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谋深算，工于心计，晚明浙党领袖——沈一贯

文：朝史暮想

导读

沈一贯，字肩吾，号龙江，浙江鄞县，大明万历朝内阁首辅。

聊沈一贯，其实就避免不了万历朝晚期党争的话题。平心而论，朝史暮想对党争的历史并不感冒，一来，一群士大夫为了斗争而斗争，总是掺杂着一些鸡鸣狗盗不光彩的事由，读起来实在乏味得很；二来，党争牵扯了各个时期复杂的朝政和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太过于繁琐，涉及人物太宽泛，读起来也吃力。

但是，党争又是晚明无法避免的课题。而党争对于晚明整个政局的走向，又发挥着这种那种可大可小的影响。朝史暮想就以沈一贯为中心，聊聊其人其事，也顺便聊聊万历中期那个动荡的时局和浙党的一些情况。

复起入阁——老谋深算的沈一贯

沈一贯的仕途其实谈不上一帆风顺。

隆庆二年，38岁的沈一贯中三甲进士。后入翰林院，选为庶吉士。隆庆四年，沈一贯任翰林检讨，品秩为从七品。隆庆五年，张居正主持会试，选沈一贯为同考官。沈一贯因为此届考生中有自己的弟弟，遂辞。

到了万历二年，沈一贯再次成为会试的同考官。这次没有自己的弟弟了，但是有张居正的儿子参考。身边的同僚怕沈一贯不知情，偷偷告诉了他这个情况。沈一贯这个时候表现出了足够的公正，并不因为是张居正的儿子而开后门录取，以文章质量不达标为由，拒绝为张居正儿子搞特殊。

但首辅就是首辅，张居正的儿子还是中了进士。沈一贯自知得罪了首辅大人，今后日子不会好过，便决定辞官回乡。不曾想忽然得到了新的任命，自己被升为了翰林编修，正七品，提了半级。沈一贯知道是张居正在背后的操作，虽然心里仍然不安，但总归是不用走了。

张居正这一手玩的好，既安抚了沈一贯，堵住了大家的嘴，又表现出了自己容人之量。而且，给沈一贯升个半级，对于当朝首辅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大事，张居正要想给沈一贯穿小鞋，是从七品还是正七品，对张居正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的情况也的确如此，从万历三年，沈一贯参加经筵，被任命为日讲官，此后七年，便再无大的晋升。直到张居正逝世，事情才稍稍出现转机。

万历十年，沈一贯升任左春坊左中允，正六品；万历十一年，升左春坊左庶子，正五品；万历十二年，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同年十一月，升礼部右侍郎，十二月转吏部右侍郎，这就三品大员了。到万历十四年，又被升为吏部左侍郎。

沈一贯从万历十年开始，火箭般的提升速度，归咎于两个原因：

第一，沈一贯因为万历二年的那场会试，与张居正不和，长期被打压，被众人看作是张居正的政敌。恰逢明神宗朱翊钧清算张居正，敌人的敌人自然就是朋友；

第二，从万历三年作为经筵的讲官以来，沈一贯算是和明神宗老熟人了，有一定的私人感情。

所以，这个时期的沈一贯按理说应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但这是按理说，不可思议的是，此时的沈一贯，居然萌发了隐退之心。

万历十五年，沈一贯告假回乡省亲，不知道为什么到家后直接上疏请求致仕。其实朝史暮想是非常理解沈一贯的。

其一，沈一贯年纪大了。38岁中进士，到万历十五年，沈一贯已经56岁了。这个年纪在古代，已经算是老人了。且沈一贯伴有身疾，精力也大不如前，几十年的宦海生涯，难免会生出疲惫之心。

其二，56岁的沈一贯，现在还只是吏部左侍郎。官职虽然不小，但是依然远离朝局的核心圈子。这个年纪，这个官职，想真正再进一步也许已经无望，还不如趁这个时候回乡安度余生。

其三，明神宗依然在清除张居正对政局的影响，在巩固自己的皇权，众朝臣个个自危，做事环境非常苛刻，搞不好随时会卷入复杂的斗争中去，难得善终。

沈一贯的想法不无道理，也算是人之常情。同时，沈一贯也是这么做的。

万历十五年，沈一贯的致仕奏疏没有被批准。之后朝廷几次催促，都被沈一贯婉拒。

万历二十二年正月，朝廷任命沈一贯为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再次推辞。

同年四月，朝廷再次任命沈一贯为礼部尚书，这次前面没有南京的前缀了，但沈一贯依然端坐在家。

年底，新的任命再次下达，这次沈一贯没有拒绝，马上收拾行李动身了。因为这次，沈一贯入阁了。

诸位，读到这里有没有一种恍然一悟的感觉？如果你只是觉得沈一贯是被逼无奈，架不住朝廷多次召回，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沈一贯一直在等，等待朝廷开出合适的价码。深谙朝局的他，明白自己值得入阁。

