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之魂】文永·弘安之役：两次虎头蛇尾的战争带来了什么？

文丨AshuraSJ@bigfun社区

在《对马之魂》的早期游戏宣传中提到，本作的时间设定在1274年，也就是文永之役（第一次元日战争）时期；而在随后，游戏介绍中改变以确切时间确定时代背景的方式，仅仅提及本作发生在“13世纪末”——事实上，文永·弘安之役（两次元日战争）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性，很难将其单独拆开进行解构。因此，从游戏背景所处的时代出发，本文将从背景、起因、过程、影响等各方面，对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这两次战争进行粗浅简要的梳理。

·“蛮夷”之辩：镰仓幕府的外交困境

1234年，曾经攻灭北宋的金在南宋与蒙古的联合攻势下覆灭；26年后的1260年，忽必烈登临汗位，并于1271年称帝，定都大都（今北京）。此时，中原政权的实际掌管者已非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而是由漠北袭来的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但在大义名分上，缩居于秦淮以南的南宋仍是“中华正统”，这意味着蒙元政权在东亚地区的外交地位并不合法理，需要从头开始与各国建立联系；

元世祖忽必烈

对于蒙元而言，自身攻灭偏安的南宋只是时间问题；在那之后，根据游牧民族的迁徙特性，以及蒙古各汗国出于利益分配而势必要进行的扩张活动，蒙古各部接下来的选择只有向西攻伐欧洲诸国，以及向东越洋作战两条扩张道路。此前，西进政策在奥地利地区被遏止，西南方向攻势的极限也仅限于中东的叙利亚一带，标志蒙古的西进政策已到达极限；因此，征服高丽和日本就成为了东征政策的必然选择，被列入了忽必烈的征伐日程表。

大蒙古国最大疆域示意图。从成吉思汗时期开始，蒙古军队共发动了三次西征，在欧洲地区最远抵达奥地利，中东地区则占据了大马士革；由于西征军在1260年的艾因·贾鲁战役（阿音扎鲁特战役）中被埃及马穆鲁克骑兵击败，因此未能将势力范围扩张到非洲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东亚地区的另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朝鲜和日本，其所处的情形就变得微妙起来。在忽必烈称帝的同年，王氏高丽的君主——高丽元宗向忽必烈称臣；1268年，与中原政权保持密切联系的高丽政权被元朝以内部继承人问题而加以干涉，其国内的武臣政权尽数被肃清或驱逐，两年后正式成为附庸式的宗藩，作为忽必烈东征计划的先头部队而存在。

而位于亚欧大陆最东侧的日本则是另一种局面。日本自飞鸟时代（592-710）起就与中国保持密切的联系，虽一度因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高丽三国争端而与唐朝交战（白江口海战，663年），但大多时候仍以和平往来为主。到了北宋时期，日本本土出现了被称为“入宋僧”的僧侣群体，这些僧侣自东瀛渡来寻求经文书册，虽然听不懂中国的语言，却能够凭借文字与朝中官吏流畅沟通。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商船来往密切，但以宋朝商船来日为主，日本官方主导的商船贸易只占少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藤原氏执掌的日本朝廷对外贸往来并不热衷，另一方面，宋朝将日本视为“属国”的态度（“回赐日本国”、“尔东夷之长”）引起日本上层人士的不满，因而在力求自主与对等地位的前提下限制了官办外交往来的数量。

南宋建立后，日本仍然与南宋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商贸往来，但两国延续了此前惯例，并未缔结正式外交关系。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贸易具有鲜明的私人化特征，由公卿贵族掌管的朝廷因南宋对日本的“属国”态度而不满，大部分的商贸往来全部是新兴的武士阶级所主导。以平清盛（1118-1181）为首的西日本武士集团——桓武平氏热衷于海外商贸，借助与大陆和朝鲜半岛的贸易而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日本国内势力最为雄厚的武士集团。据说为方便南宋的大型商船进入濑户内海，平清盛下令在濑户内海开凿了音户海峡（音戸の瀬戸。日语“濑户”的本意就是海峡），并在摄津国福原地区筑立港口，极大的推动了中日两国的海运贸易发展；

