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家柽:鲜为人知的辛亥奇人

来源：新华历史文摘 辛亥的记忆

提起程家柽,也许当代人知之甚少，然而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却是举足轻重、功勋卓著的人物，正如同时代的民国元老张继所言:“中山(孙中山)提倡革命者也，克强(黄兴)实行革命者也，韵荪(程家柽)组织革命者也。”
张继之所以把程家柽与孙中山、黄兴并列，其理由是“向使学界而无韵荪，则中国同盟会必不能以成，北京而无韵荪，则吾同志死者必不可胜数。完全终始，一手维持，韵荪大矣，然而韵荪不言矣。”由此可见，程家柽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何等重要!其品格、境界和情操又是何等高尚！
那么，程家柽究竟是何许人呢?

孙中山的患难之交

程家柽，字韵荪，安徽休宁人，生于1874年，书香世家出身，早年中过秀才。宋教仁说他“貌俊伟,须眉奕奕”。1897年，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两湖书院。1899年，经张之洞和两湖书院选送，程家柽获得官费出国留学，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农科。

半年之后，经一位侨居日本的广东香山籍商人相助，程家柽得以同孙中山晤面，从此踏上民主革命之路。

与孙中山结识之前，程家柽一直以为，孙中山乃革命领袖，其所领导的兴中会理应成员众多、声势浩大，可出人意料的是，此时兴中会的很多会员已受到改良派领袖康有为的影响，纷纷投向“以保救光绪、反对慈禧和抵制革命为宗旨”的保皇会。

当此兴中会最困难、孙中山深感无力回天的时刻，程家柽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兴中会，支持孙中山。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之理，及五权分立，暨以铁路建国之说，是程家柽“闻所未闻”的真理，令其大为折服，他表示要坚定地追随孙中山，“欲树党全国，以传播之”。

程家柽加入兴中会以后，孙中山大为兴奋，把程家柽视为知己。

促成“孙黄合作”，参与创建同盟会

1902年，程家柽与张继、秦毓鎏等20余人在东京发起组织青年会，宣传革命。众多立志革命的留学生，如日后成为国民党大佬的钮永建、吴稚晖等都是在程家柽的荐举之下与孙中山相识，进而投身革命的。就连后来对创建民国居功至伟、大名鼎鼎的黄兴，其与孙中山“携手共创民国”的“孙黄合作”，也是由程家柽一手促成的。

黄兴于1902年留学日本，1903年，由于沙俄拒不遵约撤走侵占中国东北的军队，并向清廷提出七项无理要求，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4月29日，由程家柽与秦毓鎏、叶澜等发起，在东京锦辉馆召开留学生大会。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开赴东北前线与沙俄侵略军作战，当场就有二百余人报名参加，其中就有从湖南来的黄兴和刘揆一。

黄兴、刘揆一均系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对国家民族危机深切关注。程家柽非常欣赏他们，经常就孙中山的革命救国道理及方式与他们倾心畅谈，从此，他们对孙中山由认同到信服，再到敬仰和崇拜。

黄兴毕业后回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2月15日，与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陈天华等在湖南长沙成立华兴会，被推举为会长。华兴会原定于11月16日在长沙举行武装起义，由于消息泄漏，黄兴被迫再度流亡日本。

1905年6月24日，由宋教仁主持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在东京创刊。1月22日召开集资办刊动员大会，会上报名入股的有30余人，可是交纳股金的却寥寥无几，为此，3月19日，杂志社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宋教仁要求大家出钱出力，共渡难关。会上，担任编辑长（总编辑）的陈天华当场提出辞职，甚至有人干脆提出解散杂志社。当此刊物未及出生便面临夭折的关键时刻，程家柽挺身而出，毅然挑起编辑长的重担，与宋教仁并肩坚持杂志社的创建工作，从此两人结下了至死不渝的友情。