首先，张居正被清算后，大批张居正原先的门生故吏被打压，朝中可以说是正缺人用。

其次，被看作张居正反对者的他，一定会有人不断提请他的复出。

再次，因为常年赋闲在家，沈一贯反而没有复杂的背景，容易被朝中各派势力接受。

然后，万历二十二年，该清算的清算了，该打压的打压，朝局相对平稳。

最后，新的任命里，让他入阁，进入了帝国权力最核心的圈子。

由此我们可见，沈一贯的沉稳和城府，对局势把控的精准，且谋定而后动，用老谋深算来形容非常贴切。也正是沈一贯的这份老辣，使得他成为了浙党的领袖，并在后来的朝局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阁臣之道——沈一贯的妥协

万历二十三年，沈一贯以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参与机务。

在论资排辈的内阁，沈一贯的排名非常靠后，前面还有一众老头子。沈一贯就踏踏实实地开始干活，也逐渐开始显露其不俗的政治才干。

慢慢地，随着“国本之争”的发酵，排在沈一贯之前的一众内阁元老，致仕的致仕，老退的老退，养病的养病，到了万历二十六年，随着内阁首辅大学士赵志皋在家养病，当时作为次辅的沈一贯开始事实掌管内阁。到了万历二十九年，赵志皋病逝，沈一贯按序升任内阁首辅大学士。而此时的明神宗，已经不上朝许久了。

沈一贯看着自己之前的一众前辈，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等人的遭遇，非常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这个内阁首辅。

第一，内阁首辅的权力说到底还是皇帝授予的，想要保住权势，必须照顾神宗的心意；

第二，整个内阁都是皇帝面对朝臣的挡箭牌，但是又要避免自己被箭射死；

第三，加强自己的影响力，才可加重自己在皇帝和朝臣心中的重要性。

这三点，是沈一贯其后为官的指导方针，却也最终决定了其终将难以成为一位伟大的臣子。

照顾帝王心意和避免成为朝臣的集火目标，即决定了沈一贯要逐步丧失自己的政治原则，瞻前顾后；加强自己在朝局中的影响力，就一定要结党，而结党之后，不论个人品德如何，终究要向一党利益看齐，必定营私。

这是沈一贯的妥协，因为朝史暮想深信，当年那个38岁中进士的沈一贯，心中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燃着一股报国留名的热火。只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朝局的困顿，人心的险恶与时事的无奈，这团火才逐渐微弱，以致于被埋在心里的深处而不见光明。

浙党的形成——结党必定营私

万历二十五年，援朝抗倭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个时候，明朝和朝鲜一起发动了一场“蔚山之役”。这是一场大明精心准备的战略进攻，但结果却以失败告终，明军损失两万余人。

当时的明军在朝鲜的经略杨镐负有巨大的指挥责任。为了掩饰战败，杨镐居然连同部分高级将领，篡改数据，在书面上大幅降低伤亡人数，还当作大捷上报。但纸还是包不住火，被时任赞画军务的丁应泰给捅上去了，明神宗震怒。

杨镐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主要还是因为他和沈一贯的私交甚好，且此时的沈一贯政治上风头正劲。丁应泰的上疏，除了攻击杨镐等人，也把沈一贯拉了进去，《明实录》记载了丁应泰的凑数内容：

贪滑丧师，酿乱权奸，结党欺君，盖论辽东巡抚杨镐、总兵麻贵、副将李如梅等蔚山之败，亡失无算，隐漏不以实闻，而次辅张位、三辅沈一贯与镐密书往来、交结欺弊也。……

厉害了，沈一贯，张位等人居然集体为杨镐背书。杨镐肯定是要被处理了，张位还想为自己狡辩几句，态度强硬，被神宗踢到一边挂了闲职。只有沈一贯认错态度极好，给神宗的奏疏非常谦卑，居然没被怎么样。

