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大屠杀幸存者的生存方式

文：云也退

“你可以说，”他写道，“这是一种生活，一种我们应该感激的生活，但是你也可以说，这也是一幅彻头彻尾的生活的漫像。”

耶路撒冷西北边有一片山坡，沿着环形的山路一圈圈往上走，就在一片美丽的石头建筑群中间，坐落着阿哈隆·阿佩尔菲尔德的私宅，附近不远，就是一家“融入中心”，专门接待那些新入以色列的外国犹太人，安置他们的起居，助其融入新国家新生活。阿哈隆先生乐于同每个这样的人打招呼，不管他或她来自俄罗斯、罗马尼亚、埃塞俄比亚、北非还是中东。

三年前的夏天，我见到了阿哈隆·阿佩尔菲尔德。他来自德国，家族姓氏乃证明：Applefeld，即英文的“apple field”。宅内有两层楼，在他的书房里，我看到了他儿子梅尔的画作挂在墙上，他的太太是阿根廷犹太人，名叫朱迪思。家里非常安静。安静得让我忘记了，或者相反，想起了他的童年，一个从纳粹劳动营里脱逃出来，又在乌克兰的蛮荒森林中漂泊过的孩子。受过那样的苦的人，晚年都喜欢沉浸入绝对的安静。

阿佩尔菲尔德安静地写小说，每一本都是关于大屠杀的，只是并非正面描写，而是写它之前和之后的事，尤其是写那些带着创伤继续活着的人。在一些严肃的纪念活动中，他会出席，并且念出犹太祷文，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里，就有一段他念祷的视频在反复播放，嗓音沉郁。他们属于被救下的人，是胜利的一部分，而不是胜利者的一部分。

▲耶路撒冷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

幸存者。但是，谁乐意因幸存于一场大屠杀而出名呢？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别国都在引以为荣地庆祝，在胜利者的行列里，唯有幸存者没得可庆。他们必须是凝重的，好像总在缅怀故人和感激命运的不杀之恩，很多场合不适合他们出席，以免煞掉风景。

▲资料图：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

所以写东西成了他们主要的文化选择之一，不断开采个人经验，不停地反刍、翻炒。但这么做的心理动因仍然是恐惧。最大的恐惧是自己的经验将被虚无化、相对化，随着自己的老去，被那些不愿受历史所煎熬、也不希望父母辈把担子转移给他们的年轻人视为其声不祥的乌鸦。阿佩尔菲尔德写再多的东西，也一直要回答一个难题：在多大程度上，我可以把个人一时的经验推送为集体记忆，强迫别人铭记并被它刺痛？

幸存者作家之间都是熟悉的。阿佩尔菲尔德有两个朋友，其一是普里莫·莱维，写了十几本书，1919年生，1987年4月11日坠楼而死。在最后一本书《被湮没和被拯救的》中，他已经表露出一种坚定的失望：我是不适合继续活着的，因为，我很难活着而不去讲那些人们不要听的东西。他说有一次在中学里讲集中营的情况，座中站起一个男孩，质问他“为什么不越狱”。那男孩走上台来，在莱维所画的集中营平面草图上勾勾点点，画出一条越狱逃生的线路，得意非凡。虽然莱维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但他恐已知道，自己难逃以一死来抗拒虚无感的折磨和侮辱的结局。

看过《肖申克的救赎》，便知重获自由后上吊自杀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但阿佩尔菲尔德在许多场合下说，我们，百年来最大人祸的幸存者，必须向世人证明，我们有能力让自己的生活正常化。他题赠给我一本1994年的《Beyond Despair》，收录了他的三篇讲话和一则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思的对话。我读到一段话如下：

“带着一点点民族热情，但并不带有体制性的宗教虔诚，我们和所有人一样，被拽进了小资产阶级的大本营里，它从五六十年代起就开始在以色列成型，这是它许诺给我们的：活力，个人财富，竞争，三百六十行，以及，最重要的，深度的自我遗忘。完全可以说，大屠杀幸存者是为自己在社会中找到一席之地的。你们会发现，每一个郊区、每一间办公室里都有他们。他们管理工厂，他们拥有奢侈的公寓，一些人还在大学教书……”

语及此，还是很骄傲的。但接下去，他写到了他们为正常化付出的代价：

“在内心深处，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分享一部分他们的经历。那对他们很重要，但事实上，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常常选择了隐瞒，有时甚至撒谎，只为不要遽然打破子孙完整的快乐。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为什么要让他们的生活罩上阴影？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他说，幸存者们一直这样有话不敢说，等年月过去，他们才知道子女们接受了外界的各种传言和信息，同父母的真实经历渐行渐远了。“至此，为时已晚。没有及时做的，事后很难弥补。我们能怎么弥补呢？我们得从头开始解释一切，但谁能理解我们呢？”

