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由巴蜀起义引发的大理国明治维新

来源：冷炮历史

古往今来，劳动人民与底层知识分子一直保持着某种潜在的天然联系。从众多打工人的均贫富追求，到几乎所有小镇做题家的咸鱼跳龙门梦，无不透露出对打破阶层壁垒的共同追求。哪怕身处异国他乡，也要把伟大理想与做题本能持续下去。

然而，如此朴素的渺小奢望即便得以实现，所能汲取到的成果也往往非当初所愿。例如那些因反对北宋统治而遁入大理国的巴蜀流亡者，就在数百年的域外生活中将自己成功转化为做题家。最终却由于无力应对社会变迁，成为被时代抛弃的多余部分。

巴蜀遗民的反宋起义

直至灭亡前夕 后蜀国都很好的保持着偏安一隅状态

早在五代十国阶段，中原各地都饱受战乱之苦。众多大小不等的朝廷与军头们割据一方，为保持穷兵黩武状态而不惜横征暴敛。相较之下，建立后蜀国的孟氏却不走寻常路，靠着轻徭薄赋等手段实现局部偏安。因此，有不外省少地逃亡巴蜀盆地避难，在安逸环境下重新经营田地。顺带又吸引来底层劳动者的主动依附，成为名为“旁户”的光荣打工人。

可惜好景不长，巴蜀的富庶很快引起北宋注意，进而遭到中原禁军的全线猛击。经过不到3个月的失败抵抗，孟氏后裔不得不把这片富到流油的家业上缴，任由对方开启丧心病狂式的巧取豪夺。仅仅十个光阴，就将曾经充盈的府库给全部搬空。接着是不再有靠山保护的地主，面对日益高涨的税赋只能笑脸相迎，转头将额外负担转移到旁户头上。

后蜀开国君主孟知祥的墓地现状

于是，苦不堪言的旁户只能忍痛放弃脚下耕地，转而上山从事还处于上升阶段的茶业种植。但如此欣欣向荣的新产业，根本不可能逃过北宋税吏的纳米级心眼。他们很快着手推广垄断，将茶榷制度推行到巴蜀全境。恰逢西川地区在公元993年赶上大旱，而钦定的税额照旧不能松口，便彻底把满腹怨气的苦哈哈们直接逼反。作为首领的王小波等人，更是打出“均贫富”的震撼口号。

当然，双方的实力差距摆在眼前。虽然义军一度在公元994年占据成都等地，还是免不了在次年遭彻底失败。除不幸的战死者外，另有残部转进至今日云南境内的大理王国。

大气磅礴的均贫富口号 并不能替义军抵消实力差距

化身做题家

云南境内的大理王国 成为巴蜀义军残部的落脚之地

虽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但北宋朝廷依旧将义军残部视为眼中钉和肉中刺。为了彻底拔除后患，任命曾参与弹压起义的雷有终为招安使，前去大理展开善后事宜。但后者并不愿以身犯险，转而寄出“以蜀制蜀”策略，将这份重担外包给自告奋勇的巴蜀嘉州士人–辛怡显。

奈何大理方面向来擅长阳奉阴违的慕化表演，对落难至此的义军残部采取庇护政策。其根本原因在于需要吸纳人口，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何况早在前朝南诏时期，西南贵胄就重用过从巴蜀俘虏来的县令郑回，如今也只是把传统艺能奉行到底。辛怡显本就是承包二手任务，自然犯不着全力以赴。加之宋朝奉行不要逼反大理国的国策，就没有在该问题上追查下去，仅仅是为惩戒而推出封闭隔绝。

为了能在宋朝使节面前蒙混过关 大理国便用祭拜诸葛的方法

以此彰显自己倾向中原的赤诚之心

另一方面，巴蜀义军虽高举“均贫富”口号，但绝非只会劫富济贫的草莽好汉。许多人并非目不识丁的赤贫底层，队伍中不乏饱读诗书的学者，只是因北宋的重税制度而惨遭破产。所以，他们在大理境内的生活也遵循着家风传统，尽力维持故国后蜀的那种儒家风范。

公元1978年，有学者在云南千寻寺的塔刹基座上，发现存在“通天人、当寺博士”的字样铭文。其中，“通天人”乃儒道两派的混合用语，而“博士”则为如假包换的儒学头衔。

由于佛教盛行 相关理念也影响着大理国的科举考试

在云南当地，科举考试的范围还更为广大，同步包容儒释道三家思维，形成名为“师僧”与“释儒”的独特文人群体。故而在大理国治下，职业做题家们也经常被称为“试郎”或“逸士”。

此前，大理国境内早已十分流行自印度传来的密宗佛教。除讲究相对封闭的小团体结构外，还包含有一些源于婆罗门教的苦行必有善果思维，与儒家读书人的十年寒窗行为不谋而合。因此，埋头读书成为被认可的修行范畴，对初来乍到的流亡者而言较为有利。他们既能安心准备考取功名，又能在地方上享受某些原属于僧侣的崇敬之心。

