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飞：老一代有人夸张伯驹，也有人骂张伯驹

采写｜唐山

以将干支指斗寅，回头应自省自身。莫辜出处人民义（也写为意），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1982年2月25日，在医院昏迷几日的张伯驹突然醒来，对前来探望的《文物天地》主编王禹时说：你帮我记录一下。遂口占七律一首，以及词一首，即前引《鹧鸪天·病居医院至诞辰感赋》。

标题费解，张伯驹生于1898年3月14日（阴历二月廿二日），不论公历、农历，均非诞辰日。这首词确属佳作，颇见“民国十大词人之一”功力，它回应了梁济先生（梁漱溟的父亲）自杀前的追问：这世界会好吗？

次日，张伯驹与世长辞。

《公羊传》称，人类社会沿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循环转化。张伯驹半生丧乱，中年后屡遇挫折。他将毕生所藏（118幅）捐给故宫，其中陆机的《平复帖》、李白的《上阳台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黄庭坚《诸上座帖》、宋徽宗《雪江归棹图》等，是中国艺术史上重要文物，可临终前，因“级别不够”，无法住进单人病房。

据张一虹记，1966年8月27日，张伯驹遭批判时，被勒令与几十名“牛鬼蛇神”一起，“沿着椭圆形的跑道，爬着向全体与会者去示众”，因年老体衰，落在后面，“一个彪形大汉快步奔了过去，弯腰就拽住了张伯驹的衣领——于是，此人就如同拖着一具尸体，或者是一件什么沉重的东西，迅速地跟在了那个爬行队伍的后面，向前奔去……”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

可现实是，有多少人能免于侮辱、堂堂正正地渡过今生？品味“长希一往升平世”，其中温暖让人泣不成声。

20多年前，某出版社找到张中行（著名散文家，《青春之歌》中余永泽的原型）的弟子、媒体人靳飞，商定写一本关于张伯驹的书，靳飞爽快地应下——张中行等老先生们常谈起张伯驹，就算只写八卦，也能凑齐一本书。

写到一大半，靳飞突然停笔，他发现，自己并不了解张伯驹，他需要深入研究。这一研究，就是20多年，直到今年，《张伯驹手记》《张伯驹年谱》才正式出版。

与以往诸多著作不同，在书中，靳飞平视张伯驹，力辟“张伯驹年轻时看过两遍《二十四史》”“得罪康生被打成右派”“与陈毅是好朋友”等误说，真正做到不虚美、不拔高、不妄言。可还原后的最大尴尬是：除收藏外，张伯驹在其他领域贡献是什么？他对当代读者的意义是什么？

为此，《燕京书评》特专访了靳飞。

靳飞，作家、媒体人，被张中行先生称为“小友”，后旅居日本。

科场弊案害了亲生父亲

燕京书评：张伯驹的成就，离不开养父张镇芳，可张伯驹的生父、张镇芳的弟弟张锦芳为何影响不大？

靳飞：与张伯驹的爷爷张瑞桢误操作有关。

张瑞桢是秀才，他的儿子张镇芳29岁时，以三甲第91名，中光绪壬辰科（1892年）进士（同科进士有蔡元培、汤寿潜、张元济、沈宝琛、周学铭、赵启霖、胡嗣瑷、朱家宝等）。张瑞桢想，如果另一个儿子张锦芳也得功名，那就太好了。于是，他带张锦芳一起考举人，让张锦芳在考卷上写自己的名字，自己则写张锦芳的名字，张瑞桢自信一定能考上。

没想到，成绩下来，张锦芳考中了，张瑞桢落榜。因二人填的是对方名字，结果张瑞桢成光绪甲午科（1894年）举人，即“寒窗四十载，破壁晚登龙”。

张瑞桢比儿子张镇芳中举还晚，张镇芳反成他的“前辈”，而同科中不乏与张伯驹平辈的，这下成了张伯驹的“太年伯”，涨了两辈，所以张伯驹后来在文章中常嘲笑爷爷。

张锦芳因此被耽误，不如张镇芳发达。

燕京书评：张镇芳是一个怎样的人？

靳飞：张镇芳年轻时八股文很好，名闻乡里，念书很认真。但科名低，没能进翰林院，被分配到户部当主事，是六品穷京官，一干8年。户部专业性强，张镇芳在那里学习了理财知识。（辛酉之变，张镇芳因护送慈禧西逃有功，被赏四品荣衔，但实职仍是六品）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同日，清廷命山东巡抚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直隶总督当时在全国各省督抚中，权力最大、品级最高，不仅负责直隶政务，还负责北洋海防、办理洋务等。袁世凯急需人才，张镇芳便投靠他。理由有二：

