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永·弘安之役

蒙古崛起和元的建立

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崛起，蒙古骑兵横扫欧亚大陆，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帝国。早在1219年2月，蒙古和高丽就签订了“两国永为兄弟，万世无忘今日”的友好协议（《高丽史》卷103《金就砺传》）。从此高丽臣属蒙古，后高丽毁约断交，蒙古四征高丽，终于使高丽完全臣服。

1260年3月，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大多数正统派的支持下登上大汗位。5月，忽必烈称大皇帝（元世祖），建元中统。1271年11月，鉴于进攻南宋连连取胜之势，忽必烈在谋士刘秉忠、王磐、徒单公的协助下，终于正式建国号为“大元”。

元朝来使

忽必烈早听说过关于“黄金国”日本的事（当时日本是产金国），当时他正在对南宋用兵，而高丽的抵抗组织“三别抄军”也使蒙古军很头痛。为了应对这些状况，同时也为了得到日本的黄金，他希望能够使日本臣服。于是于蒙古·至元3年8月（1266年·和历文永三年）派兵部侍郎里德（一说黑的）、礼部侍郎殷弘等人带国书，在高丽向导带领下出使日本。但是使者到了巨济岛就因大风浪而返回，没能到达日本。次年6月，忽必烈再次派里德出使，严令高丽一定要把使臣送到日本。高丽国王派其朝臣潘阜代替蒙古使者传书。1268年1月，潘阜携国书到达大宰府。闰1月上旬，国书被送到镰仓幕府。当时年仅18岁，掌握幕府实权的北条时宗拒绝回复国书（当时的幕府执权是北条政村，于同年让位给时宗）。2月6日，幕府把国书传送京都，请后嵯峨上皇御览。朝庭经过连日的会议，最终得出了个“不回复”的结果。但是国难当头，朝廷也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做，由于不掌握军队，他们也就只能不断的在京都各大寺庙进行“敌国降伏”的祈祷。

潘阜在大宰府等了7个月，却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任何回复，不得要领而回。元·至元5年，忽必烈第三次派里德等出使日本，日本拒之于对马岛。后来在至元八年（1271年）和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又两次派秘书监赵良弼出使，也均被滞留于太宰府。但是这两次出使，实际是以侦察为目的的，期间赵良弼收集了大量关于日本的情报，得到了忽必烈的赞扬。赵良弼本人其实是反对出兵的，可是忽必烈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附蒙古国书内容：

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峰镝，即令罢兵，还其彊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東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至用兵，夫执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至元三年八月日

日本的战争准备

既然不回复蒙古国书，那就必须有蒙古入侵的思想准备。如果蒙古入侵，其登陆点必然是在北九州沿岸。于是，年仅18岁的幕府执权北条时宗命令九州的御家人构筑阵地，积极备战。同时，为了加强北九州和山阴沿岸的警备，免除了镇西九国和山阴四国的年贡，还下令禁止国衙·庄园·本所·领家收取钱粮。这当然是为了调集兵粮，但是这样一来，每年本来应该送到京都去的各国贡米都被截留，京都陷入了断粮的窘境。当时石清水八幡宫神官写的《八幡愚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蒙古不入侵，（我们）就都饿死在这里了。”

元军的战争准备

还在赵良弼出使日本期间（第4次），忽必烈就已经派6000元军进入高丽（当时元朝已经建立），进行屯田。1274年1月，赵良弼归国后，忽必烈为了准备远征日本，对高丽下达了造船的命令。为此，高丽征发了三万五千民夫，仅在10个月内，建造了大型船300艘，中型船300艘，补给水用的小型船300艘，合计共900艘。为了赶速度，船型没有使用坚固的中国式样，而是采用了简单的高丽式样，这在后来就成了灾难之源。

为了供给这些军队和造船工程，高丽百姓不但要出工，还要提供食物和造船用的木材，以及耕作用的土地和牛，生活苦不堪言，很多人只得以草木为食，因饥饿而死的人很多。

“文永之役”

