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金庸的被动人生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卫毅    吕品

壹

查良镛在2018年10月30日去世，而“金庸”将继续活下去。他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完成了15部作品，已经让他在生前获得了不朽声名。“他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作家，他还是成功的报人和成功的企业家。”《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说。在金庸去世后的几天里，潘耀明的手机被打爆。在此之前，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金庸去世的消失传出，但这次是真的。

尽管有时都不太清楚自己在回答哪家媒体的提问，但潘耀明还是随着记忆的水流，一次次回到过去。记忆的高光点是1995年香港北角的黄昏。

我们各握一杯酒，晃荡着杯内金色的液体，酒气氤氲。彼时彼刻，我喜欢拿目光眺望玻璃幕墙外呈半弧形的一百八十度海景，只见蔚蓝的海水在一抹斜阳下，浮泛着一条条蛇形的金光，澌澌粼粼地向我们奔来……心中充盈阳光和憧憬。我们在馥郁酒香中不经意地进入话题。在浮一大白后，平时拙于词令的我们俩，无形中解除了拘牵。他操他的海宁普通话，我讲我的闽南国语，南腔北调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沟通无间，一旦话题敞开，天南地北，逸兴遄飞。

彼时的潘耀明，被金庸叫去位于北角的办公室，商讨一本筹划中的历史文化类杂志，这是金庸出售《明报》集团之后，又一个新的创业计划。他打算写一部构思中的历史小说，并在新杂志上连载，就像他年轻时所做的那样——用小说给媒体带来更多的读者。

潘耀明为此感到振奋，觉得自己将要随着眼前这位金光闪闪的人物进入一段新的历史。“我小时候偷偷看金庸的小说，被老师警告，说要给我记大过。”潘耀明的经历是许多香港小读者那时候的经历。内地小读者的相似感受，则推迟了至少二十多年。

50年代随家人到香港的潘耀明，在纽约大学念的是出版管理和杂志学。回到香港之后，曾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金庸知道这个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后，亲自手写聘书，将他挖到《明报月刊》任总编辑。当金庸有了新杂志的构想之后，又想到潘耀明。

潘耀明和金庸

潘耀明辞掉了《明报月刊》的职务，在1995年4月1日正式入职金庸的明河出版公司。可是，金庸在之前的3月22日住进了养和医院。这次住院非同小可，因为严重的心脏疾病，他做了一次大手术，休息了大半年。

新杂志的出版计划由此搁置，最后被迫取消。“写历史小说是要很大精力的，他从医院出来之后，就没法写了。”潘耀明说，“这是金庸晚年最大的遗憾。”

在潘耀明看来，这个遗憾引起了之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他写不出历史小说，办不了这本新杂志，然后就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做院长了，有这本杂志的话，我觉得他不会去。”

1998年，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张浚生调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庸和张浚生的关系很好。上世纪80年代，张浚生刚到香港任职，就去拜访金庸。那一次，他们喝的是白兰地。1999年，金庸被浙大聘为人文学院院长。他离开香港，北上就职。

“现在想来，金庸一生的许多经历都不是那么主动的。”潘耀明说，“他的人生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动的，但他又总能通过别的路径克服被动局面。”

贰

1950年，26岁的查良镛也曾经“被”邀请北上，同样是去见一位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乔冠华。

查良镛最早知道乔冠华，是在重庆读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时候，他喜欢“于华”（乔冠华的笔名）写的关于国际形势的评论文章。他那时的志向是外交官。

那次北上的缘起是，作为《大公报》编辑的金庸，发表了6000字文章——《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引起了梅汝璈的赏识。梅汝璈出任新中国政务院外交部顾问后，想起这位身处香港的年轻作者，便电邀他北上外交部，想让他做研究助理。

做外交官的梦似乎要意外地实现了。查良镛向《大公报》辞职，从香港来到北京。梅汝璈见到他后，让他去见外交部的负责人乔冠华。可是，当乔冠华了解到金庸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又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读过书之后，觉得这样的背景，难以马上进入外交部，可能要暂缓。这给查良镛泼了冷水。经过考虑，他决定放弃，返回了香港。

