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相吏民|丰稷：气节高直、不忘初心的北宋名臣

丰稷（1033－1108年），宋代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字相之，死后朝廷赐谥“清敏”，故典籍中常称作“丰相之”、“丰清敏”、“丰清敏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多著政绩，特别在皇帝昏昧，党争激烈，群奸肆虐，政局残酷多变的哲、徽两朝，始终不忘儒者修齐治平之初心，气节高直，公忠不阿，勇毅敢为，正己心，正人心，正世心，如泥潭青莲，如高松清露，如深夜孤鹤，广受时人赞誉，史家褒扬，无论官修正史，还是私家著述，均以崇敬之笔，记其行迹。

一、初仕，清平得民心

丰稷于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中进士，时年二十七岁。初任真州六合县（今江苏六合）主簿，继任襄州谷城县（今湖北谷城）令，为政均以“廉明”著称。《宋史·循吏·叶康直传》记，叶康直知光化县，“凡政皆务以利民，时丰稷为谷城令，亦以治绩显。人歌之曰：叶光化、丰谷城，清如水，平如衡。”老百姓由衷歌赞这两位循吏为官廉洁，如水一般清澈明洁；为政公平，如秤一般令人信服。

丰稷任谷城县令时，著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正任襄州太守，是丰稷的顶头上司，对丰稷很是欣赏，在丰稷任满离县时，特写诗赠之。在这首题名《送丰稷》的古体诗中，曾巩热情赞誉了丰稷杰出的才华和冰雪般高洁的情操：“闳材壮思风雨发，绿鬓少年冰雪清。读书一见若经诵，下笔千言能立成。精微自得有天质，操行秀出存乡评。”对丰稷在谷城县的治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嗟从薄禄困流滞，能诱鄙俗销纷争。弦歌躬劝士强学，田里堵安人力耕。”认为丰稷虽是以高才而任位低禄薄的县令，仕途遭困，却尽职尽责，施政有方，循循善诱，以德化民，引导县人摆脱无谓的纷争，和谐相处，士子奋发向学，农夫勤力耕作，弦歌而一县治，实现了孔子倡导，儒者向往的为政境界。“嗟予据案但画诺，遇事缩手方蒙成。虽知璞玉难强献，欲挂尘榻空含情。”自己虽为一州之长，却对丰稷既信赖又依赖，如同东汉汝南太守宗资信任贤士功曹范滂，州务一皆委之，自己但“主画诺”，而一州大治一样，有时候甚至“缩手”不为，靠定丰稷，把事办成。可惜有如玉在璞中，世人不识，丰稷高德大才，尚不为时所知，自己也无力援之，唯有像东汉豫章太守陈蕃设专榻以待名士徐稺一样，向丰稷表示由衷的敬意。但“岁寒不变乃知确，物理先否终当亨”。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否极泰来乃常理。曾巩相信，丰稷必将被朝廷大用，为时代作出大贡献。

曾巩不仅是文章大家，也是施政高手，历任各地，皆有善政，颇受称誉。这时曾巩已四十四，在朝廷和地方为官多年，名扬朝野，丰稷则年仅三十左右，不过一“绿鬓少年”，初涉政坛，小试牛刀。以曾巩之道德文章，慧眼特识，能给丰稷这样高的评价，说明丰稷入仕之初，起点甚高，必为治世之良才，乱世之砥柱。

