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侵袭了那年东北的天空，也带走了6万人的生命

文：黎小球 果壳

郭老十在吉林榆树开了一家叫做“魁升元”的旅店，迎接着南来北往的客人。这天，店里两名来自哈尔滨的客商突然毫无预兆地晕厥，随后吐血而亡。紧接着一名店员也以同样的方式暴毙了。他们的尸体，都是清一色的黑。店里的其他人吓坏了，纷纷收拾行囊离开。出了这样的事儿，又正值年末，无奈的郭老十打点了旅店的事务后，便回家过年。

可没想到，回家后不久，郭老十竟也死去了。一时间，死亡的气息冲散了团聚的喜悦。家里人为郭老十停尸5天，结果全家53口人，死了32口。随后全屯开始不停地有人去世，整个村几乎变成了一座“鬼村”。到处都是紫黑色的尸体，像被阴曹地府洗劫了一般。

那是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东北地区更是大雪纷飞。

这是一场有预兆的疫病

却没有被预见

1910年10月12日，位于中俄边境的满洲城里，一名男子突发身亡，皮肤黑紫。几天前，他还兴致勃勃地出门打猎。那次的捕猎过程异常顺利，巢穴外的旱獭一动也不动，好像就等着他来抓。他将猎到的旱獭扒皮，然后就着剩下的旱獭肉，美餐了一顿。

也是在这座小城里，两名刚从俄国境内返回的中国工人，在一家客栈投宿。几天后，他们和客栈里的另外两位客人，在同一日死亡，身上也是大片的紫黑色斑点。这一天，是10月25日。

两名中国工人是被俄国人赶回来的。他们先前所在的工棚里，7名中国人突然死亡，尸体黑紫，于是俄国人将棚里的其他华工一律逐出，还烧毁了他们的衣物行李。

边陲小城里，零零星星的发病，无名之辈的死亡，没有人在意。医生们束手无策，官府注册后，他们的尸体被草草收殓，随地掩埋，连一座墓碑都没有。

然而，谁也没想到，由他们开始，这场造成6万多人死亡的疫病在中国东北拉开了序幕。

疫情肆虐东三省

哈尔滨的贫民窟成了重灾区

疫情蔓延得很快，从一家一户，到一街一区，再到一县一市，沿着满洲里一路向南，没过多久便传到了千里之外的哈尔滨。随后，齐齐哈尔、长春、奉天（今沈阳）等地纷纷沦陷。

疫情日益严重，正如东三省总督锡良所形容的那样“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死的人越来越多，连原本冷清的丧葬铺子都成了热闹之所。各个店里的棺木销售一空，供不应求。大街上更多的是横七竖八、无人认领的冰冷尸体。

“地无完土，人死如麻，生民未有之浩劫，未有甚于此者。”——《东三省疫事报告书》。

疾病席卷了东北的69个市县，而其中的重灾区，便是哈尔滨北部的傅家甸（现在的哈尔滨道外区）。

百余年前的哈尔滨，已经充满了异域风情。恢宏的俄式建筑兴起，大街上常有穿着和服的人。随着铁路的贯通，已成为东三省经济中心的哈尔滨，还容纳了来自 33 个国家的 16 余万侨民，19 个国家在这里设有领事馆。

老哈尔滨站和站前广场。百余年前的哈尔滨，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电影院，第一个交响乐团 。

天堂对面，总有棚户。在哈尔滨的歌舞笙箫中，显得格格不入的棚户就是傅家甸。这里房屋低矮、住宅拥挤，是一个聚集了两万多人的贫民窟。这里春天道路泥泞，夏天苍蝇乱窜，秋天风沙常起，冬天冰柱倒挂。

傅家甸里聚集了大量修筑铁路的劳工，他们很多都是从灾害不断的关内地区来的，只为了谋条活路。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他们往往数人同居一屋，躺在土坯砌成的炕上。

疫病的重灾区，1910~1911年的傅家甸。这里是中国人聚集地，居住的多是从山东、直隶两省来“闯关东”的苦工。

当疫情传到这里，活路成了死路。那些凝聚着亲情、友情和乡情的暖融融的土炕，成为了疾病传播的温床。

死神在这里伸出了巨大的爪牙，从第一例死亡开始，不到一个月，傅家甸每天的死亡人数已经过百。如果不能将疫情扑灭，这里也将变成一座“鬼城”。

情势艰难

但防疫这事儿不能假手于人

高烧、吐血、尤其是皮肤黑紫的典型症状，让当时的专业医生和一些受过相关教育的官员们，很快就锁定了这场大型屠杀的元凶——这不就是鼠疫吗，曾经肆虐欧洲大陆的“黑死病”。