《二十世纪之支那》以“提倡国民精神，输入文明学说”，“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为宗旨，在留日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也受到日本政府的关注。第二期因为刊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抨击日本的侵华政策，触动了日本政府的隐衷，尚未发行即遭到日本警察的封禁和没收。程家柽为此险些入狱，有幸得到大隈重信、犬养毅等日本人的帮助，为其排解，方得以免除牢狱之灾。

不久，孙中山在众人的期盼下，从美洲来到日本。7月28日，程家柽立即邀集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白逾桓、田桐、张继、但焘、吴晹谷等人，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同孙中山会晤。这是黄兴与孙中山两大领袖的第一次会晤。孙中山和众人就革命团体联合之事进行了磋商。程家柽认为革命洪流已到了汇聚之时，各方团体应精诚团结，同舟共济。7月30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领袖及主要成员在东京召开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推举程家柽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张继、马君武等人负责起草会章。

8月13日，一场规模盛大的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的大会在东京富士见楼举行，到会者达千余人，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大会上，程家柽充满激情地指出：“法国不仅有一拿破仑，美国不仅有一华盛顿。先有无数的拿破仑、华盛顿，而此有名之拿破仑、华盛顿，乃始能奏其功，故今日吾国不可专倚赖孙君一人。人人志孙君之志，为孙先生之为。中国庶克有济。”

对于革命形势，程家柽也做了一番精辟的阐述，充分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他认为：“国人革命之心，自明亡国，秘密结社，到处皆是，惟各自分立，不相系属，其势弱微，不克大举。譬之太平天国洪、杨之军，所以与湘、淮之冲突者，盖以三合会与哥老会、安清道会先未相通也。观于苗霈霖、张宗禹之与太平，同为清廷之仇敌，而不能联为一贯，则其事可以知矣，曾国藩、李鸿章何能为哉？必其联合留学，归国之后，于全国之秘密结社有以操纵之，义旗一起，大地皆应，旬日之间，可以唾手而摧虏廷。若兵连祸结，则外人商业必受损害，而戎马倥偬，军士非尽受教育，则焚教堂杀外人所不能免矣。外交牵涉，国难骤立。今留学既众，曷若设革命本部于东京，而设分部于国内通商各口岸，他日在东留学，毕业而归，遍于二十二省，则其支部之设，可以不谋而成。”

众人听后，鼓掌之热烈“上震屋瓦”，孙中山更是尤其兴奋和喜悦。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近三百人。会议进行之中，突然有人诘问孙中山：“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请明以告我。”

孙中山立时惊愕，正不知如何回答时，程家柽嚯地起身，越席而立，凛然答道：“革命者，国人之公事也，孙先生何能为君主民主？唯在吾人之心中，苟无慕乎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惟研求清廷之当否革除，不当问孙先生以帝王民主也。”程家柽的机智应变，很快让孙中山摆脱了尴尬的局面，保障了同盟会成立大会的顺利进行。

随后，大会通过了同盟会《总章》和《军政府宣言》，公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长。久居日本的程家柽，以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被推为外交部长。

摇身一变，成为肃亲王高级幕僚

1906年年初，国内的京师大学堂聘请程家柽为农科教习，程家柽决定回国任教。同志们皆认为他如果回京会很危险。因为此时距1905年9月24日发生的革命党人吴樾在正阳门行刺清廷五大臣事件，还不到半年，清廷特设巡警部四处抓捕革命党人，何况程家柽是已“挂号”的革命党魁，岂不是自投罗网。然而，在程家柽看来，“北京为胡虏巢穴，弗躬入其肘腋之下，安足以事扼吭”。此前，他为同盟会的发展曾规划了三条政策：“其一以游说中央军队及大政治家，冀一举以推倒政府；其一遍植党人于各地，以期一地发难，首尾相顾；其一于边疆粤滇各地，时揭义旗，摇撼腹地之人心，令清廷有鞭长莫及之患。”他得到了宋教仁、黄兴等人的支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京师大学堂的聘请正好可以让他以教学为掩护，来施行其第一之政策。

