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线之外的叶灵凤

作者：赵稀方

摘要：叶灵凤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1957 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将其定为“汉奸文人”。新时期以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拿掉了叶灵凤“汉奸文人”的帽子。罗孚等人运用各种材料和文本，为叶灵凤平反，然而叶灵凤在沦陷期间发表的一系列媚日亲汪的文章却鲜为人知，或者被刻意回避。事实上，这些文章对我们如何看待叶灵凤的“汉奸”问题至关重要。本文呈现相关史料，并提出自己的解释。

一

叶灵凤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早在20 年代加入后期创造社时，叶灵凤就曾被捕入狱。1931 年4 月，他被左联以“屈服于反动势力，向国民党写‘悔过书’”［1］为由开除。叶灵凤更知名的事情，是由于侮辱鲁迅而咎由自取。1929 年11 月，叶灵凤在自己主编的《现代小说》上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小说中的主角魏日青称：“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担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他后被鲁迅讥为“生吞‘琵亚词侣’，活剥蕗谷虹儿，今年突变为‘革命艺术家’”［2］。1938 年，叶灵凤到香港，不过仍未逃过是非。香港沦陷期间，叶灵凤未离开香港，后被日本军方逮捕，出狱后在日本文化机构工作。

1949 年，叶灵凤送戴望舒北上回国，自己却留了下来。戴望舒洗清了“汉奸”的冤白［3］，却在1950 年因哮喘突发在北京去世。叶灵凤为此写了文章，他说：“我想他一定是可以死得瞑目的，虽然有点依依不舍。因为他终于能够埋骨在新生的祖国土地上；若是客死在这孤寂的岛上，我想作为诗人的他，一定死得不能瞑目了。”［4］由此看，叶灵凤是羡慕戴望舒之北上的，他没有北归肯定有不得已的原因。叶灵凤有预感，果然1957 年版《鲁迅全集》在《三闲集·文坛的掌故》叶灵凤词条下注云：“叶灵凤，当时曾投机加入创造社，不久即转向国民党方面去，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5］1975 年叶灵凤去世的时候，香港文坛出现了一批悼念文章，如罗孚《我所知道的叶灵凤先生》、黄蒙田《小记叶灵凤先生》、三苏《悼叶灵凤先生》、刘以鬯《记叶灵凤》等，不过这些文章都避开了叶灵凤沦陷区的经历，避开了“汉奸”问题。

新时期以后，叶灵凤的“汉奸”问题始被揭开。首先，1981 年版《鲁迅全集》改变了对于叶灵凤的注释，《革命咖啡店》一文将潘汉年与叶灵凤合注，曰：“叶灵凤（1904—1975），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他们都曾参加创造社。”拿掉了叶灵凤的“汉奸文人”的帽子，这在后来被称为“注释平反”。

致力于为叶灵凤平反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香港资深文化人罗孚。自1985 年起，罗孚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叶灵凤的文章，为他伸冤。1985年9 月16 日，罗孚写下《叶灵凤的后半生》一文，文中提到有“金王”之称的香港金融界巨子胡汉辉写于1984 年的一篇回忆文章。在此文中，胡汉辉说, 被国民党中宣部派到广州湾的陈在韶“要求我配合文艺作家叶灵凤先生做点敌后工作。灵凤先生利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属大冈公司工作的方便，暗中挑选来自东京的各种书报杂志，交给我负责转运”［6］。罗孚由此认为：“这至少说明，叶灵凤名义上虽然是在日本文化部属下工作，实际上却是暗中在干胡汉辉所说的抗日的‘情报工作’的。”有关于1957 年版《鲁迅全集》对叶灵凤的注释，罗孚认为，“1957 年版《鲁迅全集》的那一条注文，显然是‘左’手挥写出来的，那些迷雾应该随新的注文而散去”［7］。

罗孚以“柳苏”之名发表于1988 年第6 期《读书》杂志的《凤兮凤兮叶灵凤 》，是一篇较有影响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罗孚开始涉及叶灵凤在沦陷期间发表的文字。他主要提到了三篇文章：1942年发表于《新东亚》月刊上的《吞旃随笔》；1944年发表于《华侨日报》副刊“侨乐村”的《煤山悲剧三百年纪念——民族盛衰历史教训之再接受》，以及1945 年在《香岛日报》连载两期的小说《南荒泣天录》。罗孚高度赞扬了叶灵凤在日本统治下借古喻今，“寄故国之思，扬民族大义”的做法。罗孚也提到了《大众周报》，“而在可能是他自办的《大众周报》中，每期都有署名‘丰’的《小评论》，就看到的几篇来说，也多是不痛不痒的文字。这一 切看来属于负面的东西，似乎并不能掩盖‘吞旃’‘情报’和坐牢的正色”［8］。

