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梅兰芳

他们都曾经是名重一时的舞台明星，然而，在了却前尘之后，回念他们的一生经历，却是有幸有不幸：老谭死得凄惨、小楼身后凄凉，相比之下，梅兰芳无论在新、旧社会、身前身后、台上台下、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一直保持着头上的光环，真可算得是一生幸运。

这样的天性，让他即使是在乱世也能够既不违背自己的生活原则，也能够躲闪腾挪，避开灾难！

这样的天性，使他的成功率很高：成年之前是走红的歌郎、成年之后是“伶界大王”、进入老年他成了新中国的“官员”——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他都是一个有口皆碑的人物。

在晚清的社会生活中，“打茶围”曾经是各种娱乐活动中的最时尚、最风流的一种，也几乎是被全北京城的男人们关心、议论、参与、爱好、憎恨、念念不忘的一种。从嘉庆、道光，直到光绪，这一行业都是在京师南城发展得如火如荼，它的活力和魅力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从买方来看：豪门士大夫从明代以来就有狎优的传统，可是清代前中期禁止官员出入戏园、挟妓饮酒的政令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代一直在执行，这使得京师的生活中就缺少了一块满足释放偏于性需要的娱乐项目，这是其一。其二是文士和商人以及百姓构成的普通观众其实也普遍都有一种好奇的心理存在：看过了台上名伶的精彩表演，就会对于演员的便装形象、日常生活产生兴趣，特别是清代的戏班子没有女子，台上的多情公子、红粉佳人都是男演员扮演，就更有一种性别置换的神秘色彩和特别的吸引力。所以“打茶围”——年轻的伶人，特别是面貌姣好的“男旦”（唱旦行的男演员）在自己的“下处”（住处）或者顾客指定的饭庄（饭馆）接待客人，侑酒（劝酒、陪酒）、歌唱、游戏、闲话这一收费服务，就恰恰投合了京师上、中层社会的这一心理和需求。“打茶围”的买卖一开张，马上就拥有了很大的买方市场。

堂子在京城的兴起像是风起云涌，同时也就呈现出良莠不齐，就像周明泰在《枕流答问》中所说的：

在二十世纪初，梅家三代的经历是人所共知的往事：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除了曾经是名伶、是四喜班（戏班子）班主，名列“同光十三绝”（同治、光绪时代最负盛名的十三个名伶）之外，还是咸丰年间醇和堂（堂子名称）著名的歌郎。同治年间，他“脱籍”（幼童进入堂子需要立下“契约”，在限期之内没有人身自由，到期或者提前交纳违约金，方能“脱籍”获得人身自由）自己经营堂子——景和堂，成为景和堂主人。梅巧玲的儿子梅竹芬（大琐、雨田）、梅肖芬（二琐）（一说：梅兰芳父亲名竹芬）子承父业，也曾经是光绪年间走红的歌郎，梅雨田后来学习文场，成为著名的琴师，梅兰芳的父亲梅肖芬在梅巧玲死后，成为景和二主人……

虽然云和堂主人朱小芬是梅兰芳的姐夫，但是，梅兰芳进入云和堂还是履行了“典”、“质”的手续（类似于签订“卖身契”，契约内容大致是：自愿到某某名下为徒，生死各由天命，几年出师，出师之前收入全归师父所有等等）——亲戚归亲戚，买卖是买卖，可能是旧时商界的规矩。

在祖父梅巧玲、父亲梅肖芬之后，梅兰芳是梅家的第三代歌郎，他以与生俱来的、对于任何事情都是尽心尽力的态度，步入了梨园行台上和台下的职业——一边用心地学艺、一边用心地做歌郎……

光绪三十年（1904）梅兰芳十一岁的时候，他在广和楼第一次上台演出《鹊桥密誓》中的织女，自言“一边唱着，心里感到非常兴奋。” 在十四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喜连成附学，参加上台演练折子戏。