1906年春，程家柽毅然回到国内，赴任京师大学堂教习。“讲业之际，民族、民权、民生之旨，时于言外及之，故其门下识大义者最多”，后来担任中华参议院议长的吴景濂就是他的得意门生。

肃亲王善耆，是位颇有头脑的人物，在皇室亲贵中特负盛名，他得知留日学界的魁杰程家柽已回到国内，便摆出倾慕已久、招贤纳士的姿态，对程家柽想方设法予以拉拢，将其引为高级幕僚，还殷勤地表示，希望借程家柽的帮助，能与孙中山互通款曲，为革命先驱效劳。善耆之所以要讨好革命党人，是因为当时反清的烽火到处在燃烧，暗杀清廷贵胄的事件比比皆是，他除了想以此为自己留条后路之外，更主要的还是想分化瓦解革命党人的势力。

程家柽非常清楚善耆的排汉之心，比满族权臣铁良还强烈，向革命党人示好，无非是虚与委蛇、笑里藏刀，根本不可能真心拥护同盟会。于是，程家柽索性来个将计就计，佯装与善耆这些王公贵戚礼尚往来，保持良好的关系，暗中积极扩张同盟会在北京的势力。这一做法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和支持。

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时，已加入同盟会的留日学生胡瑛，奉孙中山之命回到国内，准备联络湖北的革命团体日知会举义响应，但由于叛徒的告密，胡瑛与刘静庵、朱子龙等人在汉口遭逮捕入狱，被判斩决。程家柽知晓后万分焦急，他非常清楚如果营救行动稍微迟延，胡瑛等就会被官府杀戮。危急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假借善耆的名义，致电两江总督张之洞，陈说胡瑛等入狱之冤，乞求开释。他以此方式来拖延时日，为营救行动争得了宝贵的时间。

纸总是包不住火的。程家柽很快便主动将伪电之事告知了善耆。善耆盛怒之下，对程家柽大肆凌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程家柽，镇定自若地慷慨陈词：“冒王之名，诚不容诛；然王曾允为革命先驱，今兹不允，请以家柽交法官，愿与胡瑛同死！”

由于程家柽一向善于交往，和善耆的亲信王英、吴了等人相处甚好，加之平日里程家柽还让自己的妻子教授善耆之妾及其子女，这些人均不断为程家柽说情。至此善耆只得派遣刘道仁前往湖北，向张之洞恳请，最终使胡瑛等革命党人免遭斩决，改为10年监禁。后来，武昌起义时，这些人除在狱中死亡者外，都出了狱，得以继续为革命效力。

1907年春，同盟会会员白逾桓从日本回到国内，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谋划在沈阳举事，但因日本人古川清告密，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拘捕。白逾桓立即写信向程家柽求救，接到信后，程家柽四处奔走，大为尽力。在白逾桓被押解回原籍（湖北天门）的途中，设法使白逾桓逃脱，辗转赴日。后来，白逾桓又潜返北京，成为程家柽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使孙中山脱厄，令汪精卫免死

1907年，同盟会经费告急，机关报《民报》已无法印行。程家柽得知这一情况后，借《天讨》（《民报》增刊）欲登载革命党人要暗杀军机大臣铁良之事，故意将信息透露给铁良，铁良非常紧张，经过一番秘密协商，愿以万金托程家柽消解此事。于是程家柽赶赴日本，将这笔钱交作同盟会总部的活动经费，从而保证了《民报》得以继续出版。

已变节的前同盟会会员刘师培不知其中底蕴，以为程家柽已降顺清廷，于是找来日本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与程家柽商议，“欲以十万金而鬻孙文之首”。程家柽听后骇然，但假意应承，事后立即告知了同盟会的骨干刘揆一、宋教仁等，使孙中山得以逃脱。刘师培在得知程家柽泄漏了他的计谋之后，非常恼恨，于是派人将程家柽诱骗于僻隐之所，与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共同围攻殴打程家柽。幸亏警察闻声赶到，程家柽才没有被打死，送至医院后，经检查其脑部被严重击伤，从此时常疼痛，记忆力为之锐减。