其一，二人都是河南项城人，有同乡之谊。

其二，张镇芳的姐姐嫁给了袁世凯大哥袁世昌（与袁世凯同父异母），张镇芳在家行五，袁世凯家人称他“五舅”。

提到北洋，人们较关注军事人才，即后来的北洋军阀，其实，北洋财经人才也很多，比如周学熙、梁士诒、张镇芳。

袁世凯很信任张镇芳，一上来就给他了个肥缺——永平府盐务总办（永平府大体包括今天河北秦皇岛、唐山的大部分地区，有京东第一府之称），后任长芦盐运使（从三品）。

长芦盐场是当时北方最大盐场，袁世凯办“直隶新政”，1/3收入来自长芦盐场，长芦盐场是袁世凯手中的第一支柱产业。

张镇芳有能力，但贪腐。袁世凯用人只看才干，所以被称为“浊流”。只要上缴的钱多，他鼓励手下贪敛。张镇芳一下就暴富了起来。

张镇芳的两个子女均夭折，41岁时，将弟弟张锦芳（比张镇芳小9岁）的二儿子张伯驹过继为儿子，当年张伯驹才6岁。

1933年，张镇芳去世，图为他的灵堂内景，上悬徐世昌题写的“阊阖云翔”匾额。

弃戎从笔，因为人脉不硬

燕京书评：坊间许多文章说张伯驹年轻时能倒背《古文观止》，20多岁便读了两遍《二十四史》。张伯驹自己说：“予生逢离乱，很少读书。”传说是否过度溢美了？

靳飞：确实说过了。

张伯驹7岁时到滦州，当时张镇芳任永平府盐务总办，一年后，张镇芳高升，张伯驹随他去天津，一直在家办私塾读书，塾师水平低，只教了一点“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

1910年，袁世凯把几个儿子（老四、老五、老六、老七和老八）送到天津，接受“不太传统，也不太新潮”的教育，教育托付给好友严修，张镇芳负责他们的生活，遂让张伯驹给袁的几个儿子陪读。

严修是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与袁世凯至交，他亲自安排课程，经常见面考试，严修似乎特别喜欢张伯驹，在日记中几次提到他。张伯驹也很喜欢严修，称他是“严圣人”。但这段时间并不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因传闻有人要刺杀袁世凯的家属，袁世凯又把孩子送回老家，学业中断。

1912年，张镇芳被袁世凯任命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考虑到没枪杆子不行，张镇芳送张伯驹到河南陆军小学堂学习。张镇芳不懂军事，不久被农民起义军打败，丢官回了天津，但他枪杆子梦没变，又送张伯驹到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了半年。

张伯驹年轻时受的教育不太完整，他的学问主要靠自学。

燕京书评：张伯驹学骑兵科，为何后来不在军队干了，真像坊间所说，是厌倦了旧军阀？

靳飞：主要是袁世凯死了，袁家败了，否则张伯驹怎么也能混个将军当。1921年，张镇芳活动，让张伯驹到西安，在陕西督军公署当参议。张伯驹去了才发现，已有700多个参议了，都是北洋系的“二代”。当时咨议、参议就跟前清候补道一样，满坑满谷。张伯驹只好离开。

燕京书评：今人提起张伯驹，往往忽略他是民国十大词人之一，还有学者认为，《丛碧词话》（张伯驹自号丛碧）能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并称，您怎么看？

靳飞：说张伯驹是一个优秀词人，我同意；说《丛碧词话》能和《人间词话》媲美，我不同意。

张伯驹掌握的各路学问中，词的水平最高，写得快，张嘴就来，还特别好。相比之下，他的诗一般，因为他性格散漫，敢说话。当时流行“同光体”诗（指清代同治、光绪时期，郑孝胥、陈衍等开始标榜此诗派，认为“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成为一时风尚。），非常晦涩，引经据典，跟密码一样。因舆论环境险恶，诗人们发明了一种近似外语的诗，用来内部交流，给明白人看。这种东西，张伯驹肯定写不来，写词就比较自由。

