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的结盟外交

荷兰执政威廉

在1689年之前的很长时间内，英国是欧洲事务的旁观者。当荷兰执政威廉入主英国时，英国也被迫参与到欧洲的结盟体系中。令人惊奇的是，被迫参与联盟的英国却很快成为结盟外交最忠实的执行者，到维也纳会议时，英国通过国际组织的形式主导了一个庞大的盟友群。对这一阶段的英国外交，国内相关研究并不多。就国外而言，这一时期的外交在很长时间内也不是研究重点。在政治史权威刘易斯·纳米尔爵士倡导下，18世纪是研究英国宪政的黄金时期，这使得该世纪不少时期的英国外交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例如《剑桥英国外交史》在编篡60-70年代的外交史时，编者甚至怀疑英国在这一阶段是不是有过外交，在实际操作中，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基本属于帝国史的殖民问题上。 实际上，外交在18世纪的英国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托利党与辉格党在竞争中经常涉入外交事务，不少政府由于外交问题而解散。在日益认识到外交的重要性时，一些学者开始关注18世纪外交。新的研究有一个明显特点，研究者或者集中于某一时段，或者集中于英国与某个国家的外交。对英国与欧洲关系的整体研究也没有对英国的结盟外交进行系统分析。然而，结盟外交是18世纪英国外交最主要的特色，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该段历史，对观察当今的国际事务也不无裨益。基于此，本文试图提纲挈领地探讨英国18世纪的结盟外交，以期对理解该段历史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从孤立到结盟

在1689年之前，游离于欧洲是英国外交的主要特征，英国根据欧洲大国提供的贿赂采取相应立场。然而，在1689年之后约150年的时间内，除安妮女王统治的12年外，英国国王一直由一位同时担任他国国王的欧洲人担任。按照洛奇教授等人的看法，18世纪英国外交长期是国王的特权领地， 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英国外交越来越与欧洲事务联系在一起。为保护国王的欧洲属地，英国有时派出军队直接参与欧洲战争，有时在欧洲寻求盟友。但英国军队取得的效果非常有限，因而，通过提供补助金方式与欧洲国家结盟成为英国外交的首要特征。虽然结盟外交受到国王的影响，然而，介入欧洲事务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因素使然。第一个因素是重商主义。18世纪基本是一个重商主义时代，在其指导下，在海外殖民掠夺并获取商业特权成为特别重要的内容。在这种竞争中，强大的法国越来越成为英国最主要的对手。第二个因素是维持欧洲均势。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在阐述英国外交的永久基础时，没有提及均势，这应该是一个巨大失误。18世纪欧洲外交家基本是根据均势原则处理欧洲事务的，在威廉三世把均势原则带到英国后，英国成为这一原则忠实的执行者，而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法国是威胁欧洲均势的主要国家。

法王路易十四

在荷兰执政威廉同时成为英国国王时，他也强行把英国拉入欧洲大陆联盟体系中。虽然荷兰是两国结盟外交的先行者，然而，英国加入荷兰倡导的反法大联盟并没有巩固海上马车夫的地位。在路易十四的压力下，荷兰被迫扩充军队，将大量资金用于军费支出，这使得荷兰债务螺旋式上升，其商业竞争力也受到致命损害，只有180万人口的荷兰在联盟变得强大时地位下降。有着900万人口、富庶经济、世界一流海军的英国在联盟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例如，为让法国南邻萨伏伊公国加入奥格斯堡联盟，联盟向其提供大量补助金，而荷兰只占补助金总数的三分之一，英国则占到三分之二。英国参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法国霸权扩张，在彼此都精疲力竭的状况下，双方终止战争，欧洲向着均势方向演进。

