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勤政到怠政，论嘉靖皇帝的心路历程

作者：朝史暮想

朱厚熜，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年号嘉靖，庙号世宗。

后世对嘉靖褒贬不一。有推崇其驭下的权谋之术的；有肯定嘉靖新政对隆万改革的借鉴意义；也有骂他纵容严嵩专政而致朝纲败坏的；还有惋惜其迷恋道法，妄求长生而自误的；朝史暮想认为，这些都对，也都不对。其实很多看似杂乱毫无关联的事物，背后都用一个连贯而变化的思想价值观在指导，嘉靖也不例外。我们去读嘉靖朝，去理解嘉靖皇帝，就不得不去探求嘉靖思想的变化。

小宗继大宗位，首先需要克服心理上的不自信

嘉靖皇帝的继位，是因为其堂兄正德皇帝朱厚照无嗣。时张皇后和杨廷和根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选择了嘉靖继位。堂弟顺堂兄位，即旁系小宗继大宗位。

嘉靖风尘仆仆地从封地赶到北京，还没入城，就遇到了第一个考验。文官集团拦在皇城门外，要求嘉靖从皇城侧门入城。嘉靖大怒，坚决要求从正门走。这其实是一个礼法问题。如果从群臣要求的侧门入，这是太子继位的路线。嘉靖认为自己“兄终弟及”，不存在认自己堂兄为爹的事情，必须光明正大地从正门进入。双方互不相让，最后在嘉靖威胁返回封地的时候，文官集团才做了让步，让其从正门入内。

之后嘉靖刚登基，文官集团马上就发动了“大礼仪之争”。也是在争论礼法，嘉靖究竟应该认自己亲生父亲为爹还是认自己叔叔朱佑樘为爹。这场争执长达三年之久，最后以嘉靖的坚持和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妥协而结束。

很多人一直认为所谓的“大礼仪之争”，明面上是关于礼法的讨论，实质上是文官集团的又一次夺权尝试，更是嘉靖击败文官集团，重整朝纲，加强皇权专制，学习为君之道的一个蜕变历程。

嘉靖由一个藩王入京执掌大位，一没根基，二没经验，三没团队，一上来就要面对一群常年身居高位，久历宦海沉浮的文官集团的发难，换做任何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虚。这个虚可能谈不上惧怕，但是绝对到不了自信的层面。不自信是正常的，因为没有必胜的把握。嘉靖能做的，只有坚持自己的底线，不妥协，不让步。耗呗，熬呗。于是嘉靖熬到了张璁的上书，熬到了杨一清，郭勋等人的站队支持，熬到了杨廷和的致仕，熬到了最后的翻盘。

嘉靖的应对是没有大的纰漏的。但这点是建立在嘉靖不自信的基础上才能成立。但如果是一个自信的君主，面对朝臣的挑衅和明显无理的要求（哪有不让人认自己亲爹的），哪里需要费如此大的周折。朱元璋说杀谁就杀了，理由以后慢慢找；朱棣说迁都就迁都了，你们不跟我来试试；朱厚照说出去玩就出去玩，你要不爽来追我啊。而嘉靖呢？杨廷和这里服软说好话，对群臣采取不合作态度；实在忍不住了，也只能动用廷杖打一顿这批文官，却不想他们反以为荣，更加肆无忌惮；最后憋得没办法的时候，居然是当时完全不入流的张璁豁出去“投机”了一把，送来了制胜的理论武器，局面才开始扭转。真真的熬出头的。

嘉靖一开始其实就错了。错在哪里？他错在和文官集团去讲道理，被文官集团套进了他们最擅长的“游戏规则”内。而明代前期的几个皇帝，最擅长的就是自己跳出游戏规则，让文官集团自缚手脚，只能干瞪眼而拿皇帝没办法。

所以从这一点看，从小没被训练过怎么当皇帝的嘉靖，确实是落入了下乘，也确实是不够自信。而通过这次“大礼议之争”，嘉靖开始慢慢琢磨出了为君之道，即使有些片面，即使把“术”当做了“谋”，但总归是开始捡回来一点自信了。嘉靖很聪明，即使是这一点点的自信，也足够让他开启自己的时代。

