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败亡原因新探 – 活着就要有意义

对于汉王朝的兴起，司马迁曾如此叙述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除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1]由于秦汉交替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创伤，秦灭楚亡始终是历史关注的焦点。有关项羽失败之原因探讨，也不是一个新鲜命题。早在汉帝国建立之初，刘邦君臣就讨究过这 个问题。自那以后，对此问题依然是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远的不说，单就近世而言，说法亦有多样。最没有争议的是人才问题上的得失；各具特色的则有阶级出身论，以为项羽代表旧贵族利益，故不敌刘邦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2]有不顺应历史潮流，分封不得人心论；[3]有项羽不厚不黑论，以为其未能及时地置刘邦于死地，最终败下阵来；[4]等等。笔者以为，人才问题之得失确系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其它的论点则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未免牵强失当。让我们根据历史记载，看看项羽之败的症结何在。

一

探讨先朝得失，尤其是探讨前朝败亡的原因，已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传统。几乎每个新朝的开创者都急于得出某种结论，以免重蹈覆辙；并想借此规戒子孙。周武王灭商伊始，就企图与纣王之兄箕子讨论商灭问题；[5]秦灭六国后，秦始皇也与群臣讨论过周所以亡的原因。[6]同理，汉帝国成立后，秦亡及项羽败亡原因也立刻被提出讨论。但是这一类讨论或因距事发过近，仓促检讨未必能切中要害；或因就事论事，缺少历史的纵深感。因而，其得出的结论及其欲图借鉴之目的均不甚妥贴。

汉初对项羽败亡的讨论就非常简单。还在洛阳的时候，刘邦就让群臣对汉所以胜、楚何以败畅所欲言。[7]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所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对于臣下的这种认识，刘邦认为只是项羽败亡的原因之一，且不是最重要者，所以他笑驳二人，谓之：“知其一未知其 二。”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其二”又是什么呢？对此刘邦有一段非常精彩有名、且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表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 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吾擒也。”其实，君臣所说的都是人才问题，只是刘邦所说为栋梁之材，高、王所说涉及到的仅是团结一般的人才。

的确，在人才问题上项羽失误甚多，有目共睹。其症结在于他刚愎自用，不善于团结人。如韩信、陈平均为项羽旧部，前者因不得重用而离去，后者因畏罪而归汉。[8]张良也一度与项羽有过从，但项羽并未将其争取到自己这边来。[9]所以即使项羽身边有人才，也等于没有。司马迁论项羽“奋其私智”，可谓的评。至于范增是否算必不可少的人才，很值得怀疑。范增为项羽谋划，有史可稽者共有三 处，均见《项羽本纪》。第一次是鸿门宴前，范增力主击灭刘邦。此计在当时显非急务，亦为形势禁格。杀刘不如放刘有利，对此笔者另有专论。[10]第二次是项羽分封时，范增与项羽谋划曲解巴、蜀为关中地以封刘邦，偷梁换柱歪曲怀王之约。此计亦属平常，高明有限。第三次是汉三年楚汉相持于荥阳，楚占上风，汉提议划界讲和，项羽欲允，范增反对，以为“汉易与耳”，遂急击荥阳，终未能擒获刘邦。在无把握一举置刘邦于死地的情况下，不允议和，恐怕不能视之为 高见。尽管和约未必能长久保持和平，但项羽的让步至少能在道义上赢得广泛同情。上述三策，至少有两策失当，剩余一策无失算，但也非要害之争。所谓范增的计谋不过如此，不用也罢。或许范增还有一些良策失载于史，但范增在日，项羽失策甚多，如厚封诸侯将而薄封诸侯，杀怀王心，不击汉而击齐，为其错之大者；范增死后，楚亦有大胜；因此，范增的重要性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至于范增死后，楚由盛而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刘邦建立了广泛的反楚统一战线，并开辟了多处战场， 令楚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力量耗竭所致。回顾楚汉相争的历程，项羽屡战屡胜，完全是亲征的结果；刘邦屡战屡败，却能迅速结集力量，卷土重来，并不断以周边战场的胜绩使楚军在主战场的频频告捷显得毫无实际意义。这种战争模式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在这种模式中，项羽身边有无范增，原无多大区别。

