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东南大空战:血肉之躯痛击日军航母

作者|刘怡，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战争史研究》撰稿人。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

“加贺”号航母起碇驶向中国东南外海的这一天，是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爆发当天。前一日深夜，正在朝鲜济州岛以东为陆军运输船队提供护航的该舰接到了军令部下达的《大海令第11号》：临时划归驻中国的第三舰队指挥，参与争夺华中、华南制空权的战斗。第2航空战队司令官堀江六郎少将随即下令军舰转驶舟山马鞍列岛，与提前开拔的第1航空战队的两艘轻型航母“凤翔”号和“龙骧”号一起，投入对中国空军的攻击。3艘航母总计搭载有102架舰载机，接近中国空军全部兵力（346架）的1/3。

这不是“加贺”号第一次光顾上海外海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该舰曾与“凤翔”号一同驶往长江口，与中国航空署集结的战机爆发遭遇战，“加贺”号有3架攻击机被击毁。此番两军再战，该舰携带了16架九〇式舰载战斗机、28架八九式舰载攻击机和16架九六式舰载攻击机，皆系量产不足5年的新机型，誓要一雪前耻。战队参谋城英一郎中佐妄言：“在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突袭攻击下，中国战事只须三日即可终结！”

20世纪30年代是航空技术发展的革新期。采用大功率星形气冷发动机和全金属硬壳机身的双翼机，因为具有操纵稳定、结构可靠、盘旋和格斗性能皆佳的长处，在30年代前期占得先机，成为各大国空军毋庸置疑的中坚力量。以英国海航作为技术蓝本的日本航空工业，自然也热衷于效仿这一趋势。因此，在1937年夏天集结于上海周边的日本海航机型中，无论是脱胎于布里斯托尔“大斗犬”Mk.2的九〇式舰战，还是参考了德国亨克尔He-66结构的九四式舰爆，都属于双翼机。由于日本海航的新机已经开始换装700马力级的“光”系列发动机，在时速和续航力上超过了许多旧式战斗机，在日本海军中甚至兴起了一股颇有影响力的“战斗机无用论”浪潮，认为仅凭陆基中程攻击机和航母上的俯冲轰炸机就足以完成夺取制空权的任务。

无独有偶，双翼机的流行趋势也影响到了正在竭力强化反制力量的中国空军。1933年，中国自美国柯蒂斯公司购进50架与“萨拉托加”号航母舰载机同型的BFC-2“苍鹰”双翼战斗轰炸机，即“霍克”II；1936年又与美方签署协议，以进口零部件组装的方式生产102架起落架可收折的BF2C-1，即“霍克”III。至抗战爆发前夕，“霍克”III已到货约70架，编成两个大队，是中国空军最主要的制空兵力。另有12架意大利制造的菲亚特CR.32以及留用的约40架“霍克”II（1个暂编大队又1个中队）作为补充。总数约90架的旧型道格拉斯O-2MC（1个大队又3个中队）和沃特O2U/O3U“海盗”（1个大队又1个中队）则只承担侦察任务。

阴错阳差的是，由于中国自身不具备航空研发能力，到了30年代中期，当欧美设计师们开始尝试把下单翼、整体式轮毂整流罩和可变距发动机等新技术整合到飞机上，开发出面貌一新的单翼战斗/攻击机时，急于增加可用飞机数的中国也将这些带有试验色彩的机型一并列入了进口清单。1934年，中方与美国诺斯罗普公司签署协议，以购买零部件组装的方式生产150架“伽玛”2E轻型轰炸机，至抗战爆发前已交付47架，编成1个大队。另有试验性进口的10架波音P-26C“射豆枪”战斗机（1个中队），20架柯蒂斯A-12“伯劳鸟”攻击机（1个大队），6架马丁B-10B轻型轰炸机（1个中队），以及6架德制亨克尔He-111A0中型轰炸机（1个中队）。因此从单翼机、特别是速度较快的单翼轰炸机的数量看，此际的中国甚至还占有局部优势。

然而双方在总体实力上依然存在差距。即使计入部署在西安、广州等地的二线兵力，中国空军可动用的飞机总数也仅为300架左右；而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的10多个机场作为凭靠，可直接投入淞沪战场的兵力不过区区218架。而日军除去3艘航母上的102架舰载机外，还组建了以基地航空兵为主体的第1、第2联合航空队，分别驻扎在台北松山、朝鲜济州岛、大连周水子、九州大村等基地。虽然其距离上海的航程较远，但总兵力达131架，与舰载机数量之和超过中国空军。日方的最大优势在于，因为有3艘航母在舟山外海巡弋，其单次可出动的机数即相当于中方2个大队，且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补充。但中方也并非全无胜算：受“战斗机无用论”影响，第一批参战日机中，战斗机的数量远远少于攻击机和俯冲轰炸机；另外由于低估了中方的反击力度，日方在第一阶段并未采取大编队集中空袭的作战模式，而是让不同的机种结成小编队分别攻击不同的目标。这使得历时约一个月的东南大空战，一度演变为互有攻防的小编队格斗战。