梅兰芳十四岁（1907年）在侑酒的过程中，结识了冯耿光（冯国璋为总统时任命的中国银行总裁），也结识了一大批官员和名流:奭召南、易实甫、樊樊山、罗瘿公、谢素声、文伯英……

波多野乾一在《京剧二百年历史》中说是：“京僚文博彦，出钜金为梅兰芳脱籍”。如果这则记录属实，文博彦应当也是梅兰芳作歌郎时候喜欢他的京中官僚——梅兰芳应该感谢文博彦，有文博彦为他付“钜金”让他提前出籍，梅兰芳才有可能在契约到期之前离开“堂子”专心于台上演戏。

当时歌郎成功的标志是：有“老斗”彼此钟情；有人肯为他出钱让他提前“出籍”获得自由；有人愿意为他购置房产、打理婚事；而且平时还有很多的崇拜者追随左右……梅兰芳作为歌郎不仅可以算是“成功”，而且他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把起初是仰慕他的色、艺的崇拜者，慢慢地变成可以终其一生的朋友。

梅兰芳感激冯耿光帮助他“四十余年如一日”，为他出力、花钱毫不吝惜的事情数不胜数，其中的两件最能表现他们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一次是在1915－1919年，为了维护梅兰芳和自己的名誉，冯耿光灭了两家报纸；二次是在1929年，他以银行总裁的身份之便，为梅兰芳筹措十万元资助他前往美国演出。

穆辰公担当着读者的误解和权力者的加害，于第二年（1916）离开京师，两年之后的1917年才在奉天（沈阳）日本人所办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安顿下来，为了给读者一个交代，也为了心头的不平和怨愤，穆辰公完成了十五回本的纪实性小说《梅兰芳》，在1919年出版了单行本——印刷所是盛京时报社，印刷者是小林喜正。

书的前面有四则序文，它们是：“中华民国八年岁在已未荷月  悯卿室主人谨叙于藩水”、“己未荷花生日  瘦吟馆主序于万泉河上”、“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四日  东沧布衣许烈公谨序”（后有“儒丐附志”）和穆辰公的“答曾经沧海客（代序）”（后有“儒丐附志”）……

穆辰公在“答曾经沧海客（代序）”后的“儒丐附志”中，讲述了这件事的始末：

第二，梅兰芳作歌郎是受社会和金钱驱使，责任不在本人。

第三，梅兰芳作为歌郎的种种事情早已是人所共知，并非“外史”“刺人隐私”。

第四，小说《梅兰芳》的写作目的是揭示“社会之不良，金钱之万恶”。

穆辰公对于两报被勒令停刊自然是心存怨愤，亦曾经有过“辰公小说必有出现之一日，以公同好，除海枯石烂、人类灭绝，吾书或归乌有，不然，必履吾志”的誓言，所以，盛京时报印行单行本《梅兰芳》，对于穆辰公和他的支持者来说，真成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而从上述的四则序文来看，穆辰公们对于这本书还会引起什么后果，并没有什么精神上的准备。或许是穆辰公和怂恿他的人，以为此时距离《国华报》、《群强报》被勒令停刊已有四年之久，当时的热烈和轰动已然经过了“冷却”，“有力者”也有了检讨自己行为的时间？或许是他们觉得当时毕竟已经是讲究“民权”和“言论自由”的民国时代，对于文字的管制不至于仍然没有章法？或许是他们觉得奉天远离京师，远离了京师的“有力者”，加害也不至于如影随形？或许是他们寄希望于《盛京时报》社乃是日本人经营，“有力者”有可能心存顾忌？当然，这些都是推测。

