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满载时间机器的渡船

有这样一座博物馆，如果你在它的每件藏品前停留一分钟，然后不吃不喝24小时参观展品，当你看完所有馆藏、走出博物馆，已经24年过去了；就算走马观花一整天，我们也未必能浏览完它100多间展厅中展出的5万余件藏品——一座博物馆就能展示整个世界史，全世界恐怕也只有大英博物馆能够办到。

在伦敦搭乘地铁从Tottenham Court Road站下车，沿大罗素街走上5分钟就能看到坐落在新牛津大街北面大罗素广场上的大英博物馆正门。徜徉在博物馆里，开启的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旅行，罗塞塔石碑、古希腊雅典卫城帕特农神殿遗迹、传为顾恺之所绘的《女史箴图》、不同类型的木乃伊?1300万件藏品（含货币）犹如一台台时间机器，带领参观者回到它们出生的年代，去探索和发现那一个个属于它们的世界。而在这个春夏，“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来到中国展出，更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大英博物馆这艘航渡在时间长河的渡船身上——它的丰厚家当能给我们带来好奇和挑战，更能讲述故事——一个有关博物馆的故事，有关过往更预示未来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一个有关世界历史的故事。

展示全球社会的变迁历史

大英博物馆前任馆长尼尔·麦格雷戈曾在被媒体问及自家与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的不同特点时哈哈大笑：“另外两个博物馆将收藏重点放在艺术品，大英博物馆则有相当多藏品在展示全球社会的变迁历史，而且我们是最古老的，卢浮宫要年轻40岁，而且只有我们是免费的。”

大英博物馆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本身也是历史文明的一部分。它的诞生要从一位医生说起——英王乔治二世的御医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除了鼓励世人接种牛痘、防止天花传染，他最著名的“功绩”却是雅好收藏——他通过投资生产治疗疟疾的奎宁原料而积累的大笔财富，来收藏货币、勋章、绘画；在牙买加行医期间，他还收集了很多动植物标本。1753年93岁高龄辞世前，他将79579件文物无偿捐赠给政府，并希望在此基础上为大英帝国创立一座国家级博物馆。当由41人组成的斯隆遗产托管小组把斯隆的想法传达给议会后，议会同意为藏品拨款，并因此发行了全国性彩票为筹建博物馆募集财源。托管小组以1万英镑买下当时伦敦北郊蒙塔古公爵昔日官邸Montagu House作馆址，并以3万英镑购买政府债券，使大英博物馆在70年内每年大约有1200英镑的利息收入，得以维持日常开支。1759年1月15日，大英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座“时间渡船”的诞生，也是伦敦城市发展的重要文物——当时的市郊，已成为今日伦敦的中心了。

《命运三女神》雕塑原位于帕特农神庙的东山墙，虽头部已受损，却仍能让观者感受到她们鲜明的曲线美，以及孕育在她们体内的无限生机和活力。

古典又现代的建筑空间

博物馆正门两旁各有8根爱奥尼亚式圆柱，每根圆柱上端是一个三角顶，上刻一幅巨大浮雕，使整个建筑气魄宏伟，蔚为壮观。这当然不是蒙塔古旧宅的原貌——约瑟夫·邦克斯爵士和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在开馆早期搜集了许多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物，弥补了斯隆藏品的不足。随着英国国立的增强和殖民扩张，开馆后200多年间，大英博物馆陆续收集了众多英国本土以及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印度、中国等古老国家的文物：1770年航海家库克船长太平洋航行的捐赠、1772年那不勒斯大使汉密尔顿爵士的两批希腊花瓶捐赠、1802年英国海军远征埃及的战利品和古物捐赠，等等，极大地丰富了馆藏。文物愈来愈多，蒙塔古旧馆已难以容纳，博物馆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进行扩建：1823至1828年间所建的皇帝图书馆用来收藏乔治四世捐献的大批图书；1852年完成主体建筑后，1857年中央庭园被用作阅览室及仓库；1888年，为收藏阿布多·美吉特王赠送的摩索拉斯陵寝大理石，特别扩建了新回廊；1914年，博物馆完成了爱德华七世大厦；1938年为展示帕特农神庙的雕刻又兴建了西侧回廊。至此，博物馆基本形成了今天的样貌。

博物馆的发展有增必有减，第一次大分离是1880年将自然史文物标本迁到伦敦西部南肯辛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第二次则是1973年将历任国王捐赠的图书全部划归新建的国家图书馆，为大英馆腾出40%的场地，但仍保留了4个图书室和阅览厅。

