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鑫培一生荣辱

谈到“人和”，那是指谭鑫培自己的天分和学力。

上天没有赐给他一副富于阳刚韵味的、犹如黄钟大吕的好嗓子，却给了他一种带有阴柔意味的、能够承载丰富内容富于感染力的声音；上天没有给他上学识字的机会，却给了他过人的记忆能力、领悟能力、应变能力和探讨精进的性格，这性格让他一生受用不尽。

谭鑫培在梨园世家的环境里长大，自幼使枪弄棒耳濡目染，并不缺乏伶人子弟童子功的武功功底和丰富的戏曲知识。他初学老生，二十多岁开始到天津闯荡江湖，虽然是年轻气盛，毕竟是火候未到，而且当时“三鼎甲”还正在走红，几年间他没有开辟出自己的地盘，便又回到北京，在父亲的荫蔽之下加入了永胜奎戏班子演配角。

不久，他的嗓子“倒仓”（男演员在青春期的声音变调过程）了，哑得唱不出声音，幸而他有武功，搁下老生就成了武生，他的武生戏《饿虎村》、《落马湖》、《连环套》都不错，而且他的武丑也还过得去，有一次何桂山演《钟馗嫁妹》，谭鑫培扮演钟馗脚下踩着的小鬼——没有一条好嗓子，在京师的舞台上，特别是老生强手林立的时代很难出人头地。

“宁为鸡头不做凤尾”的谭鑫培不愿意这样在北京混，于是离开北京，加入了跑江湖卖艺的“粥班”（乡下到各村和小市镇演出的流动戏班子）去跑野台子，在那里他是绰有余裕的群鸡之鹤，他的与众不同能让粥班放出异彩。

这一时期，他还曾经在丰润县史姓的家里当过护院，可见他的武功并不只是舞台上的把戏，还具有实用价值。护院期间，他与同伴精习武术，没有忘记提高武生的功夫，这使得他日后回到京师舞台上时，把《秦琼卖马》之中秦琼的锏、《杀山》之中石秀的刀都舞得精到绝伦。

孙六儿告诉他：自己的嗓子“倒仓”之后，一度失去了叫座能力，但是他别出心裁，以低柔和美的新腔来唱老生，居然受到了欢迎……

这件事让谭鑫培好生思索：当时京师的“三鼎甲”都有一条好嗓子，余三胜嗓音沉雄、余音绕梁、程长庚嗓音宏亮、穿云裂石、张二奎嗓音宽阔、奔放粗犷——那时候没有音响设备，想要把一千多人的戏园子灌满了，非得有一条好嗓子不可，所以声音沉雄激昂、犹如黄钟大吕就被确认为是好老生的正宗。

孙六儿的别出心裁也可以走红这件事，给了谭鑫培一个很大的暗示：天赋虽然不可改易，可是歌音并不是拘于一格，重要的是要善于用嗓善于变化，出奇制胜照样能够叫座——上海如此，北京自然也可以如此！

在上海，谭鑫培在演出上碌碌无奇，但是与孙六儿的声腔研讨却是大有心得——这是一个使他的艺术生命变易升腾、直上九霄的转机。

经过历练增长了见识的谭鑫培又一次回到北京进入了三庆班，他一边师事程长庚学习老生戏，一边演练武生戏，他又一次得到了程长庚的扶掖教导、也又一次得以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事半功倍……

他的武打已经做到了枪棒快捷手法纯熟，一招一式都显示出博大精深炉火纯青。

按照自己的擅长，他有了自己的一批拿手戏《李陵碑》、《空城计》、《秦琼卖马》、《洪羊洞》、《捉放曹》、《南天门》、《乌盆计》、《桑园寄子》、《四郎探母》、《战太平》、《南阳关》、《定军山》、《阳平关》、《战长沙》、《胭脂褶》、《打严嵩》、《盗宗卷》、《乌龙院》、《清官册》、《群英会》、《八大鎚》、《天雷报》、《打渔杀家》、《宁武关》……这些戏中跌宕起伏的悲情、英雄末路的感念与他曲折婉转、回荡抑扬的声音和唱腔正相适合……