但最令程家柽痛心的，不是身体受到的伤害，而是来自同志们的误解。一些不知内情的留日学生，竟通过医院护士送信来辱骂程家柽这个“通敌叛党”的“无耻汉奸”，甚至还有人警告他，待他出院之后，再“食尔之肉，寝尔之皮”！

程家柽苦笑着，向好友宋教仁表示，自己不怕为革命牺牲，唯怕死后落一个通敌叛党的汉奸罪名。

伤愈后，程家柽没有计较同志们的误解和侮辱，依旧返回国内，潜伏于京师，活跃在满清亲贵之间。他不避风险，凭借自己特有的优势，解救出孙毓筠、权道涵、张继、孙元等一批又一批同盟会的骨干精英。此举被清吏汪荣宝告密于军机大臣袁世凯，程家柽遂被逮捕，后被太保世续所救。袁世凯得知后非常恼火，继续命人追捕程家柽。在逃亡的过程中，程家柽得到日本使馆武官井上一雄的相助，剃掉了胡须，换上渔民的衣服，浮舟而下，后东渡日本，得以脱险。

对于袁世凯身为汉人，却对反清的革命党人大肆迫害的行径，程家柽极为愤怒，撰文予以痛斥和抨击。对此，袁世凯怀恨在心，先后命三人去行刺程家柽，均未得逞，于是又派遣时称新剧大家的刘麟赴日本，追踪程家柽的行迹。当时，居住在日本西京下鸭村的程家柽，得知刘麟到日本后，一方面与其周旋，一方面请黄兴、宋教仁向其陈说革命为天经地义之为。后在程家柽等人的感召下，刘麟从此“唯以演剧自娱，绝足不登袁氏之门”。

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与黄复生、罗世勋等因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机败露而被捕。清廷权贵法部尚书廷杰、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等均主张判处三人死刑。程家柽获悉后，急忙求见民政部尚书善耆，陈以利害，晓以大义：“杀一儆百，为昔日陈言，今则民族之义深中人心，兆铭（汪精卫）岂畏死者？徒激天下之怒。”善耆将此言转告载沣，载沣也认为言之有理，可若要保全此三人的性命，又苦于无先例。于是程家柽又说：“日本维新之初，德川家臣忧本武扬者，以叛其政府，擒于战阵，因其曾习海军，不忍刑戮，惟拘囚之，以俟悔过，而日本之海军卒为武扬所兴。人才难得，奚必逆我者而弗能用也？”正是由于程家柽的机智斡旋，载沣遂免汪、黄、罗三人一死。汪精卫、黄复生得以被判终身监禁，罗世勋被判十年监禁。武昌起义之后，三人获释，后来均成为辛亥革命之栋梁。

1911年4月28日，“黄花岗之役”失败，两广总督张鸣岐致电民政部，说很多革命党人都进入了长江流域及北京等地。善耆获悉后，马上找到程家柽询问此事。此时，程家柽已从宋教仁的来信中得知，同盟会将会有大的举措，于是故意显出一副镇静的神态，笑道：“党人戮者大半矣，余则尽走东南洋耳，海内寥寥，无足惶吓。观于章宗祥、金邦平等侪，当年非不气焰上冲牛斗，而一入仕途，则柔媚有若无骨者，王又何忧？建伯（张鸣岐）张皇，特以邀功者也。”程家柽的这段言论主要是以均曾留学日本的章宗祥、金邦平等被清廷收买为例证，而替革命党人遮掩，但因其说得有理有据，致使善耆深信不疑。此后，很多同盟会会员时常在清廷的辇毂之下进行革命活动，警吏们对此非常惶恐，希望清廷采取严厉措施追捕革命党人，而善耆却满不在乎，不以为然。程家柽又一次以其智慧，为武昌起义赢得了时间。

