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办苏纶纱厂的是是非非

作者：蓝无瑕

两江总督张之洞为“振兴商务，自保利权”，主张创办新式纱厂、丝厂，苏经苏纶股份有限公司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1932年7月，苏纶纺织厂“飞鹰牌”商标注册证

首先，由苏州地方政府出面向商民借款五十四万八千两银子，又由官府筹拨二十三万五千两，以建造厂房、购买设备和开办之需。1897年苏经苏纶两厂投入生产，初由丁忧在家的陆润痒出任经理，后几易其主，企业经营性质也发生多次变化，但它在苏州近代实业史上也有一席之地，史称苏纶纱厂与南通大生纱厂、无锡勤业纱厂等代表了”中国纱业之先进，亦新工业之前导”。尽管有此美誉，苏纶纱厂的经营发展并不顺风顺水，经历了官督商办、股东自办、招商租办的曲折历程，其间危机四伏，矛盾重重，在磕磕碰碰中艰难前行。一份宝通公司租办苏纶纱厂的合同，再次揭开了苏纶厂屡次租与他人的历史。

苏纶纺织厂“天官”商标

1917年2月17日，苏纶纱厂经理王同愈、王驾六与宝通公司经理刘柏森签订租办苏纶纱厂合同。双方议定条款二十八条，涵盖基本的租期租金、双方权限、租赁范围等内容，就租金支付方式、”天官”商标使用、房屋设备的保险、认付捐税及机器设备的管理、维修、费用等事项达成共识。宝通公司租用苏纶纱厂除剥衣厂外的所有厂房和生产设备，租期从民国六年阴历三月初一至民国十年六月底；一年租金六万元，按季预付一万五千元，另外租方支付押金一万五千元，等四年租期满时返还宝通公司。”天官”商标是苏纶纱厂的当家花旦，在全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苏纶纱厂与宝通公司约定，若后者继续使用”‘天官’商标之时，要加以区别，以免妨碍’天官’牌面”；　同样苏纶纱厂的厂名也不得更改，加注宝通牌号。当时苏纶纱厂的安全防范意识较强，对所有房屋、生财、机器都办理保险，在与宝通公司签订合同时也说明对于”锅炉、引擎、机器及厂内房屋、地板修理”由苏纶纱厂承担维修费用，如果因员工疏忽大意造成损坏的维修则由宝通公司负责，另外厂内的钢丝车、纱车等的修理费都由苏纶纱厂承担，若由宝通公司垫付的修理费则从第二年的租金中扣除。纺织机器设备特别需要保养与维护，且能确保租期内设备的完好，双方对此专门约定：”厂内各车平时既不开足度数，亦不将各车全行开齐，须停出一二部，每一旬日亦须按照厂例停工一日，揩车、修车以维公物”。应该说，双方考虑问题相当周密，因此条款写得比较细致。
或许是缺少像张謇这样精通实业的灵魂人物管理的缘故，苏纶纱厂与大生纱厂相比，其经历比较复杂，其成就与影响力也无法望其项背。陆润痒”服阕进京”后，由祝承桂接办五年，连年亏损，一蹶不振，接着又由费承荫领租五年，股息由原来的七厘改为三厘，负担较轻，兼因中日战争，日纱减少，加之费氏经营有方，生意逐渐好转。谁料股东们眼皮薄，不懂双赢的道理，要求收回自办。创办企业岂是那么容易，虽苏纶苏经两厂冠之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名号，但这些股东们只愿收取股息，”不愿与共盈亏”，把企业当成提取利息的银行。大股东张履谦、吴讷士等人无奈之下另集股本，继续开办，维持厂务，走上招商自办的道路。民国后，一度与源记公司合作，而今又与宝通公司牵手。按照当初签订合同的惯例，要有中间人、担保人、见证人，苏纶纱厂与宝通公司的这份合同由杨冀之作中间人，宝源纸厂作担保，马润生、吴讷士、姚清溪三人作见证人。宝通公司接手后用心经营，生产的通记”天官”牌纱十分畅销，因此昼夜生产，形势一片大好。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宝通公司与苏纶纱厂作为租方与出租方，休戚相关，前者生意好，对后者十分有利，因为合同中讲明：”获有盈余，租商愿将所余红利提十五分之一与厂商，以作中金、见议酬劳之用”。