金庸与夏梦

“金庸还是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报效国家的想法的，但这次在北京的不顺经历之后，他又被迫回到了香港的《大公报》。”潘耀明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节点，大时代已经马上要被划分成截然不同的空间，不计其数的人的命运将会改变。

浙江海宁袁花镇上有一处“金庸旧居”，在农田环绕的僻静村子里，并不容易找到。这是重建的房屋，跟当年金庸所住的屋子并不一样。多年以后，即便好几次回到海宁，金庸也从未进过这个“旧居”。2018年10月30日之后，这里成为了悼念金庸之地。

叁

查良镛在《大公报》的同事陈文统祖居广西蒙山，二人颇有相似之处，都酷爱围棋，互相切磋是家常便饭。陈文统生于1924年，两人同年。陈文统1949年从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之后到香港投考《大公报》翻译，总编辑委托查良镛做主考。可以说是查良镛亲自把陈文统变成了同事。1952年，两人又先后调到了《新晚报》副刊，在同一间办公室。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每天下午，陈文统会买二两孖蒸、四两烧肉，一边饮酒，一边请查良镛吃肉，边吃边谈，兴致甚高。查不喜欢吃孖蒸和烧肉，有时只好开一瓶啤酒干喝。

1954年，香港白鹤派陈克夫向内地来的太极派吴公仪下战书，以比武分高下，以解决门户之见。两派掌门人还签下生死状。如此具有古典主义气质的事件，轰动一时。

对于此事，《新晚报》差不多天天都有相关报道。1月17日下午，比武在澳门开始，可是两位主角的交手只维持了短短两个回合，以吴公仪打破陈克夫鼻子而告终。《新晚报》报道比武结果的号外，上市便售罄。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在做学术研究时，很重视这一段历史时期，他会考虑同一时间节点上，华人世界各地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通常不会想到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是跟左翼在海外打破冷战僵局的企图有关的。”王德威说，“《新晚报》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殖民社会里，为了延续左翼思想，需要迎合小市民的趣味，复活了鸳鸯蝴蝶派里重要的门类——武侠小说。”

在《新晚报》上打头炮的是陈文统。澳门比武结束才几天，陈文统用“梁羽生”的笔名连载《龙虎斗京华》。这是新派武侠小说诞生的时刻。梁羽生一炮而红，《新晚报》果然销量猛涨。

查良镛是梁羽生的忠实读者。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要写。但这么连载了两部小说后，也不能靠梁羽生一个人一直写下去。报社又想到了查良镛，他就这么被动地答应下来，准备写《书剑恩仇录》。

截稿日到了，编辑派了一个老工友上门等他的稿子，他必须在当天晚上9点交出一千字的稿子，不然第二天就要开天窗。他干脆就照着这个老工友写，所以，《书剑恩仇录》的开头是一个白发老先生。

“金庸很多时候都是被动的。”潘耀明又一次提起金庸的“被动”。

《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以“金庸”的名字连载了574天，直到1956年9月5日。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7年，身在内地的诗人穆旦，在臧克家的邀请下复出，连续发表了多首诗歌。穆旦是查良铮的笔名。他于1918年出生于天津。但他在所有表格上填写的籍贯都是：浙江海宁。尽管他从未到过海宁。从名字上我们都能看出来，查良铮和查良镛来自同一个大家族——浙江海宁查家。海宁的金庸旧居，可以看成是查家的博物馆，里面有查家历史的陈列，包括对穆旦的介绍。

50年代初，金庸去往香港，而穆旦从海外回到中国内地。他们的人生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可想而知他们命运将会有怎样的不同。

