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心里苦——规章制度大过天

文 ：吴钩

后唐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公元927年3月21日），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个孩儿后来会成为一代王朝的开创者。我们讲宋朝故事，当然也应该从他说起。

今人讲述宋太祖的事迹，几乎必讲他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显示其政治野心与手腕；也必讲他平定西川、荆湖、江南、岭南，消灭军阀割据之举，以展示其雄才大略；更是必讲他“杯酒释兵权”的传闻轶事，以说明宋王朝强化中央集权与皇权专制的趋势。

不过，我们不打算讲这些众所周知的故事，只来说说太祖得国之初的三件容易为史家忽略的小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赵匡胤从一名军阀到一国之君的角色意识转换，也可以看到宋初制度构建过程的一些投影。

▍第一个故事：拜相

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跟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关。

赵宋立国，制度构架仍沿袭唐旧，执政团队也沿用后周旧人。后周显德七年，大宋建隆元年（960）正月，边关报告契丹入侵，周帝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领宿卫诸将御之”，不想赵匡胤行军至陈桥驿，却被众将拥立为帝，黄袍加身。消息传入汴京，宰相“范质下殿执王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爪入溥手，几出血。溥噤不能对”。

很快赵匡胤率兵回京，王溥“降阶先拜”，范质“不得已从之，遂称万岁”。一次惊心动魄的改朝换代，遂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完成。

宋太祖受禅之后，仍拜范质、王溥、魏仁浦为相，礼待有加。留用后周旧臣执政，有利于将政变产生的政治动荡降到最低限度：“太祖既受位，使告诸道，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从宫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诸藩镇得悉一切沿用旧人，才接受宋太祖受禅的事实。

但对于范质等人来说，作为后周旧臣，继续当大宋的宰相，于心不安，所以一再上表请辞。话说乾德二年（964），范质、王溥、魏仁浦等“再表求退”，太祖批准了辞呈。此后数日，大宋的行政中枢出现形式上的“权力真空”，“内殿起居无宰相”。三日之后，宋太祖才拜赵普为相。

这时候，赵匡胤才发现，他对宰相赵普的任命，面临一个程序上的大问题。原来，按照从唐代传下来的惯例，皇帝发布的任命正式诏令，包括任命宰相的制书，都需要宰相副署，方得生效。

对于宰相副署制度的理解，我们不妨来温习一遍钱穆先生的解释：“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须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故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敕’（中书省武则天改称凤阁，门下省武则天改称鸾台），这仍是说一切皇帝诏命，必经中书门下两省”。

唐中宗时，发生过“不经两省而径自封拜官职”的事情，“但中宗究竟心怯，自己觉得难为情，故他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此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中书门下两省，而要请下行机关马虎承认之意。在当时便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之事，因此在历史上传下。当时唐中宗私下所封之官，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因其未经正式敕封手续而为一般人所看不起。据此一例，便知中国传统政治，本不全由皇帝专制，也不能说中国人绝无法制观念”。

宋太祖先批准了范质等三位宰相辞职，三日后才拜赵普为相，那么谁来副署赵普的拜相制书呢？找不到人了。没有宰相副署，制书便无法生效。怎么办？

宋太祖军旅出身，绝不是拘泥于礼法之人，他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不就是署名吗？朕是皇帝，宰相是朕所任命，朕来署名，还不行吗？

根据制度与惯例，这还真不行。假如宋太祖不经宰相副署而径自署名任命赵普为相，往重里说，无异是对制度的破坏；往轻里说，则是对赵普的不尊重，堂堂宰相，难道也要成了受人鄙视的“斜封官”？

所以赵普拒绝了皇帝署字：“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申明副署乃是宰相之权，非帝王可以越俎代庖。

宋太祖只好“使问翰林学士讲求故实”，让翰林学士检索典故、先例，看看能不能从先例中找到变通的办法。

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陶谷通过检索史书，提出一个建议：“自古辅相未尝虚位，惟唐太和中，甘露事后数日无宰相，时左仆射令狐楚等奉行制书。今尚书亦南省长官，可以署敕。”