1904年冬，程家柽与友人在东京合影。前排左一为黄兴，左三为胡瑛，左四为宋教仁；后排左三为程家柽，左四为刘揆。

忍辱负重，精心谋划，无奈“中央革命”流产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中心地区打开了清朝统治的一个大缺口，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正当程家柽为武昌起义的成功而欢欣鼓舞时，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传来，让他震惊又悲痛：11月7日，同盟会中潜伏清廷的高官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遇刺身亡。

程家柽之所以忍辱负重，宁肯忍受同志们的侮辱和嘲讽，多年潜伏京师，周旋于朝廷权贵之中，其目的就是为实现自己的“以游说中央军队及大政治家，冀一举推倒政府”的远大抱负，其花多年心血，精心策划和培养的掌控军队之人，就是吴禄贞。

吴禄贞，湖北云梦人，1898年东渡日本，进入士官学校骑兵科学习，是中国留日的第一期士官生。吴禄贞经程家柽介绍加入了兴中会，后又成为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因为与留日的满清亲贵良弼是同学，且深得良弼信任，1904年4月，经良弼引荐，奉调入京，任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1910年赴德、法两国考察军务，回国后，在程家柽的策划下，吴禄贞将许多新奇的西洋玩意儿及筹措来的两万两银子，以感谢栽培之名，馈赠给庆亲王奕劻，后得以被任命为赫赫有名的陆军第六镇统制。这一任命让程家柽和吴禄贞兴奋不已，因为掌握兵权对实现“中央革命”实在是太重要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且手握兵权的吴禄贞踌躇满志，以为这是实现期盼已久的“中央革命”的最佳时机。他积极奔走，东联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西联山西都督阎锡山，组织燕晋联军，拟杀进北京，直捣黄龙！

而在北京方面，程家柽也在积极活动。吴禄贞在离开北京之前，就与程家柽多次磋商，早已制定出周密的计划。程家柽指派同盟会会员汪荣去策动禁卫军，丁季衡在京城发动警察并联络义民七万人左右，一旦燕晋联军进攻北京，则可内外呼应。白逾桓只身前往东北，游说陆军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和联合急进会会长张榕。程家柽自己留京运筹帷幄，以做内应。万事俱备，只等吴禄贞这燕晋联军大都督的一声发令枪，则里应外合，奋起响应，一举占领首都，完成“中央革命”。
11月7日，枪声响了，不过不是吴禄贞发起进攻的发令枪，而是叛徒的罪恶子弹。这天深夜，志大心豪的吴禄贞开完军官动员会后，返回指挥部休息，卫队营管带马惠田走了进来，向吴汇报军情。当吴将他送出门时，马发出暗号指挥伏兵进攻。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吴禄贞与同是同盟会会员的参谋张世膺、副官周维桢均倒在了血泊之中。

原来，陆军第六镇系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嫡系部队，吴禄贞接管后，急于求成，先是任命黄兴和张世膺为参谋长，接着便以“烟瘾甚重，行同盗贼”为由，革了袁世凯的心腹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的职。

袁世凯从密探处知晓后，立即召见了周符麟，周密告了吴禄贞是革命党，并列举了吴与张绍曾、阎锡山秘密联合的材料，及其准备发动燕晋联军进攻北京的情报。袁世凯听后大为惊骇，指使周符麟立刻返回石家庄设法除掉吴禄贞。周符麟返回石家庄后，用重金收买了吴禄贞的卫队营管带马惠田。