平清盛（たいらのきよもり）。平清盛出身的桓武平氏是日本第50代天皇——桓武天皇的后裔，到平清盛成为平氏长者时，桓武平氏经过在西日本数十年的经营，成为日本最为强盛的武士家族，建立了权倾一时的平氏武家政权

《芳年武者无类 平相国清盛》（芳年武者无類 平相国清盛），浮世绘版画，月冈芳年（1839-1892）作。平清盛曾于1167年罹染重病，不得不出家隐退；但隐退后的平清盛仍然以“相国入道”的身份执掌朝中大权，成为全日本实际意义上的最高领导者

《诸国六十八景 安艺音户》（諸国六十八景 安芸音戸），浮世绘版画，二代目歌川广重作。这幅浮世绘反映了音户海峡在冬日里的景象

2018年日本国土交通省在空中拍摄的音户海峡照片

1192年，清和源氏出身的源赖朝（1147-1199）在击败平氏一族及同族手足之后就任征夷大将军一职，在镰仓开幕，即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幕府——镰仓幕府。镰仓幕府延续了平氏武士政权的贸易往来传统，继续与南宋进行海上贸易往来；但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和南宋朝廷沦为名义上的“中华正统”，新建立的元朝势必将作为国祚正统继承者向日本发出外交照会，而这个由从未与日本打过交道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就成为了幕府对外政策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源赖朝（みなもとのよりとも）。源赖朝统辖的清和源氏在1180-1185年的源平合战中重创桓武平氏，取代后者成为日本最强的武士集团；之后在一系列兔死狗烹的操作下，源赖朝肃清了源义仲（木曾义仲）、源义经等对其有政治威胁的源氏手足，最终建立了镰仓幕府

镰仓幕府在此前从未与蒙古人有过外交往来，对蒙古人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贸易习惯一无所知；同样是一片问号的，还有这个新政权对待其他国家的态度——镰仓幕府无法确定元朝政权是否继承了中原政权一贯的汉文化，在他们的印象中，来自漠北草原的蒙古人与对他们带来深远影响的汉人完全不能划等号，是一种接近“蛮夷”的存在；另一方面，受到信息传播的限制，镰仓幕府对元朝的军事实力亦是雾里看花。在这种举棋不定的尴尬情况下，镰仓幕府选择按兵不动，继续维持与南宋的商船贸易往来，同时对一切与元朝有关的动向保持关注。

·外交照会：双方都莫名其妙的糊涂账

当然，忽必烈不是蠢人，自然不会一时头脑发热、心血来潮就发兵东征。根据《元史·卷二百八·列传第九十五·外夷一·日本》的记载，王氏高丽的臣子赵彝在1265年就建议元廷派遣使者出使日本、以探虚实，忽必烈遂于次年令兵部侍郎黑的和礼部侍郎殷弘携带国书印信东赴日本。这次出使没有任何收获，原因是高丽君臣害怕元廷一旦开战会向自己索要巨额军费，因此多次以“大洋万里风涛蹴天”、“彼俗顽犷无礼义”的理由搪塞推托，最终使得元朝使团在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巨济岛打了个转就回去了；作为替代，王氏高丽派遣起居舍人潘阜前往日本住了半年，但这次公费旅游没有任何有用的结果，最后稀里糊涂的就结束了。

对此感到不满的忽必烈又在1268年让黑的、殷弘和高丽使团再次出使，一行人于当年正月抵达位于日本九州岛筑前国的大宰府，参见担任镇西奉行一职的少贰资能（少弐資能/しょうに すけよし，1198-1281），向其递交了忽必烈的国书《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称“蒙古国牒状”）以及高丽国王的书状，借由少贰资能之手传递给镰仓的幕府将军和京都的天皇。