陶谷说的是唐朝太和九年（835）的旧例。当时宰相李训谋划诛杀掌权的宦官，不料事情败露，反被宦官所杀，史称“甘露之变”。事变之后唐朝数日无宰相，唐文宗以尚书左仆射令狐楚代行相权，副署制书。其实，说起来，尚书仆射在唐初也是宰相，与中书令、侍中同掌相权，但李治即位后确立了一个惯例：尚书仆射须兼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方得为宰相。唐玄宗以后，尚书仆射不再加领“同平章事”，自此被排除在宰相行列之外。现在陶谷提议，遵照唐朝太和年间旧例，由南省长官——尚书仆射来副署赵普的拜相制书。

但是，另一位翰林学士窦仪反对陶谷的意见：“（陶）谷所陈非承平令典，不足援据。”唐朝“甘露之变”是衰世征兆，尚书仆射“奉行制书”只是乱时变通权宜之法，引此为据确实令人不舒服。但不让尚书仆射副署制书，又该由谁署敕呢？

窦仪提了另一个建议：“今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按唐朝制度，同平章事就是宰相，不过自晚唐至宋初，不少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也兼领同平章事之衔，称为“使相”，是名义上的宰相，并不行使相权。但不管怎么说，同平章事在名义上确实是宰相，亲王、开封府尹赵匡义既然领有同平章事衔，就是名义上的宰相，由他来副署赵普的拜相制书，倒也符合名分。

宋太祖说：“仪言是也。”即命赵匡义以同平章事的名义副署制书，总算合乎程序地完成了对宰相赵普的任命。

宋太祖在任命赵普为相事情上颇费周折，显示了赵匡胤初任皇帝的经验不足，因为经验足够的君主不大可能先批准全部宰相的辞呈，然后再任命新宰相；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也说明赵匡胤还是尊重宰相署敕的惯例与制度，寻求通过先例解决拜相的程序问题，而不是运用开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惯例、破坏制度。

太祖之后，宋朝历任君臣都曾多次申明宰相副署之权，如仁宗朝谢绛说，“凡诏令皆由中书、枢密院，然后施行。”神宗朝蔡承禧说，“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南宋高宗说，“凡批降御笔处分，虽出朕意，必经由三省、密院。”高宗朝朱胜非说，“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度宗朝刘黻说，“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为什么要强调宰相的副署之权？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宋朝士大夫认为，天下为公，君主虽为国家的主权代表，但天下却非一家私有，“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因此，“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宋人认为，君主绕过宰相径下手诏，是乾纲独断的表现，而君主即便天纵英明，也难保不会出差错，一旦出错，却无法承担政治责任，因而，不如由宰相副署诏敕，以明确责任，万一施政有误，“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

有宋一代，君主绕过宰相，私自下发手诏、内降、御笔的情况，当然也时有发生，但在制度运转正常的时期，比如说宋仁宗朝，这类“斜封墨敕”通常会被宰相驳回，如高若讷任枢密使时，“凡内降恩，若讷多覆奏不行”；杜衍为宰相时，“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

宋神宗时，出现君主揽权独裁的苗头，内降也开始呈现泛滥之势：“神宗作兴，凡事多出圣裁，虽边徼细故，亦烦亲洒”。

至宋徽宗朝，御笔指挥最为盛行。“崇宁四年，中书奉行御笔。时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台谏多有驳难，故请直以御笔付有司”；自此，“凡有中旨，皆降御笔施行，期限严促，稍有稽违，置以不恭之罪。三省有司奉行不暇，虽有违戾法宪、前后重复者，不敢执奏”。宋太祖确立的分权制衡之制遂受到严重破坏，宋人对此有深切反省：“于是，违纪纲为无罪，违御笔为有刑，台谏不得言，给舍不得缴，监司不得问，而纪纲坏矣。”

