界。她的诗,她的苦恼,只有张仃能懂。

世界不再喧嚣,张仃的心越来越沉静,重又开始创作。从那时起,他走上了焦墨山水之路,迎来了艺术的再度腾飞。

动荡的十多年里,许多人家分崩离析,而张仃的家,一个都没有少。陈布文,就是他们的守护神,就是整个家的精神支柱。

陈布文

动乱终于结束,可当张仃和孩子们都踏上新路,走得越来越顺畅时,陈布文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她患上了重病。

一生清醒理智,挣扎之后,陈布文拒绝治疗自己的病。面对儿子郎郎的恳求,她说:“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仍是一贯的冷静和从容。

1985年12月8日,陈布文去世,年仅65岁。临终前,她叮嘱儿女:“忘掉一切,各自开始新的生活。”

历尽磨难的一生,如儿子张郎郎所说:“我们这个家,父亲是塔尖上光芒四射的宝珠,而母亲就是最下面坚实的大理石根基。她为我父亲,为这个家族付出了一切,耗尽了最后一口气。”

一年后,张仃渴望新的情感和伴侣,灰娃成了最合适的人,他们生活在了一起。

2010年2月,张仃去世。

张仃与第二任妻子灰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