鼠疫来了，敏锐的俄国人和日本人，为了保障本国民众在哈尔滨的安全，已经先行一步，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进行预防了。中国官员也没闲着，哈尔滨出事后不久，他们就成立了临时防疫局。

哈尔滨出现病人后，傅家甸所属的滨江厅就邀请各界代表20 余人设立了防疫局，其下有简易的养病院和检疫所。

但在当时，抗生素还未发明，治疗鼠疫没有特效药。他们除了把病人送入临时租用的养病院，再给死者一点丧葬费外，并没有太多有效的措施。连甄别病患的工作人员，也多是临时雇来没有防疫经验的人。而最初负责傅家甸的防疫官更是一名有举人头衔的文人。

普通百姓对疫病更是知之甚少，于是恐惧在人们心中蔓延开来。民间谣言四起，并盛传各种防病、治病的方法。有人说，是日本人在井里投毒，才导致了疫病的发生。有人听说，猫尿、鸦片可以治病，于是一时间猫尿难求，烟馆爆满。还有人一心追崇黄天道教，因为其宣称，只要信奉它，就可以不得病。

1910年12月初，当疫情愈发严重时，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认为清政府没有能力控制疫情，提出让他们来主持东三省的检疫、防疫工作。

检疫、防疫工作虽然属于卫生事务，但其实施往往还涉及到教育、商贸、铁路、司法等一系列主权，答应俄国和日本的要求，相当于将东三省的管理权让出。

东三省总督锡良说：“查疫势传染甚列，外人尤极注意，办理稍不如法，恐趁机干预。”

已经满目疮痍、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拒绝了俄国和日本的提议，并于12月13日下令：严防东三省鼠疫，以安民生。

一场自上而下的防疫战终于开始了。而这时距离鼠疫爆发，已经一个月了。

迎着逃难人群，逆行而上

施肇基联系了不少人，希望他们能去东北主持防疫，但都遭到了拒绝。他们要么担心把自己搭进去，要么觉得无力拯救死亡气息中残喘企盼的百姓。比如当时的海军总医官谢天宝，推辞更是北京到哈尔滨路途遥远。

最后，施肇基找到了时任天津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伍连德。施肇基告诉伍连德，除非中国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靠自己的力量制止疫情蔓延，否则俄、日很可能强行控制东三省。

31岁的伍连德即刻受命，很快就和助理就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火车。那时，难民潮正汹涌南下，两人北上的身影显得有些孤寂和悲壮，而他们手里有的只是一台贝克显微镜和一些简单的实验器具。

伍连德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槟榔屿，是第一个拿到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1907年，他来到了中国，受袁世凯的邀请担任天津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1910年12月24日傍晚，寒风呼啸，当城里的外国家庭开始点烛亮灯，庆祝平安夜的到来时，伍连德抵达了傅家甸，他的头衔是“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解剖尸体，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当时的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是老鼠传给人的。因此，对抗鼠疫的方法也非常简单——捕鼠和灭鼠。

疫病横行之初，东三省内轰轰烈烈的灭鼠行动就开始了——不仅城里设有专门的捕鼠队，百姓每捉一只老鼠，无论死活，交给就近的巡警，还可以获得铜币奖励。

但奇怪的是，在这些老鼠身上，并没有发现鼠疫病菌。疫情也没有因为这样大规模的灭鼠行动有所缓解。

被捕的老鼠会经过试验，之后会被焚烧。据统计，仅奉天城内就处置了80972只老鼠。

东北的冬天动辄零下几十度，其实老鼠并不会大规模活动。并且这次的鼠疫有些特别，传播更为迅速，患者的存活时间也更短。

伍连德想要解剖尸体，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去了解这些特别之处。可尽管每天死这么多人，要解剖一具尸体却是非常困难的。在当时的观念中，这种做法大逆不道，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一旦被当地百姓知道，将会造成巨大的恐慌。

于是解剖只得秘密进行。12月27日，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性染疫而亡。在傅家甸一处无人的民居中，这场解剖开始了。

刀划开了尸体的胸膛，露出了带血的内脏。伍连德发现，死者肺部充血严重，肺部的淋巴结也异常肿大。随后他用注射器取了死者的血液，然后将尸体缝好，穿上衣服，安放在原来的棺材中，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伍连德把这种鼠疫命名为“肺鼠疫”。多年后，伍连德回忆说，这大概是东北乃至中国境内第一次尸体解剖。

经过检验，死者的血液里确实有椭圆状的鼠疫杆菌。这是鼠疫没错，但伍连德猜想，这可能是一种更为凶险的鼠疫，不需要通过老鼠，人和人之间，通过空气中的飞沫就可以传播。先来到傅家甸的一名医生也告诉伍连德自己的观察：这里冬天门窗紧闭，密不透风，经常是室内一人感染，然后全家遭殃。