8月13日晚20时左右，“加贺”号等3艘航母抵达预定的待机位置：舟山群岛最北部的马鞍列岛。但从本日夜间开始，东中国海一度被风速达每小时300公里的12级超强台风所笼罩，舰载机无法起飞。“加贺”号和“凤翔”号、“龙骧”号无奈地北退到济州岛海面，等待天气放晴。为了先发制人，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命令驻台湾的鹿屋航空队（编入第1联合航空队序列）出动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各带2枚250公斤炸弹，在无护航状态下空袭距离上海最近的杭州笕桥和安徽广德机场。当天下午，袭击广德的9架日机被刚刚自河南周家口转场而来的一个中队“霍克”III截住，将炸弹丢进农田后脱逃，有2架被击伤、1架迫降损毁于基隆外海。袭击笕桥的9架日机则遭遇了同样自周家口飞来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主力，爆发了著名的“八一四”空战。两个中队共27架“霍克”III对日机迎头痛击，将其击落2架、重伤报废1架，我机有3架在迫降时受损（其中1架重伤报废），1名飞行员牺牲。日后国民政府以8月14日为中国空军节。

8月15日，天气依然不佳。由于前一天中国空军的“霍克”III和“伽玛”2E多次携带炸弹空袭上海的日军阵地，长谷川清严令航母强行出击，尽快压制中方航空基地。黎明前，“加贺”号等三舰匆匆赶到马鞍列岛附近，在日出前分三批起飞了16架九四式俯冲轰炸机、16架八九式攻击机和13架九六式攻击机，分别指向苏州、广德和南京机场。由于天色未明，加上受“战斗机无用论”影响，日舰依旧没有派出战斗机护航。

在密布的积雨云影响下，飞往南京的13架九六式舰攻未能识别攻击目标，在绕了一大圈之后飞回了“加贺”号。岩井庸男少佐率领的16架八九式舰攻同样错过了广德，临时决定改为攻击笕桥机场。他们本来可以赢得一场突袭，但笨重的八九式时速只有228公里，变向过于迟缓，结果在飞行过程中分离成了两队。其中4架在天亮前提前飞到了笕桥上空，引起了中国空军的警惕。我第4大队的21架“霍克”III迅速起飞，首先将这4架敌机击落，随后又与延宕抵达的另外12架敌机展开激战。高志航大队长和飞行员王文骅分别击落一架敌机，第22中队副队长赖名汤和僚机梁天成合作击落一架，受创的日机向曹娥方向逃去。“飞将军”高志航右臂被日机射伤，但他坚持到战斗结束后才秘密前往医院治疗，以免影响军心，真可谓关云长再世！

落败的9架八九式舰攻向云层下退去，与原定飞往苏州、此时尚未遭遇战斗的16架九四式舰爆在空中会合。为避免夜长梦多，他们再度改变空袭目标，决定南下轰炸距离较近的杭州乔司和绍兴机场。但由于乌云笼罩、无法识别目标，领队算错了里程，意外飞到了中国空军的秘密前进基地、位于浙江上虞的曹娥机场上空。这里部署有我第9大队的20架美制“伯劳鸟”双座攻击机，正准备出动空袭上海的日军阵地。九四式轰炸机立即俯冲并投下250公斤炸弹，促不及防的“伯劳鸟”有6架在地面被炸毁，只有5架成功起飞迎战。但这5架飞机硬是凭着机头下方对地攻击用的4挺7.62毫米机枪，将1架刚刚投完弹的九四式打爆。残余日机见已丧失突袭条件，遂也悻悻而归，朝杭州湾外海的航母逃去。

8月15日空战，3艘日军航母累计出动舰载机45架，在空战中损失八九式舰攻6架、九四式舰爆1架，另有2架八九式舰攻和1架九四式舰爆在中弹后坠入杭州湾，飞行员被驱逐舰救起，飞机损失接近1/4。中国空军损失攻击机6架、机库1座（均是在曹娥机场被炸毁的）。“加贺”号清晨起飞的攻击队中，有1/3的飞机中弹；另外从九州飞来的木更津航空队的九六式陆攻也损失4架。这是日本海军航空兵自创建以来的最严重损失，也是“战斗机无用论”造成的直接恶果。长谷川清在战报中被迫承认：“作战将会相当艰苦。”

