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锭酌捐的探讨

酌捐，如同出现在咸丰、同治及光绪早期四川银锭上铭文“备捐”、“筹捐”、“展捐”、“再捐”、“续捐”、“接捐”一样，是清代中后期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而从“捐输”中衍生出的各种不同附加税项。

我们目前见到的清代四川捐输分为“常例捐输”和“非常例捐输”，也就是所说的“现行常例”与“暂行事例”。

清代捐纳制度史料

“常例捐输”即同治元年（1862），四川总督骆秉章以当时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进犯四川，由于战事紧急，当时四川所征税收不足追剿石达开部的军饷。于是他紧急上奏朝廷开办捐输，用以接济军需所用。具体办法则是按粮的多寡进行摊派，责成地方政府督促仕绅进行征收。由于祖制“永不加赋”，所捐的仍予议叙，名为捐输。但在具体执行中政策走样了，不少地方包括四川把捐输转变成按粮征收的摊派，成了常捐税。

同治年筹饷例捐纳执照

“非常例捐输”则是区别于“常例捐输”，其所捐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朝廷拟定捐纳的时间期限，捐纳的多少银两数目，来定给予多大官职的捐纳。简而言之，两种捐输可以理解为有偿和无偿方式。前面提到的备捐、筹捐、展捐、接捐、再捐、续捐，包括正在探讨的酌捐都属于后者“非常例捐输”，是有偿的方式。

酌捐，我们得从道光七年（1827）的“酌增常例”说起。根据许大龄所著《清代捐纳制度》提到，道光元年（1821），道光皇帝即位，当时的清王朝从乾隆盛世末期经嘉庆一朝，官场腐败之风盛行，加之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导致民不聊生，民怨四起，各地起义不断，以危害到清王朝的统治。道光皇帝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于是乎着手整饬吏治，想扭转颓势的王朝命运，他于道光二年（1822）七月颁布诏谕：“嗣后现任官员，不准加捐职衔，著为例。”➀道光皇帝明确指示以后的在任官员，一律不准通过加大捐纳来获得更高职位。但是，事与愿违。到了道光六年（1826）八月，水灾与旱灾接踵而至，造成江苏境内淮安高堰段京杭大运河决堤，淤塞河道，所需修筑河堤、疏竣河道的费用达到517万两，此时又正值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和卓”的张格尔率兵大举进犯回疆，焚掠设置在新疆的邮驿，阻断台路，导致西部边疆不稳。朝廷征用两万清军进疆平叛，所需军用钱粮供养也达到1230万两白银之巨。虽然当时的“河工”、“赈灾”、“军兴”费用朝廷尚还能筹措，但从长远计，将来的灾难和战争的善后事宜却是更要用银。鉴于此，当时的太仆寺少卿梁中靖会同户部向道光帝奏请开“酌增常例”，具体奏云：“筹计国用，量入为出，岁有常经。现查各直省春秋报拔之款，及京外库贮银两，俱属充盈，即有例外动支，原可无虞缺乏。而军需粮饷筹备宜宽，閭閣沐浴圣泽，浃髓沧肌，当此绥靖边圉之时，其力能报效者，自必较平时倍加踊跃。且常捐事宜行之已久，并无窒礙，迥非历届大捐漫无限制，致使仕途人员顿行壅滞者可比。该少卿请将各项银数，按款酌量增加，系筹划边储起见，事属可行。”➁此时，都察院给事中郭泰成也劝谕道光皇帝开捐纳银，以储备军需。但道光帝初衷不改，否定了大臣们的建议。但形势比人强，随着政府财政空虚压力越来越大，在没有解决办法的情况下，道光皇帝无奈的下旨，从道光七年正月起实施开捐纳银，定半年为一轮，由户部造册，吏部来挑选官员。这次“酌增常例”是参照嘉庆二十四年（1819）所开“武陟河工事例”进行应增应减。其与以往大不相同，总结如下四个方面：“1、酌定银数，即改为以往京内和京外各省捐银数量不一至的规定，统一上调为一百二十两；2、过班分发，此前捐纳没有被挑上的，可以再加银两，重新进入‘新班’，等待吏部分配；3、宽其仕进，满汉荫生，世职，正途进士，举人等，及京外现任原任文职三品，武职二品以上大员子孙，全部都可以花钱买京外职官，但品级不得超过五品；4、增添武职，将‘武职’官增入买卖行列。”➂

开捐纳银政策实施半年，就收银300余万两，部臣又奏请展限四个月，又收捐银200余万两，道光皇帝又下令再展三个月，一直到八年（1828）正月终止。清人郑世佐称，道光七年的卖官行动，因人数较多，共计收银2000余万两，在清政府衰势中临时筹款达到新高峰，足见此次“酌增常例”贡献之大。但是这种“救命银子”却给清政府带来了永远的负面影响。“颓流所及，竞令仕途混浊，贪鄙成风，贿赂公行，国以不国”。➃“自捐纳开，于是商不安于阛阓，农不安于畎田，工不安于场肆，士不安于黉宇”➄，这些状况都是开捐纳银政策造成的后果，当然，这也是朝廷没办法的办法了。

目前，我们见到的“酌捐”银锭却非道光年间的银锭，因为银锭戳记年限多为九年、十年、十一年。根据戳记上匠人张宝和、义诚享、袁恒泰可以确定为同治年的银锭。那为什么同治年的银锭还有现道光年间的税项呢？许大龄在《清代捐纳制度的》关于咸丰之后的苛捐杂税有如此评论：“然条例纷乱，银数参差，铨选壅滞，官吏侵蚀之弊，终清世而不止。人谓清代捐例之滥，滥于咸丰，殆即由此。”➅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咸丰，同治，光绪也只能效仿成例开捐。我在之前写的关于“备捐”，“筹捐”文章中己提到，“备捐”是仿效道光十三年（1833）的“筹备经费事例”，“筹捐”是咸丰元年（1851）“筹饷事例”的延续，这在我收藏的四川同治年间“照票”中得到证明。

酌捐·拾年匠张宝和

此枚酌捐·拾年匠张宝和正是同治十年（1871），清政府仿效道光七年的“酌增事例”来筹集银两，用以弥补财政支出中河工，赈济，营田，军需不足的一种饮鸠止渴的方法。

该锭分左右章，右章为竖打条章，深打“酌捐”，字口犀利，刀锋明显；左章为方章，打“拾年匠张宝和”，方章中的右侧拾年匠也为深打，左侧张宝和浅打，应为打戳记时力道不平所致，从背后月牙痕可见一斑。2017年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在秋季拍卖会的“古钱银锭机制币”中拍卖一枚酌捐银锭。这里引用该图片，供大家学习参考。

十一年匠袁恒泰·酌捐（图片选自雅昌拍卖网）

“酌捐”，如同“备捐”、“筹捐”一样，是同治年间仿效前代“成例”的一种筹集银两办法，同时期出现的“展、再，接，续捐”几种都是仿成例捐输，只是在时间上的一而再，再二三的收剐之法。这些方法短暂的缓解了清王朝的财政窘困，但却给整个王朝一步一步走向末落，最终导致覆灭埋下了深深的恶果。

这些特殊情况下的形成的特殊捐输银锭，存世量稀少且珍贵，是银锭爱好者，特别是川锭爱好者追捧的品种。

注：

➀：许大龄著《清代捐纳制度》54页

➁：许大龄著《清代捐纳制度》54页

➂：许大龄著《清代捐纳制度》55页

➃：许大龄著《清代捐纳制度》序言

➄：孙宝瑄著《忘山庐日记》

➅：许大龄著《清代捐纳制度》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