可是，小说出版之后，加害仍然跟踪而至：“冯耿光悉数收购而焚之”——郑逸梅的《艺林散叶续编》第153条，记下了这一笔——权势者仍然是无往而不胜！

冯耿光把事情做得很是彻底，看来《盛京时报》也没有再顶风重印，现在，《梅兰芳》这本书在日本尚存，而在国内几乎绝迹。

从冯耿光的立场来看，谁敢登载“诋毁”梅兰芳的小说，就让它“停刊”！谁敢出版“诋毁”梅兰芳的小说，就把它们买来销毁！事情也算是做得干净漂亮。冯耿光相信，杀鸡给猴看！以戒效尤！以警来者！只要谁都不许提，不许说，这段“历史”终究会被遗忘，就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1929年冯耿光为梅兰芳筹措十万元巨资的事情是人所共知，不需多讲。

梅兰芳对于冯耿光终生感激不尽，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他这样叙述：“在我十四岁那年，就遇见了他。他是一个热诚爽朗的人，尤其对我的帮助，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的。他不断地教育我、督促我、鼓励我、支持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以说是四十余年如一日的。所以我在一生的事业中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

梅兰芳的叙述凸出了他和冯耿光之间朋友关系“纯洁”的一面，却隐蔽了歌郎和“老斗”之间关系的另一面。

旧时评判演员的天分学力有六个方面：嗓音好、身材好、面貌好是天分；会唱、身段好、表情好是学力，天分是上天所赐，学力却是需要自己努力的。

梅兰芳天赋上乘：嗓子宽而亮、有膛音、有韵味，身材适中，面貌和扮相也符合理想的尺度。他对于事情的领悟能力却不是属于一学就会、一点就透、灵气逼人的那一种，可是他却是一旦铭记在心就能够细心揣摩、举一反三，他常常认定自己“很笨”，其实笨也有笨的好处。

梅兰芳生活在祖父梅巧玲、父亲梅肖芬的余荫之下，生活在名琴师、伯父梅雨田的辅佐之中，他从小家境贫寒，没有养成纨绔的习气，当时不少名伶都对“梅巧玲的孙子、梅肖芬的儿子”有过悉心的指点：同光十三绝之一，时小福的弟子吴菱仙为他启蒙，教他学会了《二进宫》、《桑园会》、《三娘教子》、《三击掌》、《二度梅》等三十几出青衣戏；外祖父杨隆寿的弟子茹莱卿教他武功打把子，传授给他武戏《木兰从军》、《乾元山》等等，而且还在四十岁后成为他的琴师；师事梅巧玲的旧派青衣泰斗陈德霖，尽心竭力地教给他昆曲和青衣的身段、步位、唱腔，一遍一遍不怕麻烦，让他学会了昆曲《游园惊梦》、《思凡》、《断桥》；曾经是内廷供奉的乔蕙兰以及李寿山、丁兰荪向他传授昆曲的身段、表情、做工、唱法；当时演出《贵妃醉酒》最叫座（使观众为他去看戏）的刀马旦路三宝，教给他“衔杯”、“卧鱼”的身段、醉酒的“台步”、看雁的“云步”、“执扇”的身段、“抖袖”的程式；武净钱金福教给他小生戏如《镇潭州》中的杨再兴，《三江口》中的周瑜；昆旦李寿山教给他《风筝误》、《金山寺》、《断桥》和吹腔戏《昭君出塞》；王瑶卿教过他《虹霓关》……这一切都给了他博采众长的机会。

在追逐新潮的社会氛围中，梅兰芳排演了穿老戏服装的新戏《牢狱鸳鸯》；实验了穿时装的新戏《孽海波澜》、《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创演了古装新戏《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千金一笑》；从唱腔、表演等方面改进了昆曲《思凡》、《春香闹学》、《佳期拷红》等等。

生性朴讷的梅兰芳不是徒然升起的明星。他的渐变过程相当缓慢，从光绪三十年（1904）他十一岁初次登台，一直到民国五、六年（1916、1917）梅兰芳开始接替前辈名旦陈德霖、王瑶卿，取得了与年长他两辈、当时的伶界泰斗谭鑫培唱“对儿戏”的资格，成为撑持旦行的中坚人物，一直到民国十年（1921）他二十八岁时，才从唱配角、唱主角、唱堂会、灌唱片、会海派的一系列较量中，稳步地在京剧界确立了被公认的权威地位，标志就是：1921年1月8日，梅兰芳在名伶合作会演的义务戏中，成为了压轴的主角。

