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初心不改，一生惟“真”

文：满喜喜

《那年花开月正圆》着实在2017年中大火了一把。

大家被孙俪饰演的周莹所吸引，津津乐道这位清末女首富的商海沉浮和爱情传奇。

而我今天要说到的人物，就是现实中周莹的堂侄，一代大师，吴宓先生。

爱好国学的人，没有不知道陈寅恪的。

读白话小说的人，没有不知道钱钟书的。

那对于吴宓呢？作为陈寅恪的一生挚友，钱钟书的授业恩师，这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师，又怎能被我们轻易遗忘？

为爱痴狂

光绪二十年，吴宓出生在陕西的一个大富之家，自小便有即颂成章，过目不忘之才。

先生本名吴玉衡，乳名秃子，后改名吴陀曼，因为被同学嗤笑其名与“糊涂man”同音，羞愤之下，他从《康熙字典》中随手挑出一枚“宓”字用作新名，字义为“安静”。

1917年，先生赴美留学，时年二十三岁，研究兴趣广泛，涉猎文学、哲学、新闻学等，之后又求学英国，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

归国后，他立刻投身于大学教育，建树颇丰，可谓少年得志，好不快活，彼时的先生，有颜有才，家境殷实，即便以现代人的挑剔，也很难找出他身上的缺憾之处。

当然，这是在你不了解吴宓先生坎坷情路的前提下。

先生对于爱情二字，可谓执迷。

留美十年间，先生凭借才华和勤奋，迅速名显学界，他的才名通过文章，漂洋过海，传进浙江定海一名女教员耳中，不仅入耳，还入了这位miss的眼里，生根发芽，非要把自己嫁给吴宓，尽管两人尚未谋面。

这个奇女子，就是吴宓的同学，陈烈勋的妹妹，陈心一。

可吴宓婚后却对妻子的好闺蜜，好友的前未婚妻毛彦文，萌生了难以遏制的爱意，展开了狂热的爱情攻势。

因为不堪忍受精神上的巨大折磨，发妻陈心一在结婚七年，与吴宓育有三女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和吴宓离婚了。

社会舆论，亲朋好友，一时间大肆对他口诛笔伐，无论是挚友陈寅恪苦口婆心的规劝，还是父亲气急败坏的大骂，都无法使吴宓悬崖勒马，放弃他强烈的爱。

可他在追到毛彦文后，又莫名其妙地辜负了她，毛彦文一气之下另嫁熊希龄，他却又在失去对方之后念念不忘，死缠烂打。

毛彦文婚后，吴宓写《忏情诗》38首，发表到报上，甚至在课堂上念给学生们听。

学生们看不起他始乱终弃，纷纷以他为笑柄谈论。

金岳霖劝他：

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

这个比喻让吴宓十分愤怒：“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在爱情上，确实不得不说，吴宓先生就是一个大写的渣男。

他可以同时和很多人交往，可以同时爱上很多女人而不以为意，是以劈腿而不自知，出轨而不觉羞愧。

人们阅读他的日记，可以发现他在一天之内竟能与多个恋爱对象周旋。

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爱情观，实际上是他过度理想化人生观的真实写照，他总是对一切都想当然，自认为生活、人生尽在掌控之中。

一旦事情发展脱离了他的预期，他就会惊慌失措，怀疑人生。

像是被戳破了幻像的堂吉诃德，面对着风车，也便丧失了迎击巨人（命运）的勇气。

尽管如此，但他对待爱情依然当得起一个“真”字，想爱谁便爱了谁，对每位倾心之人，都要拿出真心实意，不管不顾地去追求，虽有滥情之嫌，但也未尝不是他真性情的写照。

治学终生

而在饮食男女之外，先生则是真理学问的虔诚信徒。

哈佛期间，吴宓师从欧文·白璧德，此人是新人文主义美学创始人之一，吴宓随他研究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回国后立志，要做中国的白璧德，此后奋斗终生，完成宏愿，成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1925年初，清华学校筹备国学研究院，吴宓被任命为主任，他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为教授，前四人均为儒林领袖，并肩而立，是为国学院四大导师。

而且为了说动王国维出山，吴宓对这位晚清遗老的生活、思想专门做了研究，先行三拜如仪大礼，再提聘请之事，令王国维深受感动“乃决就聘”。

而国学院在以吴宓为首的行政人员和以梁启超为首的众教授带领之下，学术风气一新，一时间国学院人才辈出，至今已影响国学界近百年。

在南京任教期间，吴宓与汤用彤等创办了《学衡》杂志，任总编辑。

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当时，吴宓依然无所畏惧地坚持着“儒道思想为国之本”，并以《学衡》为阵地，宣扬“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的理念。

并不惜为此与鲁迅正面冲突，被鲁迅戏称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为后来埋下祸根。

当时的先生一意捍卫国学和文言文，对倡导白话文的胡适意见很大。某次他与胡适在聚会上偶遇，恰逢社会上流行用“阴谋”二字，胡适便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吴宓便戏答：“有。”胡适笑着说：“可得闻乎？”吴宓说：“杀胡适！”

建国前后，凭借着渊博的知识储备和超人的精力，先生辗转于各大名校，讲授过英语、英诗、翻译、外国文学、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批判、世界文学史、中西诗韵律比较、中国旧诗及旧小说研究、世界史等课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先生还编写有《世界通史》《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史大纲》《简明英文文法》《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等讲义和教材。

