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亡国后益州的士族去哪儿了，从陈情表说起

来源：生物学家讲历史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上面这段文言文，不少人读起来应该很顺嘴，因为它出自高中语文教材摘录的《陈情表》，当时属于全文背诵的文章。该文作者为李密，和隋末瓦岗寨上的大统领同名。李密本是蜀汉中下层官吏，但在文坛上很有名气，亡国后他回乡隐居侍奉祖母。晋武帝司马炎听闻了他的文名，诏他入京赴职，担任太子先马洗马。然而李密要侍奉祖母，脱不开身，于是上表婉拒，如此就有了“读之不流泪不孝”的《陈情表》 。

《陈情表》中的内容感人肺腑，李密从小孤苦伶仃，全靠祖母养育。“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即使是今人读来，也是感触良多，不愧千古名文。而《陈情表》背后的故事同样耐人寻味。

蜀汉灭亡后，为了安抚当地民众，稳定地方。司马炎大量征召蜀地士人出仕，李密正是其中一员。李密在蜀汉时名声也不是很响亮，官职更是不高，除了出使过东吴，没见其他政绩。甚至其事迹也是见于《晋书》，而不是《三国志》。蜀汉中名望和官职大过李密的人数以百计，西晋朝廷又是如何安置的他们呢？

蜀汉的荆州士族

蜀汉国小，却五脏俱全。刘禅递交降表时，国内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蜀汉的官吏数量相当可观，司马氏对如何处理的这四万多人破费思量。

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租。董厥、樊建并为相国参军。《华阳国志·大同志》

据华阳国志记载，蜀汉中枢的士人及其家属被强制搬家，这部分人口足足有三万家，保守估计也要有十万人，基本上就把成都搬空了。宗预、廖化是刘备时代从荆州带来的老人，而诸葛显是诸葛家族在诸葛瞻之后的代表。宗预和廖化年事已高，转过年来就病逝了。而他们的后人和诸葛家族入了新朝都没了动静，显然被有意雪藏了。

这些人可以笼统地看作蜀汉统治阶层的荆州派，都是早年跟随刘备入蜀的士人以及后裔，诸葛亮正是他们的代表。诸葛亮死后，相继为相的蒋琬、董允和费祎同样出自这一派。他们毫无疑问是蜀汉政权的主干，也是蜀汉复国的希望。西晋初年，蜀地就曾有人冒称诸葛瞻起事，显然他们对蜀地还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这也正是西晋朝廷要雪藏他们的原因。

当然，司马氏对他们也不是一味儿打压，也吸纳了不少人进入新朝，上面提到的的董厥和樊建就是代表。然而他们所得也是闲职，樊建后来倒是出过一次镜，上表给灭蜀功臣邓艾平反，也是够有讽刺意味的。

这里面还有一位更有意思的，向宠之弟向充，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曾推崇过向宠，认为他“性情平和，为人善良，精通军事”。向充相比他的兄长能力要逊色不少，但论圆滑则过之甚多。司马炎在成都寻得一对玉，似有“成信”二字，向充引经据典，认为是天命将归司马氏的吉兆。司马炎大喜，向充得授梓潼太守。

除了向充这个幸运儿，蜀汉的荆州派还有一些人得以保留权柄，他们是戍守南中的霍弋和巴东太守罗宪。

霍弋是霍峻的儿子，为了镇抚南中的蛮族，霍弋手握重兵。而且这里远离成都那个漩涡中心，刘禅投降后，霍弋也递了降书。然而成都很快陷入混乱，司马氏无暇顾及偏远的南境，而且看重了他在蛮人中的威望，便让霍弋继续领兵。后来又给霍弋下了攻略交州的任务，给东吴在南方添些乱子。罗宪同样是因为有利于对付东吴而被保留了下来，蜀汉亡国前夕，东吴西进，想趁机捞些好处。当时镇守蜀汉东境的罗宪不愿投降吴人，誓死抵抗，吴军久攻不下，无奈东撤。为了表彰罗宪守住了新得的领土，司马氏便保留了罗宪的官位。

益州的土著士族

司马炎很是看重罗宪，他可以成为旧蜀人效力新晋的典型。罗宪和他那些荆州老乡们不同，他不但自小生活在益州，而且还和本土士族过从甚密。司马炎曾召见罗宪，问他蜀地有谁可堪大任，罗宪推荐了常忌、杜轸等人，这些都是益州本土士族，而没有荆州人士。罗宪还从小便拜益州大儒谯周为师，可算是半个蜀人。

