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重臣崔浩为什么被杀？名为编写《国史》，实为太武灭佛

来源：张锋的生活

公元450年，宋文帝刘义隆组织“第二次元嘉北伐”的时候，北魏重臣崔浩被杀，九族被灭，时年七十。

崔浩被杀的表面原因很简单：在崔浩主编《国史》时，因为“暴扬国恶”，并把《国史》刊刻在石碑上，任由过往行人品评，于是被拓跋焘杀死了。

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资治通鉴》·宋纪七

高允也曾随同崔浩一起编写《国史》，本来也上了拓跋焘的必杀黑名单，但太子拓跋晃为高允求情。拓跋焘问高允：“《国史》是崔浩写的吗？”高允说：“《太祖记》是邓渊写的，《先帝纪》和《今记》是我与崔浩一起写的。但崔浩是总编，所以具体内容主要是我写的。”拓跋焘一听这话，气愤地对太子说：“高允的罪过比崔浩还大，你说怎么饶他？”但拓跋焘最终还是饶恕了高允。

帝召允，问曰：“《国书》皆浩所为乎？”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为；《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共为之。然浩所领事多，总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帝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资治通鉴》·宋纪七

高允被轻判之后，拓跋焘还想把所有涉及《国史》案的人满门抄斩，高允又替其他人求情。高允说：“如果崔浩另有罪行，我绝对不敢过问。但如果只是在史书中触犯了忌讳，这种罪是不应该判处这种重刑的。”拓跋焘听从了高允的意见，最终只有崔浩及崔氏姻亲被灭族，其余人都只是被杀，没有株连家族。

允曰：“夫史者，所以记人主善恶，为将来劝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举措。崔浩孤负圣恩，以私欲没其廉洁，爱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此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再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所愿也。”——《资治通鉴》·宋纪七

从这些基本史实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罪过比崔浩还大的高允都能被饶恕，崔浩为什么不能被饶恕呢？唯一的可能就是：《国史》一案应该只是个引子，崔浩被杀的真正原因绝不止于此。

这一点其实没什么争议，后世的历史学者们也认为崔浩之死与《国史》案关联不大。有争议的是：崔浩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拓跋焘杀死的呢？

当我初次读到崔浩的相关传记时，总会联想到前秦的王猛，在我看来，他们都是“鹰犬型的能臣”。但在崔浩临死之前，却把自己从前的形象给毁了。

在拓跋焘的盛怒之下，崔浩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知所措和语无伦次，临刑前遭受无情侮辱之后，那种可怜又无助的形象，好像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尤其是和高允那种大智大勇大仁大义的表现一对比，更让人感觉崔浩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无所不能。

于是召浩前，临诘之。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资治通鉴》·宋纪七

其实崔浩和王猛真的是一体两面，他们只是皇帝的鹰犬，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的意见他们都敢于无视。但当他们面对皇帝的震怒时，崔浩吓得战战兢兢，王猛扔下大军特意跑到苻坚的军营拍马屁，其实都是一种进退失据的表现。

高允之所以能够表现出自己的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原因在于他并不是皇帝的鹰犬。他可以坦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担心皇帝会用特殊的眼光看待他。

但高允也有无奈，他是太子拓跋晃一系。所以当拓跋晃希望高允与崔浩撇清关系的时候，高允却选择了向皇帝如实交代，从而使拓跋焘并没有因《国史》一案株连太多人。

高允用坦诚的姿态，向皇帝表明心迹：我永远都是皇帝的臣子，然后才是太子的亲信。高允的做法，等于是告诉太子拓跋晃，我绝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放弃原则。

高允的选择，绝对称得上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处于高允的位置，能考虑出这种利害关系的人有很多，但真正有勇气去做的人，恐怕万中无一。

因为做出这种选择，不但需要考虑清楚利害关系，更得对皇帝和太子有着绝对的信心，相信皇帝和太子不会因为这种事情怪罪自己。

如果皇帝拓跋焘看不透这一点，他完全可以把高允牵扯进去，崔浩都能杀，再加一个高允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太子拓跋晃看不透这一点，他完全可以把高允当做叛徒，将来找机会收拾高允。

高允能看透拓跋焘和拓跋晃，我相信崔浩也有这种智慧，但崔浩显然不具备这样做的客观条件。

当崔浩与太子拓跋晃的意见相左时，他的内心一定也是充满无奈的。太子是未来皇帝，国之储君，任何人都不会没事找他的麻烦。但崔浩却没有选择，如果皇帝要求他这样做，他就必须这样做。

崔浩与太子拓跋晃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他们对佛教的态度上。拓跋晃公开支持佛教，而崔浩却是一心要彻底剿灭佛教。这是崔浩的意思吗？当然不是，这是皇帝拓跋焘的意思，崔浩只是执行者。

浩素不喜佛法，每言于魏主，以为佛法虚诞，为世费害，宜悉除之。浩因说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资治通鉴》·宋纪六

从表面上看，拓跋焘是在崔浩的劝说下才决定灭佛，但真相显然不是如此。在崔浩死后不久，佛教就在北魏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其所代表的力量之大，我们可想而知。崔浩一心要把如此强大的一股力量往死里整，他可能遭受的反扑会有多大，我们也能想象。

