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科尔沁蒙古与满洲的关系

蒙古科尔沁人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拙赤哈撒儿的后裔。拙赤哈撒尔儿的牧地,在额尔古纳河、呼伦湖和海拉尔一带.南下后游牧于嫩江流域,西与扎鲁特旗部及翁吉剌部相邻,东面和南面与海西诸部交界,北面则与阿鲁部相接。后为区别其子昆都伦岱青的阿鲁科尔沁而称科尔沁。其弟巴衮诺颜游牧于呼伦贝尔。
科尔沁部在蒙古诸部中,最先与满洲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双方建立联盟的阶段和科尔沁部臣服满洲的阶段。

科尔沁与满洲关系的第一阶段,属于联盟阶段。这种关系大致形成于努尔哈赤时代,即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当时,明朝腐败无能,在其北方形成了两股政治势力:一是以林丹汗为首的蒙古察哈尔部,二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部。林丹汗一心想恢复达延汗时期大一统的祖业,其势盛时“东起辽东,西至洮河”,科尔沁等蒙古部皆受其役属。建州部与明朝往来,在抚顺等四地互市贸易,经济实力也有所增强,“民殷国富”。
努尔哈赤为了进攻明朝,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首先对地理比邻的蒙古各部封建主采取积极笼络政策为争取察哈尔部林丹汗归顺后金,努尔哈赤给林丹汗的劝降书说:蒙古与女真,“言虽殊,而服发亦相类”,当时,努尔哈赤为表示与蒙古族亲善,亦自称“我是蒙古遗种”。但察哈尔的林丹汗自称“四十万众蒙古国主”,称他为“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并不把努尔哈赤放在眼里。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努尔哈赤对蒙古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争取了与察哈尔有隙的科尔沁部。科尔沁与满洲联盟的建立,有一个军事冲突到被迫联合的过程,是经历一番时战时和的斗争才逐步实现的。
扈伦四部之一的叶赫与满洲有矛盾。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叶赫等部联合科尔沁部的翁阿代、莽古思、明安及其所属锡伯、卦尔察和哈达、乌喇、挥发、满洲长白山所属朱舍里路、纳殷路等九部兵三万人,攻打努尔哈赤,史称九部联军伐满洲。联军战败,叶赫部布寨被杀,乌喇部贝勒布占泰被擒,“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马被擒,遂弃鞍,仅身免” 。努尔哈赤趁科尔沁败北之际机,从所俘的科尔沁人中选出二十人,令其披锦衣,骑战马,回科尔沁部,宣扬努尔哈赤的威德。次年科尔沁部明安遣使与努尔哈赤通好,献战马百匹,骆驼十峰。这是科尔沁部与满洲通好的最早记录。
为了与科尔沁部建立联盟,努尔哈赤采取了怀柔为主的政策。他利用满洲与科尔沁接壤,风俗文化接近和二者祖先有过交往的历史等各种条件,施展其招抚、和亲的手段,拉拢科尔沁部台吉。据《满文老档》记载,九部联军伐满洲失败后,满洲与科尔沁部互相娶嫁。1612年(万历四十年)4月,科尔沁部的明安将女儿嫁于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为妻; 1617年(天命二年)2月,努尔哈赤将其弟舒尔哈赤之女,嫁于内喀尔喀巴约特部台吉恩格德尔; 1614年4月科尔沁台吉莽古思将女儿嫁于皇太极 ;1615年正月,科尔沁孔果尔台吉送女与努尔哈赤为妻。后金统治者努尔哈赤家族与蒙古科尔沁等部封建主之间通过联姻关系的密切联系,为今后的“满蒙联盟”奠定了基础。同时,科尔沁台吉不断向努尔哈赤贡献牲畜。努尔哈赤对每次贡献都回赐大量盔甲、缎、布匹等。1617年(天命二年)正月,明安等人受到以努尔哈赤和妃子、诸贝勒大臣的隆重欢迎。努尔哈赤出兴京城五百里之外,至富尔简山冈,与明安在马上行抱见礼。明安向努尔哈赤进献大批礼物:驼十峰、牛百头、马百匹和干肉十三车,干酪、油二车,另有三峰骆驼驮载的毛毡。努尔哈赤每日设小宴,间日大宴,招待明安三十天。临走时,赏给明安四十户、甲四十副,以及大量的缎子、布匹等。并且,亲自送出京城三十里。努尔哈赤对明安的迎送礼节,在清初是罕见的,其目的是使科尔沁台吉进一步归附他,并以此吸引其他蒙古部。