8月16日清晨，中国空军策划了一次大胆的反击。第4大队第22中队副队长赖名汤率6架“霍克”III从南京大校场机场起飞，每机各带4枚50公斤炸弹，飞向东海上空寻找日军航母。天亮后，我机在舟山嵊泗列岛的花鸟岛附近与“加贺”号遭遇。此时日舰正以全速航行，赖名汤考虑到中国飞行员从未学习过俯冲轰炸法，即使强行攻击也不可能命中；倘若丢掉炸弹与日本战斗机展开格斗，由于数量居于劣势，只会白白牺牲。最终，中国机群最终转向上海支援地面攻击，放弃了攻击“加贺”号的机会。这也是抗战中中国空军唯一一次与日军航母正面对峙，而不是像一些哗众取宠的小报所言，出现过“炸伤‘龙骧’号”之类的奇闻。

连续三天的激战过后，损失超过30架的日本海航意识到中国空军的真实实力和战斗意志远超先前的想象；在战斗机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将无护航的舰载攻击机和俯冲轰炸机投入漫无目的的空袭，只会招来无谓的损失。为釜底抽薪起见，他们不再做大范围的骚扰攻击，而是在杨树浦公大纱厂附近征用高尔夫球场改建临时野战机场，将分布在台北、九州等后方基地的陆基战斗机和攻击机移动到战场最前沿。至8月20日，公大机场接近完工，加上中国空军在战斗中的损失无法获得有效补充，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日方的方向发展。

单翼杀手入场

当崭露头角的新型单翼机零零散散进入中国空军之时，日本海航的新一代战斗机也已经在孕育中。1934年，三菱公司委托年仅29岁的工程师堀越二郎主持设计“九试单座战斗机”。堀越认为，日本航空界过去推崇的中低空格斗战术正在被以速度和火力为基础的编队作战所淘汰，新型战斗机应当具有更大的速度和续航力。据此，他为新飞机采用了倒海鸥形下单翼和金属机身，取消了一切可能增加阻力的张线和支柱，还创造性地运用了降低摩擦力的沉头铆钉工法。经过这一系列创举，九试单战原型机在仅装1台460马力“寿”2型改1星形气冷发动机的情况下，时速超过了400公里；而中国空军的“霍克”III为362公里。

1936年11月，新机作为制式采用，正式命名为“九六式舰上战斗机”。它是日本海航第一种全金属单翼舰载机，在速度、灵活性、升力、续航力等方面均大大超过主流双翼机，唯一的缺点是起落架不可收放。堀越二郎后来在回忆录《零战：诞生与荣光的记录》中指出：“在九六式舰战成功之后，零式战斗机的出现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而对于在它之前的那些低性能的木结构战斗机来说，九六式舰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37年8月22日，淞沪战事开始后第九天，佐伯航空队分队长中岛正大尉与另外5名队员飞越波涛澎湃的东海，降落在马鞍列岛附近的“加贺”号飞行甲板上。他们带来的是6架刚刚成军的九六式舰战11型。这6架单翼杀手不仅承担着日军航母飞行队从中国空军手中夺取上海制空权的重任，而且象征着单翼战斗机在历经10多年的蛰伏之后，正式向双翼机发起了全面挑战。因此它们数量虽少，力量却不可小觑。

8月24日，第三舰队宣布对长江口以南的中国海岸线进行第一次全面封锁，禁止一切无关船舶通行；9月5日，封锁范围扩大到海州湾以北（除青岛外）的全部中国沿海。9月4日，九六式舰战首战告捷：中岛正所率的双机小队在罗店上空遭遇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3中队的3架“霍克”III，中岛开火击中郑少愚的2209号机，该机在扬林口坠毁，飞行员生还；另一架“霍克”III也被击伤，迫降于无锡。

然而中国空军远未束手就戮。9月7日，第5大队第24中队的4架“霍克”III在中队长刘粹刚率领下，由南京飞往上海执行对地支援任务。当他们结束战斗返航时，“加贺”号舰战分队长五十岚周正大尉带着2架九六式舰战和数架较老的双翼九五式舰战（属于“龙骧”号）从东南方跟了上来，双方一路前行到太湖上空。正当刘粹刚的2401号战机盘旋上升、打落一架九五式舰战时，九六式舰战僚机企图自后方偷袭他。刘粹刚先以最大马力向上拉升，当紧追的日机失去戒心时，他突然减速向侧后方变向，同时集中机首的1挺7.62毫米机枪和1挺12.7毫米机枪火力全开。反应不及的日机瞬间变成了一个火球。这是九六式舰战在空战中第一次损失。嗣后刘粹刚单机与日机缠斗一番，利用云层掩护向南京脱离。