除有才不用，无才可用这两大弱点之外，项羽还有用人失当的问题，如郑昌无力守旧韩、曹咎不守将令失成皋、龙且贪功冒进全军覆没、周殷叛楚助汉势。用错人的原 因主要是任人唯亲，韩王郑昌为故秦吴令，系项氏早期结纳的故交；大司马曹咎与塞王司马欣均于项梁有救命之恩。此数人未闻有大功于楚，他们竟踞高位，这对楚 军将领的积极性或有严重挫伤。由于这些项羽故旧均非干才，委其独当一面，必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曹、龙、周三个事件对项羽的打击是最为致命的。 由此可见，用错人的危害，绝不在不重人才、不善于团结人才的危害之下。

二

对项羽败亡原因的反思，还有项羽本人提出的“天亡我，非战之罪”说及司马迁对此论的抨击。司马迁论道：“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 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 哉。”[11]作为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将项羽败亡事件放置于历史演化的过程中去考察，其结论较之于刘邦君臣提出的单一人才问题显然要高明得多。项羽的败亡确实是从 他号令天下，主持分封之日起就渐次发生了。项羽背叛怀王心“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之约，放逐义帝，失德已显，无怪诸侯纷纷效法；自矜其智，专以暴力统治为务；信奉武力，所有的叛乱，项羽均派兵击之，而不考虑武力以外的手段。于是，尽管项羽胜利频频，但叛乱的愈伐愈多，与秦亡前天下崩析之状极为相似。无怪司马迁要将项羽与暴秦相提并论（虐戾灭秦自项氏）。

当然，这里的天绝非指冥冥上苍及异常的运气，而是指人的禀性及时代需求。所谓禀性即人之天性，其构成极其复杂。项羽的禀性与常人大致相同，只是其残暴的特质又迥异常人。项羽初登历史舞台即是以一种极其凶悍的姿态亮相的：他斩秦之会稽守后，旋即格杀数十百人。[12]载于史册的反秦武装的第一次屠城也是项羽所为——屠襄城。[13]第二次屠城，也有项羽参与——与刘邦攻城阳屠之。[14]之后，他又坑秦降卒烧秦宫，杀秦宗室，屠咸阳，坑齐降卒，杀义帝怀王心，可谓罪行累累。在秦之暴行，日人泷川资言将其比之为伍子胥入楚，唯欲快其心而已。[15]其 实不然，项羽未诛杀害死项梁的罪魁祸首章邯，说明他还是照顾到长远政治利益的。在秦之暴行，完全出于其本性中占上风的施暴冲动。参之以怀王心的背景亦能说 明这一点。怀王心祖父客死于秦，国又为秦所灭，但其号令攻秦时，谆谆以不得行暴为戒。所以，项羽在秦施暴不得完全归结于复仇。项羽在扑灭叛乱的征战中，肆 意残杀，结果，激起了更顽强的反抗。项羽的残暴除了其天性中固有者之外，还有一些从秦政中习得之暴。项羽于分封一事也是重封诸侯将而轻封诸侯，就是奉行了赵高为秦二世进策之“贱者贵之，远者近之”之意，[16]他将赵王歇、燕王韩广、齐王市分别贬为代王、辽东王、胶东王，而将赵相张耳、燕将臧荼、齐将田都分别封为上述三地之王。项羽还剥夺了韩王成的王位，后又废为侯而杀之。[17]这样一来，在施暴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动乱的祸根。

项 羽的残暴似与当时公认的“仁而爱人”的口碑极不谐调。人性原本多组相反的矛盾组合，又由于教化的作用，使得本性的外现增加了掩饰性。不容否认，项羽的天性 中有仁爱与残暴并存，但这种仁爱一经表现出来，便具一定的功利色彩。这不仅可以博得好评，满足他需要赞誉的天性，而且可以令人为其效力。曹咎、司马欣、郑昌就是项羽仁爱的受益者。这些人的得益，给项羽带来了知恩图报的虚誉。与项羽的仁爱同样受到公认的，还有他的不肯赏人功的特质。这两种特质结合在一起，就成了韩信所说的“妇人之仁”。经韩信一点化，项羽“仁而爱人”的一面就徒有其表了。不肯赏人功除了是政治上的短视之外，也是项羽本性中自私自大的因素作 祟。而自私自大又往往是残暴的先决条件。于是乎，项羽的仁爱使社会得益极小，而他的残暴则对社会危害极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残暴不仅为项羽最重要的行为 标志，亦是当时社会的切肤之感。那么，项羽是继秦而起的暴君，当无疑义。