先生不仅要自己有学问，还持之以恒地将学问奉献给弟子、国家，一辈子诲人不倦，他的多本教材都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学科教育，直到晚年，目盲腿跛，在得知县上的学校从不设英文课，因为没有懂英文的教师，他立刻就焦急起来：“那他们何不找我？我在美国呆过多年，我可以给他们讲课。”

1956年，他将珍藏的世界历史、文学书籍738册译出书名、附上作者简历、内容提要，捐赠给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现西南大学图书馆），毫无保留，尽资后世学人。

回顾先生一生的成就，作为学者，他以一人之力在中国开创了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一手筹办了《学衡》杂志，参与创办了清华国学研究院，于乱世之中昂首挺胸，持文人气节，传续道统。

作为师长，先生终生从教，传灯无数，门下高徒之中，人杰辈出：钱钟书、曹禺、李健吾、季羡林、王力、查良铮、何兆武等人，都曾在他门下领受教诲，成为学界扛鼎大才。

就像他总结自己一生时曾说道：“吴宓，一介平民，一介书生，常人也；做学问，教书，写诗，均不过中等平平。

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

国学院四大导师与吴宓

先生的一生，就是真心育人，做真学问，追求真理的一生，即便文革风雨呼啸，也难以改变他对儒学的信念，这种治学严谨的“真”，金钱和权力也不能撼动半分。

自省不怠

先生的一生除了做学问，就是爱情，再剩下就是与自己无休无止的纠缠。

他与自己周旋一生，最终还是宁愿做他自己。

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常通过日记来自我忏悔、自我剖析、自我批评，希望能从精神上完善自己，对于政治，他曾写过：“我经历了几个时代：从晚清王朝、中山先生革命、袁世凯称帝、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直到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我认为从事政治起伏变化大，风险太多；搞教育和文化工作则崇高而平安。”

然而他还是不能躲过政治斗争的风险，晚年孤苦伶仃，令人不忍。

文革期间，因为反对简体字、反对“批孔”等合理的学术争论，他沦为“罪人”，受尽苦难。

他自己写过一段分析，算是交代了自己为何会在文革间如此悲惨：

遭遇不幸的人，往往是好人，正因为他们好，好就软弱，就不会权变狡诈，就不会应付，就成为牺牲者，这尤其当逢到时代变迁、天灾人祸的时候，更容易表现出来。

很多学者研究吴宓的生平，总会用到一个词：天真。

我认为用“天真”概括吴宓的一生，简直不能再恰当，他对人对事的真性情，不虚伪做作的处世之道，始终保持着的一颗赤子之心，都是为“天真”所做的最佳注脚。

关于他的真性情与耿直，这里还有一则妙事，在西南联大时，他因为看到昆明有牛肉馆用了“潇湘馆”这个名字，认为这很侮辱林黛玉，竟跑去砸馆，直到老板把店名改成“潇湘食堂”，他才作罢。

如此个性，如此行径，在今天恐怕是要经常进出派出所的吧。

对任何人或事，先生都是坦诚的，学术上他不向权贵低头，固执己见，看不清形势，终于把自己逼入了绝境，红卫兵要求他喊“批林批孔”口号，吴宓大喊：“宁可杀头，也不批孔!”

生活中他亦胸无城府，懒于算计，离婚后的他一肩承担前妻及子女的全部开销，面对曾有嫌隙的弟子钱钟书，吴宓还是大度原谅，并未小肚鸡肠地穷追猛打。

钱钟书年轻气盛时，曾在文章中对吴宓的性格与爱情表现出轻蔑之意，还称吴宓的女神毛彦文为卖弄风情的半老徐娘，惹得吴宓勃然大怒，对爱徒大为痛斥，对此，钱钟书之后在昆明多次向恩师道歉，为当年的出言不逊深感愧疚，但先生只是茫然，随即大笑着说：“我早已忘了。”

当事人钱钟书是这样评价他的老师的：

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胆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以讥笑。

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

钱钟书的妻子杨绛也说：“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

因为纯真，所以在他留下的文字资料里，尤其日记，一字一句都还原了真实的他，也让我们得以窥探到这位一代大师的真实面貌。

老年吴宓

纵观先生的人生，早年得意，中年坎坷，晚年可怜，处处有趣，一生惟“真”。

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恐怕依然是和毛彦文之间，数十年的糊涂账。

六十年代初，吴宓请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一位老师根据相片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悬在墙上，日夜相思，而此时的毛彦文身在海外，再未回国，两人至死没有再见。

从前为她写下的诗，多年后再看，终究也变成了笑话：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而暮年为自己写下的诗，又饱含了他多少酸楚心事，难以言说，只能藏在诗文里，独自舔舐：

人生如奔车，邮亭过眼飞。一岁母见背，冥漠任天机。十岁始入塾，慈爱依重闺。二十读书乐，三十闻道肥。四十缘情误，五十知命微。六十经世变，百事与心违。七十犹苟活，安顺待全归。八十耄即乱，整躬事咸宜。

先生给齐邦媛写过这样一句话：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

这恰好也是先生一辈子的真实写照，他不怕为爱情惹火烧身，更不怕为学问赴汤蹈火，待人接物光明正大，不欺暗室，从未行过隔岸观火、落井下石的勾当，是以真金不怕火炼，薪尽火传，无愧大师之名，震古烁今！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缅怀留住他们在这世上的残像，不停用纪念对抗忘却，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