和民间一样，西太后对于谭鑫培的迷恋也是越来越深，当民间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闻潭之歌靡不欢呼雷动的时候，西太后对他也是“传差”越来越频繁、赏钱总是第一档，凡事都是恩宠有加，传说西太后还赐给他“黄马褂”、赏食“六品俸”！开历来伶人未有之恩宠先例。

传说有一次内廷传差，按照规定伶人必须黎明即至，否则就要受罚。谭鑫培“误时”（迟到）数传未至，直到中午方才仓惶赶到，内务府大臣告诉他：老佛爷已经问了三四次，大家都无言以对，误时是老佛爷最不高兴的事情了。谭鑫培正在忐忑不安，便听得传旨让他见太后，谭鑫培硬着头皮叩首完毕，太后就问他为什么误时，他实话实说：夜里做梦睡不安稳，早上未能按时起床，儿女不敢叫我所以误时，犯了死罪。不料西太后听完之后说是：家有家规不可错乱，叫天儿治家有方赏银百两……谭鑫培出来松了一口气，大家都说：能够让老佛爷变罚为赏，也就是谭鑫培能够做得到。

另一次是在庚子（1900年）之后，朝政革新力行禁烟，违令者科以重刑。谭鑫培烟瘾已深戒之不去，一日传差，谭鑫培请病假缺席，西太后询问是何病症，宫监说：正在戒烟，精神不好不能上台。西太后说：他是一个唱戏的，又不管国家大事，抽烟有什么关系？传他抽足了进来吧！并且命内务府传话地方官：以后不得干预谭鑫培抽烟。那天，谭鑫培抽烟、进宫、唱戏之后，西太后特赏大烟土五只。从此以后，上上下下都知道，谭鑫培是“奉旨抽烟”，谁也不敢管他了。

谭鑫培得到西太后的赏识，成为大红大紫的内廷供奉之后，各王府宅门，对于谭鑫培都另眼看待，不仅各府家中演堂会时一定有谭鑫培的戏，而且他的报酬丰厚也是与众不同。

当时，受到西太后另眼看待的谭鑫培，在人生的舞台上，演出了不少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这些故事由于与他内廷供奉的身份、与达官显贵或政治背景相关而具有特别的传播力和生命力。

传说：光绪戊申年（1908），袁世凯五十寿辰办堂会，找了最好的戏班子和最好的名伶演戏，戏提调那桐和老谭开玩笑说：今天是宫保的寿诞，老板能不能唱个“双出”（两出戏）为堂会增色？谭鑫培本不想唱双出，可是也不想拂了那桐的面子，就也开玩笑说是：那除非中堂给我请安。那桐当时就屈一膝向谭鑫培说：老板赏脸！本来两个人的“玩笑”就都是半真半假亦真亦假，那桐一跪就把事情演真了，谭鑫培话已出口不能反悔，那天竟然演了四出。大家都称赞那中堂真有能耐，会办事。

当时，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那那桐也是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举人出身，内阁学士兼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好生了得的人物，谭鑫培倚仗自己是西太后的红人，敢于以调侃的方式给那桐出了一个难题，满心觉得那桐怎么也不会肯向一个戏子“请安”，才故意这么说，没想到在旗人那桐的心里，“戏子是贱民”的概念并不像汉人那么深厚，他把开玩笑向名伶老谭屈膝请安压根儿就没当回事，结果，这次堂会不仅袁世凯高兴，周围人连听老谭四出也高兴，那桐的戏提调做得出人意料高兴，老谭虽然实际上是吃了亏，但却赚足了面子——有兴致连唱两个“双出”证明他也高兴。