罗孚的文章奠定了80年代以后学界对于叶灵凤的基本评价，后来出现的材料和文章则在不断地进一步验证和深入这种说法。罗孚本人在后来的文章中，也不断推进自己的看法。1990年4月，朱鲁大在《南北极月刊》发表《日本宪兵部档案中的叶灵凤和杨秀琼》一文，披露日据时期香港宪兵队本部编写的“极秘”文件：《重庆中国国民党在港秘密机关检举状况》，其中提到叶灵凤在香港沦陷期间在“中国国民党港澳总支部调查统计室香港站任特别情报员，后来更兼任国民党港澳总支部香港党务办事处干事”，“每月支领工作费五十元”。朱鲁大极为称颂罗孚《凤兮凤兮叶灵凤》一文对于叶灵凤的平反，不过同时批评了罗孚认为叶灵凤并非“正规”地下工作者的说法，他认为罗孚是忌讳叶灵凤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可因叶灵凤早年参加创造社，受过国民党警宪拘捕，便断然一口咬定‘不能把叶灵凤称为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当时的中共不也要搞统一战线，为了抗日可以捐弃一切成见么？”［9］

如朱鲁大所言，罗孚的确不愿意把叶灵凤与国民党扯到一起，他辩解说：“他不是国民党员。他是先成为‘特别情况员’后，才成为‘常务干事’的。他似乎不是为‘国民党’办事，而是为国办事，为中国对日抗战的大业服务。”反过来，罗孚似乎很希望把叶灵凤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他专门提到叶灵凤与潘汉年乃亲密朋友，“潘汉年后来又是著名的中共情报高手，开展甚至主持对国民党，尤其是对日本占领军的情报工作，取得辉煌的成绩。叶灵凤这个‘特别情报员’和他没有关系，在这方面，叶是远远不能和他相比了。但战争结束后，潘汉年又来到香港，两人还是有来往的。共同有些什么‘机密’，一般人就不会知道了”［10］。香港学者卢玮銮也持类似的看法，她提到：“抗战时期的重庆是联合政府，叶灵凤当日从事地下工作，只能说是为国家做事，若以此认定叶灵凤只是国民政府情报人员并不准确。叶灵凤1949 年后能否回到内地，真正的关键在于他是否奉潘汉年之命留守香港，甚至1949 年后续留香港。叶灵凤早于1926 年曾经跟潘汉年合办《幻洲》，如果潘汉年确为叶灵凤的上司或曾经指导叶灵凤的工作，叶灵凤的附逆问题便只有潘汉年能保住他。如果潘汉年没有出事，叶灵凤三年零八个月的事情也不成问题，中共也不会计较；偏偏1955 年潘汉年案爆发，叶灵凤的附逆问题便无从解释，回到国内只会自动成为反党集团一分子，此举无异于自找麻烦，加上他过去与鲁迅的龃龉，自然不能回国。”［11］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根据。据姜德明，早在战后戴望舒与叶灵凤被声讨为汉奸的时候，夏衍就在1945 年10 月24 日终刊号《建国日报》“春风”副刊上以编者名义为戴望舒和叶灵凤辩护。关于叶灵凤，夏衍这样写道：“叶灵凤也是香港文协分会理事，他也是当时香港反对汪逆‘和平’的健将，香港沦陷后，本报同人之一曾和叶氏在防空洞中相遇，约其同行离港，叶答以有事不能遽离……”夏衍的措词较为谨慎，他提到叶灵凤在沦陷时期出狱后编过敌伪刊物的事，也提到叶灵凤自沦陷后即负有使命留港的说法，“叶氏经过详情，恐怕要等他脱险后自己来说明，我们希望暂时不作过早的结论”。1988 年，姜德明在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感到“夏衍同志公开发表这意见是用心良苦和实事求是的，或者还有什么难言之隐。”他便致函夏公询问此事，夏衍在8 月12日回复了他，言：“在防空洞里遇他的是我，他说‘有事’则是1939 年潘汉年交给他的‘事’，后来（解放前的四七、四八年）潘说过：要他（指叶）保持超然的态度，不直接介入政治，留待将来‘为我们帮忙’。”［12］

