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政治、英德对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吴征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地理政治、英德对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07年1月1日，英国外交部高级职员艾尔·克劳曾经写过一份《克劳备忘录》，这份非常著名的备忘录的核心，就讲德国正在无意间走向与英国对抗的道路。我在这里要回答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即为什么德国会走向这条道路。

一战与二战不一样，二战虽然至今有争论，但大多是集中在技术层面，对这场战争的共识比较多，而一战不一样。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还被看成是一场可以被避免的战争。

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因里，英德对抗的兴起是最具关键意义的。虽然一战不是英德对抗引发的，而是因为巴尔干的一个火星，但是英德对抗为这个火星最终成为冲天大火，准备了足够的火药堆。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德对抗在一战起源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英德对抗上，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英德没有太多的直接冲突，领土不接壤，虽然在海外殖民地问题上有利益冲突，但跟法国、俄国相比，英国与德国间的殖民地利益冲突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一直都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还有一点也非常关键，就是在一战以前，英德在经济和社会许多方面高度相互依赖。甚至在一战爆发后，英国人为了泄愤，把德国狗全部杀掉，也是因为德国狗品种比较好。

莱茵兰号战列舰，德国海军建造的首个无畏舰船级——拿骚级战列舰的其中一艘。德国海军建造莱茵兰号及其姊妹舰，是为了应对英国在1906年下水的划时代战列舰无畏号。

关于英德对抗，在现有对一战的很多解释里，至今为止没有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地理政治因素通常被忽略掉了。实际上，地理政治的作用非常重要。地理政治学最关键的价值是它可以帮助我们辨认什么是英国最核心的战略利益。这个战略利益很多是隐含的，不是摆在明面上能明显地看出来的。

英国在历史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从伊丽莎白一世开始就可以看出来。一是维持海洋优势，二是维持欧洲大陆强国的战略利益。这两个都不是新东西，关键问题是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对英国来讲没有选择，要么两个都要，要么两个都不要。因为大陆均势是海洋均势的重要保障。

麦金德讲过，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有两条基本路径：第一条是直接进攻本土。英国历史上曾屡次遭到入侵威胁。在古典历史上，用直接进攻方式的一个例子，就是罗马把地中海变成它的内湖。第二条是获得一个比海洋国家自身规模更大、更开阔的领土资源基地——这个基本路径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独霸欧洲大陆的原因。

英国是个海洋国家，最怕的是被封锁。为了维护自己的大洋优势，必须保证在关键时刻可以对大陆均势进行有效干预。英国在历史上为什么要反复干预欧洲大陆？因为如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统一欧洲大陆，都将获得一个比英国更加开阔的领土资源基地，这会使得英国在经济实力、在海洋实力上被超越。并且欧洲在1945年以前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核心区域，一旦被某个单一强国控制，该区域的市场就会对英国封闭，这对英国是一个没有办法接受的代价。历史上的英国，从应对西班牙腓力二世到路易十四战争、拿破仑战争，再到两次世界大战，无一例外，都可以看到英国为什么要干预欧陆事务。

英吉利海峡地图

英国在历史上的优势，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技术、金融、海军等等这些有形的物质层面上，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资源，一般不到关键时候也看不出来，那就是，除了争霸国家以外，其他所有国家跟它的利益完全一致。所以英国在关键时候每次都能形成同盟。你非要别人选边站的话，别人不会选德国。

英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非常特殊。霸权（hegemony）历来是两种形式，一种是企图统一国际社会，把无政府的国际秩序转变为等级制的国际秩序。英国的hegemony，在词源意义上，是指领导者或领导地位的意思，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霸权。

历史上，大陆秩序跟海洋秩序完全相反，大陆秩序是没有人能够独霸，但海洋上从来只有一个主人。正因为这一特点，当年英国作为主导性的海洋强国，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均势约束的。对这种海洋强国的约束，一般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内部体制，这个体制制约它不能肆意妄为；另一方面是能力上的缺陷，这使得它干预大陆事务时必须要有大陆强国的配合。比如，18世纪后期，俄国瓜分波兰，英国激动得不得了，但什么事也做不了。

