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多年的历史:奥斯维辛的文身师和他的爱情故事

拉莱·索科洛夫50多年来都背负着一个秘密，多年来，他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生怕公开后被视为德国纳粹的共犯。直到他80多岁、身处欧洲千里之外时，他才公开了这个秘密：他曾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文身师，而他的妻子则是他在文身时认识的一个女囚。二战结束后，他们重新找到了彼此，共度余生。这段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爱情故事，直到最近才被世人所知——作家希瑟·莫里斯在其新书《奥斯维辛的文身师》中，讲述了拉莱去世前讲述的故事。

他曾是“32407号囚犯”

拉莱原名路德维格·拉莱·艾森伯格，1916年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犹太家庭。二战期间，作为犹太人的他没能逃脱厄运：1942年4月，年仅26岁的拉莱被送往德国纳粹最大的死亡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

一到营区，拉莱就被文上了一串编号：32407。这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管理囚犯的一个方法，那时的文身师是一个叫派彭的法国人。拉莱刚开始被派去修筑房屋，但不久后感染了伤寒，照料他的正是派彭。后来，派彭让拉莱当自己的助手，他不但教会了拉莱文身，还教会了他如何“服从命令”。

年轻时候的拉莱

彭斯离开集中营后，因为拉莱既会文身，又会斯洛伐克语、德语、俄语、法语、匈牙利语等多种语言，他成为了集中营里的主文身师。拉莱从此开始为德军党卫队工作，一名军官负责监督他。和普通囚犯相比，拉莱的生活质量算是好的——他在行政楼吃饭，有额外的配给量，住单间，文身师的工作让他比其他囚犯离死亡稍远了一点。

莫里斯在书中说，拉莱那时从未将自己视为共犯，因为直到二战结束后人们才将为那些党卫军工作的囚犯视作集中营中施暴的一部分。“他只是为了生存，并不是主动要求做这些。”莫里斯说，“无论给你什么活都要接受，甚至还有点感激，因为这意味着你还能多活几天。”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恶魔医师”约瑟夫·门格勒有好几次哼着歌剧调子，侧着身子告诉拉莱：“总有一天我会处置你。”

接下来的两年里，拉莱和助手在数十万人身上文了编号。这些刻在前臂上明晃晃的编号，成为那场大屠杀和恐怖集中营里最公认的符号。囚犯到达奥斯维辛时，一部分充为劳动力，另一部分被当场处决。他们被剃成光头，财物被扒光，穿着破烂的衣衫排成长队等待被编号。免遭文身的只有两类人：一是德国同种族的“再教育”囚犯，另一类则直接被送往毒气室。

“文身是这种残暴的登记过程中的最后一步，”奥斯维辛—比克瑙纪念馆和博物馆研究室主任特塞维奇说道，“这只是在营区发生的一系列毫无人性的事件中的一件。”一开始文身只是疼痛，后来他们明白自己被剥夺了名字，从那时起，他们都是编号。

他爱上了“34902号”

1942年7月，拉莱拿起一张纸条准备文身，上面写着五位数字：34902。给男人刻编号和在一个年轻女孩瘦弱的手臂上刻编号的感觉完全不同，他竟有些害怕。这个女孩和她明亮的眼眸令拉莱心中漾起波澜。很多年后，拉莱告诉莫里斯，那一刻，他将编号刻进她的皮肤，她却将编号印在了他心里。

拉莱后来打听到，那个女孩叫吉塔，被送到了比克瑙女子营。在卫兵的帮助下，拉莱偷偷给吉塔送信，和她在女子营区外私会。拉莱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吉塔，他偷偷塞给她额外供给品，甚至帮她转移到更好的工作站。他试图给她希望，但吉塔有自己的忧虑。莫里斯说：“吉塔看不到未来，但在拉莱心中，他一直坚信自己可以活下去，成为幸存者之一。”实际上，不光是帮助吉塔，拉莱在担任主文身师时一直尽可能地帮助其他囚犯，为他们换取更多的食物和必需品。

1945年，在苏联红军解放波兰前，纳粹分子放走了一批囚犯，吉塔被选中离开奥斯维辛。拉莱心爱的女人要走了，可拉莱对她一无所知，他只牢牢地记住了她的名字：吉塔·夫曼诺娃。

年轻时候的拉莱和吉塔。

后来，拉莱也获释了，他回到了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家乡。他的姐姐戈尔迪也幸存下来，一切似乎都安定了。但拉莱的心里还是惦记着吉塔，他希望可以再见她一面。

于是，拉莱驾着马车前往伯拉第斯拉瓦，那里是幸存者们回捷克斯洛伐克的入口。拉莱在火车站等了几个星期，但一直没见到吉塔，火车站长建议他去红十字会找一找。就在去红十字会的路上，一位年轻女士拦住了他的马车——是那张熟悉的脸庞，和盈盈如水的双眼。

再也不愿回欧洲

经历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段日子，经历了幸存后的分离，拉莱和吉塔终于在一起了。1945年10月，他们举行了婚礼。他们把姓氏改为索科洛夫。拉莱开了一个纺织品店，一度非常赚钱，但政府后来发现他们私下支持以色列国家运动，拉莱被判处监禁，店面也充公了。

拉莱和吉塔在一个周末逃离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先去了维也纳和巴黎，后来为了尽可能地远离欧洲，他们打算坐船前往悉尼。不过，在旅程中，他们遇见了一对来自墨尔本的夫妇，两人决定在那里开始新生活。

1961年，生活已经安定下来的两人有了一个儿子，名为盖里。拉莱和吉塔在墨尔本度过了余生，吉塔去世前曾回过欧洲几次，可拉莱从没回去过。

吉塔抱着儿子盖里。

这段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爱情故事，只有这对夫妇的密友才知道。拉莱和吉塔很少提及那段经历，即便是他们的儿子盖里也很难完全体会到当年父母所遭受的惨痛。事实上，直到吉塔过世，莫里斯写下了这一切，故事的真相才被揭晓。

“并非是我寻找这个故事，而是它找到了我。”莫里斯说，盖里一直在寻找能书写他父亲经历的人，他通过朋友认识了莫里斯。2003年，莫里斯开始采访拉莱。莫里斯并非犹太人，这可能就是87岁的拉莱选择向她倾诉的原因。“对他来说，这个故事就是与那个十八岁少女的一见钟情。”

老年时的夫妻两人。

之后的三年里，莫里斯每周都去拜访拉莱，直到拉莱去世。在最近出版的这本《奥斯维辛的文身师》中，莫里斯通过讲述拉莱和吉塔的爱情故事，揭示了那段大屠杀历史的另一面——这是一个有关生存、更有关真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