彼时的镰仓幕府已非往日情形。原本世代担任幕府将军一职的清和源氏在源赖朝病逝后，仅仅传了两代就以绝嗣而告终，从第四任将军开始就由外人担任此职，幕府的实权落入源赖朝的岳丈家——北条氏手中，后者的家主以“执政”身份担任幕府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当时受到元朝递交国书一事的影响，北条氏第6代执政·​北条政村（ほうじょうまさむら，1205-1273）在1268年3月出家，将执政之位让给时年18岁的北条时宗（北条時宗/ほうじょうときむね，1251-1284），自己以“连署”身份辅佐时宗。

北条时宗

由于当时的外交政策由日本朝廷所主导，因此镰仓幕府将此事上报朝廷后，与后嵯峨上皇（1220-1272）展开会谈。幕府方认为蒙古人来意不善，派遣使者递送度牒乃是试探之举，是大举入侵的前奏；而朝廷方对此大感慌乱却无计可施，只好命人不断在神社和寺院中祈祷，希望借由神佛之力护佑日本不受侵扰——镰仓幕府及日本朝廷对此如此紧张并非神经过敏，而是因为忽必烈的这封国书确实极为强硬：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这封国书虽然在表面上仅仅提出希望日本与元朝建交，但实质是让日本对元朝展开朝贡、以“臣属”身份觐见元廷；再加上当时镰仓的南宋僧侣也极言蒙古人之残暴，更是让幕府及朝廷心生忌惮。同年5月，久未得幕府答复的元朝使臣现行回国禀报，忽必烈遂命令高丽建造1000艘大型战船备战，并于当年10月派人检阅军队、视察整备情况、调研通往日本的航线。

次年（1269），忽必烈又派遣黑的、殷弘等75人（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文永六年二月十六日，“蒙古高丽使等渡海事，蒙古人官人三人，同从人五人、高丽人六十七人、船四艘”）前往日本，从朝鲜海峡中部的对马岛登陆，但由于日本人的驱逐而无功而返，只抓获了两个名为“塔二郎”和“弥二郎”的日本农民。这两个农民稀里糊涂地以“日本国使臣”的身份被带回元朝，得到忽必烈的接见，顺带在大都观光游览了一圈；忽必烈对两个见识浅陋的“使臣”十分满意，表示“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之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耳”云云（见《高丽史·卷二十六·世家二十六·元宗二》），对二人施以重赏。

对马岛地理位置示意图

当年九月，两个闷声发大财的农民又安然无恙地乘坐高丽使团船只回到了对马岛，高丽使团再次携带忽必烈和高丽元宗的国书，经由大宰府守护所递交给日本，但仍未得到回复；对日本保持缄默的行为感到不满的忽必烈又在1271、1272年两次派遣使团、要求日本朝贡，甚至一度以武力相逼，但北条时宗始终坚持拒绝回复，闷声在九州沿海地区加强海防，并派遣四国、中国（此中国非彼中国，指的是本州岛西部的山阳、山阴两道，在日本一般称为“中国地方”/ちゅうごくちほう）的御家人（指与将军保持直属主从关系的武士）进入九州岛，以加固当地的武装警备力量。一边是不明就里、一厢情愿想让对方朝贡的“天朝上国”，另一边则是偏听南宋言论、一声不吭甚至以求神拜佛来应对战争的武家政权，这场战争就在双方都云里雾里的状态下揭开了帷幕。

·文永之役：双方轮流轻敌，不到半月结束

公元1274年上半年，忽必烈召集大量的高丽劳力修造运兵船，基本完成了东征日本的战斗准备。同年十月，忽必烈以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人为将，命其率“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进攻日本；1274年日本使用的年号为“文永”，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战争成为“文永之役”。

当年三日，声势浩大的元军自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合浦（今韩国马山市）出发，于3日后的十月六日登陆对马岛。驻守当地的对马守护代宗助国（宗資国）及其子仅带领80骑迎战，毫无悬念的被全歼。根据亲眼所见元军掳掠场面的僧侣、日后开创日莲宗的日莲上人（1222-1282）在书信中的记载，元军攻克对马岛后，大肆屠戮当地居民，将俘虏的女性以铁钉贯穿手掌并排钉在船只外壁上，唤作“手ヲトヲシテ”（具体含义不明，研究界推测是绳索或绳纽一类的事物），还将大量的俘虏作为私有物和战利品进行分配；