1700年，路易十四违背约定，支持已经继承西班牙王位的孙子同时继承法国王位。如果路易十四计划成功，联合起来的法国与西班牙将彻底打破欧洲均势，同时，路易十四为法国商人谋取在西班牙殖民地进行商业活动的特许权。基于维持均势与重商主义考虑，英国议会支持威廉三世，再次准备组建反对法国的大联盟。在其去世后，来自英国本土的安妮女王接受了威廉三世指定的统帅马尔博罗公爵，形成以英荷奥为核心的反法大联盟。也就是说，威廉三世确立的结盟外交并没有因为一位本土的英国国王出现而被抛弃。在英荷奥为核心的联盟带领下，法西合并计划破产，乌得列支条约确认了均势原则。在商业方面，路易十四曾经声称这场战争的主要目标是获取西印度地区油水颇丰的商业利益，但战争迫使法国放弃了这些商业利益，英国则获得在西班牙广大殖民地进行贸易的特权，其中包括向西班牙殖民地输送黑奴的专有权利。在殖民地方面，英国获得原属法国的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属地。也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获得地中海与大西洋咽喉的直布罗陀以及地中海重要据点梅诺卡岛，伴随着英国海军的发展， 英国开始成为唯一具有制海权的国家。由于英国是乌得列支条约的最大赢家，英国外交在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是以维护该条约为核心的，又由于维护这些权利需要欧洲大陆国家支持，这就进一步推动了英国在欧洲的结盟外交。

英王乔治一世

当汉诺威选帝侯成为英国国王时，英国有了介入欧洲的更多理由。在为汉诺威夺取瑞典的不莱梅与费尔登的图谋中，乔治一世刚担任英国国王就与普鲁士、丹麦、俄国结盟，英国舰只也一再被派到波罗的海地区。在来自俄国的威胁增加时，乔治一世与其汉诺威谋臣很快准备动用英国资源对付俄国及其追随者普鲁士。然而，维护乌得列支条约是英国外交的核心，而破坏这一条约的国家并不来自北欧而是来自南欧。路易十四在1715年去世，继任的路易十五只有五岁，奥尔良公爵担任法国摄政王。然而，西班牙的腓力五世却违背法西不得合并的乌得列支条约，要求同时担任法国摄政，西班牙还计划利用北方局势形成一个西班牙、瑞典、俄国的反英大联盟。在此背景下，英国外交出现重大调整，英法签订盟约，共同保证乌得列支条约不受侵犯。以英国、奥地利、法国为核心，英国形成针对西班牙的三国同盟。然而，主要关注汉诺威利益的乔治一世反对英国在南欧地区分散精力。斗争结果是英国大臣控制了英国外交方向，他们不仅成功地迫使国王同意与瑞典和解，还与威胁汉诺威安全的普鲁士订立盟约，英国主管外交的斯坦诺普又在1720年与瑞典建立了某种程度的联盟关系。汉诺威臣属也因而抱怨乔治一世的外交政策主要从英国而不是从汉诺威立场出发。

1725年西班牙与奥地利缔结《维也纳条约》，西班牙准备把其殖民地的商业利益转给奥地利，奥地利则许诺帮助西班牙收复直布罗陀与梅诺卡岛。英国则很快建立一个以英法为核心的同盟体系，其成员包括英国、法国、汉诺威、普鲁士、荷兰、瑞典、丹麦等。从30年代开始，来自法国的威胁日益上升，一个明显的事件是法国在1730年重新修建敦刻尔克工事，而这正是乌得列支条约予以限制的。1733年，法国与西班牙订立家族盟约，法国答应帮助西班牙夺回直布罗陀，默许西班牙征服那不勒斯与西西里，西班牙则许诺把英国在西班牙殖民地的商业特权转给法国。法西联盟既破坏欧洲均势，也威胁着英国的商业利益。在此背景下，英国开始拉拢奥地利，通过《维也纳条约》，英奥之间的传统盟友关系再次确立。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英国盟友奥地利基于收复西里西亚的实际考虑，开始寻求法国的友谊。当英法在北美争夺殖民地的冲突上升为殖民战争时，奥地利拒绝履行英奥盟约。英国于是转向与普鲁士结盟。1756年，普鲁士和英国通过《威斯敏斯特协定》建立盟约关系。在七年战争中，英国每年资助普鲁士67万英镑，把法国牵制在欧洲地区。