元·至元11年（1273年·和历永和11年），忽必烈命屯戍高丽的凤州经略沂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率兵15000人，大小战船900艘出征日本。后又设立征东元帅府，以沂都、洪茶丘为都副元帅，军队增加到25000人。10月3日，从合浦（今朝鲜马山）出发，5日夺取对马岛，14日攻占壱岐。19日，在博多湾完成集结，20日清晨，元·高丽军开始分散在筥崎·赤坂·麁原·百道原·今津等地登陆。

前来迎击的日军以筑前守护少贰景资为大将，率九州军1万人左右，在箱崎设阵待敌。

午前十点左右，两军接战。这场战斗，从元·高丽的记录上来看，是一场元·高丽军占据绝对优势的一边倒的战斗。刚开始的时候，日军的士气还是很高的，但是，当博多湾沿岸喊杀声响起的时候，日军一下子就处于劣势之中。

元军士兵经过不断的侵略战争，历经各种残酷的磨练，其强悍程度远远超过幕府军的预计。而且，战法上的不同也使日军更加陷入混乱之中。

日本传统的战法是：以镝矢（一种射出去有尖厉叫声的箭）为开始战斗的信号，然后武士出来，自报家门，然后就是“一骑讨”。最多也就是一个武士带着几十个家兵的冲锋。然而这一套对元军完全不管用。有很多日本武士正在“呀呀，我是…”的时候，就被元军的弓箭射杀。

元军使用的是以钲·鼓为信号指挥全军的集团骑兵战法，往往当日军冲过来的时候，中间的部队往后一缩，两翼的骑兵往上一包，就对敌人形成了合围，被包围的日军就被尽数全歼。而听惯镝矢的日本战马听到元军的鼓声也往往发生混乱，不听指挥，不少日本武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射杀的。而且日本武士有割取敌人头颅以为战功的习惯，有不少武士就是在割打倒的敌兵头颅时被其他敌军杀死的。（相同的情景在后来清军和西方列强军队战斗中出现…………历史的教训阿）

元军在武器上也有极大的优势。元军的弓是短弓，看外表似乎没什么威力，实际上射程很远，约有200米左右，而日本的弓却只能射100米不到。而且元军的箭头上有剧毒，哪怕只是擦上一点也可能是致命伤。

然而最让日军吃惊的，就是元军的火炮了。当时的日军完全不知道“火药”为何物，每次看到炮弹爆炸的轰鸣和闪光就吓的肝胆俱裂，在实际交锋前日军阵中就陷入了大混乱。战至傍晚，各处的日军都惨败而归，全军争先恐后的逃入水城。

这一战，日军损失惨重，百道源战场上日军“伏尸如麻”，日军本阵箱崎方面完全被占领，祭祀着军神的箱崎八幡宫也被元军焚毁。

当晚，如果元军在陆上扎营过夜的话，也许历史将要重写。但是，不知为何，元军没有在陆地上过夜，而选择撤到船上。有种说法是：当时元军副统帅被日军弓箭射中，身受重伤，加之元军对日本武士的勇猛颇有惧意，又误判敌军数倍于己，再加上己方也兵疲矢尽，所以决定撤军。

不幸的是当晚发生了大风暴，由于构造简单的高丽船不够坚固，结果在风暴中相互撞击，或者撞到岩石上而沉没。元军落水淹死者有一万三千五百余人，损失惨重。

不过我觉得，元军既然决意攻日，又怎么会因为敌军勇猛而畏惧呢，他们可是横扫天下的强军啊。此外，既然孤军攻日，敌人的兵力超过自己这一点当然在事先的预料之中，而战局又是这样的一边倒，不太可能这样轻易就撤退了。至于说兵疲矢尽，那就更加奇怪了，横扫欧亚的蒙古军队，只打了一仗就疲劳了？先前对马、壱岐两处，守军不过几十人或者百余人，不过是往狮子嘴里扔颗豆子，根本不算什么，不可能让精锐强悍的蒙古军队变得疲劳。元军兴师动众，劳师远来，带的矢石弹药又怎么可能一战就用尽了？

