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冗二贫，财政入不敷出？真实的宋朝经济情况如何？

文：路上读书

2022年，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梦华录》，带我们重回北宋，掀起了一股“宋朝热”。

最近网络上也出现了一批野生宋粉，致力于给宋朝树立一个崭新的正面形象。

在我们一直以来的印象里，宋朝都是积贫积弱、被周边民族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有的宋粉就吹，说宋朝没我们想得那么弱！宋朝商品经济繁荣得很，GDP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看看《清明上河图》，当时的汴梁多繁荣，人们生活多富足！

甚至，宋朝给辽国送岁币这样丧权辱国的行为，在他们眼里也是大有深意：这是以小钱换国内的和平与发展，而且，这还把辽国拉进宋朝控制的货币圈，是发动了一场金融战！

正所谓低级的战争夺取土地、中级的战争夺取资源，高级的战争控制经济和金融命脉，宋朝这是高级的战略玩家！

总之，在宋粉眼中，大宋那就是一个字：好。

那么，到底宋朝的经济情况如何呢？老百姓到底生活得怎么样？我们别看那些来源不明的数据，也别光看一线大城市的生活图景，不如实打实地来看看税收。

1.宋代财政入不敷出，变法改革一波三折

要讲宋朝的税收，就绕不过那群政治大臣。

率先登场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宋太祖赵匡胤，自己是以后周武将的身份发动兵变、黄袍加身的，上位以后，就想把篡位这条路给封死。

他在文官武将的设置上采取职权分散的原则，能分给三个人干的事儿，坚决不让一个人辛苦。再加上北方少数民族蠢蠢欲动，国内农民偶尔暴动，北宋政府就大量地募兵养兵，如此一来，北宋那是祖传的官多、兵多，财政负担不堪重负。

积重难返，范仲淹就提出，咱们要改革兵役制度，改革选拔机制，提高行政效率，一句话：减少财政支出！

可是，减少财政支出，革的是谁的命？是官僚们的命。改革选拔机制，提高行政效率，说得漂亮，让官员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砸自己金饭碗，那他们能同意吗？

果然，朝中一片反对声，大老板宋仁宗没能顶住压力，果断卖队友，把范仲淹和其他改革派贬得远远的。

范仲淹出师未捷身先“死”，可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宋神宗年间，又一位强力的改革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王安石。

吸取了范仲淹的失败经验，王安石变法的中心不是节约开支，缩减领工资的人数，而是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就是让国库富裕起来。

比如募役法。按规定，每个青壮年男子都得去服劳役，那如果有不想去的怎么办呢？不用逃，到了春秋两季交税的时候，你出适当的免疫钱，这个劳役就免啦。那如果人人都这样了，谁去服徭役？路不修了？水库不建了？

别急，朝廷拿钱出来雇人干活就是。这么一来，事儿也干了，百姓也高兴了，朝廷中间差价也赚了，可谓一举夺得。

再比如青苗法。当每年春夏之际，庄稼青黄不接，农民正是吃不饱肚子时，政府就出面，以较低的利息放贷给农民，买粮食也好，买种子种地也好，反正等秋天粮食熟了，农民再连本带息以税收的形式还给政府，这样一来，农民不用找富人借高利贷，政府也增加了财政税收，一举两得。

再比如，均输法和市易法。根据京城所需要的贡品情况，除了品质特优的贡品需要运送京师以外，一般贡品就地卖掉，折成银子送国库。

同时，政府拨款五百万贯，在丰收的年份低价收购物资，等到歉收的时候，再放出去、平抑物价。

多管齐下，多渠道创收。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大法。不用说，这样一番轰轰烈烈、涉及方方面面的变法运动，自然少不了反对派。

反对派的领袖们，我们也很熟悉，就是“司马光砸缸”的那个司马光，还有文艺男神苏东坡。

两大德艺双修的大文豪，为啥要反对变法呢？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免役法让百姓从出力改成出钱，难道利益不是受损更大吗？遇到灾年，赋税可以免，可役钱却不能免。

那么，实行免役钱不就相当于往百姓头上又加了一项重税吗？还有，在市易法下，官府亲自下场参加商品买卖，既会因为购买物资而加重财政负担，又会影响正常的商业活动，影响商税收入。

国不强，民如何能富呢？

就这样，双方大斗几百回合，宋神宗始终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只可惜，好好的变法，也有皇帝坚定支持，最终就是流产了。