太湖空战后一周，战场形势再度发生了变化。由于上海战局渐趋恶化、前进基地减少，中国空军开始将主力第4、第5大队（尚有50架左右的兵力）集中于南京，全力保障首都安全。长谷川清认为，要夺取东南方面的制空权，必须发动南京扫讨作战，彻底摧毁集结于此的中国飞机。因为日军在上海的前进基地公大机场已经完工，9月9日，长谷川清下令正在九州大村基地待命的第2联合航空队向公大基地转场。次日，第一批6架九六式舰战降落到这个野战机场。此时“凤翔”、“龙骧”两舰奉命南下扫荡广东方面的中国航空基地，第三舰队决定集中第2联合航空队（九六式舰战6架，九五式舰战6架，九〇式舰战12架，九二式舰攻12架，九四式舰爆12架，九六式舰爆18架，九五式水侦12架）和“加贺”号的兵力，对南京进行航空压制。为方便后勤补给，从9月15日起，“加贺”号也把12架九六式舰攻、6架九六式舰战及其地勤人员部署到公大机场。仅在公大机场一处就集中了72架日本战斗机和攻击机，超过保卫南京的中国空军兵力的总和。

9月19日，长谷川清通过驻沪各国使馆发出声明：日本海航即将发动对南京的大规模无差别轰炸，各国应迅速撤走相关人员以及停泊于南京江面的舰船。同一天，第2联合航空队从公大基地派出18架九六式舰爆，每机带2枚60公斤炸弹，在12架九五式水侦和18架九六式舰战（其中6架来自“加贺”号）掩护下前去轰炸南京，上午和下午各进行了一次攻击。中国空军先后出动27架“霍克”III进行拦截。此次日军吸取了以往的教训，采用了新的大编队战术：九六式舰战利用速度优势打头，隐蔽在云层之上；待中国的“霍克”机以舰爆队为目标、开始向上爬升时，突然从云层中闪出，迅速形成咬尾并开火射击。而中方虽有刘粹刚等少数指挥官曾有过与新型单翼机格斗的经验，大部分飞行员对这种新战术依然极不适应。在拥有高度差的情况下，九六式舰战的速度优势展示得淋漓尽致，“霍克”III无法施展擅长的狗斗，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9月19日全天，日军共出动飞机77架次，报称击落“霍克”机19架、不确定战果7架，大校场机场的跑道、机库和兵工厂也被俯冲轰炸机投弹命中。中方承认损失12架“霍克”III和1架布雷达Ba-27，另有2架重伤迫降，相当于总兵力的三成。日军损失3架九六式舰爆和1架九五式水侦，工藤二飞曹驾驶的九六式舰战在返航途中因燃料不足坠入黄浦江。此役对中国空军的战斗力损害极大，以至于当9月22日日机再度出动41架次来袭时，中国空军一共只能起飞4架“霍克”III和1架波音P-26C进行拦截。

9月26日，当从公大机场飞来的12架九六式舰爆在5架九六式舰战的掩护下，企图攻击南京军政部大楼和火车站时，遭到最后21架完好的“霍克”III的集中攻击；高志航和刘粹刚亲自上阵，不仅击落1架九六式舰爆，还使3架九六式舰战被击落或重伤迫降，日军第13航空队分队长山下七郎大尉被俘。但这已经是中国空军的强弩之末：随着上海前线战局的恶化，空军执行对地支援任务的必要性已经下降；而在日军以优势海空力量肆虐长江下游地区的压力之下，国民政府开始考虑向华中和西南后撤。进入10月，在东南空域的消耗战中迭遭折损的我第4、第5大队最终分批撤离南京，残存的飞机转移至武汉，飞行员则调往兰州，接收苏联新近转让的伊-15和伊-16型战斗机。华东地区的制空权，至此彻底为日本海航所控制。

历时一周、前后共11次的南京空袭作战中，日本海航累计出动各型飞机289架次，投下炸弹355枚、计32.3吨。开战两个月内，中国空军原有的346架飞机已经消耗至仅存81架，主要制空机种“霍克”III更是只余10架尚可作战。而日军仅仅进驻公大机场的兵力就超过120架。南京航空战结束之后，长谷川清在战报中满意地评论称：“上海上空，几乎再也看不到中国空军‘霍克’战斗机的影子了。”

最后的“斗士”

