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林起义时间质疑

来源：鄂中京山
《资治通鉴》把绿林起义发生的时间记在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一般著述都采此说。然将《资治通鉴》和《汉书》、《后汉书》以及其他有关史籍加以对照，便发现《资治通鉴》把绿林起义定在天凤四年是有问题的。

《汉书·王莽传》地皇元年（公元20年）载：”是时，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云杜、绿林，号曰：下江兵。”

《后汉书·刘玄传》载：”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泚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藏于绿林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荆州牧某发奔命二万人攻之，匡等相率迎击于云杜，大破牧军。”

《资治通鉴·汉纪》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载“ 荆州饥馑，民众入野泽，掘凫泚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风为平理诤讼， 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者南阳马武、 颖川王常、成丹等皆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藏于绿林山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等与王匡俱起，众皆万人。”

从以上三书的对比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对绿林起义时间说得最不具体的是《后汉书·刘玄传》, 笼统地说“ 王莽末”，《资治通鉴》放在天凤四年，《汉书·王莽传》放在地皇元年。因此，绿林起义时间的争议焦点应是天凤四年（公元17年）还是地皇元年（公元20年）的问题。

二、《资治通鉴》成书最晚（北宋），从行文看，所记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起义似取材于《后汉书· 刘玄传》（成书于南朝刘宋），张霸、羊牧的一段材料似取材于《汉书·王莽传》（书于东汉章帝建初中）。

三、《后汉书· 刘玄传》虽对绿林起义时间没有具体点明，但《后汉书· 光武帝纪上》说“ 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锋起。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资。” 由此细细领略，与《汉书· 王莽传》地皇元年的说法是接近的。王莽“ 新”朝总共只有十五年，即始建国五年、天凤六年、地皇四年。以此论之，把“ 王莽末” 三字解释为地皇元年，显然较天凤四年更为妥贴。另外，从“ 数月间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荆州牧某发奔命二万人攻之” 这一句看，亦接近地皇元年说。按汉代惯例，所谓“ 发奔命”，通常在“ 常兵不足” 的情况下，经皇帝许可，郡国长官可以临时抽调材官骑士中“ 精勇闻命奔走” 之士以赴急难（《汉书· 昭帝纪》注引“应劭曰”）。显然，荆州收调二万“ 奔命”，进行镇压，是迫于绿林军“ 数月间” 的迅猛发展而仓猝应战的。当时的形势也是如此，南郡张霸、江夏羊收、颖川王常、成丹以及随江夏郡“ 竟陵、西阳三老起兵于郡界” 的南阳马武，从四面八方响应，向绿林山进发，形成一时骤起之势。如按《资治通鉴》的观点，绿林起义发生在天凤四年，从首事到荆州牧镇压，相隔四个年头。在描述荆州牧进行镇压的背景上，不应仅限于绿林军“ 数月间” 发展的情况，镇压也不太可能是仓猝应战。因而两相比较，《后汉书》对绿林起义以及荆州牧镇压所描述的情况和《汉书· 王莽传》绿林起义地皇元年说的记载也比较相符。

既然如此，这就提出一个间题，《资治通鉴》有关绿林起义的记载取材于两汉书，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从未交代改变《汉书· 王莽传》有关绿林起义时间记载的理由，如果再从史料来源上、史实上找不出《汉书· 王莽传》绿林起义地皇元年说的破绽的话，我们认为采用《资治通鉴》绿林起义天凤四年说，而武断地放弃《汉书· 王莽传》地皇元年说是缺乏根据的。

从史源上看，《汉书》与《后汉书》对绿林起义记述的一致性，不仅反映了班固、范晔看法的一致，而且也可以说是从东汉明帝到南朝刘宋几代史家的共同看法。

《汉书》成书一百好几十年，荀悦又编了《汉纪》，他在《汉纪》始建国十二年即地皇元年条下写道“ 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兵于绿林、下江，共皆万余人。” 这可以说直接抄自《汉书· 王莽传》。不过应当指出两点：第一，荀悦再次肯定了班固对绿林起义时间的看法，第二，荀悦保持这种看法，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在编成《汉纪》以前，《东观汉记》已基本成书。这部从东汉明帝创修， 经过一百六十余年， 陆续编到东汉植、灵二帝的纪传体当代史。先后参加编写修改的二十余人中， 就有著名史家班固。唐刘知几在《史通·题目篇》写道“ 《东观》（指《东观汉记》）以平林、下江诸人列为《载记》” , 又在《古今正史篇》中说“ 明帝始诏班固与唯阳令陈宗、长陇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 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 从刘知几的介绍可以看出，如果说《汉书· 王莽传》以批判王莽的角度提及光武中兴、绿林起义，那么《东观汉记》则以正面歌颂的方式谈到光武中兴、绿林起义，因而在史实上，还要丰富具体。《东观汉记》所载绿林起义的情况如和《汉书· 王莽传》有出入，荀悦奉诏编写《汉纪》定会有所反映。既然没有，我们就有理由断定，从东汉明帝到荀悦生活的东汉末年，东汉一代官方修史人员都一致认为班固在《汉书·王莽传》关于绿林起义时间的记载是没有问题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之风大盛。据《隋书》、《旧唐书》两《经籍志》以及《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在刘宋范晔《后汉书》之前有八家纪传体后汉书，两家编年体的后汉纪。略晚于范晔的梁刘蕊在《文心雕龙· 史传篇》中说“ 后汉纪传，发源《东观》。” 事实也是如此，前引范晔《后汉书· 刘玄传》有关绿林起义的记载，绝大部分取材于《东观汉记· 刘玄传》（见清人二十四卷样本《东观汉记》）, 仅在“ 诸亡命”后添补了“ 马武、王常、成丹等” 字样。这些增添的人名, 可能是根据《东观汉记》其他《列传》或《载记》增加的。范书取材于《东观汉记》, 而《东观汉记》有关绿林起义记载又经过《汉书·王莽传》的作者班固之手，因而范晔的《后汉书· 刘玄传》与班固的《汉书·王莽传》有关绿林起义记述的一致性，便不是偶然的。还应指出，范书是在诸家后汉书材料综合基础上写成的，因而范书的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晋南北朝诸史家的意见。