为什么呢？因为王安石变法操之过急，到了执行环节，下面的人又是层层加码，本来是好的政策，到了地方就变味了。

像青苗法，本来是方便农民贷款，到了地方上，就变成了强买强卖。还有市易法，本来是为了平稳物价，结果让官府垄断了市场，国营企业和关系户大发其财。

最后，王安石变法还是失败了。宋朝冗兵、冗官和冗费的现象，仍然存在。不过，大宋朝廷穷，不一定就意味着百姓穷。宋朝的农业税，相比前朝来说，真的是大大地降低了。

2.轻徭薄赋藏富于民，还是苛捐杂税不断？

宋代的农业税，继承的是唐代中期开始实行的“两税法”。把之前的什么租啊庸啊调啊之类的，统统折算成现金，合并成户税和地税。

夏季交一次税，秋季交一次税，只要在当地有田产，就要在当地上籍交税。田多的纳税多，田少的纳税少，但每亩的田产所收的税赋是固定的。多少呢？

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了：“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

无论产量多少，每亩田都收一斗的税。而在宋朝，每亩田的产量在一石到四石左右。换句话说，一石有十斗，也就是说，农业税的税率是2.5%到10%。相比于前朝，可以说是比较低的了。

甚至，朝廷在收税的时候，都没有按照实际的田地数量来。王明清在《挥摩后录》中记载：“民间生业，每三亩之地，止取一亩之税。”甚至，为了鼓励大家开荒，一百亩田地只需要交四亩地的税。

朝廷曾一度想要增加到每百亩收二十亩的税，结果言官们纷纷上书反对，说“民间苦赋重”。这和之前的朝代比起来，这税负简直太轻了。

在这样的政策下，宋朝农民确实是享受了一段欢乐时光。司马光曾经考察某农村，发现哪怕是村里田产最少的下等户，除了要交两税以外，基本没有太多的徭役负担。只要不碰上大饥荒，吃饱穿暖，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可是问题来了，两税，也就是正税，不过是农民面对的一种税负。你以为，一个大宋百姓，只用交点正税吗？须知，正税以外，宋朝还有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

在宋朝刚刚开始它的进度条的时候，统治者还想着要休养生息。可到了后来，眼看着百姓越来越富，地方官们开始动心，想办法盘剥百姓。

仁宗年间，就有一个叫李觏的思想家，写了一首诗：“官家的的要宽征，古时什一今更轻。州县酷嫌民渐富，几多率敛是无名。”

他吐槽朝廷的的确确是想要轻徭薄赋的，农业税定得比古代的10%还要低。只可惜，州啊县啊的这些地方官，就看不得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擅自进行搜刮聚敛。

《金瓶梅》里面西门庆的老婆吴月娘的哥哥吴大舅就说了，在济州地，每年上缴朝廷的两税不到五百两，而他会管此屯，一年能额外从百姓那儿获得百十两银子。

你看，在宋代当个什么地方官，就有这么多油水可捞，说句题外话，你知道为什么宋代的佛教不像唐代那么兴盛吗？

那是因为，当和尚已经要交助役钱了，而科举当官呢，不仅不用交税，还可以有大大的油水捞，那为什么要不爱当官、去当和尚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宋朝这些杂七杂八的税还比较少，中央朝廷发现底下私自加税以后，还会及时纠正。可后来，随着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张，战争开支越来越大，苛捐杂税就已经变成常态了。

北宋宣和年间，爆发了方腊起义。因为军费不足，当时的经制使就提出了加征卖酒钱、头子钱、印契钱等七种杂税，统称为“经制钱”。

后来，几次战争期间，北宋朝廷又定下了“总制钱”“版帐钱”和“月桩钱”。

这几种钱都创立于战争时期，定下的数额比较高。特殊时期可以特殊办法，人们也愿意为了国家，短暂地勒紧一下裤腰带。

可谁知道，战争结束了，这些钱却还要继续收。裤腰带一直勒着，那谁能受得了？结果，百姓交不出那么多钱了，五花八门的增收手段就出来了。

比如有的人因为不堪税负，索性地也不种了，田也不要了，可收税官还是会找上他，管他要税款。

再比如，官府在审案子的时候，犯人越有钱，就会被判得越重。为什么？把你判重点，你可不就是能拿出家产争取减刑吗？甚至，有人家里被偷了、走在路上被抢了，官府在抓到盗贼以后，直接就把赃款赃物充公，一分钱也不还给失主。

所以在当时，要是有人借了钱以后跑到外地去躲债，债主为了报复，就会索性把这份债权献给官府。而官府追起债来，那叫一个穷追猛打，比收正税还要积极。

到南宋的时候，就连理学家朱熹，给儿子写家书、也不忘教育要及时纳税，朱熹忍不住大发感慨：“从古到今的剥削之法，在本朝都齐全了。”

你想想看，淳熙末年，宋朝的财政总收入是6530万钱，其中杂税竟然有将近4500万钱。杂税收入比正税还要多，宋朝算得上是头一个。

北宋一百六十年，农民起义两百多次，南宋时候也差不多。老百姓要是真的过得好，哪里会被逼上梁山，聚众起义呢？

当然了，宋粉们有一点没说错，那就是：宋朝的商业确实是迅速发展了。

在之前的几千年里，中国的财政税收都是以农业税为大头。而宋朝，就是我国第一个工商税收入超过农业税收入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