维也纳条约下的欧洲联盟形式

七年战争一方面重新确立了欧洲大陆的均势格局，另一方面，英国在与法国争夺殖民与商业利益方面获得完全的胜利，英国也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从早先孤立于欧洲的一个边缘国家到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或者套用一位法国男爵的观点，英国与法国成为并列的第一等强国，其他欧洲国家大都围绕英法行事。英国取得的成就固然离不开支持战争的经济以及强大海军，但结盟外交扮演的角色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商主义与维持均势则是结盟外交的主要动力，其中重商主义因素特别明显。

二、半心半意的结盟

福克兰群岛的地理位置

在取得耀眼的胜利后，英国结盟外交动力却日益不足。正如上文所言，英国结盟外交主要动力是重商主义与维持均势。就获取殖民地与商业利益而言，英国已经达到其他欧洲国家难以企及的地步，其主要对手法国已经失去与英国进行平等竞争的资格。就维持均势而言，英国长期限制的对象法国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对欧洲均势构成威胁。法国在舒瓦瑟尔公爵领导下准备进行复仇战争，然而，法国的复仇存在巨大障碍。由于法国支付七年战争开支的手段是借款而不是征税，法国每年财政收入的60% 都要用于还贷，财政总是难以摆脱赤字状况。由于缺乏资金，舒瓦瑟尔公爵要求的舰船修复与重建速度远远不能让人满意。这使得法国在实际中追求一种温和的对英政策，福克兰群岛事件就体现了这一点。1767年，西班牙要求坚决地拔除英国在福克兰群岛的堡垒，在这些命令送达南美的时候，西班牙与法国政府进行了交流，舒瓦瑟尔公爵认为法国没有为战胜英国做好准备，要求西班牙把战争计划推迟两年。1770年6月，西班牙总督派兵拔除了英国在该地的小型要塞。英国负责此事的南部事务大臣韦茅斯子爵认为法西两国的海军劣势与脆弱的金融使它们根本无法发动战争，英国在海军支持下将迫使西班牙接受英国所有要求。到9月末，英国已经有50多艘战列舰整装待发，而两个波旁王朝的海军动员还没有起步。斗争结果是，法国仅仅以好战名声而不是以实际行动著名的外交大臣舒瓦瑟尔公爵被担心爆发战争的路易十五罢黜，路易十五同时告知自己的西班牙亲戚说法国需要和平，从而暗示法国不会在英西爆发战争时支持西班牙。西班牙国王最后接受了英国主导的和平条款。在福克兰事件中，外界普遍认为波旁家族在英国显示实力后被迫退缩，舒瓦瑟尔公爵的罢黜是英国强硬政策的结果。当法国甚至法西联盟都屈服于英国的枪炮外交时，欧洲均势格局改变了。实际上，如果说还有国家对欧洲均势构成威胁，这个国家就是英国。由于结盟外交基础出现重大变化，英国在大陆寻求盟友也就缺乏足够动力。英国对俄国的行为就典型地表明英国结盟外交是半心半意的。

七年战争后，争取与俄国订立联盟一直是英国政府考虑的重要内容。俄国同意与英国结盟，但要求英国在俄国与他国发生战争时提供援助，女皇还要求英国支持自己在波兰的王位候选人。英国大臣认为没有必要与俄国妥协，任何自重的国家都会紧紧抓住英国提供的盟友机会。1763年9月，英国内阁拒绝了俄国开出的条件。在奥古斯丁三世去世后，俄国愈发担心法国与土耳其的威胁，其外交大臣潘宁放弃了有关土耳其的条款，只要求英国在波兰支持俄国，作为其中的特定部分，俄国要求英国提供50万卢比的补助金。英国的补助金新规定再次破坏了英俄同盟计划。七年战争中，英国与普鲁士签订补助金协定，每年向普鲁士提供高达67万英镑的补贴。在战后，英国国债高达1.4亿英镑，1762年财政支出达到2400万英镑。结果是，英国政府放弃了在和平时期向其他国家提供补助金的政策。俾斯麦曾说英国外交政策是在欧洲寻找肯用自己的身躯维护英国利益的傻瓜，然而，由于英国提供的补助金数额巨大，英国补助金许多时候都奏效了，英国并不愁盟友。坚持新的补助金规定鲜明地体现英国结盟外交的态度是消极的。

