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冷漠之心:犹太人如何审视纳粹大屠杀?

作者| 潘晶，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

今天是犹太历尼桑月27日，为以色列官方大屠杀纪念日。相比中国在三年前设立公祭日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提升到国家级层面，犹太人为纪念600万在二战期间惨遭纳粹屠杀的犹太人，于1951年便在以色列首次举行大屠杀纪念日活动，并于1959年正式通过立法。

去年的犹太大屠杀纪念日我正在耶路撒冷当地朋友的工作室，当天上午10时，汽笛声响起，朋友停下手中的工作，起立默哀。窗外，道路上所有正在行进中的汽车突然停驶，司机打开车门，在车旁肃立。而其他行人也在道路两旁伫立默哀，仿佛就在一瞬间整个世界停止下来，直到两分钟后一切才又恢复正常。

纪念日前后，以色列全国的娱乐设施场所全部关闭，所有电视台和电台节目都报道相关纪念活动。而在当天，更多的人聚集到位于耶路撒冷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哀悼遭纳粹屠杀的犹太人。

Yad Vashem的馆名来自于圣经：“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记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有记念，有名号”的希伯来语原文发音即为yad vashem），纪念馆由以色列国会设立于1953年，包括纪念堂、历史博物馆、名字堂、画廊、犹太会堂、犹太社群纪念谷、教育中心、影像中心和档案馆等设施，是一处全球知名的国家官方纪念设施。

写有“犹太人不得入座”的长椅

博物馆通过影像、实物以及场景再现等呈现了大屠杀的不同面向：纳粹向公众进行反犹宣传的漫画和报纸；犹太人战前在德国、波兰等地生活的还原与再现，通过罹难者战前和战后的生活对比展现大屠杀的残酷和对个体命运的改变；集中营内的生活状况，活人实验室、焚尸炉、毒气室等设施；罹难者的衣服、日记、信件等遗物。在全景式的叙事之外博物馆更多呈现的是个体的故事和命运，让观者感同身受。

大屠杀纪念馆内的名字堂

在名字堂内，抬头便看到由大屠杀受难者的照片组成的一圈图片墙，往下看则是一方水池，可以算得上是世界最大的公墓，周围靠墙一圈则摆满了罹难者的档案。纪念馆教育中心的负责人告诉我，在600万的罹难者中他们已搜集到450万人的名字和信息，而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每一个大屠杀罹难者信息的工作还在继续。纪念馆也会给参观者寻找受难者信息的便签，上面有纪念馆相关部门的联系邮箱和电话，不放过任何一个获取相关信息的机会。

在纪念馆的教育中心内设有大屠杀研究国际学校，每年定期向全世界的学生和学者开设有关大屠杀历史的课程及研讨项目。四年前，我曾有幸参加该中心组织的大屠杀教育研讨班。项目成员在项目期间会参加由各国学者开设的犹太教史、反犹史、纳粹对犹政策等系列主题讲座，参观以色列境内的各类大屠杀纪念馆，讨论大屠杀文学和电影，与大屠杀幸存者面对面交流访谈等。虽然时间只有两周多，但一共有近50个专题课程的讲授和讨论。

项目安排和我们交流的大屠杀幸存者就包括辛德勒名单上的幸存者Nachum和Genya夫妇，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Frieda Klieger以及曾和安妮·弗兰克（《安妮日记》作者）一起逃亡的Hanna Pick等。

而当时在我们教室的隔壁就是一个专门针对德国中学生的课程项目。这些课程与研讨项目所需的费用则多由世界各地的基金会出资提供。

此外，纪念馆专设一处以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承担巨大个人风险，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尊称为“国际义人”，其中包括挽救了1200名犹太人的奥斯卡·辛德勒夫妇以及给犹太人颁发签证的中华民国外交官何凤山等。

而在这个最重要的纪念馆之外，以色列还建立了不同种类的大屠杀博物馆。考虑到孩童的理解和承受能力，当地政府在以色列北部设立了Yad L’Yeled大屠杀儿童博物馆，特别针对10岁到14岁的孩童。

儿童大屠杀博物馆保存着罹难犹太儿童使用过的小提琴

在这个博物馆内呈现更多的是二战期间犹太隔离区中的音乐会、儿童唱诗班、隔都生活的绘画作品、大屠杀期间的孩童日记、上课场景等，以展现犹太人面对悲惨遭遇时对生命依然保有的希望与努力生活的勇气。整个博物馆的色调是彩色与明朗的。既达到了使孩子自幼接受大屠杀教育的目的，又不致因过于沉重和压抑的影像画面给孩童心理造成压力。

儿童大屠杀博物馆为参观孩童准备的绘画教室

而除了在博物馆接受大屠杀教育，以色列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有开设大屠杀相关课程或主题活动，有针对不同年龄段孩童的书籍教辅和影像资料，适应不同年龄层的需求。

在进行大屠杀公众教育之外，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一项重要职能是联合其他相关机构和学者开展大屠杀研究及证据搜集。

对于大屠杀证据搜集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进行大屠杀死亡人数调查。600万的死亡人数并非一个估算的数字，而是有据可查。纳粹在二战期间进行的每一次屠杀都会进行人数统计和报告，纳粹绝密文件上标明了每次屠杀的具体数量和地点（按男人、女人、儿童分类）。德国纳粹的系统和严谨在这里也体现得很彻底。虽然在二战结束之前纳粹销毁了大部分文件，但仍有不少保存了下来。600万的死亡人数正是根据这些零散留存的文件统计出来的。这为犹太大屠杀死亡人数的认定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对试图否定大屠杀的声音进行了有力反击。

