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最大银库案

文:倪玉平

清廷的中央财政，除皇帝的个人花销由内务府负责外，其余的部分均归户部管辖。而为了负责管理从全国各地征收上来的银钱、实物等税收，户部特设立了三个大库，即银库、缎匹库、颜料库，分别存储各省每年解往京师的税银，绸缎布匹，以及铜、铁、铅、锡、 颜料、药材等项物品，这三个库又合称“户部三库”。简而言之，户部是清政府的财政中枢，户部银库则是专门为皇上保管银子的机构。

清朝的财政状况，在乾隆以前形势尚好，乾隆末年以后，财政日益困难，至嘉庆朝，几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朝廷连年用兵，致使国库空亏，捉襟见肘。至道光年间，财政愈加败坏，特别是平定张格尔叛乱，黄河数次决口和鸦片战争三件大事之后，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户部银库被盗案。

银库汇集了全国历年来的税收银两，守备自然格外森严。银库由郎中负责，三年一任，一任期满，即使再清廉的郎中也能捞到许多银子。郎中以下，司库、书吏、兵役人等，无不以此为“肥缺”，其中尤以库兵为甚。库兵都是满族人，也是三年一换，通常一任可弄上三、四万两银子，因此被人羡慕，据说通常要花上六、七千两银两，贿赂满族尚书才能当上。库兵轮流搬动库存银两，或进或出，每月总会进进出出四、五次。每逢搬库，无论寒暑，库兵都要裸体，从堂官前鱼贯而入，入库后穿上预先准备好的工作服。搬运完毕，脱下工作服，裸体而出，至大堂前再次接受检查。检查时，库兵要平伸两臂，露出两肋，两腿微蹲，并张嘴学鹅叫，以防止他们有所夹带。通过检查后，才能外出。整个过程看来似乎天衣无缝。可正是通过此过程，引发了道光朝乃至有清一代，最大的银库盗窃案。

关键仍在库兵身上。相传，库兵职业乃家世相传，他们从小就练习一套独门功夫，即用肛门夹物，先练习夹鸡蛋，再依次换成鸭蛋、鹅蛋，以至于铁蛋。到最后，一个库兵每次可夹带大约十枚左右的光滑银锭，重达百两左右。等功夫练成，就可以作案了。每逢出入银库，库兵们即把银锭藏在肛门中，夹带而出。在银库门前有一茅厕，裱糊得密不透风，库兵到此后即将赃银卸出，然后埋好。有时为了多偷银锭，库丁在搬运时常借口劳累休息，多次夹带银锭到茅厕。等茅厕中的银锭积累到一定数量，库兵即借助水桶将其运走。水桶是库兵入库时带来的，因为每次入库前都要用清水洒尘，所以库兵们通过做手脚，把水桶改装成夹底的两层，以便装银。等堂官散去后，库兵们即大模大样地挑桶而出。

库兵通过技能偷盗库银，毕竟雕虫小技，比起管库的大员，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他们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移用”。另一方面，户部银库自乾隆时期和珅当国后，就从来没有认真清查过。嘉庆年间，虽然朝廷派过专官盘查，但由于受到库吏的贿嘱，无不模糊复奏，含混了事。随着吏治的腐败，库内侵蚀的情况愈发严重，欧阳昱的《见闻琐录》记载：“子而孙，孙而子，据为家资六十余年矣”。银库官兵上下沆瀣一气，时间一长，不出大问题才怪。

嘉道时期，银库已经形成一套陋规体制，一旦逢皇上命御史清查银库，库官必献上规银3000两，御史之仆从门包亦可得银300两，日积月久，习以为常。有的穷困京官，或者消息灵通的会试举子，探知这一弊端后，即以向上奏报作为恐吓，乘机向库吏勒索讹诈。而库吏也必然会搞清楚此人之家世、才能若何，再决定献出银两多少，或是数两、数十、数百、数千两不等。

道光十年后，御史周春祺为一举成名，想历举银库弊端，奏明朝廷。结果他的姻亲、曾任官户部尚书的汤金钊极力阻止。汤金钊称：“此案若发，必藉数十百家，杀数十百人，沽一人之直而发此大难，何为者？”认为不能因为只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沽名钓誉，兴此大难。最终，周春祺听从建议，此事遂止。