努尔哈赤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与科尔沁的联盟,在和亲的同时,又通过结盟的形式,巩固这种联盟。1624年(天命九年)2月,努尔哈赤派库尔缠、希福前往科尔沁部,与其首领奥巴(科尔沁右翼中旗之祖等缔结盟约。双方刑白牛乌马,焚香誓盟:“满洲、科尔沁二国,愤察哈尔侮慢,是用缔结盟好,昭告天地。今后满洲若惑于察哈尔诈谋,受其馈赠,不预闻科尔沁,先于之合,天地降之罚,殃及其身,如此血,如此骨,如此土,俾坠厥命。若科尔沁惑于察哈尔诈谋馈赠,不预闻满洲,先于之合,降罚亦如之”。 双方结盟,各有目的,奥巴是为了摆脱察哈尔林丹汗对他的统治,借用努尔哈赤的力量;努尔哈赤是为了解除伐明的后顾忧,利用科尔沁对付察哈尔。1626年(天命十年)11月,察哈尔兵进逼科尔沁,奥巴向努尔哈赤告急,要求他履行盟约。努尔哈赤一面告诉奥巴坚守城郭,一面派皇太吉选五千精骑弛援。林丹汗围攻奥巴所居之格勒朱尔城数日不下,闻皇太吉来援,遂不战而走。奥巴为了报答努尔哈赤解围之恩,于1627年(天命十一年)5月,谒见努尔哈赤,并献貂裘,努尔哈赤以礼待之,并将舒尔哈赤的孙女嫁于奥巴;6月,奥巴与努尔哈赤在浑河再次结盟,重申誓词。双方表示,联合一致以御察哈尔和明朝。由于奥巴战察哈尔有功,努尔哈赤封其为土谢图汗,并赐盔甲、雕鞍等。就这样,奥巴成了科尔沁第一代土谢图汗(王)。蒙古各部与后金政权的关系,虽曾发生过多次归叛反复,但是,努尔哈赤善于运筹恩威并施,使蒙古各部封建主迫以兵威,应顺形势,相继率部众前来归顺。

科尔沁与满洲的关系的第二阶段属于臣服性质,即二者由联盟关系变为从属、臣服关系,科尔沁台吉成为清朝的“不侵不叛”之臣。这种关系从皇太极执政起,一直延续到后来。
1626年(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逝世,皇太极即位,9月,改元天聪。皇太极继承发展了努尔哈赤对科尔沁蒙古的政策,对科尔沁等蒙古地区实行强化统治。
1628年(天聪二年),皇太极得知察哈尔根本动摇,召集归附的蒙古各部准备乘机出击察哈尔,约定九月在绰络郭勒地方与科尔沁会兵.集合待战,同时又在科尔沁继续征兵。但是科尔沁部届期不至,告诉后金所遣使臣说,将自为一路掠察哈尔边境,掠毕再来会,使皇太极组织的这次出征流产。皇太极只好率后金兵及蒙古其他各部兵象征性地出征,未至西拉木伦河就班师了。科尔沁部只有左翼的满珠习礼及洪果尔子巴敦掠察哈尔后前来,其余台吉自行回军。后金方面认为“尔土谢图言合兵征讨,不至所约之地,使我与察哈尔构怨,而尔实与察哈尔通好,是欺我也。”于是皇太吉与诸贝勒议定不遣使往科尔沁,亦不见其臣。科尔沁是一个大部,又是后金最早的盟友,科尔沁不听其调遣,其他部落也难以尽服,因此不得不给一点颜色看。1628年(天聪二年)派近侍索尼等利用向公主[奥巴妻]送礼的名义,持信来到科尔沁部,停留十日,“以观[奥巴]情形”。 在信中,皇太极列述对科尔沁的“宽仁”,以诱奥巴。同时,还列举奥巴九大“罪状”:有“奸谋”之心;不打察哈尔,反与之通好;与明朝两次通市贸易等。于是,皇太极下令,不得与奥巴往来。这一绝交的消息,使奥巴大惊,立即遣使见皇太极,同时写信托二贝勒阿敏为“周旋之”。 奥巴在皇太极的威逼利诱面前,向皇太极派来的使者表示“足虽病,当令人扶掖来朝”,即使皇太极不见,也要遥拜于外,以表忠心。皇太极的使者刚刚返回,奥巴就于1629年(天聪三年)正月带病亲赴沈阳拜见皇太极,献驮马谢罪。皇太极亦以礼待之。同年九月下旬,皇太极进攻明朝,奥巴再也不敢怠慢,立即率科尔沁部二十三名台吉参加战斗。从此,科尔沁奥巴与皇太极为首的满洲贵族结成了休戚与共、“忧乐相同”的“臂指”关系,以奥巴为首的科尔沁也就成了清朝可以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1629年(天聪三年)正月,皇太极颁发“敕谕”:科尔沁、敖汗、奈曼、内喀尔喀和喀喇沁五部“悉遵我朝制度”。次年3月,“审定军令”,特别指出,在征伐察哈尔、明朝时科尔沁等蒙古各部必需“从征”,“协力同心,共申敌忾”,违者及误期不参战者,皆受罚。这样科尔沁部就完全就范.