壮观的大中庭于2000年建成，顶部是用3312块形状奇特的玻璃片拼成的，玻璃屋顶与白色石头的结合让整个中庭即使在天气最阴暗的时候，依然是一个令人愉悦的闪亮所在。大中庭下方就是原属于大英图书馆的保罗·翰姆林阅览室，它就是“传说”中马克思潜心研究的所在。在这个既古典又现代的空间里，大英博物馆所怀有的“向全世界展示全世界”的雄心渐次展开。

构建文明的交换与凝视

大英博物馆里永恒的景点，是古代埃及馆里围着木乃伊的大活人。的确，除了开罗的埃及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古埃及殡葬文物，62和63号展厅集中展示木乃伊，玻璃展柜中的“人”与展柜外的人四目相对，人潮汹涌。除人气爆棚的古代埃及馆，游客心仪的馆还有古代西亚馆、东方馆、古代希腊罗马馆，当然，书籍与抄本馆、东方书籍与抄本馆、古代英国及中世纪馆、版画素描馆、人种志馆、货币与纪念章馆的收藏更为专业甚至冷僻，但都是大英博物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埃及馆是当仁不让的最大，7万多件文物代表着古埃及的高度文明。藏品年代可上溯到5000年以前，包括大型人兽石雕、庙宇建筑、为数众多的木乃伊、碑文壁画、石刻器皿和金属首饰，其中公元前196年的罗塞塔石碑被视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块刻于托勒密王朝时代、于埃尔拉什德的罗塞塔村庄出土的玄武岩，是1799年法国上尉皮耶·布夏贺随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发现的，在运回法国的途中被英国海军截获——至今，石碑题签上还写着“不列颠军队的战利品”。这块高1.14米、宽0.73米的石碑上刻有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的诏书，镌刻了希腊文、古埃及文和当时流行文，近代考古学家商博良据此破译了失传千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之意义与结构，为埃及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成为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埃及馆内的拉美西斯二世头像来自底比斯的拉美西斯神殿。

古希腊罗马馆与33号中国展厅

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拥有22个展厅的古希腊罗马馆展出的文物反映了自公元前2000年爱琴文明到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的漫长历史时期中精美的文化遗产——历代古罗马皇帝的半身雕像是重要看点，17号展厅中的巨型雕塑涅瑞伊得斯纪念碑亦值得一观，而最著名的展品就是用埃尔金大理石复原而成、占据了整整一间陈列室的帕特农神殿雕塑，当然，它也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埃尔金伯爵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买下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的帕特农神庙大理石建筑装饰与雕刻，切割后送回英国，1816年英国王室花3.5万英镑买下，存放在大英博物馆底楼的18号展厅中。无论是坐姿还是立姿，裸体还是着衣，都表现得充满生气，那种自由的舞蹈状或者小憩状，衣纹形成的流线、动态形成的节奏，无不体现着古希腊的爽朗与自信。

这些被称为埃尔金大理石石雕来自希腊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如今，它们的艺术特色已被淡化，更多地成为政治争端的焦点。

作为一个中国观众，来到大英博物馆，必须记住的号码当然是33——这是中国厅的编号，与古埃及、古希腊罗马和印度展厅一样，33号厅是博物馆仅有的几个永久性国别展厅之一。来到一层最北侧，看到一尊10多米高的汉白玉佛像，就到中国厅啦。从6000年前半坡的红陶碗尖足罐、新石器时代的玉刀玉斧到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六朝时期的金银佛像、唐代的三彩、宋元明清的瓷器字画应有尽有，门类齐全，美不胜收；对中国唐代画幡、绢画和写经、文书收藏方面，大英博物馆堪称举世无双。中国厅里2000多件文物被条理分明地摆放于展柜中，在雾都讲述着辉煌的中国历史。而且，大英博物馆有一件总是“秘而不宣”的珍藏——1903年，曾参加过八国联军侵华的英国军官约翰·基勇将其在圆明园掠夺的一幅画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这就是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开卷之图”的东晋顾恺之所绘《女史箴图》。看不到顾恺之，还有许多中国画史的大咖能与我们狭路相逢——唐代李思训的《青绿山水图》、五代巨然的《茂林迭嶂图》、北宋范宽的《携琴访友图》、李公麟的《华岩变相图》、苏轼的《墨竹图》，还有商代青铜双羊尊、西周康侯青铜簋等珍品，就连博物馆后门的两只大石狮子也是从中国运去的。