沈一贯这次是侥幸脱险，但和丁应泰等人的梁子算结下了。之后，沈一贯开始私下培植党羽，不论是言官，如给事中姚文蔚，杨应文，科道官员张辅之，御史于永清等，还是掌握六部实权的大员，如刑部尚书萧大亨等，一伙人或因地缘关系（老乡），或因同样的政治诉求，渐渐地捆绑在一起。而沈一贯也在等待时机，报丁应泰的一箭之仇。

万里二十七年，援朝抗倭战争结束，朝廷开始“论功罪”。丁应泰等人又站出来，弹劾萧大亨，姚文蔚，张辅之等人。看看，丁应泰弹劾的名单，明白朝史暮想上文所说的相同政治诉求是什么了吧。

众人于是又围在沈一贯身边。这个时候的沈一贯，虽然还不是内阁首辅，但是已经事实上掌管了内阁。沈一贯底气很足，先是轻描淡写地上疏拍了一通神宗的马屁，大谈神宗的英明领导和宽义仁厚，然后用以退为进打掉了丁应泰的一位重要助力，再让手下言官大谈之前被罢官杨镐的劳苦，使其官复原职。

这一顿操作，最后丁应泰被削官了。以沈一贯为首的政治团体取了最后的胜利，并且在此次斗争中，吸纳了新人的加入，浙党开始初具规模。

沈一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打击自己的政敌，开始笼络一批朝臣。所有人抱着一加一大于二的考量，开始结成自己的政治利益共同体。丁应泰何错之有？上疏直言政弊而已。但依旧被沈一贯等人打倒。

党派一旦形成，不论其中成员个人品德如何，终究要为一党之利让步。与家国天下相比，一人之利，一党之利，皆为私利，为私欲而肆意打压政敌，破坏了正常的朝局运转，严重浪费了国家资源，形成一党或者几党独大的局面，可谓祸国殃民。

与秦党的斗争——沈一贯在矿税问题上的诟病

朝史暮想曾经专门作文讲过万历朝矿税问题的危害。说白了就是明神宗朱翊钧，派遣大批的太监，到全国各地去收税圈钱，搞得民生凋敝，市场破败，国家经济损失严重。

包括沈一贯在内的一众朝臣，都曾劝阻过神宗停止这种竭泽而渔的行为，却未被神宗采纳。

到了万历三十年，神宗忽然得病。随着病情的加重，神宗一度以为自己即将寿终正寝，遂决定安排身后诸事。

万历三十年闰二月，神宗把内阁首辅大臣沈一贯叫入了寝宫。除了叮嘱要好生辅佐太子之外，也决意废除矿税，大赦天下，并且为曾经因为谏言而被自己处理的朝臣平反。看来神宗是真的觉得自己没几天可活了。

沈一贯得到了这份谕旨，当晚就和一众同僚商量。吏部尚书李戴，左都御史温纯等人，极力主张第二天就发布这道谕旨。不过刑部尚书萧大亨不同意，觉得大赦天下这件事情需要再商量，不可一刀切。于是事情就被压下了。

谁知第二天，神宗病情开始好转，并且有反悔的迹象。神宗派了名太监到内阁，向沈一贯讨要这份谕旨，想收回。沈一贯一开始是拒绝的，这份谕旨的重要性对于文官集团来说不言而喻。一旦这些事情搞成了，就是沈一贯重要的功绩。

估计这名太监也知道这份谕旨的重要性，不拿回去估计交不了差，就跪下来一个劲地给沈一贯磕头。史书说“辄搏颡几流血”，把头磕得流血了。

这么一来，沈一贯就慌了，居然真的就把谕旨交回去了。司礼监太监田义也是矿税问题的反对者，当时他正在宫里劝神宗马上颁布这份谕旨，可不想太监拿着这份谕旨从沈一贯处回来了。于是后来田义见到沈一贯，便一通埋怨，《明史》有载：

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

沈一贯你要是稍微再坚持下，说不定我就劝动皇上免除矿税了，你怎么这么怂！

之后因为刑部尚书萧大亨迟迟不向神宗凑请大赦天下的事情，导致这份谕旨的内容决意全部被搁置。于是太仆寺卿南企仲上疏，弹劾萧大亨不作为。

萧大亨一被弹劾，沈一贯马上做出反应，整个浙党都被动员起来，集中火力攻击身为秦党（陕西一派的官员）一员的南企仲，并且很快把火力覆盖到了整个秦党。斗争的内容也从萧大亨的不作为，扩大到秦党成员和浙党成员之间的各种事端。