热衷于御笔指挥、事事逞强的宋徽宗，最终招致亡国之祸，自己也被俘虏到金国。元人修《宋史》，评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真是不刊之论。

▍第二个故事：熏笼

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故事，跟宋朝的宫廷制度有关。故事发生在赵普任相之后，但具体时间未详。

话说内廷需要一批熏笼（熏笼者，指放在炭盆之上的竹罩笼，可用于取暖或烘烤，亦可用来熏香、熏衣），宋太祖便吩咐后苑赶快去采购几个。过了几天，熏笼还未送来，太祖有些生气，便将办事之人叫来责问。

采办熏笼的人回话：按照条贯，内廷采办日用等物，需要先给尚书省打报告，尚书省将报告下发本部，本部下发本曹，本曹下放本局，本曹做好预算，再复奏，层层审批，最后经宰相批准，才可以拨款采购、进呈大内使用。因为报告要“经历诸处，行遣至速须数日”，最快也得好几天。

宋太祖一听，大怒：“谁做这般条贯来约束我？”

左右说：“可问宰相。”宋太祖当即交待左右：“呼赵学究来。”赵学究即赵普。其实赵普可不是学究，并无什么高深的学问，他“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赵匡胤故意称他为“赵学究”，是不满他设计了那一套复杂得令人生厌的条贯来约束内廷用度，因而语带讥讽。

赵普赶来见太祖。宋太祖质问他：“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熏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皇帝有些想不通啊，为什么他在民间时，用几十文钱便可以马上买到一个熏笼，当了皇帝后，采办几个熏笼却要这么麻烦。

赵普说：“没办法，条贯是这么规定的。”

宋太祖说：“这是什么狗屁条贯？”

赵普不紧不慢地说：“此条贯，盖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

我们看赵普设计的皇室采办熏笼程序：“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复依方下制造（或采购）”，说好听点，是手续繁琐；说不好听点，就是典型的官僚作风嘛。所以也难怪赵匡胤受不了。

然而，经由赵普一解释，我们马上便发现，如此繁琐的程序是非常必要的。毕竟，皇室不同于民间，皇帝更不是一般老百姓。平民百姓需要多少个熏笼，马上就可掏钱买下来，想买多少个就多少，只要他有钱，就完全不存在问题。但皇帝不可以这么做。因为人主无私财，皇帝的财产实际上都取自民间脂膏；同时人主又掌握着俗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没有一套繁复的程序与制度来约束其预算与花销，又如何防止今后有败家皇室子孙“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

赵匡胤显然被赵普说服了，大喜说：“此条贯极妙！若无熏笼是甚小事也。”

在这里，太祖与宰相共同确立了一项宫廷制度：内廷添置日用杂物、增加生活预算，须经外朝的政府与台谏审核、批准。这是对古时“惟王不会”传统的修正。

“惟王不会”是《周礼·膳夫》记录的一项宫廷财政制度，意思是说，天子的用度不必会计、审计。这也是古代成立天子私库的法理基础，即天子私库有多少财富，都归天子挥霍，花完拉倒。但宋人对“惟王不会”的古老原则提出了质疑，南宋士大夫韩元吉申明：“惟王后之服、王之裘、王后之酒、王后及世子之膳，则不会，其余则太宰未尝不受其会，而有均式。”另一位南宋士大夫汪应辰也称：“王之用度，虽曰不会，要不出乎式也。”式，即制度。天子的用度，必须接受制度的约束。

从实践方面看，宋朝内廷的用度确实是受到宰相与台谏节制的。我们来看三个小故事：宋仁宗时，有嫔妃“请降御笔进官者（类似于评职称，进一级可增加月钱），上取彩笺书‘某宫某氏特转某官’，众喜谢而退。至给俸日，各出御笔乞增禄，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诸嫔群诉，且对上毁所得御笔，曰：‘原来使不得！’上但笑而遣之”。可见内廷嫔妃要“加薪”，例由政府审批，不是皇帝一人可定。