可叹吴禄贞，一位蓄志革命的骁勇武将，一位深入虎穴的孤胆英雄，没有战死在疆场上，而是倒在了阴谋家的枪口下，死时只有31岁！

程家柽得悉后，与白逾桓抱头痛哭，多年经营，毁于一旦！当查明阴谋的主使者是袁世凯时，程家柽对袁贼的痛恨可想而知，他扼腕切齿地表示：与袁贼势不两立！

多次策划刺杀袁世凯

痛失革命挚友，让程家柽进一步看清了袁世凯卑鄙险恶的嘴脸，遂决定以血还血，以暗杀对暗杀。1911年11月，他与白逾桓、汪精卫等共同商议，在天津建立了同盟会的分支机构京津同盟会。不久，程家柽与京津同盟会暗杀部的同志共同策划，谋炸袁世凯。1912年1月16日上午，几辆马车由东华门向外务部驶去，狡猾的袁世凯就坐在其中的一辆马车上，这是他用来迷惑刺客的自保方法。马车刚到丁字街三义茶楼时，突然一颗炸弹从茶楼里飞出来，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炸弹在袁所乘马车的后面爆炸了，袁吓得面如土色。马车很快来到了祥宜坊酒店门口，又一颗炸弹从酒店里飞了出来，一声巨响之后，袁的卫队管带袁金标及一名排长、两名亲兵、两名马巡、两名行人及两匹马当场死亡。由于炸弹是在袁所乘马车的旁边爆炸的，这使他再次侥幸逃脱。袁世凯惊吓之余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立即指派手下大肆搜捕参与行刺的革命党人。张先培、黄芝萌、杨禹昌三位壮士当天就被逮捕，惨遭杀害。

不久的某日深夜，一个名叫须佐橘治的日本人，突然持械闯入程家柽位于海岱门内麻线胡同的住所，猛力袭击程家柽，程家柽奋力夺下了歹徒的凶器，才躲过一劫。原来，此事的主使者是善耆和良弼，因为他们发现很多反清革命之事都是由程家柽策划促成的，便对其恨之入骨，曾悬赏一万五千金刺杀程家柽，须佐橘治就是他们派遣的，但未得逞。此后，程家柽曾多次身陷险境，但因有朋友相助，最终都化险为夷。1913年3月20日，程家柽的好友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到歹徒武士英的枪击，22日，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死于上海铁路医院。这次政治谋杀的元凶依然是袁世凯。

又是一桩血案！身居北京的程家柽闻此噩耗，悲痛万分，恸哭不已。虽然，他和宋教仁相识只有八年多，可彼此都有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之感。他们既是志在革命的好战友，又是情同手足的好兄弟。回想当年他们在日本共同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时经历的风风雨雨，看着宋教仁为了帮他辩诬辟谣而饱含深情撰写的文章《程家柽革命大事略》，程家柽总会潸然泪下。他曾怀着满腔的悲愤发誓说：“毕吾友之命者，誓有以报之！”随即他便南下，与黄兴商议讨袁之事，继而奉命奔赴皖赣，同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等谋划此事。部署完毕之后，又秘密返回北京，在其主办的《国风日报》上发表《袁世凯黄粱梦》一文，檄讨袁氏的阴谋和卖国行径，大量报道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从而，掀起了反袁的“二次革命”。1913年9月，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革命党人纷纷亡命海外，可程家柽却依然留在北京，继续勇敢地与袁世凯做斗争。袁对其恨之入骨，欲置之于死地。同志们纷纷劝说程家柽还是先出国躲避一阵，可他却说：“我与袁势不两立，我不杀贼，必为贼杀！”同年冬，他开始集结2000多名同志，组织“铁血团”，散布于京城来刺杀袁世凯，并联合口外军马数万人，希望凭借此举达到内外夹击之效。

1914年7月，程家柽致函旅居日本长崎的白逾桓，说将派熊世贞购买炸药武器，不久接到白的复函，答应将协助进行。此后，程家柽又想方设法，买通袁府的厨师，准备投毒于饮膳之中，来除掉袁世凯。不料，事机不密，熊世贞在天津被捕，计划泄露，程家柽因此遭逮捕。对簿公堂时，程家柽正气凛然，大声历数袁氏的各种罪状，令判官大惊失色。袁世凯得知后，咬牙切齿地说：“程某乎，无论有罪无罪，均须杀之！”

1914年9月23日，程家柽在北京英勇就义，时年仅4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