这个猜想一开始并没有被大家接受，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和伍连德一起主持防疫事务的法国医生梅斯尼。梅斯尼医生不相信鼠疫会以这种方式传播，可没过多久，他在没做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前往疫区，不幸染病身亡。

隔离、消毒、交通阻断

防疫的网铺开了

如果伍连德的猜想正确，那么减少人员流动、进行隔离是首要任务。

在得到了政府的允许后，伍连德提出了具体的防疫措施。为了控制传染并方便管理，傅家甸被划分为了四个区，每个区配备一定数量的医员、警察以及医疗物资。不同区的居民，会佩戴颜色不同的证章，并且只能在本区内活动，如果想去往其他地方，需要申请通行证。医生和检疫人员会每天巡视各区，一旦发现患者，将立即送去诊病院，病人的亲属和其他接触者也会被隔离。

为了给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治疗，并避免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规范后的诊病院分为了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

病人的房屋还会通过燃烧硫磺、喷洒石碳酸溶液的方法来杀菌。平时医护人员的用品也会用福尔马林消毒。

傅家甸的防疫模式为整个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长春、奉天、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分区治理方法，建立起了防疫体系。

用棉纱制成的“伍式口罩”，价格低廉，制作简单，被分发给防疫人员及普通民众。

但仅仅这样还不够。年关将至，将要回家过年的人会越来越多，一旦哈尔滨甚至是东北其他地区的人大量向关内移动，疫情将会进一步扩散，甚至蔓延整个中国。因此加强铁路交通的管制也成了当务之急。

各个火车站以及出入关口开始紧急添设病院、检疫所。来往的商民，无论哪个国家，什么地位，都要经过查验，五到七日后才能放行。以至于当时的太子少傅、钦差大臣郑孝胥都在山海关被滞留了五天才回到北京。而有相关症状的人更会被送到车站附近的临时医院。

东三省内，一些重点线路的铁路运输还被禁止或部分隔断了，以阻拦鼠疫南下的脚步。

问题接踵而至

防疫工作困难重重

措施虽然有了，但实行起来却没那么简单。

民众对隔离充满了恐惧，他们觉得隔离所是不详之地，到了那里，“生离”也会变成“死别”。于是巷口经常有充当哨兵的孩子，当检疫人员沿着街道过来时，孩子们会发出信号，这时病人会被家人藏进大衣柜或院里的草垛中。

一些人甚至会藏匿或者抛弃尸体，他们把尸体埋在厚厚的雪堆下，藏在大水沟甚至房顶上。似乎只要没人发现，他们就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呆在家里，不被隔离。

商人们也开始不满。隔离实施，交通又封锁了，市场一片萧条，不少商铺更是被强行消毒、关闭，利益受到损害的商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的抵制活动。

奉天总商会提出他们要自己搞防疫，拒绝官方插手，公主岭的商人还成立了各商同盟，说一粒米、一片肉都不卖给搞防疫的官员们。

雪上加霜的是，什么都缺。实行隔离，需要地；一应事务，需要钱；疾病防疫，需要人。可实际上，缺地、缺钱、缺人。

傅家甸是贫民区，本就狭窄，能用来隔离的地儿少得可怜。无奈之下，清政府方面只能向俄国铁路局求助，希望他们能借出部分车厢，用作隔离之所。出于保护俄侨的考虑，俄方最终同意了这个请求。

东三省总督锡良曾两次上奏请求拨款。清政府先后拨款了三十万两，但这些钱在防疫面前是杯水车薪，仅哈尔滨一处的用度已经将近四十万两。当锡良再次上奏，清政府只能允许东北当局先向各国银行借商银二百万两，以解燃眉之急。

但即使如此，锡良仍在奏章中写到：“唯有不畏难，不惜费。救一分民命，即为国家培养一分元气。”

为了补充防疫的人力，清政府向各处医院和医疗机构，紧急召集参加防疫的医生和受过培训的护士。幸运的是，北洋军医学校和各地医护开始响应和支持，前往哈尔滨等地。

为了配合分区防疫和交通管制，从长春调来的1160名士兵组成的步兵团。他们被安置在哈尔滨城外的一家面粉厂里。

救命的一把火，熊熊燃烧

一切布置妥当，但疫情不甘败落，仍在显示着它的威力。

问题出在哪里，令人困惑。伍连德这样回忆当时的心情：“伴随着焦虑，在举步维艰和持续期待中，整整一个月过去了。医师们和员工们依然难见丝毫好转迹象。每日鼠疫死亡率继续上升……”

直到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场，才意识到问题所在。

那时，防疫局下有抬埋队，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尸体送往公共坟场安葬，然后还会搜集被抛弃到街上和四野里的尸体，送到那里。

