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生命之意义，在奥斯维辛的“119104”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当人们问这个问题时，就已经有了焦虑。

因为，大凡于生活顺遂的人都很少思考这个问题，只有当生活遇到阻碍，产生悲观，达不到目的时，才会问“为什么”。

而这个问题却具有抽象的戏谑性，就像问围棋大师吴清源“世上最厉害的招法是什么？”

所以，“人不应该问他生命的意义，”挤在火车昏暗的封闭车厢里，维克多·弗兰克尔对身边的朋友说：

“相反，生命对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人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

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是讲意义发生于“自觉”。

即区别于禽兽，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对自身的认知来发掘“意义”，而“意义”的存在与人所处的时空和生活的顺逆毫无关系。

这时，火车又发出了一声恐惧的嘶鸣，如车厢里1500名囚徒的心声。

弗兰克尔的话被打断了，和其他人一样，他不知前方是西西里，还是波兰。

作为罗斯柴尔德医院精神科的主任，他现在本可以在美国，安心地完成自己的著作。而不是和犹太难友们摩肩接踵地站在车厢里早已被尿液浸透的草垫上，一步步接近人类历史上最高效的“智慧生物屠宰场”——奥斯维辛集中营。

五年前的1939年，弗兰克尔收到了办理美国签证的正式通知，父母为他激动万分。“可是，我真要让年迈的父母独自面对等待被送往集中营的厄运吗？”

一天他怅然若失地推开家门，突然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小块大理石残片，他问父亲这是哪儿来的。

“这是我今天在烧毁的犹太教堂里捡的。”

拿起残片，他看到上面还刻有一行残缺的希伯来文字，那是摩西《十诫》中的第五条：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就在那一刻，弗兰克尔决定留在父母身边 ，任签证过期。也正是由于这一“神谕”共振了他内心的良知，使他得以坦然地面对父亲后来的死亡。

两年后，在泰雷津集中营，饿得已形同骷髅的父亲趟在他怀里，他为父亲注射了最后一支从家里偷带来的吗啡，使饱受肺水肿折磨的父亲好受一些。

以犹太人的方式，以亲生儿子的身份念诵祈祷文，陪父亲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时光。

奥斯维辛集中营终于到了。

一下火车，臭名昭著的纳粹军医门格勒就像死神一样站在那，左手托着右肘，用右手食指开始了宣判：

“你~~~右边。”与此同时，弗兰克尔得到了一个编号——“119104”，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第二天他还向老囚徒们打听自己朋友的下落。

“他分到左边了吗？”

“是的。”

“那你可以在那里见到他。”老囚徒指指几百米外的烟囱——

只见红的火正倒映在波兰灰暗的天空中，伴着墨的烟的灵舞……

关于死亡，弗兰克尔在四岁时就感觉到了。

从蒙童时那个“我有一天会死”的怪念头开始，到用一生的时间苦苦思索“人类短暂生命的意义何在”？

面对几百万的生命倏忽湮灭，他突然觉得要找出生命的意义，必须先否定“短暂”。

因为“我们的一切所为，所学所感，都被保存到‘过去’之中，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使它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所以，“短暂并不会抹杀生命的意义”。

那些逝去的人，他们以独一无二的经历完成了各自生命的使命，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即便微末，也都无法被剥夺，哪怕是最暴力的火；而那些活着的人，过去的光芒也将仍然照耀着当下的黑暗，使他们可以不断修正，进而不断重生。

虽然成为了幸运走向“右边”的10%，但囚徒们有时会幻想自己属于“左边”，因为那至少会使他们免于自杀的麻烦。

每天一碗汤、一小块面包，要化学反应为繁重的苦役，单薄破烂的囚服更无法阻止波兰严冬对热量的榨取。

皮下脂肪在飞速燃烧，囚徒们的生命变得如此之轻。夜晚，这些直接睡在木板上，九人合用两条毯子的“活骷髅”们一个接一个的死去。活下来的，第二天还要继续忍受犹太囚头或党卫军毫无缘由的毒打。

一天早晨，一位一直以来十分坚强的囚友突然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因为他的鞋子已经破到无法再穿，只能赤脚走在冰天雪地里了。

看到这一幕，弗兰克尔心知肚明，这个人的精神已经崩溃了，他活不过未来的48小时。因为，当人处在那样的生死边缘，丧失勇气和希望就等同于亲手掐死了身体里最后的抵抗力，而灵魂也会知趣地弃他而去。

而弗兰克尔的灵魂之所以一直伴他左右，是因为他从未丧失“探求意义的愿望”。

走进奥斯维辛的第一天，弗兰克尔藏在大衣口袋里的一卷未付梓的手稿就连同身上的全部衣服一起被没收了。那是他的第一本专著——《医生与心灵》。从此，重写这本书的渴望就成为他战胜集中营残酷境遇的一件武器。

他费尽心思搞来一小截铅笔头和几张小小的纸片，每每饥饿袭来他就在纸的背面凭借记忆记下书稿中的关键字，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写这部浸透他心血的书。