日莲上人。日莲为日莲宗开祖，因在镰仓传播教义及针对元朝国书一事上书觐见而触怒北条时宗，于1271年被流放到佐渡岛

十月十四日，元军将战线推进到壹岐岛，壹岐守护代平景隆（左卫门尉平经高）率百余骑交战，被元军以先进的火器“石火矢”击溃，不得不退守樋诘城；次日，樋诘城破，平景隆自杀身亡，元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对马、壹岐二岛。十月十六日，元军登陆肥前国沿海地区的松浦郡，在这里与当地豪族“松浦党”（松浦氏及其一族）展开激战，后者损失惨重，松浦氏一族约有数百人死伤——到这时为止，作为中央政权的镰仓幕府并未给出任何的行动，抵抗元军的全部都是地方豪族或调防九州地区的御家人，在人数上占劣势，以至于元军势如破竹，攻势几近无人可挡；

对马岛和壹岐岛的惨状传入大宰府驻军耳中，大宰府连忙向幕府和朝廷禀报此事。幕府遂紧急命令援军赶往九州岛解围。此时，元军已于十月十九日登陆博多湾，在博多的早良郡与当地驻军交战；幕府的援军恰好在此时赶到，双方陷入胶着局面。由于交战部队少于得到援助的日军，且博多湾登陆处的地形并不适合大部队展开进攻，元军遂于十九日夜撤回船上，预备次日清晨再战。

次日清晨，兵分两路的元军与幕府方少贰景资、大友赖泰、菊池武房、岛津久经等人所率1万人的军队交战。经过一日交战，元军击溃日军大部，但副将刘复亨被流矢所伤；日军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守大宰府的水城（白江口海战后修筑的大型堤防工事）。当夜，元军主要将领召开会议，因后援补给不足，大部分将领提议撤军，主帅忻都遂下达撤军令；但当夜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不是台风）使得元军船只大量沉没，史载“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大部分死亡的元军都是在暴风雨中落海淹死。《元史》方面对这一损失语焉不详，仅仅用“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一笔带过；而《高丽史》则记载元军共损失13500人以上。就这样，“文永之役”在短短两周之内就以元军撤退、幕府赢得名义上胜利而告终。

反映“文永之役”的绘画作品《竹崎季长绘词》（《蒙古袭来绘卷》），局部

事实上，从上述过程中就可以知道，为什么1274年元军东征日本的这场战争被称为“糊涂账”：整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仅仅花了不到半个月，败方的大部分损失并不是直接损耗在交战中，而是因为作为不确定因素的异常天气造成了突发事件；其次，双方的参战人数和伤亡数完全没有确凿的记载，光是元军的参战人数就有1万5千（《元史·卷二百八·列传第九十五·外夷一·日本》、《元史·世祖本纪》）、4万（《元史·卷一百五十二 ·列传第三十九·刘通附刘复亨》）、2万（《元史·卷一百五十四·列传第四十一·洪福源附洪俊奇》）、近4万（《高丽史》）等多种完全不同的说法，而日军的人数更是前后说法差得离谱，少的不见记载、多的则张口就是10万（《元史·卷一百五十二 ·列传第三十九·刘通附刘复亨》）——从这一点似乎可以看出，作为战争第一手资料重要记叙者的元朝和高丽，压根就没有太把这次战役当回事。