崔浩之死，主要是因为皇帝拓跋焘与太子拓跋晃、豪门士族以及佛教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矛盾。换而言之，拓跋焘不想让这些矛盾表面化，所以许多事情不方便亲自出手，只能由崔浩出面。而当这些力量的反扑越来越强大时，崔浩只能被推出来当成牺牲品。

这件事没有直接证据，但有一些旁证：在数年之后，拓跋焘又对太子拓跋晃展开了新一轮强硬打击，拓跋晃的大批亲信和属员被杀，他本人也抑郁而亡。

从表面上看，拓跋焘是在宗爱（拓跋焘亲信太监）的挑唆下才决定打击太子拓跋晃，但真相显然不是如此。无论是崔浩还是宗爱，其实都扮演着同一个角色，区别就是崔浩被推出来当成牺牲品，而宗爱却铤而走险杀了拓跋焘，但最后依然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打击崔浩时，佛教力量并未直接露面，但在崔浩被杀后，佛教势力开始蓬勃发展，拓跋焘对佛教的压制变得缓和。当拓跋焘去世之后，佛教的力量更加无可抑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崔浩一直在与一个势不可挡的利益集团做着绝不妥协的斗争，他的前途会怎样？这就不用细说了。

崔浩被杀也有胡汉矛盾的影子，崔浩作为汉人豪门士族的代表成员，自然倾向于支持汉人豪门士族的发展，折页不可避免地会触犯胡人豪门士族的利益。汉人豪门士族的兴起，很大程度是拓跋焘出于牵制胡人豪门士族的需要。可一旦反扑力量过强的时候，拓跋焘肯定会把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崔浩被杀，并不奇怪。

以《国史》案为引子，汉人豪门士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崔氏被灭族，与其联姻的家族也被灭族，比如说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其他大大小小的豪门士族都有人流血。

六月，己亥，诏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馀皆止诛其身。——《资治通鉴》·宋纪七

其实在这一系列事件之中，崔浩也不是没有自救的机会，但他有些忘乎所以，最终落得一个惨淡收场。

基于拓跋焘的观点，他应该不会有彻底灭佛的想法。因为在当时的北魏，佛教已经席卷了整个上层，彻底灭佛的后果是任何人都难以承担的。

正如任何想要集权的刘宋孝武帝刘骏一样，他顶多也就是提拔寒族，再杀掉几个不长眼的豪门士族（王僧达等），却从来没有搞一次大屠杀，把豪门士族全部杀光的想法，成熟的政治家是不可能这样自毁根基的。

或许拓跋焘授意崔浩严打佛教，可到了崔浩那里，就变成了剿灭佛教。程度变了，性质自然也就变了。

再说《国史》案，自汉武帝发明了“君权神授”的理论之后，所有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缺点一大堆，但依靠着“神”的旨意成为了开国皇帝。这样写的好处是：避免了“努力就能当皇帝”的政治不正确。

史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开国皇帝的缺点，却不代表史官可以毫不修饰地写出开国皇帝的缺点，这个度是需要仔细拿捏的。崔浩大概是长期受到拓跋焘的宠信，有点不知道轻重了。

崔浩在编写《国史》时，显然自恃皇帝宠幸，有些忘乎所以了。他写的许多敏感内容，并没有经过仔细推敲。更可怕的还在于：他竟然把这些内容刻在石碑，任由过往行人品评。

这虽然不是小罪，但也算不上多大的罪，按照高允的话说：不够死刑。

但崔浩此前一直是皇帝拓跋焘的鹰犬，他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几乎所有人都在争相落井下石，其目的只有一个：把事情搞大，弄死崔浩！

崔浩被杀的时候，几十个士兵在他身上小便，崔浩哀号的声音传出很远，大家却嘻嘻哈哈。这些记载虽然未必是真的，但从这些记载所流露出的情绪来看，当时人们对崔浩的怨毒之情有多深。北魏一百余年，被杀的高级官员多得是，但享受这种待遇，被史书明确记载的只有崔浩一个。

执浩置槛内，送城南，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资治通鉴》·宋纪七

这是崔浩做人的失败，他没有在“鹰犬”与“和事佬”之间选择一个缓冲点，所以当矛盾无可避免的时候，崔浩也无法避免被杀的命运。

但我们又很难苛责崔浩，因为要在“鹰犬”与“和事佬”之间选择一个缓冲点，本就是难上加难的事，崔浩做不到，不代表他智慧不足。

崔浩作为皇权意志的体现，人们对他的怨恨其实早已指向了皇帝拓跋焘，所以拓跋焘根本不敢保护崔浩，只能一再表明自己受到了蒙蔽。

崔浩被杀之后，汉人豪门士族受到了沉重打击，佛教得以加速发展，但皇帝拓跋焘与太子拓跋晃之间的矛盾却并没有缓和。

在这种背景下，宗爱成为了第二个崔浩。但这一次拓跋焘明显玩脱了，宗爱为求自保，居然走上了弑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