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泰兹·伊姆雷，一个幸存者所有的纠结

作者：云也退

我发现一个事实：凯尔泰兹虽然很珍视自己的奥斯维辛经验，但他更加在乎的，是他的第一本小说被拒的经验。

我做社工的时候，有次遇到一位女士，大概六十多岁，人很胖，穿一件黑白条纹的套裙，有手镯和耳坠。她自我介绍姓李，来寻求帮助，是为了她的听上去行将就木的夫君。夫君曾是红色中国诞生前的一名火车司机，他的车上载过的不少人物，后来都成了国家的首脑。六十年代以后，不堪回首的事情一桩桩找上门来，这位曾经很风光的工人命运一落千丈，现在，他的太太虽然不企图为丈夫鸣冤，但是她想要一些国家赔偿，同时，最好能让他的事情被更多人知道。

我替她做了一些我能做的事。老太太人很健谈，很容易跟人热络，每一次见面，我都听她重复一遍“那个谁谁谁当时就坐在我丈夫的火车上，一路开到北京去的”，“他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她不故意发牢骚，总是笑吟吟的，但是接触时间长了，我还是必须调动想象力，联系那位红色司机在动乱年代的种种遭遇，才能压制住自己的不耐烦。

再后来，短暂的社工生涯结束，我与她没了联系，但疑问留下了：一个人的经验，有那么重要吗？你见证了什么事，你经历了什么事，就很了不起吗？

老太太很现实，她的目的明确，所以夸大一些对她有用的情节，不惜惹人反感。但是，假如每个见证过什么历史大事、或者受过刻骨铭心的苦难的人，都有权把自己的经验加个粗体，放大字号，拿给别人看，人们的热情和同理心将会迅速耗尽。此外，这些经验互相之间也在竞争，每一种经验企图说服更多的人，我是最强有力的，我最权威，我最动人。

我们对这些经验的知识，都来自再现。文字再现，影像再现，媒介把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变成了小说、故事、电影、电视、艺术品，等等。

举一个例子：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说是一部关于苦难与拯救的伟大史诗，实际上片中两个主角：一是慈善家辛德勒，看见一个红衣小女孩就意识到生命之宝贵，决心救下所有犹太人；二是纳粹军官戈特，被美国电影协会列入影史上表现最杰出的100个坏蛋里（排第15）。电影围绕这两个人展开，而苦难是他们的背景：辛德勒拯救和未能拯救的犹太人，在片中其实无足轻重，他们是一些抽象的符号，一些黑白影像，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烘托英雄与恶徒。

因此，《辛德勒名单》拿奖拿到手软，但也邀集了一大批批评者。斯皮尔伯格的同行，斯坦利·库布里克就尖刻地说，这片子里哪来的600万死难犹太人，我只看到了600个获救的犹太人。

还有一位批评者，在2002年之后，他的声音突然放大了好几倍让人听到：凯尔泰兹·伊姆雷，匈牙利的作家，46岁才发表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无命运的人生》，后来一共也没写几本书，但在73岁的时候，他成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个匈牙利人和第九个犹太人。跟冷嘲热讽库布里克不同，凯先生的质问，让人不得不赶紧放下咖啡杯，整好领带，肃然敛容：“谁拥有奥斯维辛？”他问。是你们，还是我们？

《辛德勒名单》名利双收，凯尔泰兹怒了，他认为自此以后，人们将从这部电影里获得关于大屠杀的第一手知识：文明的大厦将倾，英雄力挽狂澜。他用一个词判了它死刑：刻奇（kitsch）。刻奇，或者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媚俗”，以昆德拉自己的话讲，就是“愤怒地谴责一堆大便”，刺激观众/读者廉价的情感。“那些作品，”凯尔泰兹说，“它们企图把大屠杀一劳永逸地赶到人性之外，企图把大屠杀从人类经验的领域里驱逐出去。”

2003年以后，凯尔泰兹的“无命运的人生”三部曲慢慢都有了大陆中译，我仔细地读了一轮。凯尔泰兹在1944年进过奥斯维辛，后来转去布痕瓦尔德，盟军攻进来，把当时还只有十四五岁的他救出虎口。三本书都是围绕这段经验来写的，他的基本观点是，在奥斯维辛之前，奥斯维辛是不可想象的——一群人怎么可能如此残忍地摧残另一群人？但在那之后，它变得可以想象了，因为大家都晓得有过那么档子事了。正因此，我们就永远都不能宣告大屠杀已经终结，它还有复现的可能。

而《辛德勒名单》传达的信息正好相反。它按照美国人最习惯的套路来结构，给人一种皆大欢喜的观感：正义胜利了，太好了，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大屠杀的发生是一次意外，如今，它终于“从人类经验的领域里驱逐出去”了。