传说：光绪宣统之间，庆亲王给他的姨太太做寿办堂会，庆王府灯红酒绿贵客满席，谭鑫培到达的时候，庆王立即亲自跑到仪门迎接，然后和谭鑫培携手走进来，牵累得文武百官都侍立着不敢先行一步……庆王把谭鑫培带到一间抽大烟的屋子里，用名贵的烟具、烟土招待老谭抽大烟，然后才开始演出。庆王对于老谭的恭维和礼仪，也让老谭面子十足。

谭鑫培出入皇宫大内成为内廷供奉的“首席”，与许多王公大臣朋友相交弟兄相称，庆王的手拉手、那桐的请安都成为一个个神话，这些神话使谭鑫培在上层社会身价百倍：谭贝勒、谭状元、谭大王、谭教主……王公大臣上上下下，大家都乱拍一气！ 老谭明白：这一切都源于老佛爷的特别恩宠，所以天性骄傲的谭鑫培对西太后始终心怀感念。

再一次，上演《黄金台》，谭鑫培鸦片没抽完仓惶上场，头上只束着网巾忘了戴乌纱帽，一出场观众就发现了，他自己也发现了，于是他赶忙加了两句“引子”：“国事乱如麻，忘却戴乌纱。”不露痕迹而且贴切剧情，观众只能将“倒好”（观众发出的不满叫声）换成了对于天才的钦佩和感叹！

……

这一类本来是老谭在舞台上发生错误的故事，可是在观众那里却变成了很智慧、很有意思、脍炙人口的传奇，传来传去为老谭增色。

按照清代娱乐业的商业规则，一个唱戏的伶人如果“能叫座”（观众冲着他买戏票）就是成功，偶尔在台上出了纰漏，也可以得到观众的谅解不叫“倒好”，这就是“有人缘”，这些谭鑫培都做到了，能叫座的结果是谭鑫培的“戏份”（每天的报酬）节节攀升。

同治至光绪之初，谭鑫培的戏份仅有当十钱四吊至八吊，庚子增到七十吊或者一百吊，光绪末到宣统初增至二百吊以上。

堂会收入更是变化惊人：光绪中叶他不过十两银子，庚子以后猛增到一百两，宣统初年增至二百两、三百两、五百两，在那家花园刘宅堂会，一出《武家坡》主家付给老谭七百二十元——简直是“天价”。

齐如山在《谈四角·谭鑫培》文中记载：有一次，谭鑫培唱堂会，是陈德林代约的，唱完之后，陈德林送去三百元钱，谭鑫培说：“德林，别管人要这么些个钱哪，要得人家不敢找了，那可不好。”看来老谭并不是贪得无厌的人！事实上，那一次堂会单单是谭鑫培就得了七百元，有四百元是打点老谭的兄弟姐妹的——一家人都在“吃”老谭……老谭好像并不知道？唉！大有大的难处，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可以说，谭鑫培靠着“天分”和“努力”攀升到梨园界老生行的最高峰！

当时，对于谭鑫培的艺术处于峰巅的描述各种各样：

民国二十一年（1932）的《剧学月刊》上的“米汤大全”说是：

“伶界大王”的尊号是黄楚九（上海“新新舞厅”老板）给上的，这四个字火辣辣的，也有点俗，可是，老谭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当时的戏曲界确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称谭鑫培“大王”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上海观众看惯了杨四立扮演的猪八戒从四张半的高台（四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叠在一起）上倒翻下来，年近七十岁的老谭饰演的猪八戒爬上了高台之后，拿了一个大顶，然后作了一下跃的姿势，看一看、摇摇头，便轻轻地爬了下来……其实，这样“归哏”（处理成为笑话）的表演也是很好的“俏头”，用小丑的身份表演猪八戒，也是可以的，可是台下偏偏有一位李姓观众叫起了倒好——谭鑫培无论声望多么高，也挡不住上海观众叫倒好！