也有的日本学者认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风暴。日本方面记录当时情况的《八幡愚童记》中完全没有提到风暴，只记载了“早上发现敌兵敌船全都不见了，吃了一惊”。不过在高丽的史书《东国通鉴》中有当夜大风雨，很多船被海岸的岩石和崖壁撞伤的记载。到底哪种记载比较可信呢？有种说法认为，《东国通鉴》的说法是本无意与日本开战的高丽的推脱之辞。我想，单从字面上来看，“大风雨”未必就等于“风暴”，“撞伤”和“沉没”更不是一回事。也有其他一些资料说，这次远征的士兵大多数是安全返回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文永之役”时，忽必烈并没有动真格的，而只是“威胁”，是要展示自己的强大实力，所以“元军晚上返回船上”后，就直接退兵了。所以在“弘安之役”前，忽必烈又好几次派遣使者去日本。

“文永之役”的神风之说是日本明治时代的学者提出的，这之前的人们只知道“弘安之役”时是发生了风暴，而“文永之役”中敌人是怎么不见的却是莫名其妙。我的想法是，明治时期，日本天皇在失去政治中心地位约700年后重新成为了政治中心人物，天皇再度被神格话。而天皇在“文永之役”中做的只有祈祷而已，“文永神风说”的提出，很可能是有政治目的的。

不管怎么说元军是退去了，“文永之役”勉强可以说是日本方胜利了。但是，在这场战役中，日本并没有从胜利中获得一寸土地，没有东西可以赏赐有功者，这就引起了很多御家人不满，最后勉强给予了120名御家人恩赏，但是所赏赐的土地也很贫瘠，房子也很小。就这样还有很多人得不到恩赏。著名的日本国宝《蒙古袭来绘词》，就是在这场战役中颇为活跃的竹崎季长为表示自己的功劳而请人画的。

（上图是《蒙古袭来绘词》中，描绘竹崎季长冲向元军，遭到元军弓箭射击，险些送命的场景。）

幕府的反攻计划

“文永之役”之后一年，即建治元年末，西国的御家人接到了幕府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命令：“做好来年春天异国征伐的准备”。命令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出征人员以御家人为主体，再加上西国非御家人武士。
2．船只、船头、水手从九州征发，不足的部分从山阴·山阳适当补充。
3．免除出征者在博多湾建造石垒的负担。
4．出征军总大将为少贰经资。
5．出阵基地为博多。

大致就是以上这些，出征的假想敌似乎是高丽。这个计划一直进行到第二年三月，最后因为得不到御家人的支持而无疾而终。

元使再来及“弘安之役”

“文永之役”后一年，元·至元12年（和历建治元年·1275年）2月，忽必烈再次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出使日本。4月15日到达日本，这次他们顺利到达了镰仓，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全员斩首的命运。斩杀外交使节，这在当时是非常之事，即使在现在，也是严重违背国际规则的事情。

当时，元朝已经吞并南宋，考虑到南宋一直和日本有各种比较密切的交往，在南宋降将范文虎的建议下，忽必烈再次派南宋人周福出使日本，当时杜世忠被杀的消息还没有传回。至元16年（和历弘安2年·1276年），周福等人在博多被杀。两个月后的8月，送杜世忠去日本的水手才回到高丽，带回了使者被杀的消息（可怜的周福，只差两个月）。
至元17年（1280年），消息传到元大都，忽必烈震怒，大喊“立即攻打日本”。是年下半年，元朝征调军队（包括南宋降兵），成立征东行省（也称日本行省）主持征日大计。

至元18年（1281年）正月，忽必烈命令元军兵分两路远征日本。一路仍由征东行省右丞沂都、洪茶丘带领，率蒙·汉·高丽军4万，战船900艘，从高丽合浦出发，是为东路军。另一路由从江南强行征发而来的10万士兵组成，战船3500艘，从庆元（今宁波）·定海出发，为江南军。江南军的主帅是元朝老将阿塔海，副帅是南宋降将范文虎。出兵之际，阿塔海突患重病，不能出征，实际指挥权就落在了范文虎手里，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说几句题外话，这个范文虎，本是南宋奸相贾似道手下的心腹大将。元军攻襄阳时，他率10万兵出援，督师李庭芝屡次命他进军，他却怕李庭芝立下战功，依仗贾似道，拒不进兵，自己却“日携美妾，走马击球军中为乐”，结果10万大军被破。后又和兵部辖张贵相约夹击元军，又失约，导致张贵战败被俘，襄阳失陷。不仅如此，在防守安庆时又不战而降。忽必烈用这种人为帅，等于是把10万大军的性命给扔出去了。