此外，有关于叶灵凤出席“大东亚文学家会议”的事情，也被洗冤。叶灵凤夫人1988 年6 月24 日致信罗孚，对此进行了说明。罗孚在写于1988 年8 月的《叶灵凤二三事》中，对此进行了纠正：“还弄错了一件事情。一九四二年，东京召开了一个‘大东亚文学家会议’，当时的香港报纸上有消息，说香港将有两名代表出席，其中之一就是叶灵凤，另一人不见刊出姓名。但这以后，我所见到的资料中就不再有叶灵凤和另一人参加会议的报道了，推想大致是人出席了——而沉默对待，没有发言，因而无事可记。这是想当然，事实却并不如此，叶灵凤夫人赵克臻说，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也从来没有去过东京。”［13］

随着证据的不断出现，叶灵凤的形象越来越趋于“完美”，真相大白，平反也就无可争议了。此后，对于沦陷时期叶灵凤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罗孚的方向上，即于微言大义之间解读他的反抗精神。这一点可以张咏梅2005 年发表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读〈华侨周刊·文艺周刊〉（1944.01.30—1945.12.25）叶灵凤的作品》一文为代表，从题目上屈原的诗句就能看出文章的思路。此文对于叶灵凤发表于《华侨日报》的《乡愁》《读独漉堂诗》《记郑所南》《风情小品·杜鹃》《少年维特之重读》等文章进行了重读，分析“叶灵凤在文章中借用中外历史文学典故，暗中抒发家国情怀”的做法。作者专门提醒我们，“叶灵凤没有离开香港，还要在日本统治下写稿编辑，恐怕内心不无所感，在现实环境的种种限制下，他不能公然表白个人立场，只能够尽量在文章中埋下伏笔，笔者循此方向解读叶灵凤沦陷时期的作品，希望能够读懂其‘真’意”［14］。

二

笔者对于叶灵凤的印象，原先基本上来自于上面的论述，但在实际看到叶灵凤在香港沦陷时期所发表的文字后，看法却完全改观。

罗孚在谈到《大众周报》的时候说：“就看到的几篇来说，也多是不痛不痒的文字”，其他学者给人的印象，也是这些材料无足轻重，完全不能掩住叶灵凤抵抗日本人的光辉。事实怎样呢？下面，我把叶灵凤的这些媚日亲汪的文字大致整理出来，请读者自行判断。

香港沦陷以后，叶灵凤任职于日本军方办的大同图书印务局，1942年8月主持《新东亚》杂志，1943年4月任《大众周报》社社长，1944年1 月主编《华侨日报》“文艺周报”，1944年11月30日主编了《香港日报》“香港艺文”。除“书淫艳异录”系列、读书笔记、电影评论等之外，叶灵凤在《大众周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公然支持日本侵略者和汪伪的文章。

1943年12月，是太平洋战争也是日本侵占香港两周年，叶灵凤发表《圣战礼赞》，称：“为了东亚，也为了自身，我们应该协力日本从事大东亚战争。这也就是东亚战争之所以为圣战。”“为了东亚的未来，为了中国的未来，协力日本完成这名副其实的圣战，我们责无旁贷。”［15］文章公然沿用日本侵略者的逻辑，将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圣战”，是对于中国的拯救，并号召中国人协力支持。

在《日本真意之认识》一文中，叶灵凤代表四万万中国人表示理解日本人之善意，“中国民众已经从日本所表示的真诚态度上，理解日本所企望于中国者，决不是四万万人成为日本的奴隶，而是四万万人成为日本的友人”［16］；在《当前局势之认识》一文中，叶灵凤居然为自己这一代人能够赶上这个“解放亚洲”的机会而感到荣幸，“这一场战争的执行责任恰巧落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我们应感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之重大，同时也应感到一种光荣。如果驱逐英美侵略势力，解放亚洲的大任能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完成，为了子孙，则目前任何艰苦的忍受也是值得”［17］。日本侵略中国，美英施以援手，是中国的同盟国，叶灵凤却说，日本是帮助中国抗击美英，这无疑是一种颠倒的说法。