而在另一方面，当时日军采用的战术，也着实让元军觉得活久见：武士阶级以“弓马之道”立身，强调骑射本领，两军交战时采取“一骑打”——也就是军队大将只身出列到对方阵前叫阵、与对方将领马上决胜负的一种战斗方式。这种仿佛活在宋元话本小说里的复古式行为艺术，在元军大规模的步兵集团化进攻面前显得无比滑稽而脆弱；同时，元军的盔甲、弓箭均优于日军，在进攻时更是使用了诸多新型火器，这些威力巨大的武器给日本人带来了无比的震撼，剧烈的炮声使得日军将士“目眩耳塞，茫然不辨东西”，在战场上任人鱼肉——不要笑，“13世纪居然还有不用火器的国家，不是吧不是吧”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日本是硫黄、木炭等火药重要原料的产地，每年都会向大陆出口巨量的优质硫黄，但因为本土不产硝石，加上中朝两国彼此心照不宣的技术封锁，导致日本一直没有解锁黑火药的制作方法；等到黑火药和火器传入日本，已经是在三个世纪以后的1543年了。

《竹崎季长绘词》中反映竹崎季长在箭雨和炮火中冲锋的画面

·弘安之役：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文永之役后，被“元寇”吓出后遗症的镰仓幕府则以“防范元寇再袭”为由，借机强化了自身对全国的控制，并在整个博多湾修筑了长达20公里的石垒，名唤“元寇防垒”；同时，出力不讨好的高丽王朝也多次与元廷进行知会，力求忽必烈彻底放弃东征日本的计划。正当一切都开始回归正常时，镰仓幕府又开始作死了。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高丽王朝不断劝说元廷放弃征伐日本，但忽必烈并未死心，1279年攻灭南宋后大肆搜刮物资，在扬州、湖南、贛州、泉州四地建造船只，并前后两次派遣使者赴日要求朝贡。根据《元史》记载，忽必烈在至元十二年（1275）就派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等人出使日本，结果杜世忠等人被北条时宗下令处死；但不知为何，杜世忠被处死的消息直到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才连同第二批使者被杀的消息一同传回国内。忽必烈大怒，遂于当年下半年征调蒙汉军队（汉人军队既包括了北方汉人，也包含了南宋的降军），成立专门负责东征事宜的征东行省（日本行省），战争一触即发。

1281年，忽必烈下令第二次东征日本。此时日本的年号为“弘安”，故此役被称为“弘安之役”。此次元朝的军队人数远超第一次，从朝鲜派出的东路军由忻都、洪茶丘统领，由蒙、汉、朝三族组成共4万人的军队；从江南出发的江南军共10万，大多为南宋的降军，由范文虎指挥——注意这个叫范文虎的人，他将在本次的战役中大出风头，成为弘安之役中当之无愧的“战场一哥”。

两军出发前，约定在壹岐岛会合。忻都率领的东路军于五月三日进发，五月二十一日登陆对马岛，二十六日侵袭壹岐岛。在向壹岐岛进发的途中，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插曲：根据《高丽史·卷二十九·世家二十九》记载，东路军在向壹岐岛一个叫做“忽鲁勿塔”（此处像是蒙人的名字，意味不明）进发时遭遇暴风雨，船队中有113名军人落水淹死、船夫36人失踪。这点损失的人数并不算大，但直观地暴露出一个问题——元军不善水性。

抵达壹岐后，东路军分出部分军队进攻长门国，余部则试图从博多湾登陆。此前镰仓幕府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在博多湾修筑的“元寇防垒”起了作用，面对高大的石垒，元军甚至不知该从何处落脚，无奈只能退回停泊海湾的船只长达半个月。七月初，范文虎统帅的江南军与东路军会合，两军会师后试图强行登陆，却遭到石墙后日本守军的顽强抵抗，遂于七月下旬在鹰岛集结部队，在海上与日本军队作战。

