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汉族南迁

中原文明曾经遭受过游牧民族的多次重创，引起几次大规模南迁——

西晋末年（311年）的永嘉之乱。匈奴等游牧民族攻下洛阳，掳走晋怀帝，晋室政权流亡南方，建立了东晋。北方士族豪门纷纷南迁，进入长江以南，史称“衣冠南渡”。

宋代（1125—1127年）的“靖康之耻”，金兵灭亡北宋帝国，掳走宋朝徽、钦二帝，宋室被迫南迁，建都临安（杭州），史称南宋，这次中原文明的大举南迁，规模之大，超过以往各次。

还有一次大规模的中原文明的南迁虽然不是游牧民族引起的，但效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发生在唐代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

民族的迁徙造成语言、服饰、文化习俗等等一系列的改变。比如满清入关，剃发易服，须知“唐装”旗袍并非中原汉人的传统服饰，现在在日本人的传统服装——“吴服”，就是晋室南渡后吴地的服装，才是汉人的正统服装。

一、永嘉南渡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战乱，周边部族内徙建立割据政权，酿成永嘉之乱。中央朝廷受到威胁，晋元帝司马睿率中原汉族臣民南渡，建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任王导为丞相军咨祭酒，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王导依赖南渡的北方士族，团结江东豪强，协助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

唐刘知几《史通·邑里》:”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后用以借指唐”安史之乱”后，中原士庶避乱南奔之事。也指北宋末，宋高宗渡江，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中原士庶南迁之事。

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衣冠”在本体上指的是衣服和帽子，泛指的是人用来遮体的一切物件，其深层次的意义是所谓的汉民族建立起来的文化和文明。

孔夫子曾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没有管仲，我们就被蛮夷化了。因为中古时代的北方游牧民族是披发（散乱着头发）左衽（与汉族的右衽相对）．

汉族地区的服装是左前衣襟向右拉掩住右襟，而当时的北方游牧民族是右前衣襟向左拉掩住左襟，但是这种规范不能绝对化。

衣冠南渡即是中原文明南迁，晋朝首都迁至江东建康（今南京），自此史称东晋，这是中国首都迁至江南的开始。

衣冠南渡在各地区的情况

１、在福建，有“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之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一直处于政权分裂和地方割据状态。这时的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百姓们流离失所，但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地区，政局相对稳定，于是，大批中原百姓南迁来闽。

自永嘉二年（308年）起，中原汉人开始大规模进入福建，入闽的主要八姓，指林、陈、黄、郑、詹、邱、何、胡。

衣冠南渡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也是北方汉人与闽人的一次大融合。“八姓”入闽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定居在福州地区，使晋安郡的人口激增一倍以上。乌石山道士井是当时的林姓居住处，黄巷是当时的黄姓居住处；现在还有他们的一些族谱。

这些移民带来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２、江南

东晋建都江南，大量士族从华北，南下江南一带，在江南落地生根。华北士族南渡，号称侨姓，居首者：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汝南袁氏、兰陵萧氏，合称”王、谢、袁、萧”。尤以王、谢最早追随晋室南迁会稽（今绍兴），因而也得以及时掌握东晋权力中枢。

北方士族则以崔、卢二氏为首，崔、卢因家族庞大，产业过多，几乎无人南移，而后崔、卢在华北较有势力，这也是为何东晋中枢不见”崔卢”二姓的原因。刘禹锡一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使世人只知”王谢”而不闻”崔卢”。

此外也有其他士族南渡，如祖逖、苏峻由原本山东迁居至江南；后期的卢循乃由北方的范阳南下。

对浙江影响包括：一、永嘉南渡直接导致了江淮地区的吴语官话化而成为江淮官话；二、江淮地区（今江苏浙江地区）文化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形成了后世瞩目江南文化、以及现在仍然傲视全国经济优势.

二、靖康之耻

靖康之耻发生于北宋皇帝宋钦宗靖康年间（公元1126~1127年）。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在城内搜刮数日，掳徽宗，钦宗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卿等数千人后北撤，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北宋灭亡，南宋帝国在风雨飘摇中宣告诞生。中国人陷入长达十余年的兵凶战危血雨腥风之中。又称靖康之难、靖康之祸和靖康之变。

北宋都城汴京被金军攻破，共俘虏后妃三千余人，民间美女三千余人，以及大臣、宗室家属数千人。当时，金国左副元帅粘罕率军驻扎在汴京城西南五里的北宋皇帝郊祭的斋宫青城，右副元帅斡离不衰君驻扎在汴梁城东北五里的刘家寺，六千女俘大多集中在这两处。据《开封府状》记载，在这些女俘中，就有“帝姬，即公主二十一人”。按徽宗共生女儿二十六人计算，除去早夭4人，最小的年仅一岁的恭福帝姬北行时下落不明外，其余的帝姬则一网打尽了。

《南征录汇》载：“原定犒军费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须于十日内轮解无阙。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

据史料记载，被金兵押解的第一批有“妇女三千四百余人”，三月二十七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一个月内就死了近一半。活下来的人是幸运的，但等待她们的仍是悲惨的命运。五月二十三日，赵构之母韦后、妻妃邢等宋俘终于到达金上京。六月初七，金国皇帝接见韦后等人，随后赐赵构母韦后、赵构妻子邢秉懿和姜醉媚、帝姬赵嬛嬛等十八人居住在浣衣院。其实“浣衣院”，并不主浣衣之事，实乃军妓营。韦后等十八名贵妇第一批入院。到徽宗抵上京后，这浣衣院热闹非凡。据《呻吟语》记载:“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 可见此时这些尊贵非凡的宋朝皇室女子已经沦落为娼。

被押解至东北的赵宋宗室上千。后来后金满族第一大姓“伊尔根觉罗”据《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又作“宜尔根觉罗”、“觉罗”或“伊尔根”，满语“民”的意思。其汉姓为“赵”（也有“佟”“顾”“伊”“萨”“公”“兆”“曹”“包”“哲”“席”等）。《黑龙江志稿·氏族》载：“觉罗者，传为宋徽、钦之后。”清代满文创始人噶盖之裔汉姓“赵”，尚书顾八代之裔汉姓“顾”，副都统萨哈岱之裔汉姓“萨”，大学士伊桑阿之裔汉姓“伊”。不排除有满州望族是宋皇室后裔。

被扣留在金国的北宋使臣宇文虚中曾遇见沦为歌妓的北宋宗姬，作《念奴娇》词称其为“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另一使臣吴激作《人月圆》词也说：“南朝多少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在这纷乱期间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举兵脱逃，在南京称帝，是为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于江浙沿海一带，有一个时期亡命于海舟之上。后来总算定都（只称“行在”）于临安（杭州）。又直到1141年秦桧的和议成功，赵构向金主称臣，每纳岁币银绢各二十万，又认定淮河为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较安全，如此保持半壁江山至1279年亡于忽必烈之元，先后延宋祚又153年。

宋试南渡，汉文化核心也随之转移到了江南。

三、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我国历史一次重要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乱”系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55～762年）结束，前后达七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

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15万的兵力，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

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四海南奔似永嘉”。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

三次衣冠南渡，中国的农业中心从北向南转移，文化的中心亦随之南移，造就了江南的经济和人文基础。

而每一次游牧民族的南向牧马，汉文明的衣冠南渡，都是对江南的一次开发、拓展和提升，也是对江南这个概念的锤炼。正是在这一次次的锤炼中，江南长大了，成熟了，江南的形象越来越鲜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