叶灵凤认为，在这“圣战”中，文化人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在《笔杆报国——纪念大东亚战争两周年》一文中，叶灵凤响应日本文学报国会及言论报国会的主张，认为“道义的战争必然是长期的，不仅是物质的建设战，而且也是思想的建设战。长期建设战的真谛，不在‘全国皆兵’，而在动员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各就本位去从事战争所需要的各方面的生产工作。因此在文化人在长期建设战争中的任务，不是‘投笔从戎’，而是‘笔杆报国’”［18］。他还提出了“生活决战化”的口号，认为“不要误认战争是国家的事，至少是前线战士的事”，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要将生活看成是一场战斗，“人生无一刻不是在战斗中，尤其是目前的这场战争，战争的胜败不仅关系着我们自身，也关系着我们的子孙。我们如果不愿再做旁人的奴隶，我们如果想获得一个自由的将来，则唯一可靠的保证便是在这战争中战胜英美”［19］。

那么，大东亚战争与中国民族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叶灵凤在《中国人之心》一文中回应了日本人谷川彻三在香港有关“日本人之心”的演讲，他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是与正在进行的大东亚战争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他甚至于提出：“也许是由于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的醒觉太迟钝了一点，否则，发动大东亚大战的责任，早已在多年以前由中国，或者中日双方共同担负了也说不定。”“从当前的环境说，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东亚的未来，我们在协力完成大东亚战争的过程中，除了加紧认识日本之外，应该一面更加紧认识自己。”［20］也就是说，他认为，由于中国人思想落后，大东亚战争才由日本人领了先，当下的中国人只能提高觉悟，配合日本人的大东亚战争。

叶灵凤还发表了不少直接吹捧日本统治者的文章。《记香港三长官》一文，分三个部分分别写原日本在香港的司法官栗本一夫、税务所长广濑骏二和电讯局长今村守三。日本侵略者在叶灵凤的笔下无不诚恳可亲，在第一部分中有栗本一夫与叶灵凤的对话，栗本一夫说：“我立心要使中国人详解我们的好意，所以我决心要用诚恳的态度和平等的待遇来对中国人，使中国人渐渐地对我们明白详解而和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你以为我的政策对吗？”叶灵凤写道：“是的，‘诚恳的态度，平等的待遇’，这正是我们中国人梦寐求之的事。”“两国间的联合和融洽，就可以从这短短的两句话中实现了。”［21］

叶灵凤对于日本人的吹捧，常和“中日友好”的论述结合起来。他在《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第9 期“编辑后记”中，感谢神田先生和岛田先生两位，并提到：“中日事变已相持了六七年，但无论在怎样的情形下，中国文艺者从不曾在文化上将日本当作过敌人。这一种信念，我相信日文艺家听了之后和我们一样从这上面会感到无限慰籍的。” 叶灵凤吹捧日本人的文章非止一处，其它还有《两长陆大的饭村穰中将》《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秋灯照颜录》等，从文中看，叶灵凤与日本官员来往密切，对他们相当熟悉。

为吹捧日本海军，叶灵凤甚至不惜以中国甲午战争之败作为陪衬，他在《日本海军》一文中说：“四十年前，日本海军以战胜满清北洋舰队余威，进而歼灭帝俄庞大舰队，遂成为东方唯一大海军国。”叶灵凤认为，“巍立于东亚”的日本海军今日与英美海军一战，颇有当年日本战胜中国与俄国的气势，“今日日本海军主力舰队深自韬晦，静候良机，未始不是在袭用当年东乡元帅的故智”［22］。读这篇文章，感觉作者应该是日本人，而不应该是中国人。

除支持日本侵略者，叶灵凤还鼓吹汪伪投降主义。他曾创作了《和平救国》一剧，在日本官方报纸《香港日报》“绿洲”上连载。这个剧本的主要情节，由中国抗日部队中的军长、参谋长等官兵间的对话构成，内容是主张中国将士不要抗击日本，因为日本不是侵略中国，而是帮助中国人实现“国父”的理想。剧中指出：“现在的战争，是国父的理想，是为了完成‘大亚洲主义’，实现大东亚和平的战争，并非是日本对于中国侵略的战争，因此，一般人的作战目标，也就为了这一大转变而放弃和日本敌对的态度了。”剧中甚至还提出：战争“是我方主动的，并非日本主动的，只要我们不惹他，不敌视他，日本决不来侵犯我们”。剧中明确提倡“和平救国”，这“‘和平救国’的论调，就是一个当小兵的，也都能了解，只是胆小的不敢说，胆大的呢？就是枪毙他，他还是要说，所以少数人还抱着抗战到底的意念之外，多数都不愿意再打了”。这篇文章看起来就完全是公然在替日本策反，剧本中的确也提到：“我们所逮捕的‘汉奸’，多半是兵士的家属亲友，他们在军人监狱所讲述的一切，非但能激起反叛的局面，更足以引起厌战的心情。”