另外，附带提及一点，据《宋史·艺文志》介绍“ 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 而《隋书》、《新旧唐书》的书志所载两汉之际的史料莫过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到司马光研究两汉之际的历史时，一般来讲，也不太可能超出上述范围。因而司马光想在这个史料范围之外建立新说，也是很困难的。

在史源上很难找出突破《汉书· 王莽传》绿林起义地皇元年说的材料，那么在史实上是否可以找到这种突破的根据呢？从这方面考虑，可能有下述三点可以作为司马光否定《汉书·王莽传》地皇元年说的根据。

其一，司马光可能以《汉书·王莽传》天凤五年费兴给王莽的上奏作为否定绿林起义地皇元年说的根据。“正月，……以大司马司允费兴为荆州收，见，问到部方略，兴对曰‘ 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莞，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早，百姓饥穷，故为盗贼，……” 而查阅《王莽传》从始建国元年实行六莞到天风五年正月，没有见到荆州地区反莽的具体事例，出现了空白。恰好《后汉书· 刘玄传》有一段“ 王莽末，王匡、王凤领导绿林起义的记载，于是把这一段历史填补了这个空白。在行文上正好与费兴的上奏相呼应。然而，司写光可能忽略了《王莽传》地皇二年条下这样一段记载“ 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孰得归乡里，众虽万数，宜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阂而己。” 大体最初的农民起义，并无明确政治目的，无长远打算，往往“ 转掠求食” ,“ 常思岁孰，得归乡里” 。由于为数众多，在《汉书王养传》中，常用“ 麻起” 、“ 麻沸” 来形容这些力量分散而人数众多的农民起义。尽管一些封建的政治家能够从总体上意识到这种局势的危险性，甚至大声疾呼，但对具体的农民起义史文或载或不载，也是常有的事情。司马光没有考虑到前人记载上这种毛病，而把时间发生较晚一点的绿林起义填补到天凤四年，如果这样处理，那就不科学了。

其二，司马光改变绿林起义地皇元年说，可能出于对《仅书· 王莽传》地皇元年“是时，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云杜、绿林，号日下江兵”这句话的错误理解有关。史家记事，往往用后来出现的称谓统称其事。因而用地皇三年绿林山大疾疫以后西入南郡的绿林军所获得的“ 下江兵” 称号，统称地皇元年的绿林起义者，乃是史书的通例。《汉书· 王莽传》不但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 下江兵” 一词，而且也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了“ 赤眉”这一称谓。按“ 赤眉” 这一称呼，是因赤眉军在地皇三年（公元22年）对王莽军在成昌地区的一战，赤眉军领袖“ 樊崇欲战，恐其众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由是为赤眉” （见《后汉书。刘盆子传》）。而《王莽传》把这一称谓记在赤眉起义发生的天风五年（公元18年）， “ 是岁，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馑相聚起” 。司马光可能见《王莽传》地皇元年条下有“ 下江兵” 的记载，鉴于这一称谓是绿林首率以后的事，而把起义的时间再向前推至天凤四年，这种处理，也是误的。

其三，司马光把绿林起义时间提前，还可能与对天灾发生时间的理解有关。费兴的上奏中有“ 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 之语，正好与《后议书· 刘玄传》“ 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巧合在一起，而从字面上，《汉书· 王莽传》地皇元年条下无明显干旱的记事，相反则有“ 是月（七月）大雨六十余日” 的字样，这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从天灾干旱这个角度看，地皇元年不可能发生起义。如果司马光这样理解，那也是错误的。不错，地皇元年七月下了大雨，但班固是针对王莽在长安城南大盖“ 九庙”时，民工修庙之苦，才在《王莽传》记下这六十天大雨的，显然雨的记载只针对长安地区而言。据王莽的诏书，长安因雨确实丰收了：“ 常安（长安）六乡巨邑之都， 枪鼓稀鸣，盗贼衰少，百姓安土，岁以有年。” 但与此同时，王莽在诏书中还承认在关中地区以外“ 江湖海泽麻沸，盗贼未尽破殄” 。其原因如王莽在同年另一诏书中所说的“ 惟即位以来，阴阳未和，风雨不时，数遇枯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 王莽在这里承认多次发生旱灾，既不能排除天凤四年有旱灾，更不能排除当年地皇元年有旱灾。因“ 数遇枯旱” 是针对当年“ 四方盗贼多” 的原因再次提出的。（以上所引均见《汉书· 王莽传》地皇元年）

事实上地皇元年前后，荆州地区连年发生旱灾。当王匡、王风领导的绿林军在地皇二年打败荆州牧后，形势发展很快，人数达到“ 五万余口”，但到地皇三年，便发生“ 大疾疫，死者且半” 。这是特大瘟疫，往往在连年大旱时流行。另据《后汉书· 刘縯传》“ 莽末， 盗贼群起，南方尤甚。伯升（刘縯）召诸豪杰计议曰‘ 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 ” 。根据前引《后汉书· 光武帝纪上》的记载，刘縯、刘秀兄弟可能就在地皇三年响应王匡、王风领导的绿林起义。综观地皇元年、二年、三年荆州地区旱灾情况，《汉书· 王莽传》把绿林起义记在地皇元年是完全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