辛亥革命后的1923年，紫禁城内的“皇廷”还存而未废。这年的8月22、23日，在敬懿皇贵太妃整寿的时候，升平署按照老例“传戏”，曾经的内廷供奉和新走红的民间演员都被传进皇宫承应演戏，那是紫禁城中的最后一次“承应戏”。民间艺人被调选进宫给皇家演戏，在当时仍然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荣誉，那意味着对一个演员素质、技艺的全面肯定。

梅兰芳与姚玉芙、善妙香搭档合演了《游园惊梦》，与杨小楼合演了《霸王别姬》。

1924、1925年，他与在清宫一同获得衣料和文玩特赏的杨小楼、余叔岩，事实上已经成为又一届虽无其名，但有其实的“新三鼎甲”，不过，与“三鼎甲”和“后三鼎甲”不同的是，“新三鼎甲”已不再是清一色的老生，男旦梅兰芳的厕身其间，开启了“四大名旦”领先时尚的新时代。

关于“四大名旦”的来历和排列，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法还会与事实相去甚远。

2002年，我在东京的“东洋文库”，为了弄清楚辻听花的事情去查阅《顺天时报》时，特别注意到民国十六年（1927），该报是否有过“群众投票”选举、排列六大名旦、五大名旦、四大名旦次序的旧事，查阅的结果如下：

这件事是由《顺天时报》举行的一次“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选举引发出来的。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中文日报，光绪二十七年（1901）发刊于北京。负责新剧票选这件事的报社记者，笔名叫辻听花，他是一个在日本人中不多见的、不折不扣的“戏迷”。

1927年6月20日，《顺天时报》开始“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报上说明活动主旨是：“本社今为鼓吹新剧，奖励艺员起见，举行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请一般爱剧诸君，依左列投票规定，陆续投票，以遂本社之微衷为盼。”

五大名伶依次是：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徐碧云。每人名下举列新剧四五出，以供投票者选择。

到了一个月之后的7月23日，《顺天时报》公布“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最后之结果”：

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当选，得票总计1774张

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当选，得票总计6628张

荀慧生的“丹青引”当选，得票1254张

程砚秋的“红拂传”当选，得票4785张

徐碧云的“绿珠”当选，得票1709张

这次投票，不是票选“四大名旦”，而是票选“五大名伶新剧”，投票结果的名次是：

第一：尚小云的“摩登伽女”

第二：程砚秋的“红拂传”

第三：梅兰芳的“太真外传”

第四：徐碧云的“绿珠”

第五：荀慧生的“丹青引”

200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梅兰芳画传》，其中对于“四大名旦”的称谓和排列顺序发生的来龙去脉做了清理：

当然，如果你一定要追问他的特别之处，那就是他有着一种特别的气度：高贵、大气、从容，又不失神秘。

吴性栽说是：

看完黄三（黄润普）的戏，他说：“这位老先生对于业务的认真，表演的深刻，功夫的结实，我是佩服极了。他无论扮什么角色，即使是最不重要的，也一定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地表演着。观众对他的印象非常好，总是报以热烈彩声。假使有一天，台下没有反映，他卸装以后，就会懊丧到连饭都不想吃。”（见《舞台生活四十年》）

看完王瑶青的《悦来店》，他说：“王大爷的玩艺（表演艺术）咱们简直没法比。”（见唐鲁孙《南北看》）

看完小翠花上跷表演《贵妃醉酒》，他说：“看过于老板的醉酒，咱们这出戏，应该挂起来（不再上演）了。”（见唐鲁孙《大杂烩》）

对于谭鑫培和杨小楼就更不用说了，每一次看完他们的演出，他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他对其他伶人的肯定都是真心真意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做到不断地转益多师，不断地丰富自己。