这场斗争当时闹得很大，因为篇幅的关系，朝史暮想对具体过程不作赘述，但是这样斗争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为什么？因为南企仲打了神宗的脸，秦党必然失败。

要知道，神宗病情有起色之后，本就反悔了，事情搁置着，大家都不提，算是给神宗一个面子。这个时候，南企仲借以弹劾刑部尚书萧大亨对大赦天下不上心，其实就是暗指神宗说话不算话，出尔反尔。就这一条，秦党必败。

那沈一贯呢？沈一贯原先也多次上疏请求废除矿税，为何这次却只全力攻击秦党，不谈谕旨？

第一，刑部尚书萧大亨是浙党一员，党派讲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浙党必须做出反应；

第二，沈一贯的确有经济问题，拿过矿监税使的贿赂，自然也不好再说什么；

第三，在这件事情中，沈一贯交回了那份谕旨，其实也是重要的责任人之一。

第四，沈一贯根本不敢忤逆神宗的意思。

基于以上四点，沈一贯为了自己和政党的私利，再一次做了妥协，违背了作为内阁首辅大臣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从整件事情来看，沈一贯都欠缺了担当和勇气，丧失了一次终结万历朝矿监税使毒害的机会，亦是沈一贯被后人所指的一大诟病。

功过不相掩——沈一贯的积极一面

类似于上述的党争，其实一直伴随着沈一贯的首辅生涯。比如在伪楚王案，妖书案以及乙巳京察中，沈一贯及其领导的浙党，为了打击政敌，提升自身在朝局的话语权，进行了各种全方位的斗争。其中颇多行径，纯粹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下限原则也被拉得越来越低。

一方面，是沈一贯主阁时期党争的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沈一贯也并非完全没有可圈可点的政绩。

在“国本之争”中，随着前后十几年的拉锯，沈一贯的一封请求册立的太子的上疏，成了压倒神宗的最后一根稻草。神宗批复奏疏，答应即日册封太子。前后四任内阁首辅，十几位中央高级官员，三百多位各类言官，地方官为了让神宗册封皇长子为太子，前赴后继，居然最后被怎么看都是圆滑大于道统的沈一贯搞定了。

神宗后来还打算反悔，打算拖一拖，害怕成为外臣集火对象的沈一贯难得向神宗硬气了一把，动用了封还权，把神宗的诏书退了回去，还留下那句“万死不敢奉诏”，最终促成皇长子成为储君。

在援朝抗倭战争中，沈一贯亦颇为尽心，从各种收录的史料来看，期间沈一贯关于此战的奏疏大概有十余篇，涉及站前决策，战时献策，战后善终，粮饷，海防，将领推荐，军功赏罚，明鲜关系等等诸多方面，其中很多见解非常具有独到性和前瞻性。

在播州之役中，此战役发生期间，正好在沈一贯代首辅赵志皋单独理阁时期，虽然后世在谈论这场战争时很少提及沈一贯，但是亦不可抹杀沈一贯坐镇中枢的协调之功。事实上，在战争期间，沈一贯频繁地与神宗交换意见，在粮饷的调配，将领的任用，特别是善后事宜上，关于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教育的推广，流官的选择等，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结言

后世对于沈一贯，其风评多为不佳。主要原因还是沈一贯作为浙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正式掀起了晚明党争的序幕。自此，大家都撕开了原先的遮羞布，开始明目张胆地结党而斗，各种派系势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了斗争而斗争，大明朝中的做事环境开始空前恶化。

沈一贯从一个不得志的翰林官员，在张居正死后，火箭般升到三品大员，其后短短几年便做到尚书之位，入阁参与机务，最后至内阁首辅大臣，除了明神宗的刻意提拔之外，也和沈一贯杰出的政务能力和隐忍深谋的性格有关。

入阁和主政期间，沈一贯一方面勤于政务，虽圆滑世故却也算是尽职为公；另一方面，沈一贯为了个人及党派的私利，肆意攻击政敌，庇护党羽，欺上枉法，也成为其从政生涯不可抹去的污点。

开启党祸的奸相也好，勤政理国的贤相也罢，这都是沈一贯留给后人不同的形象阐述，其区别亦是解读角度的不同罢了。每一个真实，富有思想的历史人物，其实都不能用简单的好坏来一言蔽之，那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亦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沈一贯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