英国寻求其他欧洲盟友的努力也没有效果。在争取盟友方面，大多数英国政治家认为奥地利是英国最应该维持的盟友。但是，当英国准备获取奥地利的友谊时，作为汉诺威的选帝侯，乔治三世却极力反对奥地利皇帝扩大在德意志的权力，还与那些受到皇帝压制的德意志邦国联合抵制奥地利。奥地利首席大臣考尼茨就质问英国外交官，如果乔治三世秉承反奥观点，英奥联盟怎么可能成功？ 英国争取普鲁士的外交努力也同样不够积极。英国撇开普鲁士单独与法国媾和，这让腓特烈大帝非常生气，在其后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腓特烈大帝展开了一场针对乔治三世及其大臣的反英宣传活动，虽然老皮特想恢复英普之间的联盟，但面临着乔治三世对普鲁士浓厚的敌意。

正如上文所言，英国在18世纪上半期取得的辉煌成就与结盟外交紧密相连，但现在，强大的英国在欧洲没有盟友，北美殖民地的危机将会考验英国强大的程度。

随着北美殖民地局势恶化，英国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美洲。负责外交的南北大臣越来越把精力放在殖民地。北部事务大臣萨福克成为用军事手段镇压殖民地的主要倡导者，南部事务大臣罗克福德也经常在议会为英国政府的北美政策辩护。正如乔治三世所言，“我们必须让殖民地回到正常秩序中来，然后才可以与邻国交涉。” 但殖民地的危机为欧洲国家提供了介入机会。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认为法国应该抓住北美革命的机会羞辱英国，即使英国在殖民地取得胜利，其结果也会严重削弱英国，法国就可以恢复在欧洲的主导地位，法国不久向北美殖民地秘密援助100万里弗尔。虽然西班牙对殖民地反抗宗主国的斗争怀有敌意，但由于英国不肯在欧洲做出妥协，西班牙也为北美殖民地提供了与法国相同的援助额，并最终加入反英联盟。以贸易立国的荷兰在自由贸易幌子下同北美殖民地进行军火贸易，英国则采取强硬政策，向荷兰宣战，最终把长期与英国维持密切关系的荷兰推入反英联盟。在英国优势消失殆尽的时候，英国再一次急切地在欧洲寻求盟友，主要对象是俄国。1778年，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哈里斯建议订立英俄攻守同盟，但叶卡特琳娜拒绝了结盟建议。在情势危急的情况下，乔治三世直接向俄国女皇建议结盟，但女皇再一次拒绝了乔治三世的要求。1779年末，哈里斯又向俄国请求建立英俄同盟，准备接受俄国开出的任何条件，俄国还是拒绝了。实际上，由于英国海军在搜捕中立国船只时触犯了俄国利益，叶卡特琳娜发表《武装中立同盟》宣言，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两西西里王国等主要欧洲国家都相继加入武装中立同盟，英国在外交上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战争结果是，被重重包围在约克镇的英国将军康华里向美法联军投降，第一英帝国轰然坍塌。战争也严重削弱了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克里斯蒂就英国当时情况描述说：“战争失败使英国作为一个盟国失去了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当1783年后长期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利兹公爵急切地想与欧洲国家订立联盟时，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等都认为一个虚弱的英国并不是一个值得结交的盟友。

英王乔治三世

如果说英国在18世纪前半期的成就证明英国经济、英国海军、结盟外交都非常重要的话，英国在北美的失败则证明结盟外交更是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英国经济与英国海军并没有削弱（甚至有所加强）。进而言之，积极的结盟外交促成了英国强盛，而消极的结盟外交会给英国带来巨大危险，英国是有盟则强，无盟则弱。