他尊重所有的人：前辈名伶、同辈弟兄、晚辈生徒……用自己的方式——传统而又充满了人情味。

他生平最最尊重的人，就是与梅巧玲交情深厚的谭鑫培（他叫他“爷爷”）和小时候常常背着他上学的杨小楼（他叫他“杨大叔”），然而，在他的人望开始高涨，而谭鑫培已经夕阳西下的时候，却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谭鑫培唱了一出“对台”。

那是双庆社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园演出，老板俞振庭要求梅兰芳把新戏《孽海波澜》分唱四天，每天再搭配一出老戏，以新旧搭配的“双出”增强号召力，俞振亭却没有告诉他，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碰上了老谭要在丹桂茶园演出，两个戏园子相距不远，俞振亭实在是害怕自己的双庆社敌不过老谭的叫座能力——梅兰芳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就答应了俞振亭的建议。

当时，梅兰芳二十出头，谭鑫培已经年近古稀；梅兰芳风头正健，老谭则无论身体和精力都已经是强弩之末；梅兰芳新戏、老戏拼在一起每天演双出，自然是号召力大、卖座好……这四天，吉祥戏园的观众挤不动，老谭虽然是打点精神，以贴演平时叫座的“硬戏码”来应对小梅，可是丹桂茶园的上座还是掉下去几成，最后的两天就更是观众寥寥了……谭鑫培的伤心、无奈可想而知。

知道了这样的情况以后，梅兰芳心里好生不安……几天以后，两个冰雪聪明的人在戒台寺相遇，梅兰芳紧走几步，双手垂下，站在老谭旁边恭恭敬敬地招呼一声“爷爷”，谭鑫培是何等样人？他很大度的拍了拍忐忑不安的梅兰芳，笑道：“好，你这小子，又赶到我这儿来了，一会儿上我那儿去坐。”然后不改常态地与其他人打招呼——他顾及着自己的面子。

梅兰芳果然到老谭的住处（戒台寺的偏院）去看爷爷，祖孙两个谁都没有提“对台”的事情……是啊！谁都知道：舞台是无情的，观众只追捧年轻走红的名伶……这件事之后没多久，谭鑫培就去世了。

不知道是不是老谭的很快去世让梅兰芳更加不安和自谴，梅兰芳在三十几年之后，仍然没有忘记这次错在自己的“对台”往事，在《舞台生活四十年》“戒坛寺”一文中他说：

正在他顾念前辈名伶杨小楼，坚决不与“杨大叔”“打对台”的时候，他的年轻气盛的徒弟程砚秋却在中和戏院实实在在地与他打了一场“对台”……梅兰芳以平和的心境，接受了徒弟的挑战，结果，程砚秋在卖座上没能胜出、在舆论上也没有占到上风，对于此番师徒“对台”，旁观者人言籍籍，当时的舆论，大多数习惯于以“事师之道”作为出发点来作道德判断。

又过了十年，梅兰芳与程砚秋在上海又不期遭遇了第二次“对台”，这一年梅兰芳已年届五十岁，而程砚秋正值盛年，此次的程砚秋或许是面对年老的师父内心感到了不妥和不安，特别先期到梅宅致歉，梅兰芳依然心境平和，大度地宽慰弟子尽量发挥……结果是师徒打了平手——想要扳倒梅兰芳，看起来也不那么容易！

说到与梅兰芳常年合作的同事，那可真是数不胜数：年轻的时候，他“陪着”爷爷谭鑫培、大叔杨小楼唱；成名之后，小生姜妙香、丑角肖长华、刘连荣是陪伴辅佐梅兰芳时间最长的绿叶，与梅兰芳合作将近半个世纪；年长半辈的老生王凤卿，开始是“提拔”梅兰芳，后来是为梅兰芳“跨刀”（次主角）多年；姨父徐兰沅为他操琴二十八年，姚玉芙曾经是梅兰芳的配角，谢绝舞台之后，与李春林一起帮助梅兰芳处理对外事务；文公达、李斐叔、许姬传都曾经为梅兰芳司管宣传和文书。其他如：路三宝、王蕙芳、俞振飞、周信芳、王瑶卿、孟小东、田际云、俞振庭、李顺亭、钱金福、王长林、杨宝森、程砚秋、尚小云等等当时中国京剧的第一流名伶，都曾经是他的合作伙伴和同事……梅兰芳遭逢了戏曲的全盛时代，他和一大批名伶共同造就了晚清至民国年间舞台上的绚丽多彩。