二、立朝，直言正君心

宋神宗元丰初年，高丽国派使臣朝宋，丰稷随左谏议大夫安焘前往高丽回报。航海途中遭遇大风，使团所乘船的桅杆被折断，船差点翻沉，“众惶扰莫知所为，稷独神色自若”。颇有东晋名相谢安与众泛海，“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之器局。安焘不禁赞叹道：丰君的胸怀，真难以估量呵！临危不惧，处变不惊，英雄本色，古今一也。谢安以之镇定诸人情绪，同舟共济，平安返陆。丰稷以之平息众人惶扰，群策群力，终达彼岸。使团到高丽，受到特别礼遇，圆满完成使命，回国更受到神宗褒奖。数年后，神宗在召见丰稷时，还特意问道：“卿昔在海中遭风波，何以不畏？”丰稷答道：“巨浸连天，风涛固其常耳，凭仗威灵，尚何畏！”丰稷的回答，既向神宗汇报了自己当年海上遇险的真实心境，也向神宗揭示了儒者为人处世的高贵操守，深蕴哲理，发人远思。“巨浸连天，风涛固其常耳”。这是大海之状，也是社会之态。儒者既怀修齐治平之初心投入社会，就如置身“巨浸连天”之大海，“风涛固其常耳”，但只要心怀家国，心怀百姓，就可“凭仗威灵”，任风暴涛狂，沧海横流，“尚何畏！”

宋神宗和王安石被钱穆《国史大纲》称为“大有为之君臣”，二人一度真诚携手，力排众议，强力推行旨在让王朝走出积贫积弱困境的变法革新，却终究扛不住持不同政见的君子们山呼海啸般的批评和投机新政的无耻小人阴险倾轧。到元丰初年，曾大义凛然，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自励的王安石，早已拂袖归去，日常间骑驴访佛寺，参禅吟诗，超然方外。剩下神宗一人，兀自苦撑，既要顶住朝中君子的正面反对，又要挣脱身边小人的重重包围，身心憔悴，迷茫困惑。在这样的时候，听到丰稷这样的对答，神宗不禁身心为之一振，深深感受到难得的鼓舞，“帝悦”，当即将丰稷由封丘县令擢升为监察御史，从地方调进中央，这是丰稷入仕二十年来，第一次到朝廷做官。打这以后，丰稷凡在朝廷任职，必以直言谏君，以正君心。

宋哲宗继位后，丰稷初任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要严以律己，为臣民作出表率，“一动一言，思所以为则于四海，为法于千载”，以使“教化行，习俗美”，国家安宁。哲宗这时才是个十岁的孩子，谏之以儒家诚意正心之道，揭之以人君修齐治平之任，正其时也。元祐八年（1093年）春季多雪，丰稷乘机上疏，认为这是上天对哲宗让宦官干预政事的警戒，建议哲宗“昭圣德，祗天戒，总正万事，以消灾祥”，加强自身修养，除弊政，行德政。但哲宗并未听取丰稷的谏言。不久，主政的高太后逝世，哲宗刚开始亲政，就将乐士宣等几个宦官召到身边。丰稷立即进言：“陛下初亲万机，未闻登进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哲宗非但不听，还将丰稷贬出朝廷。

哲宗死，徽宗继立。宋徽宗轻佻多好，全无人君素质，比哲宗加倍昏昧顽劣，继位之初就重用宦官。丰稷时任御史中丞，见“宦官渐盛”，异常焦虑，便利用徽宗喜好读书的特点，及时进谏。一次上朝，特意怀揣《新唐书·仇士良传》，到徽宗面前朗读。仇士良是唐朝中后期著名大宦官，长期干预朝政，《新唐书》记其“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制造了“甘露之变”大屠杀，朝中“公卿半空”，读来令人毛骨悚然。记其自语魅惑天子之术曰：“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听之尤令人君一身冷汗。这些内容，徽宗早已熟知，所以丰稷刚读几行，徽宗就不耐烦地说：明白了。想让丰稷立马住口。丰稷却假装没听见，硬是将全传读完才停。因为丰稷的目的不是读书给徽宗听，而是要古为今用，借史进谏，要徽宗立即刹车，勿蹈唐朝覆辙。可惜徽宗如风过耳，初心已坏，历史之痛，能奈其何！后来的事实证明，宦官童贯、梁师成等，正是循着仇士良的套路，套定宋徽宗，直奔亡国路的。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宋徽宗要到南郊祭祀天地，内侍宦官说，应该做个大金匣子，好装皇帝祭拜天地时穿的大裘，预计得用黄金数百两。丰稷时任工部尚书，连续几天上言反对，惹得宋徽宗脸色都变了，在殿上发气对副相陆佃说：“如此可便罢之，受不得丰稷煎炒矣！”陆佃深受感动，退朝后，在两位宰相面前叹道：若能让像丰相之这样的人常在经筵辅导皇帝学习，“人主岂复有过举邪！”