剧中认为，国内之所以主张“抗战救国”，其原因是“中国要人”的财产寄存在英美两国，“我们现在是为了保护中国要人的财产而抗战，并不是为了国家兴亡而抗战了！”由此，官兵们今后的目标，不是对付日本人，而是对付“英美”，对付“共产党”，并且唤醒抗战分子：“我们今后，进一步的作战目标，都是对付‘亚洲公敌英美’，同时要负责‘维持中国的治安，肃清危害中国的共产党’，更加要努力，把‘盲目抗战分子，唤醒过来’，造成‘整个东亚的和平体势’。”［23］

对于汉奸刘呐鸥，叶灵凤也不吝吹捧。本来私下的朋友，即使汉奸，从个人角度怀念也并无不可，但叶灵凤却是从“中日亲善”的角度去称赞刘呐鸥的。他在《看“琼宵绮梦”有感》一文中说：“他是中日亲善的实践者，他爱日本，他更爱中国，他对于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的努力，可惜壮志未酬，竟以身殉！”由此他认为，刘呐鸥的去世，是“中国文化界和电影界的重大损失”［24］。联想到“新感觉派”的另一位大将穆时英附逆的时候，戴望舒毫不容情地将自己的这位妻兄驱逐出香港文协，两人的境界无疑有天壤之别。

叶灵凤这些公然支持日本侵略者及汪伪卖国政权的文字，让人难以置信，使得罗孚等人的所有辩护都黯然失色。上述文字多数来自于《大众周报》的“小评论”，看到这个刊物，你就会知道，这些“小评论”并不“小”，而是置于首页最显著位置的社论，是每期《大众周报》的灵魂文章。事实上《大众周报》刚创刊的时候，用的都是“社论”，后来“社论”和“小评论”交替使用。作为负责人的叶灵凤，在此发布媚日亲汪的思想，无疑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绝非“不痛不痒”。

由于没有看到原始文献，罗孚先生还产生了另外一些误判。在《凤兮凤兮叶灵凤》一文中，罗孚说：《南荒泣天灵》“很可能是以南宋在广东抗元的故事为背景的一个历史小说”，“如果是这样，这显然是在日军统治之下，寄故国之思，扬民族大义的作品”。事实上，《南荒泣天灵》所写并非南宋发生在广东的抗元故事，而是关于明清之际的故事。罗孚的主要错误并不在于朝代这一点，而在于他对叶灵凤以南宋寄托民族大义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叶灵凤恰恰有一篇论述南宋与当时中日战争的文章，表达的意思可以说和罗孚的预测完全相反。这篇文章题为《国破山河在》，发表于1943 年10 月23日《大众周报》。文章提到：“听说国内的论者，近来很喜欢将中国目前的现状比作南宋。不错，羶腥遍地，半壁偏安，粗粗一看，确是有点南宋末年的凄凉情状；可是仔细一想，醒觉了的中华民族意识，决不是临安小朝廷君臣那么的销沉颓唐，而今日的日本帝国，一再反复申说对中国并无丝毫领域野心，也决非意存牧马中原的当年金人可比，则这比喻，不仅不伦不类，而且根本没有认清当前的局势。”“如果我们能够协力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则我们必然从这次战争中摆脱世纪的桎梏而获得解放。”“这就是我们所以要沉着努力的原因，这也是当前的中国局势决不能同南宋末年相提并论的原因。”在叶灵凤看来，今日之日本人对中国毫无领土野心，怎能与宋朝之金相比，而当下进入了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中华民族意识，又怎能与南宋临安小朝廷相比？叶灵凤在文章中表露出来的卖国思想，大概要大大出乎罗孚的意料之外。

陈君葆当时也留在香港沦陷区，他与戴望舒、叶灵凤可以说是留在香港沦陷区的最有名的三位中国文化人。他们彼此之间也很熟悉，过从较多。《陈君葆日记》中的部分内容，可以佐证叶灵凤与日本当局的亲密合作关系。

1944 年7 月6 日《陈君葆日记》记载：

叶灵凤们组织新闻学会邀我作名誉会员，已设法推辞，今天他们开成立大会，灵凤又写信来约去参加并说“总督也出席，而且有午餐”， 我待不去，他打电话来说“座位是排好的，缺席恐不好看”，于是我只得去了，在一方面看， 倒像哺饮似的。