《竹崎季长绘词》中描绘日军在石垒处备战的画面。石垒下方着红甲者为竹崎季长

忽必烈大概怎么都没想到，他考虑了装备、人数、将领等各个方面，却唯独没有考虑到天气；巧合的是，天气反而成为了此次战役中最大的决胜要素——每年的夏季是日本海海域的台风期，而元朝军队使用的船只是水密隔舱式的平底船，只适合在运河中航行，无法抵御瞬息万变的海上风浪。八月一日（一说为七月三十日），一场台风袭击了元军舰队。这场台风到底持续了多久，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有说持续2天、也有4天之说；但可以确定的是，元军大部分的船只都被风暴所摧毁，江南军统帅范文虎落海，所幸被部将张禧救起，并无大碍。此时，范文虎做出了一个震惊大元的决定：他擅自丢下近十万大军，独自寻觅坚固船只跑路回国。被卖了的元军遂众议推举张禧为主帅，在后者带领下伐木作舟意欲回国，不料日军乘势追击，在八月七日发起进攻，元军被杀、淹死者数万，二三万人被掳走；八月九日，日军将元军残部驱逐至八角岛，痛打落水狗，将蒙古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组成的军队尽数屠戮，只留下由“唐人”组成的南宋降军作为奴隶。余下的部队作鸟兽散，各自逃窜，10万大军逃回国者仅有3人。

《竹崎季长绘词》中反映竹崎季长等武士在海上围歼元军的场面

​就这样，忽必烈的第二次东征计划就此流产，《元史》谓之“诸将未见敌，丧全师以还”，足见此战之狼狈荒谬。作为一军之帅，范文虎若是有心立功，大可在风暴来临时重整旗鼓，以期再战；但他却选择了跑路，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一切，葬送了多达十万的大军，保全自己回到了国内。回国后的范文虎以谎言掩盖自己临阵脱逃的事实，不料从日本逃出生天的3名幸存者回朝陈明了事实，勃然大怒的忽必烈遂将范文虎革职查办，但不到一年就将其官复原职、甚至不断给予升迁。最后，皇帝、逃将都没有任何损失，只有那十万亡魂沉睡在海底，白白丢了性命。

·“神风”：被过度美化的突发因素

如果有玩过《仁王》的玩家可能会注意到，游戏内时常会有一些名字以红字标识的“血刀冢”，这类血刀冢大多是历史人物或制作组留下的一些彩蛋。其中，在九州篇“沉睡的灵石”这一关，大宰府地下宫殿的主干道上有一个名为“竹崎季长”的血刀冢，将其击败后会触发特殊语音和一段精华记忆：

这个名为“竹崎季长”的武士，是两次元日战争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在参战时，竹崎季长找了一位画师，一路跟随自己行军，画下沿路的各种景象，编成了《竹崎季长绘词》。这部画卷生动地展现了当时元日军队交战的场面，以及两军在装备等方面存在的差距，至今仍是研究相关内容的重要史料；

《竹崎季长绘词》局部。这副画卷现藏于日本王室宫内厅，被安置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皇居动御苑的三之丸尚藏馆

《仁王》中竹崎季长的这段内容中提到了一个词——“神风”。所谓“神风”，指的是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中对元军造成巨大破坏的两次暴风雨。元军两次入侵，两次都被风暴袭击而损失惨重，不得不说是一种巧合；单纯的自然现象并不妨碍日本人对这一帮助他们击退元寇的“神风”顶礼膜拜，在过去的日本史书中，袭击元军的风暴被神化为“八幡宫镐矢西风”、“天野明神出阵”云云，被认为是天助日本国、是日本赢得战争的决定性因素——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这一论断无疑是错误的。元军内部差异化造成的人心不齐、元军船只存在的缺陷、幕府的正确应对措施、日军的顽强抵抗才是日本赢得最后胜利的主要因素；况且，所谓的“神风”，其实是一种极度不确定的因素。

