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danag 原文作者：The Guardian
从这个臭名昭彰的纳粹集中营成功逃脱的总共只有144人，卡兹米尔兹•佩特罗夫斯基就是其中一员。这位如今已91岁高龄的老人，向人们讲述了他不平凡的经历。
1942年6月20号这天，守卫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口的党卫军士兵给吓坏了：鲁道夫•胡斯的车就在他的面前——胡斯是这座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的指挥官。车里有四个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其中一个少尉正朝他大喊大叫，骂骂咧咧。
“醒一醒，你这个XX！”那个军官用德语喊道：“快打开，要不我就把你打开花！”这个卫兵吓坏了，匆忙升起路障，让这辆马力十足的车过去，开远了。
然而，要是他离近点看，就会注意到一些奇怪的地方：这几个人浑身冒汗，脸色因害怕而变得灰白。原来他们根本不是纳粹分子，而是穿着偷来的军装、开着偷来的汽车的波兰囚犯。他们刚刚成功地逃脱，算得上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历史上最大胆的逃跑行动之一。而行动的策划者——那个少尉，则是一名男童子军。对他来说，童子军的座右铭“时刻准备着”成了他的救生圈。
历史过去了近70年，918号囚犯正在童子军的发源地——伦敦的贝登堡之家侃侃而谈。虽然已是91岁高龄，但他的衣着无可挑剔，脸上就像他精心熨烫的衬衣一样，看不到一丝皱纹。当他从一个害羞的兰开夏女童子军那里接受仪式领巾的时候，站得如同队伍中的任何一个年轻人一样笔直。他到那里是应英国歌手凯蒂•卡尔之邀，凯蒂根据他的经历创作了一首歌曲。当童子军和领队们同凯蒂一起为他放声高歌时，他激动不已。然而，在童子军大会传统的装饰环绕下，卡兹米尔兹•佩特罗夫斯基，或者说卡兹卡——他喜欢人们这么叫他，将向他们讲述一个在英国几乎没人听到过的故事，那就是在纳粹势力统治之下，年龄与他们相仿的童子军怎样在街头被杀害，还有的像他一样怎样被关进集中营，亲眼目睹了希特勒恐怖的“终极解决方案”。
佩特罗夫斯基在波兰的特切夫镇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同伙伴们在附近的维斯杜拉河里游泳，或是同两个兄弟到附近的公园里拉弓射箭。他家属于中产阶级，父亲在铁路上工作。在10岁那年，他决定加入童子军——这一行动永远改变了他的生活。当时波兰于一战之后刚刚独立，尤其强调爱国、“坚韧”和手足之情，童子军这一青年组织在当时大行其道。“我参加是因为我很爱国。”他回忆道：“当我回到家，母亲有些落泪地对我说：‘我真高兴你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9年后的1939年，当纳粹分子侵略波兰时，视童子军运动为民族主义的象征——也是一股潜在的反抗力量。“战争爆发时我19岁。” 佩特罗夫斯基说，“德国人在宣战之后四天就抵达了特切夫，他们朝童子军开枪。”那些被围捕和杀害的人中，就有佩特罗夫斯基儿时的伙伴，这令年轻的他十分恐惧。“我知道，早晚我也会被杀死的，于是决定逃跑。”
他试图像其他童子军一样越过匈牙利边界，跑到法国去，加入那里的“解放波兰”武装力量的战斗，却在边境上被捕了。接下来的八个月里，他被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个一监狱，最后被送到了奥斯维辛。
“我们是被送到那里的第二批人，不得不参与集中营的修建。” 佩特罗夫斯基说。最初集中营中的那些老建筑不够大，容纳不下在大规模逮捕中抓来的人，于是犯人们被迫每天工作12到15个小时，在隔壁建造一座新营区，这里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纳粹最大的死亡营。