由于项羽以残暴立世，他就注定是不合时宜的了。什么是时宜？按司马迁的观点，就是历史的自然韵动，其中包含着补偏救弊的因素，或可名之曰“世情、民心、时代 需要”。司马迁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 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18]忠，意为质厚；敬，意为多礼；文，意为尊卑。自周衰，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可谓文敝已极，世道需要质厚的调养。而秦之苛刑暴政，恰是天性刻薄者所为，有违 质厚之道，与社会需求相抵触。秦以暴兴，不能救时弊，最终为民众所唾弃。项羽以暴继秦，视人命如草芥，任意砍杀；视天下为私物，寸土不肯予人；其逆时代而 行，必然蹈亡秦之覆辙。项羽在兵败垓下时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他居然也悟到了“时不利”这一要害。但他丝毫没有悔过之心，所以为司 马迁痛斥。

项 羽的残暴特质是项“天亡我”论的最重要成因，而其在人才问题上的失误亦可从其本性中找到根源。司马迁论项羽为“才气过人”，事实上，他确有过人之能。正因 为如此，他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容不得人，韩信、陈平、张良甚至范增都未能留住。自大的同时，项羽的猜忌心极重，故此中了陈平的离间计，疏远了钟离昧、范 增、周殷等人。[19]周殷的叛楚归汉或与此有关。项羽爱人的特质又为他招来了一批无用之人，[20]错用了一些无力承担重任之人。因此，项羽在人才问题的失误也可归咎于“天亡我”的范畴。