的确，丰稷立朝，但凡能用以端正君心的机会，均不放过。“建中靖国”，是宋徽宗继位后用的第一个年号。丰稷时任礼部尚书，年号制定，正与礼部有关，遂趁便进言道：“尊贤纳谏，舍己从人，是谓‘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习招权，是谓‘靖国’。”应循名责实，抓好开头。当时皇宫内正在铺设豪华地毯，丰稷援引宋仁宗被褥、衣着，皆本简朴的范例，说这是祖宗家法，应当固守。宋徽宗听后，立即下诏停止。丰稷的本意，是想让宋徽宗见微知著，从一开始就确立戒奢爱民之心。可惜宋徽宗很快就将丰稷的谏言忘得一干二净，在宦官和一帮奸佞诱导下，滑向骄奢淫逸之途，蔡京遂乘机鼓吹“丰亨豫大”邪说，将宋徽宗的挥霍纵欲推向极致。

三、为政，嫉恶斗邪心

当初，王安石读《史记·孟尝君列传》，责难世俗盛传“孟尝君能得士”的说法，认为孟尝君所得乃鸡鸣狗盗之徒，不是真正的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诚为高见。不幸的是，王安石本人竟也于不自觉间重蹈孟尝君的覆辙。王安石急于推进新政，用人不慎，他本人也不善识人，凡拥护新政者皆委以重任，一帮唯利是图的无耻小人，遂趁机投奔新政旗下。很快，所谓新政，就变质为扰民害民祸国亡国之政，打着新政大旗的新党人物，如吕惠卿、章惇、曾布和蔡京、蔡卞兄弟之流，大都是阴狠歹毒的小人。而对新政持异议者，如司马光和苏轼、苏辙兄弟等，则如钱穆所说，“大体皆君子”。特别是当王安石被自己擢拔的吕惠卿排挤出朝后，所谓新旧党争，实质上已不再是政见异同之争，而纯粹变为君子与小人之间为国为民和祸国祸民的残酷斗争。嫉恶如仇的丰稷，本能地挺身而出，对章惇、曾布、蔡京之流的邪心劣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丰稷被宋神宗擢升监察御史，此官品秩虽低，职掌却重，纠察官吏，肃正纲纪，上自宰相，下至小官，都在其监察弹劾之列。丰稷尽职尽责，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检举章惇。章惇最受王安石器重，宋神宗对之也特别赏识，此时正任参知政事，即副相，位高权大，炙手可热。但章惇既好弄权，又好报复，人品欠佳，口碑很差。丰稷对章惇利用副相之权谋私利，走门路，通关节的劣行，检举揭发，“无所移挠”，硬是将其从相位拿下，贬出朝廷。元丰五年（1082年）改官制，章惇又被召拜为门下侍郎，再任副相。丰稷认为：“官府肇新而惇首用，非稽古建官意”，再次上奏反对。紧继其后，谏官赵彦若也上疏说：章惇“无行”，品德太差，不宜居相位。

宋哲宗绍圣、元符年间（1094—1100年），章惇独相，在复行新政的旗号下，肆意迫害反对新政的所谓旧党，令人将与司马光等人当年相关的章疏案牍及言行搜集编类，作为惩处依据,“由是，缙绅之祸，无一得脱者”。章惇将个人恩怨也掺杂其间，进行报复。负责编类的官员秉其旨意，“率视章惇好恶为轻重，存殁名臣，横罹窜斥。”到丰稷主持御史台时，才对此作了揭发和清算。

