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的鹰派与鸽派：林则徐和琦善

来源:文史天地

在鸦片战争的历史中，林则徐，是一个“爱国”的代表，流芳千古；而琦善则是一个是“卖国”的代表，遗臭万年。越过单一的“善”“恶”标准，重新审视他们的经历，也许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林则徐画像

在持续两年多的鸦片战事中，清廷中“剿”“抚”两条路线一直在争斗。“剿”派以林则徐为代表，奋战沙场的关天培、裕谦、海龄等都视他为领袖，可以看作外交策略上的“鹰派”；而“抚”派的“始作俑者”是琦善，他的“羁縻”政策为以后的谈判大臣伊里布、耆英等沿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外交策略上的“鸽派”。“鹰派”据理力争，对外态度强硬，勇气和热血却阻挡不了英军的枪炮；“鸽派”看到了中英军事力量的差距，主张让步妥协，以为可以平息战事，却将中国推入了更可怕的深渊。

一、禁烟：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

1836年，北京的朝堂上开始了一场持续两年多的是否禁烟、如何禁烟的大辩论。最终，道光帝采纳了禁烟派的意见。时年54岁的湖广总督林则徐凭借其卓越的人品政绩，被道光帝于各省督抚大员中选出，进京觐见，被命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负责禁烟事宜。
林则徐（1785—1850年），出生于福州一普通汉人家庭，自幼聪颖好学，通过科举考试依次考取秀才，举人，进士，从而踏上仕途。他做事严谨扎实，为官清廉，很快得到道光帝的器重，官运扶摇直上，历任湖北布政使、江苏巡抚、湖广总督。如果没有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林则徐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也许只是一个为官清廉，兢兢业业的传统士大夫的形象。但由他领导的这场掀起了中英之间的战端，并从此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禁烟运动，使得他成为一个备受争议者。崇敬者有之，认为他是民族英雄，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批判者亦有之，认为以往对林则徐的评价过誉，作为传统士大夫的他，同样无法承担起使中国现代化的重任。去掉史学家加在他身上的光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在忠君爱国爱民的信条下成长的林则徐。正是出于这一点，当他看到了英国人向中国输入鸦片的行为给中国民众、也给清朝带来了无可估量的危害时，他毅然站在了严禁派的一边。在给道光帝的上书中慷慨陈词：“若（鸦片）犹泄泄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充饷之银。”并主动请缨，担当起禁烟之重任。
在广州的禁烟活动如果没有激起以后的战事的话，可以说是成功的。林则徐一方面严厉打击中国的鸦片贩子，并广寻医师，配置戒烟的药方；另一方面，为了断绝以后鸦片的来源，深思熟虑的他把目光投向英国商人，对他们采取了强硬的措施，逼迫其缴出所有鸦片，并写出保证书，声明以后永远不带鸦片来华，一经查出，货即没收，人即正法。在林则徐封锁商馆的威胁下，英国商人交出了所有鸦片，在虎门海滩上将所有缴获的鸦片销毁一空的林则徐，虽然预料到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而增修了虎门的炮台，加强了防备，严阵以待英军的到来。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英军的实力远远在清朝军队的实力之上。

二、谈判：片言片纸，远胜十万雄师

英国舰队终于来了，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广州，而是要震慑京师。十几艘英舰集结天津大沽口后果然引起了道光帝的惊慌失措，身为直隶总督的琦善奉旨与英人交涉。
琦善（1790—1854年），出生于一个世袭一等侯爵的满族贵族家庭。16岁就开始在刑部出入，18岁时正式补官，从此飞黄腾达，历任河南巡抚、山东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擢文渊阁大学士，官居正一品。琦善的官运亨通，祖荫是一方面；他本身长期身处官场，练就一套处事圆滑世故的好本领也是另一重要方面。

▲琦善与英国人谈判图

琦善接收了英国人的投书，将它转呈给皇帝。亲眼看到英国舰队实力的他觉得中国简陋的船炮根本不能与之抗衡，便打定了“抚夷”的主意。这得到了本来就不想花钱打仗的道光帝的同意。于是，琦善担当起了谈判大权。
接到道光主抚的谕旨后，琦善马上给英军送去了20头牛和200只羊作犒劳之用，然后邀请他们前往大沽海边的帐篷里会谈。琦善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林则徐身上，一番唇枪舌剑之后，英国人答应撤离舰队回到广州继续谈判。
琦善凭着他在官场上练就的翻云覆雨的嘴皮子功夫，成功哄骗了义律回到广州，得到了道光帝的赏识，认为他不费一兵一卒就退却了“英夷”，被封为新一任钦差大臣赴广州谈判。与之对照的是，林则徐禁烟不成，反招来祸端，被道光帝下令革职，传讯到北京受审。