然而，王同愈、王驾六风闻宝通公司并没有按约定按旬停工，进行设备保养，担心”机车摩擦过度，易于发热，致发生意外危险”，而之前苏纶纱厂向保险公司保险三十七万两，但发展到此时的苏纶纱厂的价值已”超倍于原保数额”，万一发生意外，那么损失必定惨重。近期又得知上海宝丰纱厂因电线老化引起火灾，且因工厂并未办理财产保险，而导致巨大损失。王同愈、王驾六写信给苏州总商会，请其与宝通公司沟通，说”宝通公司既不履行原订合同，按照厂例逢旬停止，昼夜工作，任意将各方车开足度数，不独机身受损，实亦意外堪虞。是以厂商等万难再安缄默，不得不先行声明，应请转知宝通公司租商，完全担保该厂全部财产之责任，一面仍按照合同循例停工，勤加修护而免疏虞”。
宝通公司接到苏州商会的公函，有点莫名其妙，声明自己并没有违反合同要求，”每月必停工三日修车、揩车，每日必停车一部，修理平车，厂内有报单可凭”。同时他们认为如果保额少的话，对方可以”酌量加保”，而不应把”全部财产之责任”推给自己。王同愈、王驾六对宝通公司的回复并不满意，进一步向苏州商会说明由于宝通公司的疏忽，已于1919年12月29日发生过两起失火事件，因此强烈要求对方”按照合同每旬停工一日计足昼夜二十四小时”。宝通公司则反驳停工一日仅停日工不停夜工。双方僵持之时，中间人杨翼之先生出面调停，说服宝通公司”代为加保二十三万，共成六十万之数，以表示主宾格外亲睦之意”。宝通公司的诚意，也令王同愈、王驾六作出让步，同意停工以十二小时为度，即停日工。双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批注合同条文》，规定宝通公司”每年加付保险银三千两，交与厂商，由厂商自行加保”，同时厂内各车每日停两部，每旬停工一日（以十二小时为度），这份针对保险与停工的补充协议送交苏州总商会备案。为了防止节外生枝，保障自身的利益，宝通公司专门申请更正注册，将公司业主、营业、商标、商号名称一一禀报。
1921年9月，苏纶纱厂与宝通公司的合同虽已到期，由于合作愉快，双方继续合作。可节外生枝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苏纶苏经两厂股东联合会代表洪伯言与维持会代表朱瑞麟发生纠纷，朱瑞麟声称”洪伯言创设联合会推翻从前不共盈亏之定章”，恳求吴县知事裁定，维持旧章，洪、朱因此产生矛盾。而洪伯言对苏纶纱厂对王同愈、王驾六也有意见，认为他们”违法擅取侵害股东权利”，要求取消已到期的与宝通公司的租约，”由本公司股东收回自办”。这三方矛盾犹如复杂的三角关系。王同愈、王驾六深叹多年来身负艰巨任务而”无丝毫之权利”，一两个股东不明就里，”妄自纷呶，某等真不直与之一置喙”。显然，这次纠纷并没有影响宝通公司租用苏纶纱厂，直到1925年8月，宝通公司因停工不再支付租金，苏纶厂与其交涉两年无果后，才结束与其合作，由苏经苏纶丝纱两厂新任经理张一鹏正式与宝通公司解除租约，而与洽记公司代表严裕棠、毛鉴清签订合同。
1925年8月24日，吴县知事公署签发布告，保护苏纶纱厂洽记公司承租开工。苏纶纱厂又转身为苏纶纱厂洽记公司，翻开了新的一页。故事仍在继续，1926年6月，苏纶纱厂被官府叫停工，”工人失业而呼吁，租户籍词以争讼”，苏纶纱厂的股东代表们无法应对这种焦头烂额的局面，纷纷辞职。苏纶纱厂、丝厂除了出售别无他法，以二十五万零五百两的价格卖与光裕公司，张一鹏、刘祖望、陆鸿仪作为清理员负责善后。从此苏纶厂一直由严氏经营，也结束了之前频繁易主、错综复杂的困境，且在严氏手上焕发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