三

通 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项羽的一切失误都可以从他性格上的缺陷得到解释。而与生俱来的性格缺陷最终使他不合于时代。这两方面的结合注定了项羽的统治在历史上 只能昙花一现。而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有一定的影响的观点究竟在项羽败亡问题上占多少分量，值得怀疑。首先是阶级属性论。旧楚灭亡时，项羽只是个不足十龄的 孩童，家族的旧贵族成份对其有多大影响尚属疑问。作为单一个体，即便属于旧贵族，是否一定比新兴地主阶级分子境界低下，历史尚未提供过确凿的证据。因此， 不能简单下结论。[21]其 次，分封开历史倒车论。分封在当时是唯一可取之选择，对此，笔者有专论，联系到刘邦在汉初的分封，可以断言，项羽的分封也是势在必行，与时代需求无抵牾， 与其失败关系甚小。第三，不厚不黑论。项羽无视怀王之约及怀王的存在，悍然主持分封，不可谓不厚；杀义帝及韩王成，不可谓不黑。至于鸿门宴上不杀刘邦，实 在是因为不杀比杀更有利，不能算失误，[22]与 厚黑无涉。这些观点显然没有洞见项羽败亡的关窍。除此之外，基于楚汉战争的最后结局，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看法，认为项羽在军事上靠逞勇斗狠取胜，在政治上 更一窍不通，十分愚昧，显非刘邦之敌。一旦验之于史，就不难看出这种貌似合理的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项羽只是个一味逞血气之勇的莽夫（尽管他确有这种 倾向），在政治上毫无可取之处，他就不可能在秦楚之际极其复杂的局面中脱颖而出，对秦战而胜之，并收拾残局，称霸全国达五年之久。项羽非凡的政治军事才干 可圈可点之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 一、杀宋义、援赵取胜。针对宋义提出的“承秦赵敝”畏战托词，项羽敏锐地认识到秦破赵后将无敝可承，于是他果断地斩了宋义，取得了援赵楚军的指挥权。钜鹿 之战固然是在项羽一往无前的气势鼓舞下取胜，但此等重大战役，其细微处亦非常人所能设想，可以肯定，只有周密的布置，才能取得以少胜众的战绩。其二、击降章邯。钜鹿战后，秦军与诸侯军相持于漳南，陈余遗章邯书或为项羽指使，意在攻心，待章邯谋和时，项羽乘其懈，急击大胜。随后章邯约降，项羽因军粮不足，及 时接受其降。项羽不杀章邯而坑降卒亦是一种谋略，留章邯等，可使其治秦；坑降卒乃不得已之举。试想，二十余万秦军与四十万诸侯军结伴入秦，一旦变生不测， 后果不堪设想。其三、主持分封。分封为项羽生平最重要之政治事件，亦最能体现其政治涵养。项羽谋略通过分封，长久确立其霸主地位。他分立十九国之举不时受 到后人的指责，以为其比战国七雄并峙又倒退了许多，其实这正是体现了项羽的良苦用心。首先，他自王九郡之地，占当时中国疆域的四分之一，其次，为了削弱可 能威胁其霸主地位的诸侯实力，他将旧秦一分为四（汉、雍、塞、翟），将旧齐一分为三（齐、胶东、济北），将近楚之赵一分为二（代、常山），将燕一分为二 （燕、辽东）。不仅如此，他还将赵的军事实力化解为四（代、常山、殷、河南），使原先仅次于楚的军事集团削弱于无形。[23]由 于三秦对项羽死心塌地效忠，河南、殷亦对项羽感恩戴德，兼之未令其王之国的韩地尽入项羽掌握，项羽已建立了从彭城至三秦横贯中国东西的实力带。这个实力带 的南面，九江、临江、衡山三国由楚国旧将执掌，最西南的汉亦为楚旧部。不难看出，项羽阵营的势力范围十分壮观，足以使任何欲有异动的诸侯国不敢轻举妄动。 其四、楚汉战争。项羽在正面战场与刘邦的交锋中屡战屡胜，这绝非一味逞勇所能做到的，对付刘邦这样的劲敌，若非在意志、智力、用兵艺术诸方面胜出一筹，是 很难取胜的，更何况连胜。至少有三事表明项羽的出众之处：第一，刘邦攻占彭城，项羽率军从齐回救，绕到彭城之西南，出其不意，一击奏功。[24]第二，楚汉相持成皋，彭越扰乱梁地，项羽回救，与留守成皋的曹咎约半月之期必破彭越，果如其言。怎奈曹咎不遵将令，于六日上为刘邦所破。[25]第三，项羽受困垓下，他领兵趁夜突围。汉军至平明才发觉。这些无不说明项羽用兵已有出神入化之功。当时最负盛名的军事家韩信与项羽直接交手有二，一胜[26]一负，[27]韩信不占优势。由此可见，项羽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亦不应有太多的可指责之处。

然 而，项羽过人的聪明才智仍不足以弥补其性格缺陷造成的损害，兼之有刘邦这样强劲的对手，使项羽为历史淘汰势不可免。项羽在历史舞台的最后谢幕几乎集中展示 了其性格中的全部缺陷：垓下被围，四面楚歌，项羽便以为楚地悉为汉有，此为其多疑之性；他神不知鬼不觉溃围而出，竟被一田夫骗入泥泽，此为其暴行的恶果； 仅剩二十八骑，他仍要证明自己向来正确，此为刚愎自负的表现；他拒绝乌江亭长“王江东”的建议，此为其缺乏韧劲、遇挫则不振的脆弱性；已决意赴死，他仍大 开杀戒，杀人无数，充分表现了他的残暴；已是命在旦夕，尚不忘市恩于人，他自刎以便让其旧部持其首取万户侯。这些至死不改的品质就是项羽的天性。

综 上所述，项羽天性方面的诸多缺陷是他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他的残暴为时代所斥，经过暴秦统治的广大民众绝不会接受继秦而起的暴君；他的刚愎自大、目中无人使 得人才离他而去，或不为其所用，从而极大地削弱了他的实力；他的缺乏韧劲特质使得其败亡突然发生而没有苟延残喘偏安一隅的余响。由于项羽崛起甚速、成功甚 大，不可一世的威势与其迅即溃败、一蹶不振的结局形成的巨大反差，也由于司马迁对项羽结局描述的精彩渲染，使得项羽的“天亡我”之叹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汉 人扬雄与王充就分别对“天亡我”说进行过不完全的肯定的论述。特别是王充，几乎肯定了这一点，他说：“项羽且死，顾谓其徒曰：‘吾败乃命，非用兵之过。’ 此言实也。实者，项羽用兵过于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28]这 种对项羽哀叹的简单附和显然失于偏执，其着眼点完全放在刘项的正面军事较量上，而不顾主战场之外的力量消长。正是因为项羽正面控制区域以外的形势趋向决定 了楚汉战争的胜败，同时也衬映出项羽孤家寡人与天下抗争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项羽是以意逆天，宜其灭亡。而他的“天亡我”之叹也终于落到实处。