至于《丛碧词话》，它与《人间词话》有相当的距离，只是个人感受，缺乏系统研究。

张伯驹算不上银行家

燕京书评：在您的《张伯驹手记》《张伯驹年谱》中，对盐业银行历史的钩沉特别引人入胜，厘清了以往称“张伯驹是银行家”的误说。

靳飞：我当年写张伯驹的书，之所以停下来，就是觉得我不懂银行，所以要研究。此外，我在文章中写过：“在梅兰芳及其身边的‘梅党’，也一直是我的研究对象，偏偏‘梅党’成员里，也有一大部分是任职于银行。 我由此意识到，研究张伯驹与研究梅兰芳，银行都是躲不过去的一环。”

写《张伯驹年谱》，有几个副产品，比如盐业银行年谱，我梳理清楚了，也包含在书中。

张镇芳晚年政治失败，见当时北方无商业银行，而随着本土商业银行发展，外资银行无心扩张，就趁机于1915年，在北京创办了盐业银行，与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并称“北四行”，居首位。

张镇芳只懂传统理财，不懂现代金融，盐业银行初期经营状况不好。1917年，张镇芳因支持“张勋复辟”被捕，吴鼎昌任总经理，他是大专家，在他手里，盐业银行才发达起来，以后张家基本被屏蔽在外。

民国时期著名银行家、经济专家吴鼎昌。在他经营下，1927年，盐业银行股本已位居国内商业银行首位。

曹汝霖在北洋政府主持财政部时，吴鼎昌被调去当副部长，一度与张镇芳成了仇人。在张作霖调解下，张伯驹回盐业银行工作，无实权，挂名领工资。不过，张伯驹最喜欢对外说，盐业银行是他们家开的，一是出于虚荣，二是他也没别的地方可去。

张伯驹不介入实务，并不是清高，而是插不进手。

1928年前，银行从属于各军阀，1928年北伐军进入北京，南北一统，国民党建央行，强制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抢走，为保持独立地位，吴鼎昌又努力巴结旧军阀，以对抗央行。

意外的是，银行间斗争，引发京剧团体冲突。

中国银行原本是老军阀的银行，代言人是梅兰芳，背后推手是冯耿光，即“冯六爷”，1928年前，他两次在中国银行当总裁，后来银行被央行收编，冯耿光遭排挤，说话不算数了。国民党的央行转捧程砚秋，师徒二人出现了一些矛盾。

梅兰芳、程砚秋都太有才华，很难不出摩擦。

梅兰芳失去“冯六爷”这个靠山，也想拉盐业银行，所以他肯给张伯驹面子，心里是否欣赏，那就不知道了。

确实懂戏，但没传说的那么神

燕京书评：1937年，张伯驹庆祝40岁生日，票《空城计》中的诸葛亮，杨小楼、余叔岩、程长庚等大师给他配戏，这也太牛了吧？

靳飞：过去唱戏都是挣活钱，有后顾之忧，捆上开银行的，等于有保底的了。张伯驹学戏的老师余叔岩，身体不好，常尿血，唱不了，他刻意结交张伯驹，他说过：再尿血不怕了，有他（指张伯驹）管着呢。

张伯驹为票戏，真没少花钱。传说杨小楼配戏，张伯驹给了他一辆小汽车。你想，上台才10几分钟，就换辆车，这事儿谁不干？

燕京书评：张伯驹好像很认真啊，在《张伯驹年谱》的序中，您写了两件事。一是看上海某名角的《四郎探母》，张伯驹离座就走，还说：“前后门上锁，放火烧。”“连唱戏的带听戏的，一齐给我烧。”二是听谭富英《群英会》，演孔明的老生在台上大耍花腔，张伯驹跑到台口，手指着骂：“你不是东西。”这么看，他还是很专业的啊？

靳飞：张伯驹确实上心，但他唱戏还有河南口音，而且声音小。马云还登台唱过《空城计》呢，也是名琴师伴奏，大家不也都说好？

张伯驹自己记录说：“余三十一岁从余叔岩学戏，每日晚饭后去其家。叔岩饭后吸烟成瘾，宾客满座，十二时后始说戏，常至深夜三时始归家。次晨九时，钱宝森来打把子，如此者十年。”

我在书中写到，张伯驹曾出版《近代剧韵》，余叔岩都不愿和他共同署名，因为“伯驹书生气十足，其学戏时间不长，而且其本人尚有较重乡音，却胆大妄为地动手编辑京剧剧韵，要为京剧‘立法’，可谓是费力而不讨好”。

对前人记录，不能全信。比如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被绑架，好多文章说孙曜东一手摆平了这件事，我就很怀疑。孙写这些内容时，当事人都已去世，就剩他了。我很反感逮着一个老头儿、老太太说的东西，就全部相信，很多有点儿影的事，往往被夸大。