谁有资格说，凯先生的批评没有道理呢？他是苦难的亲历者，他背后有六百万死去的同族，他拥有话语权也无可非议。然而，既然身为幸存者，他也应该知趣，别人不会喜欢他凡事以“幸存者”自居，来强调自己的经验的唯一；他就应该清楚，如果自己只是通过时不时地戳点文艺作品，电影、电视、小说，说你这么拍是不对的，他那么写是不确的，以此对公众施加影响的话，公众会投桃报李，把他当一个顽固而僵化的老头子那么看。

不过，我在读凯先生的书时已有感觉：他不在乎别人喜欢不喜欢。即使有了2002年的爆得大名（此前他只是在德语文学圈里有些名气），他在美国人的文化视野里依然是一张陌生面孔；人们宁可看十遍《辛德勒名单》，也不愿意啃一本《无命运的人生》，因为它太涩奥、太难啃了。

那么凯尔泰兹觉得，应该如何来看待奥斯维辛呢？“我们自己的人生，不管是个人意义上的人生，还是在欧洲文明意义上的人生，都是畸形的，但在这种人生和大屠杀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把有点拗口的地方扳直，凯尔泰兹想说的是，人与文明的畸形在前，六百万人被杀在后，那六百万被杀的人，也包含在畸人的范畴里头。他说，所有人都扭曲，所有人都有责任，所以断定奥斯维辛不会再来，乃是大谬不然。但是，你宣布所有人都有责任，那就等于宣布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责任，而芸芸大众，如果要让他们接受一点教益的话，是必须看到一个像《辛德勒名单》里的戈特这样百分之百的恶棍，被塑造出来，推到人前，去担负所有骂名的。

凯尔泰兹用晦涩的文字拒绝大众阅读，可又看不惯商业电影向大众播撒通俗易懂的价值观，他跳出来，用一些复杂拗口的说法来伸张自己的经验。他真是硌硬。在匈牙利，喜欢他的人也很少，因为他身为匈牙利犹太人的后代，却拒不融入，还很记仇。在第三帝国到二战时期，匈牙利是迫害犹太人比较积极的国家之一，2002年诺奖到手，凯老爷子总是跑到柏林去住，从那里掉头骂匈牙利人。

德国是凯尔泰兹最喜欢的地方。广东有位知名的文化人，叫林贤治，曾经写了一篇随笔，说书写大屠杀的凯尔泰兹当初被德国人接纳，在那里成名，而后登顶成为世界文坛巨匠，证明德国人的优秀，悔罪精神无与伦比。这就是林贤治天真了。他没真正读过凯先生的书，其实，凯先生还真没怎么骂德国人（在他看来这等于骂一堆大便，是“刻奇”），反而更加起劲地挖苦他自己所属的受苦的民族——犹太人。比如他说，他小时候被父亲送到犹太学校里，那里每个孩子必须规规矩矩地执行所有纪律，每个孩子吃饭时都拿到一个盘子，带着号码，餐巾整整齐齐叠好，饭菜完全一样，而他们的老师则在自己的饭桌上享受着完全不同的待遇。

然后到了集中营里，众所周知，囚徒们也是只有一个号码，没有名字和个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受害者也是欧洲“畸形”文明的一部分，犹太人所受的教育，预告了他们将来会受怎样的虐；在这个意义上，凯尔泰兹有一种鲁迅式的“一个都不宽恕”的精神特质，他不为任何人写作，不讨好任何人，不管是德国人、匈牙利人还是犹太人。像他这样既让匈牙利的反犹者和右翼反感透顶，也常常被犹太人冷淡的犹太作家，实在少见。

“谁拥有奥斯维辛？”单琢磨这句话，我还真觉得凯尔泰兹就是一个顽固的死老头子：你呆了那一年多的集中营，就是个人物了吗？凭什么只有你有资格谈论奥斯维辛？有本事你也写一本书，拍个《辛德勒名单》出来，YOU CAN YOU UP？

他写不了。从集中营活下来后，他回到匈牙利，做过记者、工人、自由作家、翻译家，曾把一些德国文学翻译成匈牙利文。一本《无命运的人生》写了十年，一直没找到出版商，直到1975年才悄没声地进了书市；后来，1990年出的《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临终祷告》，才使他引起了注意。这两本书，和《惨败》一起合成了“无命运的人生”三部曲。作为小说家，他的产量很低。

重复我开头的问题：一个人的经验，有那么重要吗？你见证了什么事，你经历了什么事，就很了不起吗？我曾把写大屠杀题材的作家比做微雕技师，他们的作品，除非你举着高倍放大镜细看，否则彼此没什么区别——至少在读者的第一印象里是这样。也许，比起“大屠杀文学”，“反法西斯文学”还多一些变数，里面可以塞进更多让大众喜闻乐见的英雄，有更多的媚俗潜质。

