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家仆张喜的鸦片战争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英国军舰驶抵南京，兵临城下，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议和。数次议约后，清廷代表耆英、伊里布，英方代表璞鼎查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了著名的中英《南京条约》。

罕为人知的是，在签约前的多次谈判中，有一个小人物张喜出任谈判代表，发挥了大作用。他虽身份低微，但跟英军谈判时，或义正词严，或威逼恫吓，乃至耍横。一旁的清朝臣子目瞪口呆之余，无不叹服。金庸的武侠小说《鹿鼎记》写康熙皇帝命心腹韦小宝统带清军，前去跟侵占东北的俄罗斯打仗。韦小宝出身低微，几无学识，又好赌贪杯，实为康熙的私人。他手下的文官，却是万里挑一的国家精英，都暗地叹息，认为康熙滥用宠臣误国。不料，韦小宝到了前线，诡诈百出，无所不用其极，最终不辱使命，挫败了俄国人。这个张喜，虽然没能挫败英国人，但举手投足，还真有点韦小宝的影子。

当时科场无望的士人，一条出路是投靠高官，高的当“师爷”，低的当“长随”，更低的卖身当“家奴”。张喜不高不低，地位比家奴高一点。当长随，那也有三六九等，最牛气的，是“门上”与“签押”。主人见不见你，前者管，叫“门上大爷”；你的报告能不能盖章，后者管，叫“签押大爷”。行话讲“假门上，真签押”，意思是“门上”只要耀武扬威，看人下菜碟就是；“签押”就不同，审文件、查情况，那是需要火眼金睛的，有真本事才干得了。

伊里布是道光朝的名臣，跟林则徐、琦善齐名。他镇守云贵边疆期间，宽猛互济，政绩甚著，道光帝很器重。本来，大树荫下能人多，起初张喜在伊里布手下不显。不料时来运转，鸦片战争爆发，江浙须能人镇守，道光帝想到伊里布，便调他去当两江总督。这时他的幕僚，多以途远辞去，张喜这个“囊中锥”才升级为重要幕僚，貌似当了“签押大爷”。

伊里布到达江浙时，道光帝的一个命令是：收复英军占领的浙江定海。这把伊里布难坏了。英军船坚炮利，以江浙水师收复定海，除了道光帝，前线将领都知道绝无可能。但派你来，不正因为难么？伊里布是人精，知道不能跟皇帝讲实话，一面大张旗鼓做备战状，一面想别的辙。这时，天上掉下大馅饼。清军俘获了英军上尉安突德及8名印度兵，同时又抓住失事的英军运输船“风鸢号”上的29名船员。英军为此照会浙江巡抚，要求放人，否则开战。伊里布抓住这机会，要求用定海交换。双方在镇海谈判，没谈拢，但伊里布听英方翻译官马礼逊讲“定海小事，我们不要定海”，觉得有戏，决定派人继续跟英军周旋。

但清朝的规矩，向来是夷人来求我们，没大臣自己上门这事。好端端一个封疆大臣，胡乱跑到洋人船上去，被扣留咋办？也不合国体。当时，中英政府无实际交往，英国政府跟清政府打交道，只能通过广东的行商。鸦片战争前夕，英方政府代表义律想不通过行商，直接向清政府投递国书，广东巡抚邓廷桢拒收，理由是“违例”。而且，道光帝讨厌见洋人。到了鸦片战争后期，大臣耆英上奏：“如果将来议有成说，奴才自应会同，面见该夷酋，以定大局。”道光帝急忙批复说：“总以不会面方好。”伊里布当然不想自找麻烦，但自己不去，派谁去？别人不可靠，还得靠心腹。

就这样因缘巧合，这个外交使命落在了张喜头上。

换回定海，反遭审讯

张喜，怎样一个人？

朋友说他“身长六尺有超，姿貌魁硕，望而知为俊杰”。看来挺帅。又说他“赋性伉直，然极精敏，好读书，只观大略，于有用之学，当时之务，留心臻至”，扣除恭维成分，基本意思是聪明能干，也知书，但不酸文假醋。这个评价，跟他留下的两部对外交涉日记《探夷说帖》与《抚夷日记》基本吻合。这两本日记，绝无文采，但观察细微、心思缜密，为一般舞文弄墨的文人所不及。

但张喜一介家仆，并非清朝的正式官员，哪有交涉资格？伊里布便耍了一个诈，让张喜“戴六品顶戴”，冒充朝廷命官前往英舰交涉（这事很犯忌，但形势如此，只好从权）。时为1840年10月25日（道光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张喜一到英军船上坐定，英方“以洋酒为敬”， 他“接盏一饮而尽，众夷俱鼓掌大笑”。爽快人谁都喜欢，张喜由此给英方留下了好印象。