独特的地理位置 使大理能在中原文明外再汲取古印度文化影响

明治科举改革

流亡者的大举南下 促成大理国开办科举考试

根据铭文可知，当时大理国的年号恰巧为“明治”。其出处因为《周易·说卦》里的那句：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因而有学者大胆推测，本地的科举考试制度就发源于当时。若再考虑到与巴蜀流亡者的南下时间重叠，则无疑是当权派借新来者而采取的大胆改革。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大理版的明治维新不仅讲究儒释道并举，还提出“杂汉并进”的先进观念，允许不同族群的做题家都来参加考试。目的自然是为中央集权而打破地方贵族垄断，并给出生底层的做题家以咸鱼跳龙门希望，顺带让后蜀遗民们能如愿以偿的安定下来。但根深蒂固的民风结构，注定了这轮盘算的最终落空。毕竟，科举考试能在中原大放光彩，完全是因为朝廷高度集中兵权、财权，对各类权臣或外戚实施不定期捶打。

出土于四川凉山的大理国火葬墓 文官板俑

相比之下，大理国的科举只是费尽心思选出优秀做题家，而没有对地方上的世袭武士、寺庙僧侣有多少实质影响。所以，王城的资源空间始终相当有限，无法为每个科举英雄都提供一官半职。这些人便借助功名效应，跑去为领主、酋长和庙宇里效力。

例如《兴宝寺德化铭》、《嵇朔灵峰明帝记》等重要作品，都不来自段氏王族的核心统治区域内，而是成书于权相高氏一族所控制的姚安、昆明等地。其内容往往夹杂着大段赞颂高氏的彩虹屁，丝毫不用担心会因过度吹捧而功高盖主，导致自己一并被拉入诛十族清单。

《南诏图传》中的儒学文人、世袭武士和寺庙僧侣

其形象与日后大理国时代的基本类同

更为讽刺的是，创制科举的段素英之孙段素兴，因偏袒杨氏外戚而得罪了广大领主。最后被高氏带头按上涉黄渎职、违规建设等罪名，在黯然神伤中离开了王权宝座。换句话说，无数底层做题家所期待的“君主犯法与庶民同罪”，竟然是靠一众封建老顽固的暴力而得以实现。

此外，促成这些剧变的做题家们，亦如生活在后蜀时代的地主先祖那样享受着短暂太平。所以在成书于宋朝的《云南买马记》中，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跨国对话。某位带着“头囊”官帽的大理士人对宋使坦白，祖上就是被南诏军队抓获的猪仔。只不过自己早已实现完美翻身，根本不可能愿意回北宋治下的四川去当韭菜。

茶马古道的贸易线路

是维系北宋与大理国之间良好关系的经济基础

一朝回到解放前

大理虽能在蒙古帝国的铁蹄下幸免

却不能为更加残酷的朱明王朝所容忍

不过，时间的飞逝从不能被人的意志所固定。大理国的世外桃源日子，终究在元朝出现动摇，继而因明朝军队的南下而彻底告终。前者还只是搞分而治之，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上再添加居于顶层蒙古精英。后者则力图将所有条条框框都砸个粉碎，制造出完全一元化的饥饿盛世。因此，地方上的武士被屠戮殆尽，而做题家的后代们也只能成为降虏。唯有少数土司得以幸免，在祖传的一亩三分地中维持着残山剩水。

诡异的是，在明朝官方重新主持的科举考试中，竟没有将佛教因素连根拔除。即便是奉行铁血政策的沐英，也不得不对当地曾盛行的密宗表示过支持，还亲自批准保留昆明官渡的大黑天神庙重建。直到今天，那里还保留着具有浓厚印度婆罗门风格的仪式，用白牛驮着大黑天神像游街。

昆明官渡的大黑天神庙

现今的白牛迎土主活动 仍保留着浓厚的印度风情

当然，沐英的做法自有其道理，选择顺从的正统文人一直用笔为治安维持而大书特书。只不过在明朝奉行的高度平均主义下，更多做题遗民因失去金主而被迫靠微薄的份地收入续命。一面受到正统派的无情排挤，一面用非主流字体书写西南夷祖先的光辉历史。直到17世纪中期的风云突变，又接连迎来李定国和吴三桂的北方精兵。他们无不善于地对土酋、乡绅进行阶层重置，为日后来鄂尔泰改土归流扫除最后障碍。

至此，蜀、滇两地的做题家后代们重回底层，连祖先跑路与文宣的本领也丧失。他们抛弃逆袭幻想，心无旁骛的当起了本地宝。在农业生产中也要顺应内卷潮流，拆掉旧式的二牛抬杠犁，转而靠事必躬亲的人力耕作所有土地，老老实实为大清帝国贡献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