三、大联盟的倡导者与组织者

随着工业革命展开，英国结盟外交的基础发生微妙变化。正如上文所言，英国结盟外交的一个重要基础是重商主义，但在七年战争后，英国取得的殖民与商业利益已经让所有欧洲国家嫉妒，继续夺取殖民地与商业特权的重商主义已经越来越难以成为结盟外交的基础。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表明自由贸易的地位上升。作为亚当·斯密的信徒，墨尔本首相认为英国喜欢贸易而不喜欢统治，80年代后长期担任首相的小皮特则希望推动英法贸易，认为英法的一衣带水意味着两个国家的贸易将会比与遥远的殖民地进行贸易更加实惠。在小皮特的坚持下，英法商约在1786年签订。 英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从早日的互相竞争走向互相合作。在重商主义基础逐渐弱化时，英国结盟外交的主要动力变成维持欧洲均势以及保证低地国家安全。在《英国外交政策的永久基础》中，奥斯汀·张伯伦曾言低地国家的独立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永久基础，“它们的前线实际上是我们的前线，它们的独立也是我们的独立，它们的安全与我们的安全密不可分。”通过维持欧洲均势来保证低地国家独立开始成为英国结盟外交的核心基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对欧洲均势与低地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仍然是法国。在法国支持下，亲英的奥伦治党被推翻，荷兰的亲法派与法国签订双边防务条约。考虑到法国与奥地利已经存在的联盟，奥属尼德兰已经被法国控制，法国正在低地国家取得决定性优势。外交大臣利兹公爵主张对法国采取强硬政策，他甚至准备让英国单独与法国开战。但小皮特希望通过寻求盟友来解决问题。在他的支持下，英国驻荷兰外交官哈里斯挑动荷兰亲法阵营的内部分歧，鼓励奥伦治党恢复力量，他还积极拉拢其他欧洲国家介入荷兰事务。1786年腓特烈大帝去世消除了英普结盟的最大障碍，继承王位的腓特烈·威廉是奥伦治王后的哥哥，小皮特声称英国与普鲁士的联盟是“我们大陆体系的关键”，决定全力支持普鲁士。在普鲁士干预下，亲英的奥伦治家族得以继续掌握荷兰统治权，英国、普鲁士与荷兰也于1788年6月签订同盟条约。在时隔25年后，英国终于再一次在欧洲获得盟友，英国在欧洲外交的影响力开始恢复。

法国革命者很快又威胁到欧洲均势与低地国家安全。1792年，法国在瓦尔密打败普奥联军，先后把其占领的萨瓦、比利时、莱茵地区等并入法国，从而打破了欧洲均势。法国在占领奥属尼德兰后要求荷兰开放斯海尔德河，这就再次威胁到荷兰的独立。小皮特曾经为低地国家而与普鲁士、荷兰结成联盟，现在，小皮特态度再一次变得明确。在会见法国外交代表时，小皮特警告说法国对荷兰的任何侵略将立即引起战争。新任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在写给法国外交大臣的信中对法国公然侵犯荷兰的中立和领土表示严重抗议。由于革命政府不肯妥协，英国决定对法国作战，恢复欧洲均势，维护荷兰独立。

在英法开战之后，英国也派兵到荷兰与汉诺威对法作战， 然而，英国的首要任务是在欧洲争取足够多的盟友，补助金政策再次启动。英国与俄国、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撒丁王国等订立条约，答应给这些国家巨额补助金。实际上，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提供的补助金数额达到6600万英镑。单独的数字可能很难让人明白其实际含义，为此，我们需要把它放在当时当地加以理解。在1802年，英国财政收入大约为359万英镑，也就是说，上述补助金大约是英国政府18年的财政收入，英国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惊人。随着反法战争白热化，英国对盟国的贷款与补助金日益增加，到1814年已经达到844万英镑，差不多是其财政收入的两倍。