午前便到东亚酒家去，坐在我旁边的是鲍少游，布置倒有些特别。这也许因为几年来参加这种仪式还是第一次。演说台两旁分列各官员座位，首为矶谷总督，他右手是大熊海军司令，以下则左右分开计泊总务长官，市来民治部长，那边则为野间宪兵队长等武官，和罗旭和周寿臣等，环绕着在中心的来宾和会员座位， 这种排法，很有些特别，仿佛有点像北帝庙里的情形。［25］

文中提到的新闻学会，理事长是日本人际藤俊彦，叶灵凤是中方组织者，所以他积极催请陈君葆。在成立大会上，叶灵凤与日本矶谷总督以及军方上层济济一堂，俨然风光一时。从行文看，陈君葆对于这个学会并无多大兴趣，并且对叶灵凤的做法不太以为然。

至日本投降，陈君葆觉得叶灵凤的作风仍未改变，并因此对于他的人格发生了怀疑。据1945 年8 月23《陈君葆日记》：“灵凤的意志似见动摇了，他的《文艺周刊》时期的作风仍未能免。我真不明白，他留港的目的在发财呢，抑或在有所建树？现在的结局不晓得当时他曾否有着真正的信心；抑或纯然投机主义？”［26］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答案，无怪乎香港学者郑明仁感慨：“70 年后的今天，陈君葆当年对叶灵凤的疑惑，仍未有人解得开。”［27］

需要提及的是，2013 年卢玮銮、郑树森主编，熊志琴编校出版的《 沦陷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叶灵凤、戴望舒合集》一书就已经披露叶灵凤的相关材料，但奇怪的是并没有引起注意。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应该与编者的态度有关。卢玮銮等人一如既往地维持罗孚等人的看法。直至2017 年，卢玮銮等人在编另一本《沦陷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时，仍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最为人诟病的写作是为《大众周报》写的‘社论’、‘小评论’栏目。作为该刊负责人，代表该刊或统治者发言，社论非写不可。题材必须应付时局，但又不能只抒已见，夹于两难中，那就又要靠笔锋转弯抹角处了。”由此，香港文学界对于叶灵凤的评价并无变化。2018年陈智德刚刚出版的《板荡时代的抒情——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一书，是香港学界研究香港抗战时期文学的最新成果，其中对于叶灵凤的评价仍然大致如此。

三

前文提到叶灵凤之妻赵克臻曾给罗孚写过一封信，说明叶灵凤并没有出席“大东亚会议”。这封信谈到叶灵凤的入狱出狱情况，赵克臻说：

在香港沦陷后，那时国民政府的特务头子“叶秀峰”，他指挥留港的特务人员，组织了一个通讯机构，负责人名叫“邱云”，他暗中联络各界人士，计有金融界的胡汉辉、教育界的罗四维、文化界的叶灵凤等人。并在另一特务人员“孙伯年”的家中，设有小型电台。可惜此组合进行不到一年，已被日军侦破，在孙君家抄到一份名单，就此将叶灵凤、罗四维等， 及其他被拘捕的约有五十多人。［28］

后来，叶灵凤终于出狱，“不久邱氏兄弟及罗四维亦相继出狱，听说在某种条件下，要为对方服务。可惜其他四十多人，大都被判死罪，或病死狱中，内中也有无辜的，此案就此了结”。郑明仁的疑问是：“由于赵克臻认为叶灵凤的‘同党’邱氏兄弟是答应为日本人服务才获得释放，故很难相信叶灵凤的释放，是没有条件的。”［29］ 这一个疑问，我以为很有启发意义。从赵克臻的叙述上看，被释放的都是有身份的人，除胡汉辉事先逃脱外，国民党这个地下通讯机构的负责人邱氏兄弟、教育界的罗四维、文化界的叶灵凤等人俱被释放。很显然，是因为这些人尚有利用价值，在他们答应某种为日本人服务的条件后，释放出来是对日本人有利的。叶灵凤被释放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如此。

这可能是解释问题的一条思路：即叶灵凤开始可能是地下党员，然而在被捕释放后，答应了日方某种条件，于是后来积极为日方服务。叶灵凤入狱的时间是1943 年5-8 月，而他在《大众周报》写的媚日文章，主要是从这一年9 月的《中国人之心》《投降、卖国与光荣的和平》开始的。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偶然？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一种推测。至于叶灵凤内心仍有痛苦和挣扎，并通过微言大意和弦外之音表现出来，我觉得此乃正常现象，毕竟他还是中国人。