但是纸包不住火，总会有暴露的那一天。道光二十三年，由于管理银库的大小官吏分赃不均，内耗起来，事情越闹越大，无法掩盖，终于传到了道光帝那里，酿成库丁张诚保偷盗银库案曝光。道光帝震怒，借此机会谕令刑部尚书惟勤等人前往盘查银库，并一度亲自参加审问，最终获得全部真相。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刑部尚书惟勤等详细汇报了最终的统计结果。惟勤等人称，经过查对户部送来的会计簿，银库应有历年积余的正项银12182116两。而在逐袋查验后发现，仓库中只有存银2929354两，共计短少9252762两。面对这份奏折，道光帝不禁朱批：“朕愧恨忿急之外，又将何谕！”

同一日，道光帝对内阁发布上谕，称：“户部银库设有管库司员，专司出纳，管库大臣总领其事，并多次派出王大臣盘查。近年又添设查库满汉御史，各该员果能认真经理，核实稽查，何至群相朦混，酿成巨案？”现在银库竟亏空至900余万两之多，“实属从来未有之事，览奏曷胜忿恨”。其自嘉庆五年以后历任管库及历次派出查库大臣，皆系亲信大员，竟毫无察觉，甚负委任，“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朕自咎无知人之明，抱愧良深”。

为了把这一从未有过的特大盗库案查清，道光帝重新组织了清查班子，派宗室载铨、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敬征、兵部尚书裕诚、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赛尚阿前往核实查办，对所有自嘉庆五年以后的历任管库司员、查库御史及库丁书役等，逐细查明，开列名单，从严治罪，并对短亏库银如何设法弥补的办法，以及如何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提出具体意见。当然，他也明白：“事阅多年，官非一任，即书吏、丁役等，亦人数众多，倘不确切查明，恐致遗漏，幸逃法纲。”

当时离鸦片战争结束不远，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本来就十分困难，现在又发现户部银库只有200多万两的储备，一旦遇有变故，实在无法应付，道光帝自然是十分焦急，向内阁连发二道明谕：其一，要求清军官兵于各项需用，一概从俭，甚至要俭而再俭，兵丁军饷如不能按数发给，将来一定照数补发。其二，要求宗人府、户部、工部、内务府、三院、三山、太常寺、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各堂官对所有大小工程及支领款项，可裁即裁，可省就省。

三月三十日，与库案有关的历任银库司员、查库御史名单开列出来，报给了道光帝。道光再命吏部，将这些人中现有官职或因故回旗回籍人员一律先行革职；已故者，查其子孙有无任职及现任何职，继续查明，然后开列名单，交载铨、穆彰阿、敬征、裕诚、赛尚阿从严查办。

四月七日，道光帝对库案有关人员实行经济制裁：1、自嘉庆五年(1800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历任库官、查库御史，各按在任年月，每月罚赔银1200两，已故者照数减半；2、因此次库案已经革职的荣庆等六人和尚未卸任的萨霖、宋林曙均加倍罚赔；3、嘉庆以后历任管理银库的王大臣，每月罚赔银500两，历任查库王大臣，每次罚赔银6000两，已故者照数减半。

道光对库案的处理是比较认真的，态度也是坚决的，就连最受道光信任的军机大臣、大学士们，也不能幸免。像道光朝身任宰辅多年的三朝元老、深受道光倚重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也因库案所涉，被减半罚赔银2万余两，虽已去世，由其子照数赔补。其子赔补1万两后，因病身亡，又改由其孙曹绍桐继续追交。曹振镛如此，其他人不问可知。

此案虽然处罚了许多人，但最终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道光帝起初本打算将一切有关人员全部革退，但最终考虑到人数实在太多，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部从宽处理，将革职改为留任，只是把查库御史全部取消。至于管库制度，则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改进。

在审理本次银库案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可以提一提。在审案时，面对众多的贪污犯，道光帝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有没有库吏没有受过规银。结果据回复，至今只有御史骆秉章“己身不染”，两袖清风，而且“仆隶亦不受丝毫”，可见他的家丁也很自觉。道光帝极为高兴，对骆秉章大加提拨，从此骆秉章官运亨通，“洊升封疆，其见知自此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