佩特罗夫斯基回忆道：“起初的三个月里，我们全都沉浸于彻头彻尾的恐惧之中。”但更糟糕的还在后头。从1940年6月一直到1941年6月，党卫军乐此不疲地杀害囚犯——用警棍将他们殴打致死是解决集中营拥挤问题最简单的办法。饥饿、超乎想象的暴虐和体力劳动将集中营变成了人间地狱，所有这些今天都记录在案。 但是佩特罗夫斯基记忆中的细节仍然令人震惊。囚犯们每人发一个勺子和一个锡碗——不仅用来吃饭喝水，还要在夜里当尿盆用。“如果你的勺子丢了，就要像狗一样就着碗吃。”他平静地说，“如果你的碗丢了，那就没有了，你一点汤都喝不到了。”
有时候，卫兵们仅仅为了获得休假而杀人。他说：“当党卫军烦了，他们会取下某个犯人的帽子扔到远处，然后再命令他去捡回来。当犯人跑过去时，他们就朝他开枪，接着声称该犯人企图逃跑被他们阻止，于是为此得到三天的休假。
被关押的人们怎么应付这样的生活？“有些人祈祷，但是那些被关进集中营之前就曾祈祷的人会说：‘只要奥斯维辛存在，就不会有上帝。’”
有六个星期，佩特罗夫斯基都被分派运送处决后的尸体。“死亡墙位于10号和11号楼之间。他们让犯人排成队，从背后朝他们头部开枪。” 随后，就会有一堆脱光了衣服的尸体，由佩特罗夫斯基抬着脚踝，另一个人抬着胳膊，扔到手推车上，再送到焚尸炉去。
“有时一天20具，有时100具甚至更多，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他死死地盯着我重复道：“还有孩子。”
不过，直到一位朋友的名字出现在死亡名单上，他才萌生了逃跑的念头。像奥斯维辛的许多男童子军一样，佩特罗夫斯基也参加了集中营里的反抗运动。许多童子军因为会说德语而有了用武之地——有些人甚至成了监狱警察，能接触到犯人档案。一天，一个名叫埃乌盖纽什•本德拉的乌克兰朋友来找佩特罗夫斯基，本德拉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机械师，在集中营的汽修厂工作。“那些能接触到他档案的人告诉他，德国人要杀他。我彻底绝望了。” 佩特罗夫斯基说。于是，逃跑的计划萌发了。
“他说他能搞到车，但那还不够。”他们被关在主营区——奥斯维辛一号，那里的栅栏上有带电的倒钩，而且每隔几米就有警卫看守。逃跑者必须穿过那扇恶名远扬的大门，上面写着写着”ARBEIT MACHT FREI”（劳动带来自由），还要穿过集中营的外围警戒。
然而佩特罗夫斯基无法拒绝朋友的请求。“当我想到他们会让基内克（本德拉）站在死亡墙下，朝他开枪，我就不得不开始想想办法。”有利条件是佩特罗夫斯基现在在仓库区工作，那里存放着卫兵们的军装和弹药。一个想法慢慢成形了，但逃跑将对余下的狱友造成的影响又让他犹豫不决。“新犯人被运来后，副监狱长都要给他们讲话，他说：‘如果有人想做傻事，比如逃跑，那你就记住：只要从一个工作组或监号里逃走一个，我们就会杀10个。’这像是兜头给我泼了一瓢冷水。”
为了纳粹分子不至于追究他们小组的责任，佩特罗夫斯基和本德拉成立了一个四人小组，给他们惊心动魄的逃跑做伪装，吸收了一个名叫斯坦尼斯罗•G•贾斯特的男童子军和一个名叫乔瑟夫•莱姆帕特的牧师。
1942年6月20号，也就是本德拉进入奥斯维辛两年之后，密谋者们在一栋盖了一半的楼的阁楼上会合，最后一次演习逃跑计划。那是个星期六，工作中午就结束了，仓库和停车厂无人看守。出发前，他们为家人祈祷，并约定如果逃跑失败就自杀。“真正鼓舞我们，促使我们行动的原因就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干，本德拉就没命了。直到最后一刻我们也没有把握，但我们说：‘我们必须这么干，我们必须有信心。’”