三、广州交锋

原本收拾好行装，准备进京听候审理的林则徐又接到了谕令，要他留在广东等候新的钦差大臣来查问原委。1840年11月，第二位派往广东查办事件的钦差大臣琦善，带着两项任务来到了广州：一是与英国人谈判，退敌立功；二是搜集林则徐筹办夷务不力的罪证。在广州数月的琦善，采取了与前任钦差大臣林则徐截然相反的措施：林则徐招募乡勇，训练海防兵丁，在珠江水底安置暗桩，加强广州海防；琦善则下令解散了林则徐苦心招募训练的数千乡勇，撤去了海防兵丁，拔除了用于阻止英舰进攻的暗桩。林则徐对英国人恩威并施，采取强硬立场；琦善则不停地向英军送去牛羊米水，同时与义律称兄道弟，一心致力于增进中英亲善。
琦善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完成与英国人的谈判，建功立业。戴罪之身的林则徐看在眼里，却大不以为然。他向琦善建议造船铸炮，加强防守，防备英军进攻。但已经确信英军坚船利炮力量的琦善没有采纳林则徐的建议，在英军的炮火威胁下，他口头承诺了包括赔款和割让香港岛的《穿鼻草约》，并希望能先对条约保密，等他向皇帝奏报后再签字。
但琦善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纸是包不住火的，林则徐很快得知了此事，并找到了广东巡抚怡良，劝说他密奏揭发琦善私许香港的行为。接到怡良密奏的道光帝果然大怒，斥责琦善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琦善被革职锁拿，押解回京。

四、继续在宦海中沉浮

琦善锒铛入狱，1841年8月被定为斩监候，秋后问斩。但到了秋天，道光帝又改变主意将其释放，以苦役代之。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琦善重新得到起用，先后任热河都统、驻藏办事大臣、四川总督，1849年调任陕甘总督，终于官复原职。道光帝死后，太平军兴起，琦善奉旨主掌江北大营，1854年卒于军中。他因为鸦片战争而遭遇人生的最大变故，从一等一的高官沦为死囚，但从复出到病故这十几年中，他的经历几乎看不出任何战争带来的痕迹。
林则徐继续留守广州，等来了老将杨芳、靖逆将军奕经，但都无法扭转大败的战局。不久，林则徐被命前往浙江镇海军营协办海防，未过几个月，广州战事的败局传到京师，追究前任责任，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发往新疆伊犁戍边。战争的后半段，林则徐都在前往新疆伊犁的漫漫长路上度过。林则徐在新疆3年，仍然尽职尽责，亲赴南疆库车、阿克苏、叶尔羌等地勘察，行程3万里，所至倡导水利，开辟屯田。又绘制边疆地图，建议兵农合一，警惕沙俄威胁。战争结束后，林则徐也重新得到启用，前后代理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但他始终未能再进京面见道光帝。道光帝死后，太平军兴起，1850年10月，林则徐奉旨为钦差大臣，抱病启程前往广西，途中卒于潮州普宁县（今广东普宁北）行馆。
琦善看到了中英两国之间军事上的差距，主张息事宁人，甚至不惜讨好英国，他因为一份没有签字的《穿鼻草约》，落了个百年来的卖国骂名。义律于1月21日单方面公布了这项草约，但事实上双方未正式签约，因为琦善未得到道光皇帝同意割让土地的谕令，不敢签字。事后，中英政府都不承认这项草约。道光皇帝以琦善擅自割让香港，令锁拿解京问罪，英国政府认为草约索取的权益太少，将义律撤职。也因中英双方并未达成和议，故英国再次从长江北上进攻，后来与中国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相比中国全面战败后签订《南京条约》，除赔款割让香港岛外，增开四个通商口岸的结果，《穿鼻草约》在当时两国军事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国有利的，但没有人有预知未来的本领，抵抗总是比妥协更值得让人尊敬。林则徐之所以能征服时人及后人，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其人格的力量。工作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忠君爱国的他成为传统士大夫心中的一面旗帜，被誉为鸦片战争中的英雄，为后世所景仰。林则徐和琦善，在个人才干上，都有其过人之处，所以在鸦片战争中两人虽然先后被贬职受处罚，但在战后仍然受到道光帝的器重。两人在外交上的不同立场和做法，更表现了两人不同的性格和成长背景。不过在封建王朝的体制下，他们都只能听命，服从于皇帝的号令，无法发挥其个人的主动性，不管是主剿还是主抚，都只有符合皇帝的倾向才能发挥作用。然而，资质平平而又缺乏胆略的道光帝，显然无法充当起一个明智的最高决策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