2001年5月18日，金庸应嵩山少林寺方丈永信法师之邀前来河南少林寺，两人一同观看武术表演

两人发生交集，已经到了上世纪90年代。北师大的王一川和张同道在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时候，重排座次，把穆旦列在了中国现代诗人的第一位。那套文库另一处轰动的地方是，在小说家座次上，金庸被排在了第四位。查良铮把“查”姓拆为“木”和“旦”，取笔名穆旦。查良镛把“镛”名拆为“金”和“庸”，取笔名金庸。两位查氏后人用一种相似而又奇异的方式为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名字。这是后话。

1956年，《书剑恩仇录》在经历了开始连载时的平淡之后，受欢迎度忽然直线上升。继梁羽生之后，金庸将武侠小说推向又一个高潮，甚至超过了梁羽生，一时金梁大热。金庸就这么“被动”地成名了。

肆

1957年，金庸从《大公报》辞职，全身心投入创作，《射雕英雄传》开始在《香港商报》连载。倪匡说，“在1957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不看《射雕英雄传》，简直是笑话。”

金庸开始连续创造这样的阅读高潮。他当初只是为了完成《新晚报》总编辑罗孚交给他的任务。可是上了“贼船”就难以下船，一直写了下来。

1959年5月19日，《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刊登完862期。第二天，《明报》创刊。金庸在“全书完”之后写道：因最近我其他的事务比较忙碌，实在抽不出时间，只好与各位读者暂别。

金庸已经是香港最受欢迎的作家。那时候，香港盗版盛行，金庸的武侠小说更是重灾区，各种盗版版本出得又快又多。

此时，巧的是，金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在香港重逢。沈宝新建议，与其这样被别人盗版，还不如自己出一本连载武侠小说的刊物。两人聊得投机，连刊名都很快想好，打算叫《野马》，取自《庄子·逍遥游》。可是，在和报贩聊起此事时，报贩建议不如出日报，赚的钱更多。这个报贩的建议被金庸采纳，他们决定办日报。已经从《长城画报》过来跟金庸创业的编辑潘粤生想到了“明辨是非”的“明”字，大家觉得好，最后决定叫《明报》。“野马”保留，作为副刊名字。

1959年5月20日，《明报》创刊。金庸亲自写了发刊词，并把“公正、善良、活泼、美丽”作为信条。《明报》最初是一份四开一小张的报纸，真的是“小报”。四个版面看上去都是副刊内容，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连载的武侠小说。

创刊时的员工只有三个人，金庸是社长，是总编辑，还是主笔，负责编辑工作，沈宝新是总经理，负责报纸经营，编辑则只有潘粤生。

靠着金庸写的武侠小说和副刊内容，《明报》逐渐做大，版面内容涉及各个领域，最后成了香港最有公信力的报纸。“‘公信力第一’，这是无形的资产。”潘耀明说。

潘耀明到《明报月刊》工作之后，金庸曾经对他说，《明报》当初上市时的股票，实质资产只有一幢北角的明报大厦，每股港币一角，上市后第一天的股价上涨到二元九角。换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价值。“他说，文化品牌是无形财产，往往比有形资产的价值还要大。”

“金庸的书被盗版太多，他并没有外界想象那样获得太多版税。”潘耀明说，“他主要的财富来自《明报》。”

学者陈平原曾评价说，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人，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以前，实在不能想象。“金庸自办报纸，并且‘赤膊上阵’，下午褒贬现实政治，晚上揄扬千古侠风。有商业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负。长期坚持亲自撰写社评，实际上认同的是新文化人物的担当精神——这才能理解金庸为何对作为一种‘娱乐性读物’的武侠小说评价并不高。”

1991年，《明报》上市，节节上升，日本、英国、新加坡的许多传媒机构都盯着这个金蛋，可是，金庸把《明报》卖给了没多少人认识的于品海。这让许多人费解。后来有媒体问金庸：有人说，这是因为于品海长得像你死去的儿子？（金庸的大儿子在美国上大学时自杀身亡）金庸的回答是：理性上我没这样想，但他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潜意识里不知不觉有亲近感，相貌是有点像。