宋徽宗初年，丰稷从地方进京任御史中丞，为朝廷检察机关御史台长官。第一次上朝，就碰见时任翰林学士承旨的蔡京。蔡京是北宋后期大奸臣，很怕以直声闻名的丰稷，立即越班上前向丰稷施礼道：“天子从外地召您到朝廷执法，今天定会有高论呵！”蔡京一心要讨好丰稷，丰稷却不买账，正色答曰：“行自知之。”很快你就知道了。当天，就上了一道《揭蔡京蔡卞奸邪疏》，历数蔡京、蔡卞兄弟种种邪心恶行。谏官陈瓘、江公望随之也弹劾蔡京，但均动摇不了蔡京的权位。丰稷对殿中侍御史陈师锡等御史台官员说：“京在朝，吾属何面目居此！”认为不能将蔡京这样的奸人赶出朝廷，就没脸在御史台任职。于是对蔡京“击之不已”，终于将蔡京从翰林学士承旨位上拿下，贬出京城。宋徽宗任命蔡京奸党钱遹为殿中侍御史，丰稷上疏谏阻，说其人品不端，处事不公，不适合做御史台工作，宋徽宗不听。丰稷又奏：“必用遹，则愿罢臣。”朝廷一定要用钱遹做殿中侍御史，那就请免掉我这个御史台长官的职务。宋徽宗只好改任钱遹为地方官。接着，丰稷又揭发蔡卞兼任国史修撰时，以私人是非定取舍，蔡卞本是王安石的女婿，竟“以王安石《日录》乱《神宗实录》”，任意篡改国史，建议在修《哲宗实录》时引以为戒。

宋徽宗得继帝位，曾布出过大力，遂将曾布升任宰相，以作报答。曾布在北宋后期政治斗争中投机多变，反复无常，人多厌之。和蔡京一样，曾布也很怕丰稷。拜相前夕，派人去试探丰稷的态度，探子问丰稷：曾公要是拜相，您将如何？丰稷答曰：“也且看其设施始。”这就要看他施政所为了。探子刚去，丰稷就约请御史台的同僚，一起上奏反对任曾布为相。而曾布听到探子回报，也很生气，第二天就奏请徽宗，将丰稷由御史中丞改任工部尚书。丰稷毫不退缩，在所上改任谢表中怒斥“佞臣”，徽宗问谁是佞臣？丰稷直答：“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则天下事定矣。”

初继帝位的宋徽宗，还不像其后那样混账，有时尚能辨清好坏，这次虽未听丰稷的意见，依然拜曾布为相，却也知道丰稷是“尽言守正”，所以曾想将丰稷擢升为尚书左丞，即副相，但终因身边群奸反对而作罢。据洪迈《容斋续笔》卷三，宋朝除用执政（副相），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进拜，俗呼为“四入头”。所以，曾布促成丰稷由御史中丞改任它职，乃是调虎离山，断了丰稷入相之路。不久，丰稷就被排挤出朝廷，到蔡京得政，“修故怨”，更被连贬官带除名，迫害至死。

四、处世，澄澈敞公心

丰稷生性忠直，一身正气，为政只认事，不认人，不仅敢与宦官和奸臣的弄权祸国之行斗，也敢与皇亲国戚的奢侈僭越之风斗，遇事不正，必出头正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宋哲宗的叔父荆、扬二王不守法度，密令蜀地为其织锦茵。台谏官职掌监察纠风，慑于二王“尊宠莫并”，权势煊赫，虽知其事，却皆不敢言。独时任右司谏的丰稷挺身而出，在朝堂朗声论奏道：太祖、太宗“以俭先天下，而宗室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纠正。”退朝后，御史赵几对丰稷说：“闻君言，使几汗流浃背！”对其孤胆英雄之举，由衷敬佩。

