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的家国情怀

叶企孙先生的家国情怀和人格魅力是有口皆碑的。王大珩说:“叶先生不仅教我学知识,更重要的、使我终身受益的是,我从这位老师身上学到爱国的、无私的品格。”

王大珩于1938年赴英国留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在谈到自己为什么从物理学改学光学时说:“在设置留学生的专业和名额上,叶先生有深谋远虑。在抗战前中国的光学工业是零,而国防需要光学机械,为此他设置了应用光学这个名额。”王大珩学成回国后,成为我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其爱国奉献的精神与恩师叶企孙一脉相承。

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出生于上海,名鸿眷,号企孙。叶家乃书香门第,祖父叶佳镇曾得国子监簿衔封号,官至五品;其父叶景澐(yun)是举人,19世纪初曾受清政府派遣,和黄炎培、沈恩俘等一起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创办新式学校,致力于现代教育,曾任敬业学堂校长、上海教育会会长等职,1914年任北京清华学校教员,讲授国学。

叶企孙七岁时,母亲病逝,兄弟姐妹七人中,企孙最小。丧妻之痛使醴文公身染重病,病中他立下遗嘱,以作后代的”修身”指南。遗嘱要求子孙:“慎择友、静学广才、行己俭、待人恕、勿吸鸦片、勿奸淫、勿赌博、勿嗜酒、勿贪财。”这份早立的遗嘱被叶企孙视为父亲留给他最宝贵的财富,他一直精心珍藏,伴随他度过一生。考察叶企孙一生走过的足迹,遗嘱所言,可谓是他品格与情操的真实写照。

叶企孙勤奋好学,受父亲的影响,幼年熟读古书,对中国古代算学名著和天文、历法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得益于父亲的开明思想,少年叶企孙在攻读传统经书的同时,也开始接触到西方科学文化及应用——“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15年,叶企孙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抱着“尔等学生当注重科学之理解,以探天地之奥窍,以谋人群之幸福。庶几国家日进于富强,而种族得免于淘汰矣”的志向,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报告“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他当时不过十七岁,就开始了科学救国的实践。

1918年清华毕业,旋即赴美深造。凭着对历史纵向的洞见,对世界横向的比较,对国运的担忧,对自己禀赋的体悟,叶企孙把留学的方向瞄准当时人类科学发展前沿、正飞速发展的物理学。这一高瞻远瞩的选择让他走到了世界科学的前沿,成为中国现代科技的奠基者和设计者,为中国此后的发展及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18年,叶企孙从清华毕业,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1920年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同年 9 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实验物理大师 P.W.布里奇曼(194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21年,哈佛大学教授 W.杜安主持一项重要物理实验——精密测定普朗克常数(h),邀请叶企孙和另外两位学者参加。研究结果在1921年上半年的美国科学家院刊和美国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 值并沿用了十六年之久。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在1935年所著书中称该实验是“一次对普朗克常数最为可靠的测定”。

叶企孙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短短几年时间就攀上两座世界科学研究的高峰——辐射常数h值测定为人类继续攀登科学高峰建起了新的台阶,高压磁性研究使他成为中国现代物理学中研究磁学第一人。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去到世界科学的前沿——欧洲考察科技文明是怎么发展的,以有效利用科技振兴国家和民族。他先后参观了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英国的一些大学的物理研究所和实验室,并拜会了物理学同行。叶企孙在清华创建物理系时的种种措施,都能让人觉察到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思想和经验。

1924年回国后,叶企孙历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聘请名教授来校,实行“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的办学方针,他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所提倡的教育思想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创办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北京大学磁学专门组。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1936年起任会长。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叶企孙当选为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并为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常委。并参加过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八十多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们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

“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到外国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叶企孙的爱国激情,对科学救国的远见卓识,对青年学生所寄予的厚望深情,深深地震撼了王淦昌和其他学生。从此,爱国与科学紧密相关的道理也成为王淦昌生命中最重要的明灯,指引着他一生的道路。

叶企孙一介书生,志于以科学理性的方式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但在外敌入侵之际,没有退缩,挺身而出,用自己的专业和影响上演了一场书生上马击贼的惊险剧。

叶企孙(前排左四)与清华物理系师生合影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叶企孙对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表示强烈的愤慨;面对九·一八以来日军侵略的步步扩大,他竭力主张抗击。1933年热河轻易失守,他十分气愤,和另外四位清华教授一起联名提请召开临时教授会议,给国民政府发了一封措词严厉的电报,谴责不抵抗行径,甚至呼吁严究“蒋委员长”、“宋代院长”的责任。

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叶企孙起草电文,和梅贻琦、陶孟和、胡适等北平教育界人士联名通电全国,声明“华北民众无脱离中央之意”,揭露日伪汉奸分裂中国的阴谋。

1936年绥远抗战,叶企孙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支持学生赴绥远劳军,他和学生一起前去慰问将士。他的一位学生还记得他当年在课堂上讲过的话:你们学物理不能光搞理论,打起仗来,你们也得做些实事,比如提高蒸汽机效率等。