然而凯尔泰兹竟然自己回答了我的问题：我的经验，没什么重要。

这是他用《惨败》来回答的。这本小说我大概花了一个月才攻下来，就像在啃一块坚硬的压缩饼干。它写一个作家，人到中年了（不是凯尔泰兹自己还能是谁？），辛辛苦苦写了人生的第一部小说却无从出版，如今改弦更张，给他的第二本书找个题目。不是因为他想写，而是因为他出于意外，成了一个职业作家。

我发现一个事实：凯尔泰兹虽然很珍视自己的奥斯维辛经验，但他更加在乎的，是他的第一本小说被拒的经验。《无命运的人生》是他托名“久尔吉·科韦斯”写的一部小说体回忆录，讲述自己入集中营到脱险的全部经历。他辛辛苦苦把这段经验写成小说，却始终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问津。这场“惨败”让他若有所悟：我的独一无二的经验，我的被扭曲的命运，别人根本不关心。

这个中年作家一边看自己写处女作时积累的档案，留下的笔记和草稿，看到里面的各种矫饰，各种不自然的笔法，便啧啧不止。他还重温了《无命运的人生》收获的退稿信，估计是真实的，有着生硬的公文语气，如“我们认为……”之类。作家被一种贝克特式的荒谬和虚无所攫住，自问道：我写大屠杀，究竟是为了什么？

未等到大众去漠视他的经验，凯尔泰兹自己就先把自己的经验给降格了。别人根本不关心我经历了什么，我为什么还要写？此外，所有的再现艺术都需要依靠想象，如果我的写作所涉及的那些事实，那些故事，都那么凄惨，那么阴森，阴森到让人不假思索地大喊“不可想象！”“难以置信！”，那么想象还能对此做点什么呢？

这些问题是他问自己的。凯尔泰兹待过两个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而当他回头去读、去理解大屠杀，去看别人写的大屠杀经验时，仍然被它们的“非现实”弄得纠结不安。例如，他读到340个荷兰犹太人在毛特豪森集中营的采石场里被集体虐待，他们被逼着背大石头爬上一道陡梯，要是石头落地就要挨打，他们生不如死，最后，这340人不是被虐死，就是受伤不治而死，要不就自杀。毛特豪森集中营的纳粹首领，后来一直是被通缉的首席战犯。

凯尔泰兹说，他看完这段记述（它只是一本400多页的罪行全记录里随便抽取的一章）后就想，毛特豪森发生的事，必须“在人类想象的诸多象征中取得合适的一席之地”——意思就是必须写个东西啊拍个片子啊，艺术地再现一下，凯先生说话实在是太绕嘴了！——但他发现一个矛盾：只有当这事纯属虚构的时候，它才可以被想象，但它并非虚构，它是真实发生的事。因此想象并不是一种游戏，想象变成了一个很沉重的、无法移动的负担，就像毛特豪森的囚徒不愿被大石头压垮一样，没有一个人愿意被想象压垮。

这么说来，凯先生其实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能给人减负的《辛德勒名单》让别人去写、去拍，那些无法书写的、无法想象、真正沉甸甸的东西，留给自己去写，写完了没人出，出了没人看，他都认了，都无所谓。写作，用他的话讲，是在“完成自己的命运”，完成之后把它丢进一个基本上不关心你经历了什么、见证了什么的世界。没有结果。唯一的结果是：他必须继续写。

有自省能力的人，都免不了纠结。但像凯尔泰兹这么纠结的作家，我想来想去，没有第二个。其实《惨败》这种小说是容易让人烦的，作者一边说着我不想写了，我没什么好写了，一边又说我还要写啊我还要写。坐到打字机前，把纸卷进去，写第二本小说，它的名字就叫《惨败》。看来看去，凯尔泰兹还是摆脱不了“幸存者”让人生厌的痼疾，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我写了一本书，我的书没人出，我再写一本书，回顾一下我上一本书怎么就没人出，接下去我要写一本新书……

他把一般想看个热闹的读者都推得老远，在他看来，似乎永远做一个滞销作家，才是“高端”的体现。凯尔泰兹有一本《船夫日记》，是日记体，译者余泽民先生去年跟我说，遇到费解的地方，有心想问问作者，老爷子到帕金森晚期了。书出来后，我在前言，也就是凯尔泰兹诺奖获奖演说里读到几句话，他说，在他的“生涯”里，有某种“人类不跌入自我欺骗的陷阱中，不触礁翻船，不濒临毁灭，不与千百万惨遭灭绝、从未获得宽恕的同胞割断内心深处的痛苦纽带，便无法彻底进行思考的东西”——我拆洗玩味了半天，觉得这番话在他所有可以读懂的话里，差可解释凯尔泰兹先生那么自我纠结，那么不宽恕，那么孤高地悬于众生之外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