由于各国尔虞我诈，反法联盟取得的效果远不如人意。作为联盟的组织者，英国致力于维持盟国的团结，英国结盟外交也越来越趋向现实。由于荷兰与英国安全密不可分，英国在战争初期曾在荷兰对法作战。可是为了把战争引向奥地利与普鲁士所处的中欧地区，英国很快撤出荷兰战场。通过这种调整，中欧地区成为直接抗击法国的战场，普奥甚至俄国都势难置身事外。英国还以瓜分未来战利品的空头支票刺激盟友，甚至准备牺牲那些地位较小的东欧、中欧与西欧的国家与地区，比利时被作为普鲁士的战利品，奥地利则可以获得巴伐利亚，这种设想表明赤裸裸的现实政治成为英国结盟外交的指导原则。

一直到1812年，英国仍然面临协调盟友的难题。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在给驻俄大使的信中强调：反法同盟必须团结，才能彻底打败拿破仑。通过建立某种国际组织的形式把盟友团结在一起以维持欧洲均势成为英国外交家的重要考虑。还是在反法联盟早期，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就担心一旦反法战争取得胜利，盟友之间就会分崩离析，法国就会继续威胁欧洲均势与英国安全，他因而建议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成立一个部长级别的中央委员会，并使之拥有制定整体计划的权力。小皮特也提出在战后创立欧洲协调或者欧洲联盟的主张。盟国之间的敌意与互相猜疑也给卡斯尔雷以深刻印象，他认为英国应该继续与盟国维持持续而紧密的联系，通过介入欧洲（领导欧洲）从而维持联盟之间的团结。通过肖蒙条约，卡斯尔雷制定了一个有效期长达20年的联盟，英国财政援助则是这一联盟的重要基础。

以雄厚的金钱为基础，通过国际组织的形式把众多盟友团结起来，英国结盟外交达到鼎峰，英国在欧洲的地位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卡斯尔雷时代，大不列颠作为新欧洲的和平缔造者和调停人重新走上前台。”

结语

在谈到英国外交时，研究者习惯使用光荣孤立的概念，把它看作阐释英国外交的灵丹妙药。然而，像其他任何历史概念一样，光荣孤立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也只有在特定范围中才可以准确地解释英国外交。在整个18世纪，不是孤立而是与欧洲联系才是英国外交的主流，寻求与欧洲国家结盟是英国外交最主要的特征，而隐藏在其后的是重商主义、欧洲均势与低地国家的安全。不可否认，英国确实在蓝海政策与欧洲中心之间有过徘徊， 然而，与欧洲的联系是主流。原因在于，欧洲发生的事件会破坏均势，会威胁低地国家安全，最终影响到英国的生死存亡，而海外殖民地发生的事件不可能出现这种结果，英国经常用殖民地来换取法国在欧洲让步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需要注意的一个简单事实是，光荣孤立是英国强大的代名词，在英国不够强大的时候，孤立于欧洲是非常危险的。而在整个18世纪，英国还谈不上足够强大，偶尔出现的孤立也绝不是光荣的孤立，而是危险的孤立，就此而言，结盟才是光荣的。甚至像基辛格这样的学者也对光荣结盟缺乏足够认识。他在评论卡斯尔雷时说，“他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也没有任何一位英国政治家把卡斯尔雷当作可资借鉴的典范。”基辛格主要指卡斯尔雷让英国紧密地参与欧洲事务，英国失去了自由之身。确实，在坎宁担任外交大臣后，英国很快抛弃了卡斯尔雷的这一政策。然而，在介入欧洲事务上，卡斯尔雷是那个时代英国政治家的一个缩影，格伦维尔与小皮特等人都持相同立场。基辛格对卡斯尔雷的批评与半张饼就可以填饱肚子的寓言相似，我们不能因为半张饼消除了饥饿感就认为前几张饼是多余的。换句话说，英国只能首先通过深深地介入欧洲，让欧洲国家直接感受到英国的强大实力，英国的孤立才会对欧洲国家产生强大制衡，孤立也才是光荣的。没有卡斯尔雷及其前任在欧洲的深深介入，英国的光荣孤立就是无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