东路和江南两路大军约定6月前会于壱岐岛和平壶岛。7月，两路大军会合在平壶岛后，主力驻屯鹰岛，偏师进驻平壶岛，计划分兵数路进攻大宰府。但是，元军内部将帅不和，两路大军行动不协调，再加上日军已经吸取了上次的教训，防守严密，调集兵力达到6万5千人，又在海岸线上建造了石垒，防止元军登陆，致使元军始终不能得手，双方相持不下。八月初一夜，元军遭到台风袭击。由于战船是仓促建造的，质量很差，结果大部分船只沉没，军士溺死无数。日本《八幡愚童记》记载，当时海里死者相叠，好象岛屿一样，甚至可以在上面走路。《高丽史》中记载，生还者只有19379人，将官死亡率高达70%~80%，普通士兵的死亡率更是高达80%~90%。

实际上，范文虎在飓风来到前就看出天气不对，但是他却只顾自己的指挥船开进避风港躲避而完全不顾及自己的部下。初五，范文虎“独帆走高丽”（方回《桐江续集》卷32《孔端卿东征集序》），把10多万元军扔在了海岛上。日军上岛后，大部分元军战死，数万士兵被俘。10万江南军中，只有三个士兵勉强拼凑了条小船，逃回了故里。正是通过这三个士兵，忽必烈才知道了真相，愤怒之余将范文虎斩首。

现在看来，“弘安之役”日军胜利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博多海岸建造了石垒，阻碍了元军登陆。
2．了解了元军的战法。
3．以游击战法夜袭元军军船，颇有效果。（后来被元军防止）
4．两路元军之间行动不协调。
5．占元军大多数的高丽军和宋兵并没有什么顽强的战意。
6．最重要的，就是台风的袭击。

战后的情况

考虑到元军可能再来，幕府做了以下准备：

1．再次以九州御家人为中心，准备“异国征伐”，不过这次还是没能实行。
2．在九州御家人中实施“异国警固番役”，定期轮流去海岸线防守。
3．实施“石筑地役”，继续建造防御石垒。
4．在危急时刻，幕府御家人以外的人也可以拥有发布命令的权力。

以上的2、3、4几项，一直延续到镰仓幕府灭亡，而且战争胜利后又没有得到多少恩赏，这些都对御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幕府为了帮助那些生活特别困苦的九州御家人，出台了一条新法律，即：“做抵押卖掉的领地，只要不超过20年的，都必须还给原主人。”因生活困苦而卖掉土地的御家人很多，这条法律确实暂时缓解了他们的经济状况，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因为收入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增加。当御家人下一次想卖掉土地换钱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人来买了，也没人愿意借钱给他们。因为大家都担心什么时候又来条法律，要把土地还给他们。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争，各御家人的孩子们不能通过军功获得新领地，各御家人就只好从自己的领地里分出一块来给他们，这样一来，御家人的生活就更加困苦了。

日益贫困的处境造成了御家人对幕府的不满，这成了幕府灭亡的最大原因。但也有些看法认为，元军的两次入侵，使得幕府的支配权大幅扩大，北条一门的权力基础也得以强化。

不甘失败的忽必烈本来准备派遣第三次远征军的，至元20年（1283年）初，忽必烈下令重建攻日大军，建造船只并且收集粮草，但是遭到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只好暂时搁置。此后由于各地反元起义不断，用于征日的军队被派去镇压，致使其再次进攻日本的计划终于没能实行。至元22年（1285年）忽必烈再次下令打造战船。年底，征调江淮等地漕米百万石运往高丽合浦，又下令禁军五卫、高丽、江南等处军队于次年春天出兵，秋天集结于合浦。但后来因部分大臣反对，尤其还要对安南用兵，最后忽必烈不得不于至元23年(1283年)下诏罢止征日。此后，虽然还有过征日的议论和准备，但均未实现。直到大元末年，两国关系始终不睦，不过元朝对于中日民间的贸易和文化交往还是采取了支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