不是不信，但不能全信。

燕京书评：这么说的话，张伯驹被列入“民国四公子”，似乎也有问题。

靳飞：“民国四公子”这个说法从来也没准谱，有好几种说法.比较常见的是袁克文、张学良、张孝若（“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之父”张謇的儿子）、卢小嘉（皖系军阀卢永祥的儿子）。有说法称，卢永祥败得早，卢小嘉就算不上公子了，所以把张伯驹递补进去。从卢永祥的督军级别看，张镇芳也当过，说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还是够格的。当然，更常见的说法是拿下卢小嘉，递补上溥侗。

在民国时，将张伯驹列入“四公子”，是影响最小的一说法，如今成了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

张伯驹自己很认同，曾写诗说：

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

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

“两将军”指张学良、溥侗（世袭递降为振国将军）。“双词客”指袁克文、张伯驹，袁克文号寒云，张伯驹号冻云楼主，都喜欢京剧，所以是“粉墨登场号二云”。

人到中年，已极度敞亮

燕京书评：张伯驹自己写的许多东西，包括张伯驹子女写的东西，似乎也不太准确。

靳飞：确实如此。张镇芳是贪官，提到父亲，张伯驹很多话不是真心话，毕竟他要顾忌父亲的面子。比如他说张镇芳反对袁世凯称帝，这就是瞎说了，张镇芳是全国请愿总会副会长，蔡锷举兵时，将张镇芳列入袁世凯的“十三太保”，排名高居第四。

袁世凯死后，张镇芳又支持张勋复辟，张伯驹说是出于情面，这不符合事实。

燕京书评：张伯驹晚年一直养着袁克定，据说袁克定吃窝头都用刀叉。

靳飞：张家对袁家有报恩的心理，没袁家，就没张家。1920年，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在《晶报》上连载《辛丙秘苑》，大骂张镇芳，说他“昏悖怯懦”“悖乱之徒”，甚至写道：“张（镇芳）以至戚，且赖先公而致官禄，初寒士，今富翁矣，竟反复若是，斯尚不若禽兽之有心也。”

话说到这个地步，张家与袁家就结了仇，9年不往来。

1929年，张伯驹与袁克文因票戏碰到一起，二人都好戏，袁克文谱大、地位高，张伯驹视他为偶像，不再计较过去了。张伯驹最大的梦想就是做小袁克文，张伯驹晚年说，他曾跟袁克文学文学，不靠谱。

张家一直把袁家当君主，自己当臣子，所以张伯驹晚年养袁克定。在《续洪宪是补注》中，他写道：“兴亡阅尽垂垂老，我亦新华梦里人。”新华门是袁世凯时修建的，可见，张伯驹到死都追随袁家。

袁克定爱摆谱，他不只吃窝头用刀叉，吃什么都用刀叉。张伯驹养他，他觉得理所应当，压根儿不领情。

燕京书评：张伯驹为买展子虔《游春图》，不惜砸锅卖铁，也有学者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

靳飞：这事儿没假，当时张伯驹被架到那儿了，不买都不行。

张家有钱，败了几次，都没败干净。我在书中也写了张镇芳留下的遗产：盐业银行股票50余万元，现款20余万元，天津保定道住房一所、北平弓弦胡同一号住宅一所、老家项城土地3000余亩……张勋复辟一役，损失较大，但张家仍算巨富。据《邓力群自述》中的材料。邓氏30年代初独自在北平汇文中学读书，一年花费约400余元，张伯驹的家产，尚足可供应数千名中学生读书。

张伯驹初期玩收藏，并不是有意识的，我在书中也写了，刚开始，张伯驹碰到李公麟《五马图》、黄庭坚《诸上座帖》、米友仁《姚山秋霁图》等，但“道行不够”，没留下最珍贵的《五马图》，“从其退《五马图》和收《姚山秋霁图》之举而言之，张伯驹此时鉴赏书画的能力，尚非上乘”。

后来大家一起架张伯驹，说抢救国宝、保护文物之类，说这些话的人多有私心，想借机收中介费，但张伯驹还真是这么做了。通过收藏实践，加上他好学，后来就练成了非凡的眼力。

40岁时，是张伯驹的人生最高峰，娶潘素、收《平复帖》、唱《空城计》，加上在上海被绑架后，对生死有了新的认识。那时收藏圈都知道张伯驹，《游春图》一露头，大家就说“想收它，非张大爷（指张伯驹）不可”。