1994年梁羽生与金庸在悉尼作家节对弈

“事实证明，这是做错了，当时于品海和金庸有一个默契，报社重大的事情，还是要尊重老人家的意见，金庸是荣誉董事长。但实际上，金庸被架空了，《明报》跟他没有关系了，这对金庸打击挺大的。”潘耀明说。没有金庸主持大局的明报集团，各方面开始失控，加上经营不利，阵脚不稳，《明报》集团快要垮掉。此时，马来西亚商人张晓卿接手了这一烂摊子，经过好几年经营，使其重入轨道。但此时，整个香港媒体的经营环境已大不如前。

伍

1998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办了一次《金庸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几十位国内外的重要学者参加。

参加会议的有学者陈平原，他称赞了金庸之值得格外关注，主要不在于文化知识的丰富，而是其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能力。他也同时指出，对于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计过高。他强调的是，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他还举了一个法国的例子。“戴高乐也曾戏称雷蒙·阿隆为‘法兰西学院的记者和《费加罗报》的教授’，此说表面刻毒，却并非一无可取。在某种意义上，擅长跨越既有的学科边界，乃各行各业‘大家’共同之拿手好戏。正是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象力，三者合一，方才造就了金庸的辉煌。”

来自上海的评论家吴亮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在会上有15分钟发言时间，他走上台去说：“我可能是这次与会者中唯一没有读过查先生任何一本武侠小说的人，而我之所以能够来到这里，恰恰证明了查先生的影响无处不在……”

吴亮当时写了一篇形式独特的论文，其中一句是：“作为无处不在的金庸，经常以片段的形式出现；一个虚构文本的创造者，他的形象，在一般人心目中并不完整。”

吴亮是无法读进金庸小说的那部分人之一。同样是在那一年，王朔捏着鼻子读了一些金庸小说，然后扔出了一颗重磅炸弹——《我看金庸》。王朔表达了对金庸小说的看不起，连带着将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一起批为“四大俗”。

金庸看了王朔的文章，郑重地写了回应文章，并引用了孟子的两句话——“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与此同时，1999年，金庸进入浙江大学，任人文学院院长。他招生的领域不是新闻学，不是文学，而是历史学。这引起极大争议。在他的讲座上，甚至有学生起哄。

2005年1月10日，金庸探访《神雕侠侣》剧组，与导演张纪中交谈

2001年11月，在日本神奈川大学举办的“历史与文学的境界”研讨会上，陈平原发表了《小说家的历史意识与技术能力》，其中谈及：“作为小说家，金庸具备丰富的学识以及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理解与把握能力，确实难能可贵；可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从史学家的角度来要求并评判查先生。”文章结尾是：“我真希望查先生改招文学专业的博士生，而且专门讲授如何自由驰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这既是传统中国小说的精髓，也是查先生小说创作的不二法门。”

陈平原的这篇文章，引起浙大的关注，浙大认定这是好主意，如此一来，可以兼顾各方的立场及利益。经过一番操作，浙大真的决定招收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历史和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邀请陈平原和金庸合作招生。

很多年后，陈平原在香港跟潘耀明说起此事，潘耀明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可之后的发展出入意料。

学生招进来后，陈平原发现这里有社会各界的猜疑、有学校内部的矛盾、有学科文化的差异，再加上师生之间沟通不畅，既难为了金庸，也难为了学生。

有感于金庸太忙，陈平原提出一个方案：让这些博士生以交换生的身份，到北大跟随他一年半载，一来调整研究思路，二来准备论文，三来摆脱媒体的纠缠。陈平原对这样的做法已经驾轻就熟，他在华东师大带博士生就是这样的做法。