梅兰芳的朋友也是多得数不胜数，他不仅能够在忙碌之中，与各式各样的人相处到善始善终，而且可以在关键时刻得到他们的鼎力相助，这不能不归功于梅兰芳天性中的与人为善和器量弘深所具有的极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可以使不同出身、不同文化、不同教养的人与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比如：

冯耿光（中国银行董事）从仰慕他才艺的“老斗”，变成维护他的朋友，五十年如一日，在梅兰芳走出国门前往美国之前遇到困难的时候，冯耿光还为他筹钱十万元。

齐如山（世家子弟、同文馆学生）辅佐梅兰芳不遗余力，为他编戏、排戏、策划出访美国，合作二十余年。

他如：李释戡（留学日本、民国初年陆军中将、行政院参事）、吴震修（留学日本）、黄秋岳（留学日本）、张彭春（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中西戏剧研究者）、余上沅（胡适学生、北大英文系毕业、曾经赴美研究戏剧）、费穆（电影导演）、罗瘿公（光绪二十九年副贡、康有为的学生）等等，都是多年来围绕在梅兰芳的周围，可以为他撰写剧本、与他讨论剧情、导演戏曲表演的人。

而曾经是北大学生的剧评家张厚载（张豂子）、京师大译学馆的学生张庾楼、张孟嘉、沈耕梅、陶益生、言简斋，以及光绪元年恩科举人易顺鼎（实甫）、光绪三年进士樊增祥（云门）等等，也都是他的崇拜者和朋友。

在竞争激烈的旧时代舞台上，梅兰芳度过了四十多年的舞台生活，他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缘好、口碑好的名伶。

1924年，第二次赴日本演出。

1928年，第二次赴香港演出。

1930年，第一次赴美国演出，带回了“文学博士”的头衔。

1931年，第三次赴香港演出。

1935年，第一次赴苏联演出、第一次赴欧洲考察戏剧。

……

梅兰芳成为了中国艺术的使者、代表和象征……

1949年梅兰芳五十六岁，在齐如山东去台湾的时候，他选择了留在大陆。

建国之后，他被挑选成为“戏剧界的一面旗帜”，他被委以诸多的“重任”，一跃成为政府的官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学院院长……

梅兰芳死在1961年，他睡在原本存放在故宫博物院、给孙中山准备的楠木棺材里，死得安静、清扬、潇邈……那是周恩来总理建议，作价四千元卖给他的妻子福芝芳的。

他埋在香山碧云寺万花山自家的坟地里，他的第一个妻子（王明华）的旁边，另一边留下了福芝芳的寿穴。

《人民日报》和多家报纸在头版发表了他的巨幅讣告。

北京各界两千余人参加，陈毅副总理主持了他的追悼大会。

最最幸运的是，周恩来指示要修建的他的墓地还没有来得及施工，“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当红卫兵扛着工具冲向万花山，准备挖掘梅兰芳坟墓的时候，却因为坟前尚未立碑，找不到确切的位置而无奈作罢，梅兰芳终于没有遭到掘墓扬尸。

他的死后哀荣为伶人们亲眼所见，他的不算长寿也曾经成为大家的遗憾，可是，到了此时此刻，那些度日如年、看着同类死无葬身之地的名伶们，才开始想到，梅兰芳的死是多么的恰到好处！

在从旧社会走到新中国的伶人之中，梅兰芳一生都是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