噶尔珠塞特尔(博第达赖第七子额尔济卓里克图之子),在皇太极加紧征讨察哈尔之际,噶尔珠塞特尔联合科尔沁部海赖、布颜代、塞布垒、百谷垒等,抗拒征兵调马。据史料记载,噶尔珠塞特尔“凡遇兴师,既不随行”,即使出兵也不听从调遣。1634年(天聪八年)正月,噶尔珠塞特尔等各率所部民众“托言往征北方索伦部落,取贡赋自给遂‘叛’去。 响应噶尔珠塞特尔的还有”不遵法度,向怀‘叛’心的科尔沁台吉班第、色本、额古等人。额古系科尔沁奥巴的部下,早已“有罪”满洲,皇太极曾令奥巴将额古执送满洲或以牲畜赎之。对噶尔珠塞特尔等人的不轨行为,皇太极利用科尔沁台吉土谢图济农巴达礼等的力量进行镇压,还专派希福等人往谕:“法律所载叛者必诛,而科尔沁贝勒若获噶尔珠塞特尔等,欲诛则诛之,若不诛,而欲以之为奴者,听。”皇太极又令索伦部首领巴达尔齐由沈阳急回本地,调兵协剿。噶尔珠塞特尔等寡不敌众,兵败被杀,额古等三人被俘。皇太极镇压了噶尔珠塞特尔的反抗斗争,接着又令“分辖所遗人户”,随之将噶尔珠塞特尔等人的部众、家属、牲畜等分给科尔沁、土默特、扎赉特诸台吉,额古交科尔沁台吉伊尔都齐、吴克善等监管。有关噶尔珠塞特尔的反抗斗争,因缺乏史料,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这次斗争反映了科尔沁广大牧民和下层台吉反抗满洲统治者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皇太极利用科尔沁的力量镇压了噶尔珠塞特尔等的反抗,进一步地控制了科尔沁。1636年(天聪十年)3月,科尔沁等蒙古部十六部四十九台吉汇集盛京,会同他人请皇太极受尊号。4月11日,皇太极受之,更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16日,科尔沁部巴达礼、吴克善等,率众台吉进盛筵于笃恭殿。18日,皇太极设宴招待科尔沁诸王公。19日,在清宁宫(即中宫)宴请左翼外藩蒙古科尔沁。23日,封官赐爵。其中,封科尔沁土谢图济农巴达礼为和硕土谢图亲王, 吴克善台吉为和硕卓礼克图亲王。为了更有效的统治蒙古地区,皇太极于1636年(崇德元年)设立蒙古衙门,以尼堪和塔布囊达雅齐为承政,另置若干参政,专管蒙古事务。凡关于蒙古诸部的编旗、会盟、赏赐、通婚等事,均由蒙古衙门负责处理。由于需要处理的蒙古事务日益增多,1638年改称理藩院,主要治理蒙古地区。清朝统治蒙古的政策是:既要使其不能成为朔方边患的势力,又要笼络蒙古封建主,使蒙古族骑兵成为清朝政府统治全国各民族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使其成为清朝帝国北部边疆不设防的屏障。1636年,皇太极派遣大学士希福,蒙古衙门承政尼堪,携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汗,前往科尔沁、察哈尔等地“查户口、编牛录、会外藩、审罪犯、颁法律、禁奸盗”。 授权于希福等大臣“料理一切事务”,希福等人“以五十家变为牛录,造载牛录章京姓名及甲士数目册籍”。这样就使得科尔沁蒙古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司法等,全面纳入了大清王朝的统治轨道。科尔沁蒙古对清朝入关,统一全国及巩固清朝政权起了很大的作用。

下面谈谈科尔沁称臣清朝的原因。
从清朝角度来看,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认为,蒙古族驻牧于北方,对于“防备朔方”是最好的“屏藩”。 但是,他们也知道,蒙古“风气刚劲,习于战斗,恒不肯服属于人”,如果“威德不足以慑之,故不为用,反而为患也”。 那么怎样才能“为用”于己呢?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采取了种种手段分离蒙古诸部,最后使科尔沁成为“不侵不叛”之臣。
其一,“世缔国姻”。 清朝与科尔沁的和亲,与历史上的汉唐和亲有别。汉唐和亲是单方“下嫁”,清代是相互嫁娶。据不完全统计,自努尔哈赤至乾隆帝,与科尔沁结亲的皇后、妃子有五人;科尔沁王公台吉作为清朝额驸者,有三十一人。有一次乾隆帝宴请蒙古王公,“入宴者率偕儿孙行辈”。此外,清朝在科尔沁等十三旗推行“备指额驸制”,从小培养王公子弟,使其忠于清廷。联姻或备指额驸,形式上是亲戚关系,实际上远非如此,“……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对于皇帝,联姻既可笼络科尔沁王公台吉,又可监视王公的行动。