谯周在刘禅的朝堂上名望很高，邓艾兵临城下时，谯周就极力主张投降，刘禅经过一番犹疑，最后还是听从了这位本土大儒的意见。谯周亦被司马昭看重，还给了亭侯的官阶。

谯周门徒学生众多，不光罗宪，李密也是他的学生之一。此外，他还有另一名气更大的学生陈寿，即著作了《三国志》的陈寿。当时陈寿并没有官身，其才名被晋人看重，通过举孝廉当了县令。蜀人和晋人的制度已经深度融合。

相比荆州派，司马氏对益州本土士人要格外宽容，不但鼓励前朝旧官吏出来做官，就算是平民也要挖掘一下。

出仕新朝的益州士族还可以罗列出很多，柳隐、文立、张微、李毅、何攀、何旅等等，这些都是当地大姓子弟。甚至有人还能掌握军权，西晋封的益州刺史皇甫晏曾领兵征胡，帐下牙门将蜀人张弘突然反叛，斩杀了皇甫晏，还上奏朝廷称皇甫晏谋反。张弘能在军中擅杀主帅，显然麾下部众不会少，在益州军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司马氏对益州士族既有拉拢，也有戒备，要不然张弘也不会只是牙门将。这些益州士人大多只能充当幕僚和副职，除了文立、柳隐等少数人做到了太守之位，多数人很难更进一步，除了赵廞这个例外。

赵廞在蜀汉声名不显，然而到了洛阳后攀上了皇后贾南风这个高枝，一路平步青云，当上了益州刺史。赵廞虽然是个关系户，但他是自刘焉之后第一位本土刺史，意义非凡。赵廞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贾南风倒台后，他想割据蜀地自立，于是招揽本地士族和流民势力，还建了国号太平王朝。

罗宪是上了三国杀的人物，其侄也不是很差

晋人并没有把赵廞当回事，把罗宪的侄子梁州刺史罗尚调为新益州刺史，率本部人马平叛。赵廞在遭遇罗尚前就因内乱被自己人杀死，他麾下的流民继续对抗罗尚。罗尚最终兵败，氐族流民酋首李雄称帝，国号大成，独占蜀地，这便是“十六国”中的第一国成汉。

蜀人得到了什么

针对蜀汉政权中的外地人和本地人，司马氏采取了明显不同的策略。这很好理解，司马昭父子以益州的解放者自居，将荆州士族视作入侵者。灭亡蜀汉后，自然要打压入侵者，扶持被压迫的益州本地人。

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本地人自然也怀有这种期望，益州士族自刘焉时代就备受排挤，在蜀汉时代地位虽有提升，却仍然难以染指中枢权位。益州人若想获得更大提升，只得押宝司马氏。

那益州士族在新朝的地位究竟有何变化呢？蜀人的生活是否有变的更好呢？

对于李密、陈寿、谯周等文人来说，他们拥有了更大的舞台，名声扩散到全国，其作品也得以传世。抛开仕途不言，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肯定是提升了的。

对于绝大多数益州士族而言，他们的日子并没有更加好过，他们的确有了更大的舞台。但通过统计，除了手中有兵的罗宪和霍弋，朝中有关系的赵廞，益州士族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实权。

事实上在蜀汉时代，刘氏政权对益州士族和民众整体还不错，至少要比刘焉父子强。曾有人统计三国期间各国底层民众的起义，曹魏有24次，孙吴23次，蜀汉则仅有3次。诸葛亮有名的贤相，在《三国演义》中他七擒孟获，坚持以德服人，故事虽有夸张，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对益州土人很是宽厚。对蛮族尚且如此，对士族自不会更差。

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刘备刚入蜀时，益州“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结果四十多年后，刘禅投降时还是九十多万人。这数据着实有些可疑，毕竟两汉时期益州人口最多到过七百多万，而蜀汉境内暴动次数很少，至少说明少有饥荒，人口不至于还是那么少。事情的真相很可能和后世的东晋一样，大量人口被益州的士族门阀藏匿了，以减少纳税。刘备父子对益州统治的稳固程度绝非后世的东晋司马氏可比，他们却没选择向当地士族索要人口。益州士族在政治上有所损失，但在经济利益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

邓艾占领成都后，姜维联合钟会试图割据自立失败，结果引得蜀地大乱，许多士族惨遭灭门，人口损失甚至比灭国战争还要严重。覆巢之下无完卵，古人诚不我欺。为了便于管理和相互制衡，蜀地在安定后被一分为三，，南中被划分出去，成立宁州，汉中部分立梁州。剩下的以成都为中心仍称益州，但此益州已非彼益州。

成汉立国后，益州士族投效新政权，包括坚守南中的霍弋后人也选择了与成汉合作。与江东士族与南渡晋室合流一样，益州士族与江东士族的选择并无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