还是仁宗朝，有一次宋仁宗用内廷物品赏赐做法事的僧人：“众僧各赐紫罗一疋。”却因为担心被台谏抓住不放，只好交待获赏的僧人，将紫罗藏在怀里，悄悄地出去，不要被人撞见：“来日出东华门，以罗置怀内，勿令人见，恐台谏有文字论列。”弄得像做贼似的。可见皇帝用内廷物品赏赐他人，台谏也有权干预。

南宋初，宋徽宗死于金国，高宗在为父皇服丧期间，将御椅换成了尚未上漆的白木椅。有一回，钱塘江钱氏公主入觐，见到这张龙椅，好奇问道：“此檀香倚子耶？”一名姓张的妃子掩口笑道：“禁中用胭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相公指当时的宰相赵鼎、张浚。内廷的胭脂、皂荚用得多了，宰相都会过问。

宰相过问内廷日用，只是宋代宫廷制度的一部分。宋朝整个宫廷制度的特点，如果用宋人的话来说，就是“以外统内”、“以内属外”，内廷受外朝制约。宰相既是外朝领袖，也是内廷主管，“事无内外，无不当预”。

这样一套“以外统内”的宫廷制度，其法理基础乃是“天子无私事”的理念。宋朝士大夫反对“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之类的说辞，认为“自古误人主者，多由此言”，因为，“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无不可预之事，亦无不可预之人”。既然贵为天子，化家为国，那就应该放弃他的私人权利，家里（内廷）的一切事务，都应该由政府统辖，“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

但宋徽宗朝时，祖制败坏，“蔡京当国，专以‘丰亨豫大’之说，蛊惑上心；动引周官‘惟王不会’为词，遂至取民无艺”。宋太祖与赵普担心的败家子孙“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的情况出现了。有一个细节可以显示宋徽宗私生活之奢靡无度：“宣（和）、政（和）盛时，宫中以河阳花蜡烛无香为恨，遂用龙涎、沈脑屑灌蜡烛，列两行，数百枝，焰明而香郁，钧天之所无也”。南渡之后，再无此盛况。

绍兴年间，被虏的韦太后回到南宋杭州，宋高宗事母极孝，在韦太后寿辰之日，“用宣政故事，然仅列十数炬”。但韦太后视若无睹，高宗问母亲：“烛颇惬圣意否？”韦太后说：“你爹爹每夜常设数百枝，诸人阁分亦然。”意思是，就这几枝蜡烛，比你爹爹那时差远了。宋高宗悄悄跟皇后说：““如何比得爹爹富贵？”

▍第三个故事：祭礼

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故事，跟宋朝的祭祀礼制有关。古人相信，“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祭祀不但是祈求国家获得天地、祖先庇祐的形式，更是政治合法性的礼制安排。因此，历代形成了一整套庄严而周密的宗庙祭祀、南郊祭天之礼，马虎不得。

宋太祖受禅得位之后，“杯酒释兵权”，又先后发兵平定后蜀南唐诸国，这是“戎”方面的构建。与此同时，又“令礼官检详《开宝礼》、《郊祀录》及诸礼例”，修订祠祭祝文，先后议定太庙祭祀、郊祀之礼，这是“祀”方面的构建。

话说赵匡胤初入太庙祭祖之时，见到太庙内所陈列的“笾豆簠簋”，都是一些自己从未见过的家伙，便问左右：“此何等物也？”左右回答说，这些都是古时传下来的用于祭祀的礼器。

赵匡胤说：“吾祖宗宁识此？”命人将这些“笾豆簠簋”撤走，“进常膳如平生”，用寻常食物作祭品。宋太祖出身于草莽，对于传统礼制那一套繁文縟节，打心底是不以为然的。

但很快赵匡胤又觉得自己的做法不妥，说道：“古礼亦不可废也。”又命人复设“笾豆簠簋”，遵照古礼完成了宗庙之祭。祭毕交待左右：“却设向来礼器，俾儒士行礼。”