顺便说一下，张喜的日记记载了英方的一些谈话，如英军首领义律感叹“中国人极聪明，惟女人不教其读书识字，甚为可惜”，又说自己不想打仗，但下面人想打。马礼逊评价林则徐“才具甚长，惟办理鸦片，未免太过”，等等。今日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然而居然有学者说此日记“文笔拙劣”，冤哉！

上船后，英军带张喜遍逛军舰，他耳闻目睹了英军的实力，回来跟伊里布详说，更使伊里布下定决心：这仗不能打，至少不在自己这里打。鸦片战争中，清军主帅大都不知深浅，上来就要打仗，惨败后转而暗暗媾和，前倨后恭，成了笑柄。伊里布比他们精明，听了张喜探报后，他彻底偃旗息鼓，思路定在“以人换地”上，先后五次派张喜跟英军交涉此事。

本来，英国意在通商，不在占地，定海对他们可有可无，无所谓的，但是英方要求先交人，再还城，同时清军释放汉奸布定邦；伊里布与张喜则要求先交人，再交城，布定邦是中国人，不能放。争得着急了，张喜甚至左手拔出佩刀，威胁对方。最后约定同时释虏还地，不释放布定邦。

1841年2月24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伊里布催促张喜到英军交俘虏，张喜怕英军毁约，先带了其他俘虏交给英军，把认为重要的安突德留在后面，不料张喜前脚刚上英舰，英军就从后头救走安突德。张喜手里没了安突德，只好硬着头皮跟英军讨要定海。英军倒也没赖账，决定依约撤兵，归还定海。

准备撤兵之时，英军把张喜带到定海城南的一个财神庙内，为他在戏台上摆座。陪同的来华传教士郭士力（今译“郭实腊”，侵华的鼓吹者与急先锋）跟张喜讲：“此是戏台，乃是演戏之所，我们今日之戏，乃千古所未有。”张喜回答说：“既演角色，亦不得不唱。”郭大笑：“先生是好角色。”

张喜内心的欢畅，跃然纸上。

虽然几番折腾，毕竟取回定海。伊里布连忙上奏，说自己大兵到定海，“城内该夷立即纷纷退出”，“免冠服礼，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这当然是谎话，不过收复定海倒是实情。

满足了皇帝的要求，也算功劳一件了吧？否。伊里布不但没讨好，连带张喜也倒了霉。原来，江浙其他大臣盯着呢：你伊里布不好好打仗，还私下结交洋人？不满他的浙江巡抚刘韵珂，早把小报告打到道光那里去了。用伊里布自己的话说：“进兵不胜，其罪轻；按兵不动，其罪重。”就算明知鸡蛋碰石头，也要先打一仗以表忠诚，这是“政治正确”问题；至于打输了生灵涂炭，东南尽毁，那是“军事问题”。伊里布急于换回定海，也是知道自己因为消极打仗而失宠，意在将功赎罪。然而没用。道光帝龙颜大怒，下令把他拿押北京，最后流放张家口。张喜也被送交刑部审讯，逼问是否收了英国贿赂？

幸好，他人轻罪细，最后无罪释放。

其实，伊里布身为封疆大吏，国家重臣，哪里缺钱？但在时人眼里，大清威武，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伊里布不打仗而搞和平，除了受贿卖国，实在也没别的解释。

再援南京，功成身退

伊里布，道光帝可以法办。英国人，他就对付不了。接任伊里布的新两江总督裕谦，汲取了伊里布的教训，转而炫耀强硬，一味主战。伊里布走前，叮嘱他“不宜轻举”，裕谦哪听他的？到任后，屡出狠招：杀“通夷”的汉奸，枭首示众；刨开英军的坟墓戮尸，弃之大海；把捕获的英方俘虏剥皮抽筋，还把皮筋当作自己的马缰……

谈判失败后，英军再度发动进攻。1841年10月1日，定海再次沦陷。10月10日，镇海失守，亲眼目睹英军火力的裕谦绝望自杀。江浙局面大坏，不可收拾。原先支持裕谦、鄙夷伊里布的浙江巡抚刘韵珂，这才转了弯，上奏请求启用流放张家口的上司伊里布，转夸他“老成谨慎，镇静深沉，服官数十年，清操著于中外”。道光帝面皮薄，岂肯认错，但局势如此，只好命伊里布当负责议和的钦差大臣耆英的助手，“前赴浙江军营效力”。

伊里布从张家口回到北京，张喜去见他，叮嘱他一定要面见道光，讲明前线的实情才能去，否则皇帝不明真相，瞎指挥，大家还得倒霉。偏偏道光帝也不知是羞愧还是愤恨，不肯见伊里布。张喜觉得前景堪忧，加上身体有病，遂未同去。伊里布到了前线，形势严峻，英军攻破镇江，直逼南京。伊里布几次急召后，张喜才动身南下，于1842年8月5日赶到无锡，与伊里布会合。