弗洛伊德曾信誓旦旦地说：

“要是将一定数目的形形色色的人置于饥饿状态，随着饥饿的加剧，他们所有的个人差别都会泯灭，取而代之的将是相同的饥饿表情。”

可这话放在弗兰克尔身上，却突显出理论的呆板与傲慢。

当弗兰克尔将因饥饿而浮肿的双脚勉强塞进满是破洞的鞋子，步履蹒跚地踩在去往工地的冻土上，当刺骨的寒风狂啸得在他满是冻疮的脚踝反复切割时，他却想到了“幽默”。因为，“幽默是灵魂保存自我的另一件武器”，哪怕只有几秒。

他和一位囚友相约每天给彼此讲一个好笑的故事。比如“德黑兰的死神”：

很久以前，一位年轻的仆人告诉主人，他碰到了死神，便央求道：

“请您赏我一匹快马，让我逃到德黑兰去吧。”主人同意了，仆人飞身上马，绝尘而去，可主人回到家却迎头碰上了死神，他就质问死神：

“你干嘛吓唬我的仆人？”

死神显得很无辜，耸耸肩说：

“我只是在这见到他很奇怪，因为我本打算今晚在德黑兰找他的。”

囚友哈哈大笑（尽管这会消耗不少卡路里），对弗兰克尔说道：

“看你现在这个鬼样子，别说死神了，就是你妻子都不会去德黑兰找你。”

囚友的话勾起了弗兰克尔对妻子无限的思念。

伫立雪中，他看到远方天地交接的雪线上，一座小木屋的灯在黑暗中忽隐忽现，“啊，蒂丽，我的妻子，你现在在哪儿？”

他好像突然悟到一个真理：

“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人只要有片刻的时间思考爱人，他就可以领悟幸福的真谛。”

就在这时，囚头一棍子将“偷懒”的弗兰克尔打倒在地。

1944年底，弗兰克尔和其它2500名囚徒一起又被转送到了达豪集中营。

大家都很高兴，因为这里没有“毒气室”，也没有“烟囱”，只是“病号车”会经常光顾，把病重的斑疹伤寒病人送往“休息营”。

“你真要跟他们一起去吗？”达豪的主任医生很赏识弗兰克尔，他压低声音说道：

“在10点以前把你的名字从名单上划去还来得及。”

“不，和病友们在一起也很好。”弗兰克尔答道。

他是主动申请去照顾那些病重的囚友的，尽管他也刚刚从斑疹伤寒中死里逃生。

听他这样说，主任医生紧紧地握了握弗兰克尔的手，强忍着惋惜的泪水，像是在永别。

“对了，”临走前，弗兰克尔对主任医生说：

“如果有一天你能见到我的妻子，请告诉她，我们婚后那短暂的时光胜过一切，也超越了我所遭受的所有痛苦。”

可令弗兰克尔没料到的是，这次自己和病友真的被送到了“休息营”。

在休息营，每当他挣扎于如何将5片阿司匹林分配给70名奄奄一息的病人时，他就会走到病房后面用几根木棍支起的棚子里，坐在被七八具爬满虫子的尸体包围的井边，将视线穿过纵横交错的铁丝网，投射到山花烂漫的山坡，他感到自己可以用死人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

“我只害怕一样——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

要配得上这些痛苦，就要饱有“任谁也夺不走的精神自由”。

弗兰克尔本可以选择和纳粹说再见，逃往美国；也可以选择成为一个犹太囚头，用虐待他人来压制自身的不幸；更可以选择不去照顾那些危险的病人，给自己更多生机；而他此刻内心的泰然，却再一次表明：

“人一直拥有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

而正是这种自由，使生命变得有目的，有意义。

……

此刻，夕阳正悬在天边，那么大，弗兰克尔就那么坐着，阳光刚好打在他的喉咙上。

尼采说过：

“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

这句话说得没错，但并不具有广泛的现实性。因为，绝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是缺乏不断探求自己生命意义的态度。

尽管每个人生命的意义各不相同，但意义必然且始终存在，它与人所处的境遇、地位无关，人要做的就是坚信这种存在并努力去发掘它。

弗兰克尔最终成为了纳粹集中营里二十八分之一的幸存者，而当他再次推开家门，得到的却是他深爱的妻子被活活饿死在集中营里的噩耗。

“当一个人经历了太多考验，就必须得找到一个意义作为支撑。”

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不仅重写了《医生与心灵》，还完成了另外30本专著。其中的《活出生命的意义》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十本著作之一”。

他还创立了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阿德勒“个体心理”齐名的第三维也纳心理学派——“存在分析学说”，在担任维也纳总医院精神科主任的25年里，用“意义疗法（Logotherapy）”帮助了无数处在困境中的人去发现自身生命的意义。

而作为一位67岁学会开飞机，80岁登上了阿尔卑斯山的老人，他曾忠告所有被自身问题困扰的人们：

“人不能成为环境的玩物，请用自己精神的自由，来发掘生命的意义，并决定下一刻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