以上的论述，主要从真伪、表里的角度着眼，我总觉得，将叶灵凤的行为完全视为胁迫和伪装，未免有点过于简单化，这里试图从另外一个路径深化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在我看来，叶灵凤的言论其实有其内在思想根源，它与香港的殖民地处境密切相关。

在有关抵抗与投降的问题上，叶灵凤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叶灵凤认为：在胜利无望的情况下，为拯救国民于水火而选择和平，实是明智的做法，它较之于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权而战，牺牲国民生命，更为高明。叶灵凤在《投降，卖国与光荣的和平》一文中指出：“眼见战争的目的一时无法达到，或是除了诉诸武力之外尚有其它途径可循，这时，为了国家民族的福利，为了不忍生灵涂炭，领导战争者毅然将战争结束，抱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绝大决心，只要对于国家民族有利，即使与敌人作城下之盟也不辞，即使自己成为一时唾骂的目标也不辞，这样的‘和平’就是光荣的和平，而这样的和平工作也非真正的大勇者不能担任。”［30］ 叶灵凤对于战争的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孤立。值得注意的是，叶灵凤的《投降，卖国与光荣的和平》一文写于1943 年9 月18 日“九一八”12 周年纪念的时候，而在12 年前的时候，这正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想法。叶灵凤对于汪伪“和平救国”思想的同情，应该就是从此思路延伸而来的。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香港的特殊性。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对于中国内地与对于香港的意义是大不一样的。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以“解放殖民地”为号召，其前提是欧美殖民主义对于世界的霸权，特别是对于东亚的殖民侵略。发表于1943 年11 月13 日《大众周报》的《大东亚共同宣言》说：“尤以对于大东亚横加侵略，恣意榨取并肆行其奴化大东亚野心，致大东亚之安定根本推翻。”因此，其基本点是以东亚为单位抵抗欧洲的殖民主义，“此次大东亚战争发生之原因，即在于此”。就此而言，“大东亚宣言”认为，东亚各国携起手来，“使大东亚解脱英美之桎梏，保障其自存自卫”。而大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尊重其自主独立”“互相尊重其传统”“撤废人种的差别”等［31］。

对于独立主权国家的中国而言，“大东亚理论”就是侵略的借口，对于香港以及东南亚那些前殖民地国家而言，“大东亚理论”却有恰中怀抱的意味。香港本来是英国殖民统治地区，在日本人看来，是他们帮助香港人推翻了英国殖民统治，恢复了东方文化。就认同来说，香港人的确处于尴尬的地位。一般来说，殖民地是通过认同旧的政权来抵抗外族侵略，然而香港之旧政权本身却是英国殖民统治者。日本之推翻西洋殖民主义，恢复东方文化，对于香港人来说，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事实上，同样受到日本侵略的东南亚国家，事后并不怎么憎恨日本，原因就在于日本帮助他们推翻了西方殖民政权。

对于日本在香港的“去殖”行为，学界很少予以注意，而从叶灵凤的记载看，正是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打动了他。在叶灵凤主编的《新东亚》杂志第1期上，有一篇署名“黄连”的文章，题为《新香港的透视》的，其中这样描写日本占领香港后的新貌：“香港重光后，文化事业有着很大的改变。换句话说，香港的文化，已由洋化回复东方文化了。流行的洋文、洋话，已完全不合时宜；厚厚的重重的而价值又特殊昂贵的洋书，多成废物，不为人所珍爱。街道的洋名，已经更改了。日文书籍，特殊畅销；中国国文国语，也顿见抬头而显见其原有的价值。港大冯平山图书馆的国粹书籍，幸能保存，当局很重视它。除好好保存它外，还计划设立一间博物馆。” 日本占领香港之初，即把香港大街上的英文招牌全部拆除，又把维多利亚皇后像移走。对于中文的图书馆、书局则加以保存。据陈君葆日记，日本占领香港后，要找陈君葆谈话，陈君葆及同事都忐忑不安，召见他的是日本人肥田木，“他所命的，是我要主持整个圕事，其名称为香港图书馆，要我作一个计划，先事‘搜集然后整理编制，以期此为一完善的东方图书馆’”［32］。陈君葆这才释然，从他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此后的工作就是联系调查各个学校机构的图书馆藏本，以期合并成香港图书馆。