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嘉靖，不容许自己成为昏君

嘉靖是兴献王朱祐杬之子。嘉靖很聪慧，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背诵各种儒家经典书籍。四书五经不用说了，史书的评价是“通修身齐家治国之道”。

做皇帝的教育和做臣子的教育是截然不同的。同样是儒家的理念，帝王之家的教法和藩王之家的教育是有本质区别的。于帝王之家而言，儒家之学只是一种治国的手段，并不是儒家的整套执政理念都是可以无条件照搬进自己的施政纲领中去的。“外儒内法，辅之以道”，其实也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合国情民情的去治国，其侧重点在于治国的实用性和功能性。

而藩王和臣子接受的儒家教育，更多的是强化“秩序”。因为他们以后要做的是如何辅佐君王治国，如何做一名合格的臣子。三纲五伦是必须坚守的。封建时期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本质上就是要求一个人时刻牢记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可僭越，不能破坏封建社会秩序，从而达到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长久和牢固。

嘉靖小时候接受的儒家教育就是“秩序”。满脑子的君君臣臣，满嘴的亲贤人远小人，满肚子的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这样教出来的孩子，如果做臣子，即使谈不上有大功于朝廷，也绝对不会轻易被史书写进“佞臣传”。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皇帝呢？

嘉靖的思想其实是儒家式的刻板和传统。

“大礼仪之争”的时候，他自始至终都在文官集团的游戏框架内进行，因为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压制宦官集团，打压外戚勋贵，是因为儒家经典的“亲贤臣，远小人”；他重用杨廷和，张璁，夏言等人治国，是因为文官集团是正规科举出身的“国之栋梁”；他变革祭祀礼仪，重录《永乐大典》，是为了塑造王朝的正统性和宣扬儒家的“天人感应”的理念；他屡次拒绝蒙古希望重开朝贡的要求，是因为从小被教育的汉家主义和大国政治主义；最重要的是，他不允许自己成为一名“昏君”。

史家对嘉靖前期的执政还是非常认可和给予赞誉的。这就是所谓的“嘉靖新政”。嘉靖新政的推广和实施，其实也和嘉靖本身是小宗继大宗位有莫大的原因。

比如说限制土地兼并。这项举措最大的阻碍就是皇亲贵勋。他们是土地兼并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是嘉靖只是朱厚照的堂弟，和朱厚照之前的那帮外戚啊，亲勋们其实关系谈不上有多近。拿他们开刀就开了，也没什么人情阻碍和心理压力。

又比如说用人制度和科举的改革，极大地扩充了嘉靖的人才储备，稀释了朝中的旧有文官集团的权力，对于没有强大坚实班底的嘉靖来说，这是很好的夺权方式和笼络嫡系的途径。

这个时期的嘉靖，他勤政，朝会，廷议，经筵（和大臣的交流会），他都做的一丝不苟；这个时期的嘉靖，他重民，减税，赈灾，治水，轻刑罚，他能顾全到的都尽力去做；这个时候的嘉靖，他会以从小接受的儒家正统文化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做一个贤君伟帝。事实上，他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嘉靖新政，虽然谈不上彻底革除之前几代的朝政弊端，但是也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从军事，政治，文化，民生等方方面面使大明朝焕然一新，也为之后隆庆，万历两朝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执政前期的嘉靖，他是一位传统儒家意义上的好皇帝。

迷恋道家长生求仙之法的背后，是无为而治的理念

如果嘉靖一直能“勤勤恳恳”地做下去，相信后世对他的评价，绝不会停留在善于权谋的层面。可惜嘉靖由两个死穴：长寿和信道。

在明代，嘉靖在位长达45年之久，是实际掌权最久的皇帝。一个皇帝长寿，对封建王朝不一定是好事。为什么？因为锐气会被消磨。一旦锐气被磨光，剩下的就是厌倦，疲惫，闷沉和无聊，特别是前期取得过成绩的皇帝。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比如说汉武帝，比如说唐玄宗。前期都是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政绩，但到了晚年则都开始怠政和迷恋声色。其实也不难理解，人嘛，想做的，都做了，也做到了，累了这么久，剩下的日子自然想过自己的生活。束缚久了，压抑久了，一旦释放出来，自然动静也大。