此时，太常寺的礼官说：“案唐天宝中享太庙，礼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盘。五代以来，遂废其礼。今请如唐故事。”宋太祖也同意了。

其实，在太庙祭案上加设一个“牙盘”究竟有什么意义，赵匡胤自然不会晓得，但既然前代已经设了这么一个礼器，现在礼官又提议复设，那就遵循先例吧。这并非刻意泥古，而是虚己从俗。

宋太祖这种对于礼制虽然不求甚解、却选择遵从先例的态度，得到北宋著名理学家邵康节的高度评价：“太祖皇帝其于礼也，可谓达古今之宜矣。”邵康节是在拍赵家皇帝的马屁吗？不是。赵匡胤对待祭礼的心智确实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帝王品质：屈己从众，舍己从俗。

不妨再来跟宋徽宗的表现做个比较。北宋立国一百多年之后，礼制已非常完备，远非开国之初可比。但徽宗不满意，认为“自秦汉以来，礼坏不制，……时君世主，亦莫能兴”，以致“今荐天地、飨宗庙之器”与三代礼器“无一有合，去古既远，礼失其传矣”。因此，徽宗诏令将“鼎彝、簠簋、盘匝、爵豆”等三代礼器“具画来上，朕将亲览，参酌其宜，以革千古之陋，成一代之典，庶几先王垂法后世”。又斥巨资、役万夫建造传说中的礼制建筑——明堂；并且突破了宋仁宗朝已经形成的三年一亲郊的祭天惯例，改为一年一亲郊，劳众而伤财。

从表面看，宋徽宗对于礼制显然更为重视，对于祭祀更为虔诚，但实际上，这是权力者的狂妄、“理性自负”的膨胀，以为自己就是“议礼”、“考文”的哲人王，可以一举而革千年礼制之陋。为此，不惜推翻成例，不恤人言，屈众从己，任性而为，刻意泥古。

可以说，政治家最不应该有的品格，宋徽宗全都具有了。所以宋人对宋徽宗的复古制礼之举评价极低：“人非复古之人，治非复古之治，徒以窃虚名、饰美观耳。”

宋徽宗为人君的心智，跟宋太祖相比，可谓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太祖出身于行伍，本是乱世英雄，性情豪爽，即便阴差阳错当上了皇帝，仍然是不拘小节，曾于大雨中与臣僚饮酒；曾于雪夜拜托赵普，以“嫂子”称呼赵普夫人；又曾衣冠不整接见翰林学士窦仪，窦仪委婉地批评他：“陛下创业垂统，宜以礼示天下。”他才“敛容谢之，自是对近臣未尝不冠带”。

我相信，对于赵匡胤来说，不管是礼法上的繁文縟节，还是制度上的繁琐程序，都是他前半生非常陌生的事物。但是，既然当上了开国之君，就必须要完成角色意识的转换，不可再像早年在民间时那般率性，而应当习惯于接受繁文縟节、繁琐制度的束缚。

赵匡胤称帝最初几年，一直处于角色意识转换的过程中。当他任命赵普为宰相，遇到副署程序的麻烦时，直想“朕为卿署之”；当他发现宫廷采购几个熏笼，居然需要层层审批时，怒骂“谁做这般条贯来约束我”；他入太庙祭祀，看到“笾豆簠簋”等礼器，说“吾祖宗宁识此”，可以说都是豪杰性情的自然流露。但最后，他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是一国之君，自觉收敛了不拘小节的性情，转而接受制度、先例、礼法的安排。

当年，赵匡胤在陈桥“黄袍加身”，从周恭帝手里接过政权之时，也许谁也想不到他建立的赵宋王朝能够享国三百余年，是汉朝之后国运最长的一个朝代。因为在陈桥兵变之前，已经有五个短命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兵变登场，又被兵变推翻（严格来说，后晋为辽所灭），安知赵宋不会重蹈覆辙，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

但我们从前面讲述三件小事，不难看出，赵匡胤这个人，还真的跟五代的其他军阀不一样。他能开创一个享国三百余年的王朝，岂是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