丰稷的政见，主要倾向于司马光和苏轼、苏辙一派，对新政多持异议，但在具体议政施政中，却唯以利国利民为准则，不以新党旧党判是非。宋哲宗元祐初年，司马光为相主政，苏辙时任户部侍郎，建议将工部所辖的都水监、将作监、军器监，皆同时隶属户部，朝廷凡有相关工程和制作，由户部定其事之可否和经费数目，而由工部监督其完成的质量和进度，朝廷从之而立法。绍圣年间复行新政，废除元祐旧政，此法被废。到徽宗建中靖国初，一度复行元祐之政，此法也随之复行。及至丰稷任工部尚书，“独持不可”，坚决反对再行司马光和苏辙所定旧法。丰稷从工程和制作的实际出发，认为：如果都水监要堵塞黄河决堤，军器监要制造军器，掌管财政的户部认为可以，自然应和主管都水监、军器监的工部并任其事；倘若户部不同意都水监、军器监要进行的项目，不给工部划拨足够的经费，却“令工部任河之决塞，器之利钝，为工部者不亦难乎？”丰稷分析得入情入理，朝廷从之，司马光和苏辙的错误被彻底纠正，再无人提及。南宋时，大诗人陆游在其名著《老学庵笔记》中述及此事，对丰稷的人品和特识很是佩服，深情写道：“丰相之本主元祐政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谓贤矣！”刘奉世的父亲刘敞、叔父刘攽，均为司马光和苏氏兄弟挚友，刘奉世的政见也属旧党，和丰稷一样，为人也很正直。但丰稷任殿中侍御史的时候，对刘奉世工作上的失误，照样弹劾，刘奉世因之受到朝廷处罚。

丰稷忠心为国，公心处世，与人交，也以此为准，择友只认人品，不认家世背景，所以他的朋友圈里，尽是正人。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说：丰稷“绍圣间数任言责，有正直之声。与章质夫（章楶）友善，而不乐章子厚（章惇）。与曾子固（曾巩）友善，而不乐曾子宣（曾布）。其论子厚、子宣章疏，皆直指陈不少恕。初不以质夫、子固之故，而为之掩覆也。”章惇与章楶为堂兄弟，曾巩与曾布为亲兄弟，丰稷唯友其贤者，且不因此而徇私情，偏护其奸佞之亲。

丰稷不仅自己正身立朝，还大力举贤，为朝廷推荐了一大批正直之士，对此，《宋史·丰稷传》如数家珍，说丰稷所“荐士，如张庭坚、马涓、陈瓘、陈师锡、邹浩、蔡肇，皆知名当世云。”陆游《家世旧闻》更认为，正是这批直臣相继接力，主持徽宗初年的监察工作，徽宗虽昏，而“群奸尚有所惮”。当这批正人相继离任，“小人乘间得进，事遂大变”，北宋末年政局遂不可收拾。

丰稷高洁的政治品德，无畏的担当精神，在北宋中后期政坛广受赞誉和崇仰。前辈名相文彦博称丰稷为人，似北宋中期有“铁面御史”之誉的名臣赵抃。同辈名臣王古，对丰稷更是由衷敬佩。宋徽宗初年，王古由户部侍郎升户部尚书，丰稷由御史中丞改工部尚书。六部尚书排序，户部尚书位第二，工部尚书位第六，王古觉得自己不如丰稷，而上朝立班，户部尚书之位却远在工部尚书之上，于是上表称，“丰稷厚德”，自己“实不逮也。乞立班在丰稷下”。到南宋时期，士大夫间还以此为美谈。

丰稷有诗曰：“夜深孤鹤鸣，清露滴高松。”又有《荷花》诗曰：“桃杏二三月，此花泥滓中。人心正畏暑，水面独摇风。”可谓其人生志趣的诗意描述。读其诗，想见其为人，一位气节高直，固守初心，持正斗邪，公忠为国的先贤，正如莲，如松，如清露，如鸣鹤，给我们的生命情怀，展开何等高迈清远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