到后来，张伯驹已经非常敞亮了。他卖掉承泽园的当天晚上，找朋友一起赏荷花。他说，这园子我也是从别人手中买来的，大家都是天地间过客，再好的东西，过手一下而已，能做的就是再多玩一个晚上。张伯驹后来把那么多藏品捐出去，他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张伯驹在文章中写到他收藏书画的价格，记录前后常不一致，这也体现了他贵公子的做派，对花了多少钱不太上心。

想批他，却不知该怎么批

燕京书评：张伯驹的后人撰文说，1949年时，张伯驹曾想去美国，这说法靠谱吗？

靳飞：你想一想就知道，在天津的旧宅里，张镇芳留着4个遗孀，张伯驹亲生父亲张锦芳还有5个遗孀，张伯驹自己有3个夫人（张伯驹共4次婚姻，此时元配已去世，他已与第二位夫人邓韵绮离婚，1952年时，又与第三位夫人王韵缃离婚），带着这么一堆老太太，他怎么去美国？

燕京书评：1947年，张伯驹和徐悲鸿还吵了一架，徐悲鸿甚至撰文称“我走了多少地方，喜马拉雅山我住过半年，人物、翎毛、动物我都能画，花卉也有几手，山水要画也可以；自然他们认为是狗屁，但他们的我也看作狗屁”，这是怎么回事？

靳飞：张伯驹一辈子没干过正经职业，只是兼了一大堆闲职，包括担任北平市美术会理事长。当时北京画坛分传统、西洋两派，传统派视张大千、徐悲鸿为“外道”，张伯驹与传统派中朱德甫等人关系密切。张伯驹原本就倾向文化保守主义。张伯驹与张大千熟，因二人都玩古董，并不是因画结缘。

当时中国画派和西洋画派常发生争论。

燕京书评：从今天的角度看，张伯驹所秉持的文化保守主义，值得尊重。

靳飞：那你得有个他那样的爸爸，爸爸没钱，想也是白想。这是前提，否则会走入歧途。

我是张中行先生的弟子，张先生真是穷了一辈子，到什么地步呢？那时北京很少能看到粤菜，一次我带他去尝，先生对梅菜扣肉极为赞赏，吃了一盆，第二天还想去吃。张中行出了不少书，每本也就给他几千元，他是真没过上好日子。

如今大家日子过得不错了，这也是一种幸福，像张中行先生那样过一辈子，我是坚持不了。

燕京书评：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谣言，甚至张伯驹后人在文章中也这么说，称张伯驹当年被打成右派，因康生借走藏品，长期不还，经陈毅元帅索要，才拿了回来，因此被康生记恨，这也太扯了吧？

靳飞：张伯驹被打成右派，主要因唱戏。他不太关注思想内容，认为京剧根本在传统表演技术。1949年后，老爷子很失望，想号召人们，重视传统表演技术的传承。“反右”前，章伯钧动员他提意见，张伯驹以为章伯钧是大官，就找了一些京剧演员提意见。没想到，章伯钧先被打成“右派”，一挖根儿，张伯驹也就露出来了。

把张伯驹打成“右派”后，才发现麻烦了，老头儿没单位，找不着地方斗他。

1949年后，张伯驹一直没工作。盐业银行公私合营时，张伯驹退出了，以后再没人过问这事儿，谁也没想，张伯驹也会有生计困难。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张伯驹，还需要工作？这就和今天，你去给马云介绍工作，这怎么可能？

最后一研究，北京市文化局召集京剧行的一些人，集中在1957年8月30日、31日，斗了老爷子两天，算是批过了。

别用没阔过的心态，妄猜张伯驹

燕京书评：在吉林，老爷子都快70岁了，当地年轻人批斗他时，为什么还要拖着他在地上爬？

靳飞：可不是一个人拖他，好多人拖他。吉林是小地方，急着出点动静，让上面知道。这事儿也怪老爷子嘴欠，当时斗他，不是说他唱戏，而是说他是袁世凯的外甥。他哪是袁世凯的外甥啊？红卫兵问他，是亲外甥还是干外甥？如果是干外甥，就不斗了。老爷子挺勇敢，当场就说：是亲外甥。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张伯驹还忠于袁家，宁可被人拖着在地上爬，他也不愿背叛袁家。

燕京书评：说张伯驹和陈毅是铁哥们，这个也是乱说吧？

靳飞：60年代时，张伯驹确实和陈毅下过围棋，似乎就一两次。“文革”后期，看管放松了，被打倒的老头儿们常见面。他们中间干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位大好人——童第周，今天大家不知道了，当年人人都知道，他是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他看张伯驹生计艰难，就派他一个差事，负责记录北京花期，看各种花在什么时候开，每月给他几元钱。老爷子高兴，这活儿风流，还赚钱。