意识形态的高地，你不占就被别人占掉了；你的叙事不能成为主导，别人就来取而代之。正常化的“小资生活”对他们的苦难是种补偿，但它要求关闭与过去之间的通道，让人沉浸到当下舒适而琐碎的循环里面。因而阿佩尔菲尔德说，受难是伟大卓绝的体验，受难者不仅要承受苦难，还要承受在幸存之后，严肃地活下去的职责，他们总得绷着，没有什么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可儿戏的。

但这个以创伤为标志的人群，活法也是因人而异的。莱维自杀，阿佩尔菲尔德的另一位好友却活得比谁都滋润。他大大的有名，把已死的和尚健在的全算上，他也一定是全球最著名的大屠杀幸存者，没有之一。他就是艾利·威塞尔，定居纽约，本月底将满87岁。

他是从布痕瓦尔德出来的，其父母和妹妹死在了里面，他和另两个妹妹获救。二战结束后，威塞尔无处可去，来到巴黎，后来又到了美国，身份都是流亡者。他曾说，他一听到“流亡者”这一提法，就觉得那是说自己。

威塞尔出书比别的幸存者都多，现已有六十多本，在五大洲拿到了数不清的奖项和荣誉头衔，最主要的一个自然是198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其次是美国的两个大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其他名誉博士学位起码拿了100多个。我访阿佩尔菲尔德后不久，他又来到以色列拿了一个民间奖项，奖励的是为犹太人民和人道主义做出贡献的人士。

▲艾利·威塞尔

可是他的名声却越来越不咋地了。2009年，他跟奥巴马结为好友，奥巴马的团队去访问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遗址时邀上了威塞尔一道。这桩事激怒了很多人，在一个专事揭露威塞尔的网站上，网民找出了他的近照，穿着短袖衬衫，白发飘飘的威塞尔，手臂上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然而他之前一直宣称，自己胳膊上被刺了集中营里号码：他是A7713，他父亲是A7712。

《新共和》上有一篇文章，披露了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内幕。从文中看，威塞尔的获奖，全得归功于犹太人天生的抱团游说能力：另一名幸存者，后来发迹成了福特汽车的零售商斯卓赫里茨，是他代表威塞尔游说四方，精密谋划，于1986年2月1 日之前争取到了一大批请授威塞尔和平奖的函件，在短时间里集中轰炸奥斯陆，发函人包括法国总统密特朗，以及前任和平奖得主亨利·基辛格和特蕾莎修女。此外，美国国会的门槛都被他踩塌了，被斯卓赫里茨死缠烂打的国会要人，不仅最后都写了信，还安利给了其他议员，组成了威塞尔后援团。

这些内幕看起来不像是阴谋论的作品，因为威塞尔的达人形象，实在跟他赖以成名的写作（例如自述集中营经历的畅销书《夜》）太不匹配。一个事实是，就在结识威塞尔的2009年，奥巴马自己也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玩笑开得好大，总统只好自解说，我何德何能呢？我没作出什么贡献，是奥斯陆用奖金施压，希望我做点贡献出来。

在布痕瓦尔德，奥巴马照例演说了一番，然后悄声对身边的威塞尔说：“结束语得你来讲。”威塞尔哽咽着即兴说了几句：

“总统先生，你深孚人望，因为你与你的历史道德感，能够也必然会让世界变得更好……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他还赞美奥巴马是个思想者，很深刻，有知识分子的好奇心，“我们谈论哲学、冥想、思想，但从不谈政治。”最后这句像是在为自己辩护，尽管很无力。

比艾利·威塞尔小四岁的阿佩尔菲尔德，选择深居简出来恪守严肃。“受难的伟大经验，”他写道，“有时候把受难者变成了一些漫画人物。你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这种漫像：在学术会议上，在座谈会上，在纪念仪式上，在晚宴上。”他参加过一次奥斯维辛幸存者纪念晚宴，男人革履西服，衣冠楚楚，女的自然是披金戴玉。桌上摆着丰肴美馔，人们讲述自己的过去，互赠礼品，又说到以色列的未来前途，等等。

“你可以说，”他写道，“这是一种生活，一种我们应该感激的生活，但是你也可以说，这也是一幅彻头彻尾的生活的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