其二,主要用以扎萨克旗为核心的盟旗制度来统治科尔沁及整个蒙古地区。崇德元年十月,在蒙古地区清点壮丁数字,统一编制牛录,任命牛录额真,建立旗分,在蒙古正式推行满洲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清代统治者不断总结统治科尔沁的经验,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但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这一目的。
其三,笼络科尔沁王公贵族。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给科尔沁王公高官厚禄,年班朝觐,不吝爵赏。“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恩独厚,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至乾隆年间,仅在科尔沁部就设有扎萨克六,功臣封爵五。自公爵至男爵共十七;轻车都尉和勋旧佐领达百数十员。其中“土谢图亲王、达尔汉亲王、卓礼克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 俸币居二十四部之上”。科尔沁的地位,“已非新满洲可比”。此外,科尔沁贵族拿双俸,用黄带赐得三眼孔雀花翎。所以,每遇征伐,科尔沁王公都“投殳效命,拔帜先登”。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对科尔沁的政策,在清代是颇有影响的。
科尔沁蒙古与满洲形成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变化,也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科尔沁部,长久以来就从事游牧经济,逐水草而居,这种分散、脆弱而又不稳定的游牧经济决定了封建主政治上的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因而不能形成统一的力量。不仅科尔沁如此,整个蒙古族都是这样。明末察哈尔部力量较强,林丹汗急于恢复达延汗时期的统一局面,对内,夺其叔祖所属的部属民众;对外,向起所属的科尔沁部强索猎鹰、名马。 “如此贪横,人心安得而服耶”? 由于“其臣民向苦其暴虐”,部众纷纷脱离察哈尔,原役属于察哈尔的科尔沁就是其中一例。科尔沁部力图摆脱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联合争取它的满洲。蒙古诸部中无论是察哈尔还是科尔沁都未能统一蒙古,所以,也就无法战胜满洲。
满洲也有战胜科尔沁的内在因素。但是满洲社会无论是由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度,还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其社会本身的生产必然是发展的、向上的、生气勃勃的,阶级的产生和日益对立,推动了社会的前进,而且,当它占领以汉族为主的封建经济较发达的辽沈地区以后,吸收了先进的经济、文化和其他民族成分。在这种情况下,满洲内部出现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等杰出人物,这些人对满洲社会的巩固和发展均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蒙古社会内部的情况则不然,尽管林丹汗有所作为,但因对内、对外政策的错误,不能联合蒙古各部共同反抗。努尔哈赤及其继承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联合、依靠科尔沁的强悍骑兵,击败林丹汗,最后又推翻明朝统一了中国。
从科尔沁蒙古的角度来看,在土蛮汗(即扎萨克图汗)时期,科尔沁部首领一起在辽东边外,非常活跃。还通过海西女真与明朝进行间接贸易。但是,蒙古林丹汗即位后,年幼不能统部众,蒙古诸部开始各自为政,互相争斗不休。科尔沁不断受到察哈尔和喀尔喀的倾扎和排挤。科尔沁被排挤出新安关市口以后,只能通过海西女真与明朝贸易。但是,察哈尔、喀尔喀与叶赫的不断联姻,使科尔沁又遭排挤。在这种情况下,科尔沁只好与建州交好,互通贸易。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攻占沈阳、辽阳,第二年攻占广宁,科尔沁失去了与明朝贸易的市口,又受到察哈尔和喀尔喀征伐的威胁,与后金关系上开始向政治盟友发展。天聪年间,双方的关系开始由盟友关系向从属关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