附注：

[1]《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

[2]参见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项羽新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月10月版。

[3]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4]参见李宗吾《厚黑学》。

[5]参见《吕氏春秋·慎大览》、《周本纪》。

[6][10]参见《秦始皇本纪》。

[7]参见《高祖本纪》。

[8][19][20]参见《陈丞相世家》。

[9]参见《留侯世家》。

[20][22]参见周骋《刘项关系与〈鸿门宴〉结局识论》（载《淮海文汇》1997年第4期。

[11]《项羽本纪赞》。

[12][13][14][17][23][24][25]参见《项羽本纪》。

[15]参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

[18]《高祖本纪赞》。

[21]参见周骋《项羽分封新论》载《淮海文汇》1996年7期。

[26]参见《淮阴侯列传》汉二年。

[27]参见《高祖本纪》汉五年。

[28]《论衡·命义篇》。

补注

项羽封刘邦于汉中、巴蜀，未为失策。如果不是赵衍指了一条小路，汉军就不可能对三秦展开攻击。所以，天亡我说，在这里也神奇地体现出来了。

刘邦所说三不如云云，当视为刘的自谦。因为在楚汉战争中，固然是由于韩信的卓越表现才导致了最后胜利，但刘邦本人一直坚持在与项羽相持的主战场上。倘若让其它人来对付项羽，估计也未必能讨到什么便宜。

汉破曹咎之役可能历史记载中有小说家言的成分。一是其战胜的方式与破龙且如出一辙，二是曹咎之战是会战形式，而非轻易击破。当时参战的有燕国军队，可见破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附

解读项羽

近几年，围绕楚霸王项羽似乎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文化热点。电影、电视连续剧、电视书场、专题出版物及MTV不一而足，其间或多或少有些许为项羽鸣冤叫屈的情绪。项羽身后向来不寂寞，宋人李清照“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名句当为其评价最力者，然而只涉 及其生其死而不及其它。待到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直评项羽因不厚不黑而败，这就牵涉到刘项优劣论。时下汹涌的不平之气，或许就是对不黑不厚说的呼应。其 实，不论人们对项羽怀有何等情感，事实总是事实。细读《史记》就不难发现，项羽绝非人们心目中的直肠汉，也不可能与厚黑无涉。有关项羽的历史功过得失，学 界论之甚详。笔者只想对一些一向为研究所忽略、又关系项氏成败并对后世有启示意义的项羽现象略作归纳。