在开战的前半年，由于华南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中国空军遂利用广州作为外贸港口的优势，加紧补充装备。1937年8月，自英国格洛斯特公司购进的36架“斗士”I双翼战斗机运抵广州，开始装备由原广东地方空军改编而来的第5大队第28、29中队。“斗士”I和“霍克”III一样都是双翼战斗机最后的杰作，最大时速与九六式舰战相当（407公里），火力（4挺7.7毫米机枪）及盘旋性则远远过之。依靠这批新机和少数改装教练机，中国空军在粤北进行了大范围的空中游击战，曾多次挫败日方第4航空战队（“能登吕”、“衣笠丸”两艘水上飞机母舰）的骚扰，使正在进行粤汉铁路袭扰战的“加贺”号不得不再度投入作战、进行空中压制。

1938年4月13日，“加贺”号从澳门南方的三灶岛海面起飞18架九六式舰攻、3架九五式舰战和6架九六式舰战，前去攻击广州天河机场，中国空军起飞两个中队18架“斗士”迎战。我机集中火力攻击性能较差的九五式舰战，将其全部击落，九六式舰攻也在投弹中途被打下1架，轰炸毫无效果。虽然随后赶到的九六式舰战依靠编队战术击落了第29中队黄新瑞队长的“斗士”，但激战40分钟也未能打破僵局，最终只好回转。

此役双方损失都相当惨重：我军所剩不多的“斗士”有2架故障坠毁、3架在迫降时损失，另有2架身受重伤，飞行员3人牺牲。日方承认损失2架九五式舰战、1架九六式舰攻，中方记录击落各型日机7架、不确定4架。嗣后日军开始在三灶岛营建野战机场，进驻新成立的第14航空队（18架九六式舰攻、6架九四式舰爆以及12架九六式舰战），从5月28日起连续轰炸广州，中国军民死伤惨重。加上第5大队主力北上支援武汉会战，剩余的第3大队9架“斗士”只能重新转入游击战，华南制空权逐渐落到了日军手中。

与频繁在几大战场间转场、人员及装备迭遭消耗的中国空军相比，后劲十足的日本海航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补充力量。1938年4月9日，正式竣工仅三个月的中型航母“苍龙”号驶离寺岛水道，在第2航空战队司令官户塚道太郎少将的指挥下前往华南沿海，与“龙骧”号一起投入对广州附近军事目标的袭扰。加上此前的“加贺”号，广东战线的日军也集中了3艘航母。1938年8月30日，“加贺”号出动6架九六式舰攻，在6架九六式舰战和3架九五式舰战护航下突袭南雄机场。

驻扎在当地的我第3大队第32中队不顾此前刚刚结束一次远距离拦截，集中全部9架“斗士”与敌机展开混战。九六式舰攻由于动作迟缓，在完成投弹前即有2架被我机击落，另外还损失1架九六式舰战。但日方舰战队指挥官提前辨认出了第3大队大队长吴汝鎏的座机，对其进行集中追尾攻击，吴大队长的“斗士”垂尾被打掉，当场坠毁殉国。接着日机又开始围攻马毓鑫分队长的座机，如法炮制将其击落。加上3架因迫降失败而损毁的飞机，此役中国空军共损失5架“斗士”，有2名资深飞行员阵亡、5人受伤，剩余的5架“斗士”奉命向兰州转场。10月21日，广州最终沦陷。

广州作战的结束标志着中日战争第一阶段告一段落。在15个月的战斗中，日本海军航空兵宣称击落中国飞机610架，在空袭中摧毁617架（此数字水分较大，因1227架已超过开战时中国空军总兵力近4倍），自身承认损失约300架。中方承认在空战中损失飞机202架，另有112架因事故或故障损失，击落日机207架、重伤44架，炸毁地面日机140架。日本海航在中国的制空作战基本宣告结束，包括航母在内的主要单位开始向本土返航，为即将爆发的下一场战争做准备；几个战斗机飞行队则留在华中，一边接收最新的零式舰战，一边掩护中程攻击机对重庆发动无差别轰炸。长达一年半的中国作战为日本海军积累了三大宝贵经验：（1）战斗机并非无用；相反，少数性能优异的战斗机与熟练飞行员的配合足以赢得战场制空权。（2）携带穿甲弹的俯冲轰炸机与可挂载鱼雷的攻击机协同作战，对敌方舰艇具有不可抵挡的摧毁力。（3）作为一种主动进攻手段，中远程陆基攻击机的发展应当继续。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经验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伤痕累累的中国空军，同样正在暗中积蓄力量——1941年4月，中国被纳入美国《租借法案》受援国名单。在不久的将来，日本海陆军航空兵将重新迎来一个坚若磐石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