不过对于犹太大屠杀研究者来说，600万罹难者的数字本身是冰冷的，他们更关注每个罹难者的个体经历，以及这些经历能够给人们带来的反思。然而这个工作曾一度非常艰难。

在五六十年代，战前或二战期间出生的民众对大屠杀表现出一种无意识的、漫不经心的冷漠。在德国更表现为集体沉默，很多年轻人甚至没有听说过奥斯维辛集中营。

《纽伦堡》审判是1948年斯图尔特·舒伯格为美国国防部拍摄的影片。该片作为同盟国“去纳粹化”运动的一部分在德国广泛播放。是用纳粹自己拍的影像和照片来作为控诉材料。该片在德国播放后，很多人不相信集中营中的这一切。就连很多以色列的犹太年轻人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甚至没有兴趣了解。

很多悲剧事件在刚结束之时，会发生社会的集体失语。这也解释了最初，几乎所有的出版机构都拒绝出版大屠杀幸存者埃利·威塞尔的非虚构自传小说《夜》。辛德勒的事迹经加拿大新闻记者赫伯特·斯坦霍斯采访后在最初没有报纸愿意刊载，被尘封了将近半个世纪,直到1994年才在《星期六晚报》上删减篇幅刊登。

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Frieda Klieger

现年96岁的大屠杀幸存者Frieda Klieger曾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左手手臂还留有当时的编号：48427，就在苏联军队进入集中营时，她和关押在集中营的其他犹太人已经被要求脱光衣服进入毒气室等待死亡。如果苏联军队晚到哪怕一分钟，他们都将丧命。曾有人问起她手臂上的数字，她告诉他们“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在她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一直保持沉默，连子女都不愿诉说。直到七年前她才开始讲述这段经历。

大量幸存者对这段历史的回避与抗拒给证词搜集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很多幸存者是在年届八、九十的高龄下才开始答应接受采访，这也对采访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采访者只有在经过心理学、社会学、史学的严格培训之后，才被允许进行访谈。

截至目前大屠杀纪念馆联合其他机构已搜集了大量口述、文字证词。纪念馆内的影像中心能查到大屠杀相关的几乎所有电影、纪录片、幸存者访谈视频等。档案馆则搜集了幸存者的证词等一切相关资料。而大屠杀纪念馆也在官网上对大量信息进行整理归类，方便远程研究者搜寻查找。

以奥斯卡·辛德勒夫妇的资料为例，它们被归在“国际义士”的条目之下，里面有辛德勒的生平事迹、辛德勒名单原件图片、被辛德勒挽救的部分幸存者的文字与影像证词、辛德勒在德国投降后对工厂工人做的最后演讲稿以及幸存者收藏的辛德勒赠送给工人的物品等信息。

对于大屠杀的研究工作很多则是由纪念馆协助全球各地的学者一块进行。除了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反犹史、纳粹不同阶段的反犹政策出台背景及变化、纳粹反犹宣传、战前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的人数及社会经济状况等，也对大屠杀期间的不同人群进行细分研究：纳粹、纳粹合作者（如犹太委员会）、犹太游击战士、集中营中的犹太人、旁观者等，由此对人性进行深入的反思：

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犹太领袖为了争取犹太人的利益成立犹太委员会与纳粹合作，和他们周旋、谈判，但免不了背上“犹奸”的骂名；

在纳粹抓捕犹太人的行动中，一个犹太女孩选择了她的波兰邻居而非她的母亲；

一个犹太游击队的领袖逃离集中营时，他母亲希望他能将她带走，但他以他母亲不能战斗为由拒绝了她的要求，最终他的母亲死于集中营；

在《纽伦堡法案》颁布之后，一个德国贵族为了保住家族的荣誉，与自己犹太妻子离婚。

在被称为“死亡行军”的转移途中，一位犹太拉比的儿子为了不被父亲拖累，看到他父亲跑不动了继续往前跑，听凭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面对犹太大屠杀, 无论是杀戮者、受害者，还是旁观者，没有一个相关的当事人能够与它和解。德国人将这整个事件称作“不可把握的过去”。在这个不能依赖通行准则进行判断的困境中，人性遭遇了赤裸裸的拷问。正如电影《纽伦堡审判启示录》所揭示的，纽伦堡审判是对人性的审判，而这次审判真正的原告是人类文明。

所有的当事人不愿回忆，不仅是痛苦的回忆，而是不愿意面对自己人性的另一面。

犹太大屠杀教育中心的负责人一直强调对待这段历史应“同情地理解”而非评判，试图去理解人性，理解那些无从选择的选择。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再去思考他们是否有更好的选择，或者是否有能力保持清醒的判断。

而在对不同群体的研究中，有相当大篇幅是对旁观者的研究。在杀戮者和受害者之外，这类群体最为庞大。我曾在儿童大屠杀博物馆旁的另一个大屠杀主题博物馆内看到一幅由上千个密集头像图片组成的巨幅图片，除了四幅图片显示的是正面头像外，其他图片则是人的背影，由此隐喻在面对纳粹实施大屠杀时大多数人选择视而不见。

假使我们处在相同的处境，我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们是否能够抵制心中的恶魔，在“法律”和“道德”之外具备独立的判断能力？国家利益与个人意愿发生矛盾时，我们该怎么办？如何在集体无意识中保持清醒，维持不受外在社会舆论和国家价值体系定义的内心的道德底线和良知？

这是犹太大屠杀研究试图揭示与反思的，以避免人类重蹈覆辙。正如德国柏林的大屠杀纪念馆门口的警语：这些事曾经发生过，还可能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