这些常碰面的老头儿中，有曾任中科院的副秘书长的秦力生，有一天他说，这两天不能来了，女儿秦昭要结婚，和陈毅元帅的儿子。此时陈毅已患重病，可能不久人世了，家里想安慰一下他。

张伯驹这才知道陈毅病重。陈毅去世后，张伯驹写了挽联，也是通过秦力生递过去的。陈毅去世后不久，陈毅的夫人张茜说感谢老人们关心，委托秦力生请大家吃了顿饭，还把陈毅生前用的围棋送给了张伯驹。

这些都是发生在陈毅元帅身后的事。

燕京书评：对于张伯驹后来的遭遇，很多读者觉得挺不公平，因级别不够，老人家出门讲课，都不派车接，只好让他的女婿骑自行车带着他去。

靳飞：那是我们这么看，老爷子未必这么看，人家万金散尽，还在乎这个？对物质生活，他都见识过了，早已不在乎。觉得他惨，他可能还觉得很风流，不能用从没阔过的人的眼睛，去看张伯驹。

你可以看看老爷子的绝命词（本文开头所引），多么豁达，多么真诚。口占到一半，老爷子的眼泪就下来了，负责记录的王禹时的眼泪也下来了。

一生遭遇这么多困苦，老爷子还是把最美好的祝福留给了世界，他就回答了梁济先生的问题，“这世界会好的”。

燕京书评：王世襄先生晚年有不少怨言，张伯驹先生为何如此达观？

靳飞：心胸不一样，张伯驹一生都很平和。说起来，王世襄先生有件事对不起张伯驹，当年王先生研究《平复帖》，张先生二话不说就借给他，后来出文章，却一字不提张伯驹。直到上世纪80年代，《平复帖》去香港展览，王世襄才加了一些话，如今我们看到的内容，是修改过的。

在心中建一座神庙

燕京书评：研究张伯驹，您前后用了快30年，值得吗？

靳飞：我一开始听老先生们聊张伯驹，都是八卦，用当时文雅一点儿的话，叫谈资，这让我产生了好奇心，觉得这人邪性，想知道他是个什么人。

老先生们提张伯驹，有捧的，也有不少骂的。

张伯驹好甩大尾巴（读如以巴），就是讲排场，可他是遗少，不是遗老，在老一辈中，他算年轻的，所以遭恨。

当年我也很年轻，因喜欢张中行先生的文章，夹个包就去拜访了，晚年张先生住两地，周末在北京大学的女儿家，三天到沙滩人民教育出版社，没人管，我就带着老爷子出门、吃饭，整整20年，在《流年碎影》中，他写到了我，您自己去看吧。没事瞎聊，张中行讲了好多张伯驹的八卦，我猜，老先生穷了一辈子，就喜欢打听富人的事儿，也羡慕阔人的生活。

燕京书评：张伯驹先生除了当收藏家，这个咱们还真学不了，剩下都是玩了个寂寞，在今天，他的价值是什么？

靳飞：我在序言中写的很清楚了，名剧《赵氏孤儿》中，公孙杵臼与程婴有段经典对话，大意是，“舍命救孤”与“以命养孤”孰难？公孙杵择其前者，程婴取其后者。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就像赵氏孤儿，梁巨川（梁济）、王国维选择了公孙杵臼，张伯驹选择的则是程婴。在张伯驹先生身上，有一种坚守。

此种精神感召之下，我自2002年起，发愿为张伯驹先生留下一部信史，也是为了在我心中，建一座神庙。你搭理我，不搭理我，我都会做这件事，因为老爷子这辈子不容易。书出版了，烧了卖了，对我来说都一样，烧了也是烧给老爷子了，让他知道，我为他干了一件事。

至于说价值是什么，我觉的由穷到富的豁达，和由富到穷的豁达，虽然道路不同，价值是一样的，都是修炼到不被外物所累，追求内心世界完整的地步。自始至终，张伯驹没放弃对灵魂的追求。

在今天，张伯驹尤其有价值。因为穷了怎么办，可以借鉴的榜样太多了，但富了怎么办，很少有正面形象，张伯驹则走出了一条高尚之路。你看美国的马斯克，人家有钱了，就要上天，要为全人类谋福利。张伯驹买《平复帖》《游春图》，也是一样的，但张伯驹的案例对我们来说，更亲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