以文物讲述不同凡响的经历

大英博物馆致力于向每个观众展示全世界——早于《圣经》400年的“大洪水”记录板上用楔形文字记录了诺亚方舟的故事；地下25号厅的贝宁铜板记录了16世纪尼日利亚贝宁城的宫廷生活和宗教仪式；印度厅中阿玛拉瓦蒂大塔雕刻代表了印度南部在公元前2世纪的建筑与雕刻风格。虽然来自全世界的公民到大英博物馆肯定不是主要为了英国的文物，但源自公元7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萨顿胡船葬遗物却也颇为值得一观：发现于英格兰萨福克郡的萨顿胡第一基地的武器、盔甲、器皿和珠宝堆满长舟，据专家研究它很可能是东安格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的船葬墓室；50号展厅中的“林道人”是英国最老的公民，如今已2000多岁，1984年发现于林道沼泽地（Lindow Moss）的泥盐沼里，并被命名为彼得·马什（Peter Marsh）。相比古埃及木乃伊皆是皇室贵胄，“老彼得”的境遇却有点悲惨——展品介绍上说，“它”很可能是当时被用作活人祭祀的贡品。

从煮物罐到黄金帆船，从石器时代的工具到信用卡，大英博物馆包罗万象的文物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凡响的经历；它们跨越时空，讲述这个世界的历史，它们所表现的是整个社会群体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而非一些独立事件：1939年的政治事件决定了人们对萨顿胡遗址的发掘与解读，罗塞塔石碑是英国与拿破仑治下的法国相互缠斗的记录，而美国独立战争可以通过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张美洲土著所绘的鹿皮地图而展开，来自婆罗浮屠的佛头和皮影说明爪哇有可以与地中海文明相媲美的灿烂文化——这些“时间机器”共同发声，讲述了制造它们的时代的故事，也是它们经历重塑与迁徙的时代的故事，而这何尝又不是囊括它们的大英博物馆的玄妙之处：它与它们，在始终“保持缄默”的伟大历史面前成为“呈堂证供”。

流浪的文物：历史深处的忧伤

然而，大英博物馆琳琅满目、精美绝伦的收藏，很大一部分的来源都不光彩：博物馆的建立正赶上英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借助于坚船利炮纵横四海、“得益”于英国的近代殖民扩张，非洲、北美、中亚乃至远东的璀璨文明都成为他们的猎捕对象，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岁月被迫离开故乡。观赏这些文物的同时，赞叹、愤怒、妒忌乃至失落、无奈??各种情绪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心中交织翻腾。大英博物馆是大不列颠骄傲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一个敏感的历史痛点——它记录的日不落帝国往昔强盛和辉煌的历史，在那些曾有着辉煌古文明的国家眼中却是一个屈辱的印记。于是，关于历史文物归属问题的争吵从未停息过，大英博物馆成为各国追索文物的箭靶。

就以著名的埃尔金大理石文物为例——埃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任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使期间，命令当地工匠晚间拆分帕特农神殿的山墙和中楣，甚至不顾危及神殿的支承结构，然后以搬到“非常安全的场所”为由于1802和1804年分几批装船运回英国。1816年，埃尔金将帕特农神殿的山墙人物和大块中楣以3.5万英镑价格出售给大英博物馆。近200年过去，希腊一直在追索，但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希腊的积极促使阿尔及利亚、中国、埃及也先后加入追索文物的行列；非洲、澳洲及南美一些国家则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他们的祖先遗骸。“一个‘苏格兰劫道者’使得英国蒙耻”，诗人拜伦在名诗《密涅瓦的诅咒》中猛烈抨击埃尔金的恶行；诗人约翰·济慈和画家本杰明·海顿也在作品中痛斥了埃尔金的汪达尔主义行为。英国舆论大多倾向归还，1983年英国还成立了归还埃尔金大理石委员会，而大英博物馆的态度十分高冷：一概拒绝。

如果不考虑获取藏品的正义性，荟萃了“世界历史”的大英博物馆当然具备诠释世界文化体系的能力。但世界已经变成今天的样子，它在殖民时代的“成功”，自然变成了文物原生国追讨索回的“另一段历史”。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公约提出的“原址保护”原则，2002年，卢浮宫、大都会等7国18家博物馆馆长在慕尼黑联合发表了《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及其重要性的宣言》，强调普世性博物馆（Universal Museum）对来源于其他国家藏品的归属以及为“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的责任——大英博物馆虽然没有签署这一宣言，但现任馆长哈特维格·费舍尔认为大英馆确属普世性博物馆，“我们更多地希望展示人类共通和共享的内涵”。

作为人类社会最尊贵的奢侈品，博物馆是时间长河中的渡船，使人们能够溯流而上，领略凝固在时光中的精彩瞬间。从200万年前人类祖先使用的石器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品，大英博物馆的文物收藏，让我们即刻与生活在遥远时空中的人相连接，让所有人都在共同的故事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套用塞缪尔·约翰逊的名言“如果有谁厌倦了伦敦，他就厌倦了生活。”（When a man is tired of London，he is tired of life.）——如果谁厌倦了大英博物馆这艘渡船，他就错失了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辉煌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