1936年“一二九”运动时,叶企孙为参加南下请愿团的物理系学生钱伟长等送行,嘱咐沿途小心,并出钱资助。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奉命南迁。1937年9月,叶企孙抵达天津,准备乘船南下,但不幸染病,只得滞留天津治疗。叶企孙养病期间,清华大学决定在津设立临时办事处,负责帮助清华的师生员工南下和照管清华在天津的财产。办事处由叶企孙领导,熊大缜协助。面对全国熊熊燃烧的抗日烈火,熊大缜毅然决定弃教从戎,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战。从个人感情和熊大缜本人的前途考虑,叶企孙不同意他前往冀中,然而“事关抗日,事关民族救亡,我无法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

1938年4月初,熊大缜派人到天津与叶企孙联系,请求帮助,希望他为冀中介绍技术人才和购买军用物资,叶企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叶企孙奔波于天津、北平之间,物色技术人才,动员他们前往冀中投身抗日。当冀中出现技术上困难时,叶企孙本人一度也有去冀中服务的考虑,但由于各种原因终于未去,坚持留在平津,冒着生命危险,为冀中购买军用物资,其中有医药、炸药原料、无线电零件、制备雷管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铂丝、电动起爆器等等。购买这些物资所用款项三万多元也由他四处募捐筹集,其中有清华大学基金一万元,清华子弟学校的基金一万八千元,其余为私人捐款,他本人手中的积蓄五百元全部拿出。

他在天津英租界内还领导了为冀中制造炸药和装配电台的工作,参加者有林风(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等人。

叶企孙到后方后,和冀中抗日根据地一度仍保持着联系,他还想办法为冀中筹集资金,购买制造军事装备的物资等。他还著文介绍冀中的军事敌我攻守情况,经济上的货币、商品流通、职员薪资、农业生产和生活情况。并说“凡是确在做抗战工作的人,大家都应该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可以说,叶企孙是知识界的全民抗战工作的积极倡导者、支持者、推动者和参与者。

左起: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叶企孙又像初创清华理学院时一样,向国内外杰出的人才广发电报、信函和聘书。杨武之、赵忠尧、华罗庚、余瑞璜、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葛庭燧、胡宁、黄昆、朱光亚、李斌宁等人就是这样被叶企孙从四面八方召回清华的。在叶企孙的邀请感召影响下,一大批留学生和中国在外人士回国参加建设事业。钱三强1949年4月20日致信葛庭燧道:“知道今夏要回来,高兴的要命,老人家更是高兴。”“老人家”指的就是叶企孙,可见叶企孙当时的态度、师生关系以及影响程度。叶企孙对学成后纷纷回国的弟子们悉心照护,安排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

1950年夏李约瑟博士来信,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拟聘叶企孙任自然科学方面的顾问,征求他的意见。叶企孙因联合国当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拒绝。

叶企孙培养了中国几代的科学精英,入其门中的优秀人才迄今比国际上任何一个“物理中心”或“学派”都要多,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肩历代任何一位教育家。叶企孙出国深造是跟随现代物理学的名师作研究,熟悉科学的最新成就和方法,并与这批国际上最优秀的科学家群体结交。回国后一方面继续国外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挑选有天分的青年学生加以培养,派送他们到国外师从顶尖的科学家。就这样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科学家梯队,使新中国很快就拥有了“二弹一星”等高科技成就。

1964年,叶企孙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正式建议开展我国的人造卫星研制和空间物理探索,并亲自筹建了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天文史组。

1988年10月24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时,邓小平曾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的国际地位。”而创造“二弹一星”的科学家几乎都是叶企孙的弟子,叶企孙是“二弹一星”真正的鼻祖和奠基人。

更多的事迹都说明,叶企孙不仅是位卓越的科学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爱国志士。在叶老的家国情怀影响下,他的学生们为国家的强大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告慰叶老的。唐朝大诗人韩愈说过:“事业功德,老而愈明,死而益光。”

叶企孙先生以清华为家,以教育为家,以国为家。忧国忘家,舍小家为大家,终生未娶,以学生、校友和爱国人士为家人。叶企孙先生虽没有子女,可是他为中国培养了千万英才,视学生和人才为子女;叶企孙先生虽没有遗产,可是他为国家贡献了巨大的科技财富,为中华民族树立了永恒的典范。他的英名永远流传在炎黄子孙心中,是我们叶氏族人和国人的骄傲和榜样!我们叶氏后辈和大家一样,学习和缅怀叶企孙先生,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富强国家。

叶企孙学生

于敏:中国“氢弹之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王大珩:“中国光学之父”,主持制成了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大型光测设备。

王希季:中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气象火箭、生物火箭和高空试验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长征一号”火箭的总设计师。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小卫星首席专家,双星计划工程总设计师。

朱光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孙家栋:中科院院士、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任新民: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六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陈芳允:无线电电子学家,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陈能宽:中国核武器爆轰物理学的开拓者。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工作中,主要领导组织了核装置爆轰物理、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

周光召: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

屠守锷: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开拓者之一。领导参加地空导弹初期试制,任副总设计师;研制液体弹道式地地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任总设计师;研制洲际导弹和长征2号运载火箭,任总设计师。

程开甲:程开甲是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是中国定向能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专著,2013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彭桓武:对中国第一代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和理论设计作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王淦昌: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科学设想,是世界上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开辟了氟化氢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

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被称为“两弹元勋”。

赵九章:是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人。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

钱骥:参与制订星际航行发展规划,组织编写《我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纲要设想》,东方红卫星和返回型卫星总体负责人。

钱三强:“三钱”之一,中国核弹之父。

郭永怀: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倡导了中国的高超声速流、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