浙大最初很开心，觉得这是解决难题的好办法，可新学期开始，陈平原从浙大相关领导的支支吾吾中，大略知道事情有变。据说有人向金庸告状，认为把学生送北大一年，是对浙大学术品质的不信任，也是对查先生的不尊重。“听闻此言，我赶紧打退堂鼓。本意是为查先生补台，怎么会变成拆台的呢？真的是江湖风波恶，我古道热肠却又糊里糊涂，无意中蹚了趟浑水。事后才知道，关于金庸指导博士生一事，浙大内部吵成一团，很多人摩拳擦掌，更多的则冷眼旁观，我贸然闯进去，不但帮不了忙，还会成为活靶子。幸亏及时觉悟，赶紧刹车，方能全身而退。”

2005年10月，金庸以年事已高及拟前往剑桥大学进修为由提出请辞，学校再三挽留，最终在2007年11月决定，改聘金庸为名誉院长。

“浙江大学有人起哄说，你金庸有很多荣誉博士学位，但你没有真正的博士学位，你怎么带研究生？金庸为了这些对他的批评，就干脆真正去念博士学位。”潘耀明说，“他是个性很强的人。”

陆

80年代，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最为流行之时，陈平原并没有打起精神阅读。到了90年代初，他觉得或许心境不同，开始研究起来。他写出了《千古文人侠客梦》。但他说自己不能算是合格的武侠小说迷。他觉得自己的阅读态度过于清醒，难以达到武侠迷如痴如醉的状态。

在陈平原看来，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写梦”与“圆梦”只是武侠小说的表面形式，内在精神是祈求他人拯救以获得新生和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从‘英雄失落年代的英雄梦’角度，可以理解读者大众对武侠小说的欢迎，可很难将武侠小说作为体现民族文化精神的文本来解读。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不同于同是惩治邪恶的侦探小说和警匪片，就因为其可能‘寄托遥深’。大侠之所以必须天马行空一无所依，之所以日益名士风流狂荡不羁，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人看来，‘侠’主要是一种浮游于天地间的特殊的精神气质，不应该把它局限为一种职业。‘侠’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绝非仅体现在武侠小说中；只是‘侠’确实借助于武侠小说这一媒介而广为传播。通俗化的同时，当然也就意味着可能被庸俗化。可这并不妨碍文化精英们对‘侠’这一流行概念的改造与利用。”

2007年5月19日，金庸拜访柏杨，两人相谈甚欢

这是陈平原对武侠小说和“侠”的理解，用在对金庸的理解上，大抵合适。当本刊记者拨通正在海外的陈平原的电话，希望他再谈谈金庸，他说，该谈的，他都已经谈过了，他说过的话仍然适用。

陈平原看重游侠精神。他找到沈从文在《湘西·凤凰》里说的话，“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这里的游侠精神，是作为那种“无个性无特性带点世故与诈气的庸碌人生观”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林语堂说，人人在武侠小说中重求顺民社会中所不易见之仗义豪杰，于想象中觅见现实生活所看不到之豪情慷慨。”

2004年，金庸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说他喜欢的作家有沈从文。不知他是否从中感受到了沈的文字内在的游侠精神。在2006年的香港书展上，面对读者的提问“什么是侠？”，金庸的回答是，“英雄和侠士不同，英雄有时候是为了自己。挺身而出帮助别人的侠义精神，中国很少了，外国也很少了。‘文革’的时候，有的人批斗自己的亲人，批斗自己的老师，这跟侠义精神是完全相反的，我写武侠小说，希望这些侠义精神能够被记住。不顾自己利益，去帮助人家，取得正义，这就是侠。”

金庸并不喜欢解释自己小说中的隐喻。更不喜欢别人给他写传记。他自己说过，自己不会写自传。“当一个人接触的事情足够多，足够复杂，很多事情生前没法说，死后也更不好说了。”这是金庸一位友人的观点。

在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里，我们看到其中的人物说：江湖，能退得了么？余光中曾说过，理解了“江湖”二字，才能够真正理解中国。

此时，江湖上，查良镛的肉身退隐了，而毫无疑问，金庸的名字还会继续被评说下去。

（主要参考资料：《金庸传》《千古文人侠客梦》《明报月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