抬埋队的工作人员。由于死的人太多，棺材不够用，很多尸体便被直接扔在坟场。

但是哈尔滨的冬天，土地冻得像石头一样，要挖深坑掩埋这么多棺材和尸体是很难的。公共坟场上，有的棺材被钉起来了，但大多数棺材是直接敞开的，尸体的胳膊和腿都露在外面。地面上裸露的尸体更是以各种奇怪的姿势堆积。伍连德回忆说：“旁边犬迹交错，鸟鹊飞舞，惨不忍睹。”

由于鼠疫杆菌在尸体上仍然可以存在很长时间，坟场上没有被好好处理的尸体，成了一个天然的细菌库。一旦人和其他一些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病菌又会被带到人群中。

一定要尽快处理这些尸体。在目睹了坟场的状况后，以伍连德为首的五名医生致电东北当局，提出要焚尸。这是迅速处理尸体的最好办法。

但这个举措遭到了百姓的强烈抵制——明明应该“入土为安”，现在居然要烧尸体，这怎么行？还有不少人说，疫情就是“疫气”引起的，一焚尸，这些气不就被释放出来了吗？

只靠东北当局的同意显然已经不够，无奈之下，伍连德和锡良只得请求清廷颁旨，希望这样可以尽量平复民间的反对。三天后，他们终于收到了批文：同意焚尸。

伍连德还让当地官员、乡绅们去看坟场各处的尸体，告诉他们潜在的危害，最终这些乡绅联名陈情，请求火葬。

1月30日，正值大年初一，200名工人来到坟场，把每100具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一共22堆，浇上煤油，然后一把火，2200多具尸体燃烧起来。坟场的烟气升空，城里的爆竹炸响。一时间烈焰腾空，硝烟弥漫。

各方力量联合，肃清鼠疫

焚尸实行一个月后，傅家甸以及哈尔滨的发病、死亡人数在减少。这样明显可见的转变，让那些先前反对焚尸的人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于是，东北其他地区也开始建火葬场，效仿傅家甸焚尸的做法。连俄国人也开始焚尸，其中不少尸体还是从坟墓中挖掘出来后，再焚烧。

锡良说:“隔离、消毒、既于民情不便, 焚尸、烧屋尤类残刻所为, 然非实力执行, 则疫无遏止之期……”。

一直以来，民间流传的每日死亡人数都远超于实际人数。为了减少恐慌，防疫局每天都会发布头天的确切死亡人数，很多报纸也会相应进行刊登。无论是官方的传单、告示还是民间的报纸，都开始用大白话或者漫画，宣传鼠疫的知识以及具体的防疫措施。

如辽宁省的告示上写着：“住房不可太闭塞，要开窗眼，换点空气……闹疫时候，戏团、饭馆，人多气杂，均须时时回避……大家要赶紧防备,不要全靠着官家。官家是从旁着力，你们百姓能自己防备，是从根本上着手的……”

这一系列的举措，让百姓的抗拒逐渐减少，也让各方势力看到了清政府防疫的决心。

国际和民间的捐款开始兴起，日本南满铁道会社捐助15万日元用于防疫，乡绅和商家们开始捐款捐物。连曾经反抗较多的奉天商会，也开始要求各商户按铺交纳防疫费。百姓们也渐渐愿意接受隔离等措施。

那些曾经互相掣肘的势力，在疫情控制的关键阶段，联合在一起了。

1911年3月1日零时，哈尔滨终于无一例新发感染，无一例死亡。随后的日子里，也没有感染和死亡。

4月23日，清政府宣布东三省鼠疫肃清。

隔离解除后，百姓纷纷走上街头，劫后余生的感觉，恍若隔世。

至此，这场浩劫结束了。

扑灭鼠疫的那年春天，清政府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担任会议主席，来自11个国家的30余名专家出席，总结这次的东北大鼠疫。通过各国专家的溯源，他们认同这次鼠疫的来源是旱獭，第一批患者正是没有太多捕猎经验的猎人以及与他们接触的人。

通过包括伍连德在内的各国专家对病例的溯源，他们认同此次鼠疫的源头是旱獭（土拨鼠），也在其皮毛中检测出了鼠疫杆菌。而导致此次东北大鼠疫的疫源地在俄国境内，随着猎人、染疫劳工的迁移，以及铁路的运输，才使鼠疫在中国东北传播开来。

这场发生于20世纪初的东北大鼠疫拉开了中国“第一次卫生革命”的序幕，是中国公共卫生的起点，更奠定了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雏形。

而伍连德当时采取的一系列防疫措施，即使是今天看来，依旧是科学有效的。直至今日，他依然是哈尔滨人民口口相传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