1815年以后至少到冷战结束之前，欧洲历史乃至世界政治历史当中，一直有一个所谓的“德国问题”。一般意义上讲德国问题，主要是指1871-1945年这个时期。这个问题简单讲，就是小德意志还是大德意志问题。小德意志，是1871年俾斯麦统一的德意志。大德意志，是把欧洲所有日尔曼民族及其领土归为单一国家结构下的德意志。

这个问题本身，还跟另外一个问题相关，就是德国仅仅是满足于做一个欧洲强国，还是最终要成为世界性强国。谈这个选择，就不能不谈德意志的民族主义。

一战以前，特别是欧洲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德国也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期。经济增长导致德国社会分裂得非常严重，各种阶层、各种阶级的利益冲突加剧。威廉二世上台后，民族主义成为非常重要的黏合剂，要不然当年存在于欧洲的就是一个分裂的德国。当时德国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德国统一后的民族主义，在俾斯麦后期已经摁不住了。民族主义的诉求，主要体现在德国的对外政策方面。

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里特别强调过，从人性的好斗转到国家的好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桥梁，就是大众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对德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影响是，它对德国外政策的方向和具体目标有非常重要的渗透作用。在这方面，德国的精英和大众是趋同的。

德皇威廉二世

他们有一种德国使命感，要把德国从一个欧洲强国变成一个世界强国。但世界的回答是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强调两点：一是，这种选择对德国而言具有非常强的合理性。二是，为什么世界两次对德国做的选择回答“不”呢？因为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代价是以欧洲体系覆灭为前提，不论这个目标对德意志民族来讲有多少道义性，但放到更大盘子里头是非常不道德的，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到欧洲国家体系的生存和延续。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最终发现，除了奥匈帝国、意大利以外，没有任何盟友，所有其他国家都不会站在它这边。

从1890年开始，德国进入到“世界政策”阶段，一开始比较温和，后来越来越激进。德国世界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争取与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平等。当时德国已经在经济和其他许多方面基本赶超英国。所谓与英国在世界范围上平等，一是对重大事务的发言权，二是与英国有对等的海外力量，包括海军和海外殖民地。对这种平等要求本身，德国没有充分考虑到它可能带来的反弹。

由于采取世界政策，德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困境，就愈发暴露了出来，即德国的身份困境——德国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一直没有做出回答，只有在勃兰特一跪以后，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身份界定，也就丧失了合理界定国家长远利益的能力，同时，导致的一个恶果是，对物质权力的有效性存在一种扭曲的认识。此外，德国对英国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看法：一方面要英国承认自己，另一方面要把英国干掉。要英国承认自己这很光荣，可是另一方面又要把英国干掉，既然是干掉，还要英国承认干嘛？！

丧失合理界定国家长远利益的能力，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德国海军建设。它不仅仅体现出德国开始丧失对国家利益合理界定的能力，而且体现出一种对物质力量盲目的自信。德国的战略设想有点一厢情愿，对英国可能的反弹没有足够的认识。对英国来说，因为距离原因，如果北海被德国舰队控制，这是一个直接威胁。另外还有一个威胁。如果德国海军强大到能够封锁欧洲大陆，只要不让英国人上岸，欧洲权势就会落到德国之手，而且当时英国明显看到法国顶不住德国权势增长的势头，即使没有对英国形成直接威胁，这也是英国绝对不会接受的。

英德对抗最关键的起源，就在于德国的快速崛起可能破坏了欧洲大陆的均势，而这恰恰是英国赖以生存的平衡，这是英国非常忌讳的。如果仅仅是这一点，英国还没有太多理由跟德国打起来。即便是1904年签订英法协约，1907年签订英俄协约，这两个协约也只是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某种再平衡。在这种再平衡以后，英德对抗道路才开始逐步走向不归路。

我要强调的是，即使如此，英德关系仍然没有进入不可挽回的地步。但随之而来的是，德国开始逐步丧失战略定力，搞出了一系列危机。这些危机破坏的是什么？是信任，是战略互信。这种信任非常重要，你以前没有做过我可以相信你，但你老是不做我就没法相信你。特别是到1914年“七月危机”的时候，信任的恶果就看得非常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