对于日本人的这种行为，叶灵凤是加以肯定的。他在《新东亚》杂志第二期就发表了“香港放送局特约放送稿”《新香港的文化活动》。文章一开头就写道：“ 如果战前离开香港的人，现在再回到香港来看看，旁的不用说，第一件使他们吃惊的是，马路上以前触目皆是的英文招牌，现在一家也没有了。”接着，叶灵凤批判了英国殖民统治者对于香港中文文化的忽视：“本来，严格地说，过去的香港本身是没有文化可言的。勉强地说，也不过有一点很低落的殖民地文化。因此，百年以来，英国人在香港虽然也想利用中国的旧文化来笼络民心，提供读经尊孔，可是结果所产生的只是‘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之类的贻笑大方的‘香港式中文’而已。” 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可以说“解放”了香港，“现在，香港已经进入大日本皇军的掌握，已经成为东亚人的香港。过去英国殖民地政策的毒素一律要彻底的加以扫除，因此英国残余的文化毒素当然也在扫除之列。新香港文化的趋向，不仅将发扬中国固有的东方文化，而且要介绍日本的新文化，使她能在大东亚共荣圈内，担负起中日文化交流总站的任务”。

在教育上，日本人也有动作，黄连的《新香港的透视》一文中提到，“战前公立私立的英文学校，差不多可说是经已无复存在”，“学校复课的，经有好几间；课程注重中文和日语”［33］。对此，叶灵凤也是赞成的，他在《新香港的文化活动》一文中说：“在过去英 国人的统治下，整个的香港教育，从大学以至小学，不是‘洋化教育’，便是‘奴隶教育’，而且对于课程的选择和师资的标准也荒唐得吓人，因此非彻底加以推翻，根本重新做起不可。”［34］

叶灵凤不仅在公共场合公开发表文章，私下在自己的书房里也进行“革命”。他贯彻“英美思想应该从东亚驱逐出去”的思想，重新组织自己的读书生活。叶灵凤观察自己的书架，“架上仅有的几册线装书，不仅没有去动过，而且早给逐渐添置的西洋文化史、艺术史之类，挤到书架背后去了”。他觉得惭愧，“于是放任着自己眼和手，将一些线装书都搬了出来，从正史读到野史，从散文读到韵文，每晚在灯下，将阔别了许多的旧时爱读的许多作品，重新尽情地温读了一遍。”［35］

值得注意的是，叶灵凤的《新香港的透视》《新香港的文化活动》这几篇文化论述的文章，发表于1942 年《新东亚》杂志，也就是说，在他被捕之前。从叶灵凤的叙述来看，他把日本人在香港的行为，解读为驱除英国殖民文化，恢复中国文化，对于这样的目标，他是支持的。在他看来，日本之抵抗英美，亚洲及中国都是受益者，而最受益者则是香港，他在《精神食粮之重要》一文中引用刘铁城先生之语说：“诚如刘铁诚最近所言，英美以广义的鸦片政策毒害东亚民众，受祸害最深者为中国，而历时最久者恰为香港。香港‘土生华人’以及旅居斯土稍久之侨胞，所受英人殖民政策毒害之烈，凡略有民族思想者无不扼腕太息。”［36］如此，日本人“去殖”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叶灵凤对于英国殖民主义之反省，对于香港史地之热爱，非一时之现象，而是他持之以恒的爱好。1947 年，叶灵凤就在《星岛日报》主编“香港史地”。1953 年，他在《大公报》发表系列文章，后来结集为《香港方物志》。60 年代，叶灵凤在《新晚报》开辟“霜红室随笔”专栏发表香港史地文章，后来结集为《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1970）和《香江旧事》（1971），后来他又出版了《香岛沧桑录》《香海浮沉录》《香港的失落》等书。笔者在《小说香港》一书中，曾经评论叶灵凤的历史书写：“叶灵凤的这些著述，虽然没有冠以‘史’的名称，但其实每一本都是某一方面的史著，而全部合起来更是一部资料详尽的香港史。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开埠百年的历史全是由西方人叙述的，叶灵凤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以详尽的历史叙事的方式申诉了中国人的立场，打破了西方人对于香港的知识垄断，这是他的香港著述的根本意义所在。叶灵凤在著述中，以详尽的历史材料揭露了英国殖民者侵略中国的种种史实，这就戮穿了西方历史叙事中对于自己侵略行为的‘美化’。这在较少有殖民反省的香港史上，是有独特价值的。”［37］ 由此可见，叶灵凤对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正面评价，是建立在香港的特殊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叶灵凤的历史选择，有其思想基础，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