世界气候区、自然带分布示意图。从图上可以看出，日本全境位于季风气候区，北部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南部则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如果将“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的时间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就能够知道为什么此处会这么说：文永之役发生于农历1274年的十月，也就是公历的11月，此时已是深秋、接近北半球的冬季，而东亚地区所处的季风气候区在冬季受到来自大陆的干冷气流影响，气候以寒冷、干燥、少雨为主要特征——也就是说，文永之役爆发时并非台风季节，摧毁元军船只的不是台风，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偶然性风暴；而弘安之役发生于农历的七到八月之间，此时正值北半球夏秋交替之际，日本所处的季风气候区受气流影响，多降雨或台风，摧毁元军舰队的正是夏季的台风。另一个方面，从当时的第一手资料来看，文永之役中摧毁元军舰队的风暴并未被冠以“神风”之名，只有弘安之役中的风暴才被尊为“神风”，更是印证了“神风并非日军胜利的决定要素”这一判断。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即使没有“神风”的存在，蒙古军队的失败也具有必然性。文永之役的撤军，很大程度上与元朝军队内部多民族混编的矛盾，以及各将领相互掣肘有关。当时在二十日夜，忻都、洪荼丘、金方庆等元军主要将领进行作战会议，讨论元军接下来的行动。此时，出身高丽的将领金方庆提出“我兵虽少，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请复决战”，主将忻都却提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兵入敌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这一说法虽然在兵法上确实说得通，但从战前高丽君臣生怕多掏钱、元军执意进攻来看，忻都的说辞实为遁辞之嫌，宁愿放弃到手的肥肉，也不愿让高丽人金方庆抢得头功；

到了弘安之役，这一问题变得更为突出。范文虎统帅的江南军虽有10万之众，但其士卒大多是为占领后长久经营而征发的屯田户，在战斗力上远逊于由北方军队组成的东路军；且江南士卒皆为南宋汉人降军，本身对元朝就抱有仇视、排斥的消极心理，在战场上并无斗志，与为元朝后爹鞍前马后的“狗腿子”高丽人和保家卫国的日本武士形成鲜明对比。内部矛盾愈加激化，与外界因素共同发酵，最后导致了元朝东征日本的彻底失败。

·尾声：双方都没捞到任何好处

单就性质上对文永·弘安之役进行定义的话，其实是存在一定争议的；这种争议不是学术上的争议，而是在民族、政治角度的争议。站在客观角度对文永·弘安之役进行定性，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由元朝皇帝忽必烈主导，以蒙古人、高丽人、汉人为主力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尽管元朝并没有从这两次侵略中捞到一星半点的好处，但其扩张侵略的本质是不可被否认或忽视的。不能因为战争没能给元朝带来任何利益，就片面地、甚至是盲目地将《对马之魂》的时代背景设定看做“侮辱/丑化/抹黑”等等——虚无主义是影响人们对事件现象定性的最主要因素，而这种虚无主义的论断和行为是务必需要被制止的；

对于野心勃勃的忽必烈而言，两次东征的失败并不能浇灭其胸中熊熊燃烧的野火。弘安之役失败后的1283年，忽必烈再次下令建造船只、筹措粮草，意图重组东征大军、第三次征伐日本。常年为战争出钱出力被压榨的江南人民愤起反抗，最终迫使元廷搁置了建造战船的事务；同时，扩张型的对外政策迎来了反噬，元朝在南方对陈氏安南（今天的越南）用兵失败，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最终耗尽了忽必烈时期的国力财力，整个国家已无余力再发动对外的战争，攻日之事就此作罢。直到忽必烈于1294年去世、乃至终元一朝，元廷都再未对一海之隔的日本发动过任何进攻；

另一边的日本虽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却也在多年之后被元日战争的后遗症撕成粉碎。由于不确定“元寇”是否还会有第三次进攻，镰仓幕府继续加强了九州地区的沿海防务，以此为由不断强化武家政权在全国的控制力。但是，两次抵御元军进攻使得幕府在全日本范围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资源人力调动，而日本的经济、军事实力完全无法支持如此程度的长期调动；同时，国内的财富、资源、土地已经基本被分配完毕，在抗元战争中立下功勋的将士们无法得到应有的恩赏，这使得日本国内的武士阶级也开始对镰仓幕府心生不满。这种阶级内部的矛盾加上公卿阶级有意的离间挑拨，为镰仓幕府统治秩序的崩溃埋下了祸根。最终，文永·弘安之役，这场虎头蛇尾却具有深远影响的大战，成为了14世纪镰仓幕府倒台的远因——换言之，这场战争没有真正的赢家，无论是元朝还是日本，最终都独自咽下了战争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