老谭虽然只是心里别扭，可维护老谭的戏园子“巡场”（维护秩序的）打了叫倒好的人，叫倒好的老乡和《娱乐报》又为李姓观众抱打不平，严重抗议戏园老板，闹得第二天谭鑫培都无法正常演戏，最后，戏园子老板和老谭请客赔礼道歉、戏园子答应取消“伶界大王”的徽号才算了事，这件事媒体起劲地炒作、吸引眼球，很是热闹了一阵（见吴性栽《京剧见闻录》），之后，自然是老谭继续演戏，观众仍然满坑满谷。

民国四年（1915），谭鑫培第六次南下上海，回京时候前门东站查抄了老谭携带的烟土、烟膏和烟具，而且罚款二千元……老谭忧愤成病——老佛爷都曾经特许他抽大烟，而今抽大烟却成了“犯法”……延医调治也总是时病时愈，这一年老谭六十九岁，别扭！

民国五年（1916），老谭可以上台演出了，戏码却多是《乌龙院》、《八义图》、《盗宗卷》、《南天门》、《洪羊洞》、《御碑亭》等做工戏，毕竟年纪不饶人。

民国六年（1917）四月，谭鑫培旧病又发，名医周立桐为他诊治，医嘱是：安心静养、不可劳累。

四月初八，广东督军陆荣廷来到北京，由步兵统领江朝宗发起，在金鱼胡同那桐府演戏欢迎，先期让戏提调到谭家，约谭鑫培唱戏，谭鑫培不敢随便辞而不赴，就说了个“活话”：到时候病好了去唱《洪羊洞》，江朝宗表示同意。

不料届时老谭的病毫无起色，江朝宗派车去谭宅接人几次都无功而返，老谭均以病辞，江朝宗的宾客纷纷议论：堂会若是没有老谭的戏实在是减色不少！

江朝宗什么人？军阀！哪能容忍老谭驳了他的面子？马上派官警赶到大外廊营，把个病卧在床的谭鑫培缧绁而至。

谭鑫培由于有了上次在袁府的教训，抱病登台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洪羊洞》中的杨延昭为了盗回父亲杨老令公的骨殖连失孟良、焦赞二将，自己也已是病入膏肓，台上的杨六郎行腔凄婉、低回凄恻、表演悲怆、催人泪下……老谭自己以老病将死之身，还不能不登台献艺为人取乐的悲切、无奈，全在念白唱做之中传达到在场的观众心里——角色与演员的心境已经很难区分开来，这一出《洪羊洞》是为老谭的“绝唱”。

回家之后，病情加剧，卧床不起，医治无效……

沉疴之中回忆一生，想起当年西太后对自己宠幸有加，自己的爱女出嫁时西太后还添了嫁妆（那个有实物照片保存至今的铜盆上面刻有楷书“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五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宪皇太后上赏谭金培之女嫁妆铜盆一个”）他不禁生出不胜今昔之感。老谭对家人唏嘘不已：“当年大清朝全国禁烟，蒙老佛爷恩准我一人抽烟，升平署传差使，有时我因病请假，老佛爷反派太医到宅诊治，前年由上海带回几两烟土被他们抓了去，罚我二千块，现在我病到这个样子，他们还要我唱戏，真是要我的老命。”（刘菊禅《谭鑫培全集》）老谭是属于大清朝的子民，他跟不上新的、革命的年代。

1917年5月10日谭鑫培病逝，年七十一岁，一代名伶的去世就像是一颗彗星陨落了。

老谭像是一本大书，学习他、模仿他的人浩如烟海，却永远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水准，内行的人说是：从他的徒弟余叔岩和余叔岩的徒弟孟小冬的唱片里，可以品出一点老谭的味道——可能那也只是形似于万一而已！

老谭没有留下录像，百代公司在光绪末和民国初两次为他灌制的唱片也只有七张半，九个戏（《卖马》《洪羊洞》《探母》《捉放宿店》《桑园寄子》《乌盆记》《碰碑》《战太平》《打渔杀家》）（见吴小如《罗亮生先生遗作〈戏曲唱片史话〉订补》）。

听听老谭的唱段，让今人可以遥想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