四个人推着一辆装着厨房垃圾的手推车，开始朝“劳动带来自由”大门走去。在门口，佩特罗夫斯基告诉卫兵他们小组是去倒垃圾的，心里祈祷卫兵不要检查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他们很幸运，畅通无阻地出了主营区，向仓库区走去。当时是什么感觉？“我什么都没想，只想尽力通过最终的考验。” 佩特罗夫斯基说，“从那一刻起，我们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勇气了，还有智慧。”
到了仓库，他们中的三个人去对付通往煤窖的斜坡上盖着的门。那天早晨干活的时候，佩特罗夫斯基拧掉了一个锁门的螺栓，因此他们可以爬进去。他们到了二楼的储藏室，破门而入，换上了军官的制服。同时本德拉用配的钥匙进了汽修厂，开了辆汽车过来。
机械师选了辆斯太尔220，这是奥斯维辛最快的车，专门给指挥官配备的。“车子要快，因为他（指挥官）必须能够在几小时之内到达柏林。我们选它是考虑到万一被追捕，要能逃掉。”
他们开到了大门口，一路上党卫军向他们敬礼，并高喊“希特勒万岁”。但是对佩特罗夫斯基来说，最大的考验还在后头。“仍然有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在最后一道障碍那里，需不需要提供通行证。我们只能计划由我扮演党卫军军官的角色，要演得逼真，好让卫兵相信。”
但是当他们朝着路障开过去的时候，卫兵却没有动。佩特罗夫斯基在讲述接下来发生的情形时，把目光投向远处，仿佛能看见横在他面前的最后一道障碍。
“我们朝最后一道路障开过去，但它是落着的……还剩80米，还是落着……还剩60米，仍然落着。我看看我的朋友基内克——他额头上都是汗，脸色苍白而紧张。我们剩20米就到了，可它依旧落着……”就在佩特罗夫斯基茫然地盯着前方，不知所措时，本德拉停下了车。佩特罗夫斯基感到肩膀被人捶了一下，是莱姆帕特。“他小声说：‘卡兹卡，做点什么。’”
“这是最富戏剧性的一刻，我开始叫骂。”党卫军士兵服从了命令，汽车向着自由驶去。他们四人成了逃出奥斯维辛集中营屈指可数的144人中的一员。
佩特罗夫斯基说，纳粹分子怒不可遏。“当指挥官在柏林听说有四名犯人逃跑了，他问：‘他们怎么他妈的开着我的车、穿着我们的军装、带着我们的武器逃跑的？’他们无法相信，在他们看来没长脑子的人能偷了那些东西跑掉。”
他们避开了大路以防被抓，在林间小道上开了两个小时，前往瓦多维采镇。在那里，他们扔下了那辆斯太尔，徒步前行。睡觉就在树林里，并轮流站岗。莱姆帕特生病了，被托付给了一位教区教士，贾斯特回了华沙。佩特罗夫斯基和本德拉在乌克兰呆了一段时间，后来佩特罗夫斯基返回波兰，参加了“波兰救国军”游击队，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同纳粹进行战斗。
作为报复，贾斯特的父母被捕并死在了奥斯维辛，同时余下的犯人承受了严重的后果。“我们逃走后一个月，下了一道命令，每个犯人都必须纹身（纹上他们的囚号）。纳粹知道逃犯的头发会长出来，游击队会帮他们伪造档案，但看到纹着的囚号，人们就会知道他们来自奥斯维辛——这是我们的逃跑导致的，其他的集中营都不纹号。”
尽管他们后来没再被捕，佩特罗夫斯基还是在回忆和噩梦中重历了他的集中营生活。他的麻烦并没有到此结束。当波兰在1947年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他因参加“救国军”被判刑10年，并在狱中度过了7年。“当我终于出狱的时候，已经33岁了。我想：‘他们夺去了我的整个青春——我全部的青春时代。’”
后来他成了一名工程师。1989年社会主义政权倒台后，他同妻子伊佳开始周游世界。关于自己的经历，他写了两本书，试图确保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奥斯维辛曾经发生过什么。他介不介意再回忆起恐怖的过去？“我是一名童子军，因此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持快乐。直到生命结束，我都将是一名童子军。”他的回答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