见到张喜，伊里布格外高兴，当即赠诗一首，称之为管仲、乐毅、苏秦与张仪。张喜马上被暂戴“五品顶戴”（比上次又高了一级），担当对英谈判的主角，于8月7日抵达南京。他来的正是时候。这时，英军已在南京城外架起大炮，扬言攻城。城里代替裕谦的新一任两江总督牛鉴正急得团团转，担心英军当日攻城。张喜懂点欧美风俗，一算：今天是星期日，基督徒得做礼拜，不会攻城。牛鉴这才安下心来。

中国之大，人才众多，为何耆英与伊里布如此重视张喜？原来，伊里布、琦善、耆英等，不是无知之辈，都是读过圣贤书的，但读书人的毛病，是文绉绉，胆子小，唇枪舌剑非所长。偏偏办外交，只靠“诗云子曰”不成。因此牙尖嘴利的张喜便成了能人。南京议和期间，他敢于“拍桌唾骂”，在船上“反复辩论，由辰至酉，天色渐晚”，而同行者均不敢发一言，可见胆量实在过人。

此次谈判，张喜除了为最终议和铺路之外，还有一大功绩是跟英方砍价。和谈期间，英国提出五口通商、废除行商、平行外交等条款，那是欧洲外交的“规矩”，张喜哪里能懂？但砍价他懂，硬生生把赔偿的3000万银元砍成2100万。鸦片战争时期，江南米价大致均价为1石1两，按米价折算，900万银元约合现在的二三十亿元，在没现代工业的清代社会，实为一笔巨款。

据英方记载，张喜不但敢争，而且好酒，往往在船上喝醉。一次，伊里布病了，托张喜跟英舰医生讨药（跟敌人讨药吃，可见伊里布胆量）。医生开好药后，写了单子，说明是三天药量。不料张喜喝醉，弄丢了单子，回去说是一天药量，害得伊里布把药全吃了，剂量过大，几乎走不了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时，是抬到英舰的。医生跟伊里布讲明此事，伊里布倒不以为意，说重症正要重药，没事。

这细节，没史家注意，其实蛮有趣。张喜，谨慎之人，又重疾初愈，为何如此贪杯？依我猜，未必是他好酒，而是因为中国礼仪的“规矩”：人家请你喝酒，不干不足以明情谊也。记得那些陪酒而死的“因公牺牲人员”么？此为中外交流的一个有趣的“礼仪误读”。也因于此，张喜在英军里人缘不错，不少英军得知他重来舰上，“俱来相会”。

不过，南京谈判接近尾声时，张喜出局了，不再成为重要角色。一个原因，是具体条款的商议不需要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他主人伊里布只是谈判的配角，主角是钦差大臣耆英。耆英见大功将成，不想再让伊里布搀和，便晾了张喜。其实，耆英一开始就不喜欢张喜。原先在京时，伊里布要求带张喜南来，耆英不以为然，说：“叫皇上瞧着我们还不如个长随吗？”后来事急需要张喜，张喜几番请都不来，耆英心生不悦，一见面就说：“好难请！好容易才聘请来了！你辜负我，教我对不住皇上。”又问张喜手上的洋表哪来的？讽刺他受贿卖国，此来“必然是贪夷人的便宜”。

张喜又不是圣贤，也不读诗云子曰，耆英晾了他，当然愤愤不平了。但伊里布倒看得开（看不开也无法，他只是助手）。《南京条约》签订后，伊里布补授广州将军，派往广东办理战后事宜，临行前跟张喜说：

此处的“此是我与你二人之力”，不全符合实际。议和的中方首席代表，前是琦善，后是耆英，伊里布与张喜只是辅助。平心而论，英国大获全胜，如愿以偿，他俩根本没改变鸦片战争的结局。他俩的功绩，是尽早结束战争，减少了国人伤亡。所以，伊里布的“活江浙亿万生灵，保全甚大，积德不小”，也确有几分实情。

伊里布希望张喜跟他去广东。张喜不去，耆英挽留他在江南，他也不愿干，说大事已了，现在只求回家，享“太平之福”、“骨肉之乐”。不但如此，他还劝伊里布急流勇退，不必“复投苦海”。伊里布没听。他见张喜去意已决，便赏他一千两银子，任他回天津去了。果如张喜所料，次年伊里布在广州办理夷务，“染疟疾，仍照常办公”，心力交瘁，死于任上，临终上奏道光帝说：“于夷务不能克终其事，尤觉死难瞑目，抱恨九泉”，可谓其言也哀了。

张喜咋样？

答曰：无人关心。实际上，此后七八十年，世人几乎忘了他。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他的日记流出，我们才得知：他顺利回到天津，到1852年（咸丰二年）还活着，五十岁那年，娶了个妾，生了两儿子。张喜此前结婚多年，“双亲年俱八旬”，始终无子。中国人讲“无后为大”，耆英初见他时，得知此事，都为之“面色微沉”。

这样看来，张喜也算是“好人有好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