第一，项羽的个人品质造成了他的失败。首先项羽绝非智力低下，正相反，司马迁认为他才气过人。刘邦也认为在勇悍仁强方面自己非项羽可比，对此韩信亦有同感。但项羽这种过人才华并没有给他带来帮助，反而使他成为直继暴秦的统治者。项羽的本性是极度自负。陈平对其鉴定为“不能信人”、“意忌信谗”。在项羽眼里，他人均不足道，所以他事必躬亲，弄得自己很辛苦。这使人联想起秦始皇。侯生、卢生有言：“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己……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项羽也是逢战必到，疲于奔命，最后又中了陈平的反间计，更加形单影只，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独夫。司马迁评秦始皇曰：“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评项羽曰：“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其 次是苛察。苛察大概是项氏家风。其叔项梁起义后不久拒绝一门人求职时指责对方某时未办好某事，是为其证。日后，殷王司马卬叛楚，项羽派陈平等击降之。不久，司马卬降汉，项羽就要追究上述军事行动的参与者，导致陈平归汉。相形之下，刘邦的部属中有许多人曾反对过他或投降过项羽，均未受追究。所以，项羽虽常 胜，人却越打越少；刘邦虽常败，人却越战越众。又其次，项羽继承了赵高的一套统治术。赵高曾献计于秦二世，说欲巩固其统治，唯有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 近之。项氏在分封时正是这样干的。他将原来的齐燕之王分别贬为胶东王、辽东王，而将齐燕之将分别封为齐王、燕王。正是这种统治术，迅即酿成了不安定因素， 并最终断送了项氏统治。经历过暴秦统治的广大人民是绝不能忍受项氏统治的。天份反成事业之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第 二，项羽现象提出了历史人物作用的阶段性命题。彼得原理有无能极一说，即某个系统里的人达到其力难胜任的岗位，不称职现象便随之产生。项羽的情况正合此 理。可以说，在反秦风暴中，如果没有项羽的摧枯拉朽之力，其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他在夺权前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在救赵时的果敢绝决，奠定了其历史地位。但以 此为限，其后的局面就非项羽所能胜任。归降的二十余万秦军，既是项羽的最辉煌胜利，也成了他失败的开端。这些与诸侯联军人数相去不远的俘虏，如果不杀，总 是心腹之患。而一旦杀降，项羽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并且无法在关中立足。又如分封，也非项羽份内事，项羽挟威势强行包办，弄得怨声载道。于是，项羽就从 顺应历史潮流走向了反面。对此，项羽本人固然有推卸不了的责任。他以为自己既然在军事上有一套，其它方面估计也差不了。耐人寻味的是，时过两千年，项羽的 思维方式在中国仍可以大行其道。生活中经常能看到某些领域的成功人士，情不自禁地要对各种事物指点江山。那么，项羽同时代的人默认了他的自负就不足为奇 了。但事实让天下及项羽本人大失所望。如果项羽当时不去争夺支配权，他肯定不会迅即覆灭。或许应了老子的一句话，“知止可以不殆”（王弼《老子注》）。可惜，项羽及其它情形相类者当时绝不会有这份自觉。人类注定要在错误中成长。

最后，项羽蔑视知识或代表了一定的中国社会情绪。少年时代，项羽学书学剑学兵法均浅尝辄止。在项羽眼里，“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可见，知识在其心目中一文不值。项羽抹杀义帝的功绩一事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对知识的情绪。他说：“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话虽说的有力，可却不是事实。义帝是在项梁败死，楚国受重创之后出面主持大计的，他亲自布署了攻秦的两路人马，完成了陈胜、项梁未能完成的大业——灭 秦。设想，如果印刷厂厂长出面否认一本畅销书作者的作用，建筑队长出面否认一个杰出建筑的设计师的作用，一定没有人会信以为真。但项羽的上述言论却能深得 人心。甚至司马迁或者都被其骗住，《史记》就没为义帝立传。无独有偶，刘邦定天下论功行赏厚封萧何，遭到武将们的一片反对之声：“臣等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看看，项羽心态有多么大的市场啊。但刘邦不是项羽。他以猎为譬：“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刘项原来不读书。”然刘邦对待知识的功用能深明大义如此，刘胜项败，固其宜矣。项羽先抹杀义帝之功，后杀义帝之身，此等行径岂是与厚黑无涉。按刘邦的上述说法，项羽之谋杀义帝无疑是功狗噬功人。其厚其黑，天地共鉴。

深究起来，对项羽的歧读皆源于司马迁的记叙。特别是将刘项二人相互参看时尤其如此。当司马迁着力描摹时，项羽总是威武雄壮，气势夺人；刘邦则平淡无奇，甚或猥琐。于是便有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之 叹。确实，刘项相争，项羽处处压刘一头。然而，项羽的刚猛无俦恰恰是逆时代潮流而行。所以，虽然频频取胜，却最终魂断乌江。欲读通项羽，必须读司马迁为刘 项二人各自所下的赞语。司马迁对刘项二人所下的赞语恰好与正传相反。对刘邦评价极高，对项羽则贬斥甚多，若再与各自的本纪相参，却又都是与事实兼容的。令 人惊奇的是，这种成于一手且反差明显的评价竟能完全谐和地出现在历史的背景上。其原因在于，历史本身就是由无数矛盾着的事实所构成。项羽的事实是，他的确 威武雄壮，可惜这只是小节。大节是在灭秦之后，项羽其人其情是反社会的。那么，看历史人物，只管往大节处看。当一个人大节有亏时，即便其小节可歌可诵，不提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