嘉靖也不例外。身心的疲惫是肯定的，儒家传统意义上的明君，每天都是像头牛一样干活，有处理不完的政务和群臣之间的蝇营狗苟；骄傲自满也是有的，自己一扫武宗时期朝局的混乱，眼里“海内清平”，颂声一片；是该捡起来自己的那点兴趣爱好了——修道。

嘉靖信道不是没有缘由的。嘉靖原来做兴献王的封地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当时的荆楚一带，道教非常盛行。嘉靖的父母都是信奉道教的，从小跟随父母出入各种道观，结交各方道长，耳闻目染。且嘉靖自幼身体不佳，时常吞服道家秘药以期强身健体。做了皇帝以后，随着权力的扩大，对于道教的长生之术和阴阳采合越发迷恋。再加上因为没儿子，听了从一个叫邵元节的道士建斋设醮后，“皇子叠生”，使得嘉靖更加迷信道教。

于是嘉靖开始把时间往修道上偏移，并且用自己修道之事是否能取得朝臣支持来判断其忠心程度。夏言，严嵩，徐阶的起起伏伏，很大一部原因和其各自对于嘉靖修道之事态度有关。嘉靖在修道之事上越走越远，投入的时间，金钱，精力也越来越大。

著名的“壬寅宫变”（几个宫女趁嘉靖熟睡暗杀嘉靖），其实就和嘉靖因为修道而过度滥用宫中劳力有关。而受到惊吓的嘉靖，自此直接搬出了后宫，住到了西苑，且不再上朝，不见群臣，只和几个内阁学士往来，用密疏处理朝政。

如此迷恋道教的帝皇，久而久之，其认知行为必然受到道家的影响。道家讲究静心，讲究无为。嘉靖就躲在西苑，白天修道，晚上审阅密疏。开心的时候，就见见几个内阁学士，忙的时候，就用递条子的方法传达自己的意见。问题是嘉靖递出来的条子，往往都是些“契语迷文”，需要人去猜。嘉靖也借此来营造自己高深的意味，不为群臣所知心中所想。

于是严嵩出现了。严嵩的上台绝对不是一个偶然。严嵩无条件支持嘉靖修道；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擅写“青词”（嘉靖写给神仙的文章）；严嵩总能满足嘉靖修道之路上各种需求；更重要的是，严嵩贪，能掌控朝政，却不干活。

对，贪，掌控朝政，不干活，这是严嵩能被嘉靖用二十年的真正原因。

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贪，就是胸无大志，易于控制，也方便随时换下；能掌控朝政，那么帝皇只需掌控一人便可控制海内；不干活，就不会出错，也合道家无为之说。这么一个完美的工具，还能作为挡箭牌，哪个皇帝不喜欢？

严嵩的专权，就是嘉靖想要无为而治的结果，也是嘉靖后期迷恋修道的必然现象。而之后严嵩的倒台，徐阶的崛起，可以说是嘉靖本想换个挡箭牌和工具，却不小心被徐阶的表象骗过了。虽然徐阶主政时期，开始逐步限制嘉靖的皇权，但是终究没有触碰到嘉靖修道的底线。而嘉靖也同样让徐阶掌握了朝权，但真正大权依然握在自己手中，其区别不过是徐阶没有严嵩这么乖而已。

封建时期的帝皇，特别是执政时间久的帝皇，其执政风格的转变，和其思想观念的转变有关。不管是勤政也好，怠政也罢，其实都是跟着思想的转变而转化的。

嘉靖登基初期的应对和前期的勤政，是一个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也是儒家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明君式行为准则。而后期的怠政和迷恋道教，则是长期理政后的疲惫，自满和道教影响下的观念的转变。

最后用《明史》对嘉靖的评价作为全文结尾：

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夫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亦宜之；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不已过乎！

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总有些干货可以在历史中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