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春秋时代贵族精神的最后挽歌

作者：众城同学 奴曦

对于贵族精神，中国人已经很陌生了。啥叫贵族精神？很多人脑子里浮现出来的画面就是锦衣玉食、仆佣环绕……但是，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像住豪宅、驾香车、骑骏马这些，从本质上来讲只要是有钱就可以做到的，和贵族精神八竿子打不着。要说古代出身并非贵族的巨商大贾，恐怕也能达到。

因此，这不叫贵族精神，这叫“暴发户精神”。当然了，并不是说这是绝对庸俗的追求，毕竟人想追求优渥的物质生活水平，本身也无可厚非。

但是，究竟什么是贵族精神，欲想探究，我们不得不追溯到2000年前的春秋时代，让我们一起去揭开被后人嘲讽为“蠢猪”的宋襄公背后所展现的贵族精神。

春秋时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上古贵族精神逐渐陨落的时代，正所谓“春秋无义战”，春秋与战国五百余年的战争史，也同时是贵族精神的消亡史。而宋襄公无疑是殷商最后的贵族，也是春秋时代贵族精神的最后挽歌。

提起宋襄公，后人常常耻笑其因循旧礼、食古不化的迂腐，与泓水之战中因“蠢猪式的仁义”而导致战争惨败的悲剧……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也正是恪守并践行着“礼”。

空洞地运用当下的价值观，与行为逻辑去看待2000多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是非常不可取的，缺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洞察，就容易变成只会在故纸堆里自说自话的书呆子。这实质上，与那些追捧历史穿越架空爽文，总觉得各种更好的选项因为当时人的愚蠢或认识有限而错过，自己穿越回去就可以逆转乾坤的那种傲气没有本质区别。

在西周时代的国野制度的治理格局下，各国间发生战争时，参战军队的主体一直都是贵族以及从贵族阶层分化而来的平民阶层中的“国人”，也只有这一群体才有“公侯干城”、“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资格。

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时代，当兵不仅仅是一种义务，同样也是一种权利。当时的贵族阶层以及“国人”这一平民阶层中的特殊群体，在享受着比“野人”更优越的物质生活以及相关特权待遇的同时，也承担了诸如参军作战等等诸多义务。

这与宋朝以来“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的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不同，当时出身贵族的男儿无不以执戈披甲为荣、视冲锋陷阵为乐。

顾颉刚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曾经如此评价：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国都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

春秋以来，虽然周天子权威渐失，国野制度开始瓦解，但是从军的主力仍然是贵族阶层以及“国人阶层”。所以，那个时代的战争规模往往不大、持续时间也较为短暂，参战规模大抵也就是几千人、几万人、几百辆战车。这与后世的乱世中动辄伏尸百万、视人命如草芥的大规模战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一点上来看，先秦时代的战争倒是与古希腊城邦战争颇为相似。

这便是宋襄公所处的时代，那个崇礼、勇敢、大无畏的上古时代。

春秋时期，宗法制度已经开始逐渐解体，西周时代相对稳定的政治与军事格局逐渐陷入无序的状态。因此，各诸侯国争霸打出的共同旗号都是“尊王攘夷”。彼时的宋襄公同样希望自己像齐桓公那般通过仁义征伐达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中原霸主地位。

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死，南方楚成王趁机坐大，威胁到中原诸国。宋襄公试图通过称霸的方式团结中原各国、制衡楚国，接过桓公“尊王攘夷”的大旗。这便是那场著名的战役、被后人嘲笑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泓水之战的背景。

公元前638年，宋楚泓水对阵。双方实力悬殊，楚强而宋弱。当时宋军已在北岸列队严阵以待，楚军尚在渡河。此刻，宋国的大司马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

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而后大司马再次劝谏宋襄公趁势攻楚军，宋襄公再次否决了他的提议。

最终，等到楚军全部过了河，完全摆开了作战阵势后才进攻，然而，这个时候军力悬殊的两国，胜败就已注定。毫无悬念，这一仗宋国战败，宋襄公也因在此战中受伤而于次年夏天去世。

宋国在泓之战后，从曾经的春秋五霸之一，沦为二流国家。自此之后终春秋之世，宋国再未图谋霸政。

正如成书于汉代的《淮南子》在对比春秋和后世战争之后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泓水之战标志着自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的“礼义之兵”、不以杀戮与彻底征服为目的的“仁义之师”退出历史舞台，自此以后的战争就成了孟子所说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那种视生命如草芥的、为打胜仗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野蛮时代了。

偷袭、诱骗变成了战争的常态，以水淹城、围困全城、饿死百姓、驱妇女上战场、掘敌方坟墓等殃及无辜民众的战事也频频出现，成千成万地杀俘也变得不稀奇，“不鼓不成列”的仁义之师终究演变为长平之战坑敌40万的惨烈……

公元前637年，宋襄公霸业未成，在悲怆之中死去，他的逝世也标志着上古贵族精神的消亡。

类似于宋襄公恪守礼仪原则的故事在先秦那个时代屡见不鲜。

《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述了公元前575年，晋国和楚国在鄢陵打的一场大仗，让我们看到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彬彬有礼。史书的原文是：“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

也就是说，在这次战斗里，晋国的大将军郤至前后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脱下头盔，趋避到一边，以表示对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派工尹襄赠给了郤至一张弓，并说：“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有位打着红色皮绑腿的有礼貌的人。他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疾步而走，让他受累了!”

郤至闻言回答说：“您的外国臣子郤至，奉了我国君主的命令作战，在战场上正穿戴着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问，我心里实在感到不敢当。因为在战斗当中，只好对您的使者行个敬礼了。”说完，对工尹襄作了三个揖就走了。

正如这个故事所表现的那样，即便是血腥的战争中，优雅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的基本追求。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说：

“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还有一个更有名的故事，公元前548年的夏天，齐国大臣崔杼设计杀害了君主齐庄公。事后崔杼找来太史伯说：“前几天主公调戏我的夫人，被人杀了。为了照顾主公的面子，你一定要写‘先君害病身亡’。”不想太史伯却回答说：“按照事实写历史，这是太史的职责。”遂在竹简上直书。夏五月，崔杼弑君庄公。

崔杼大怒，抽剑杀了太史伯。按惯例，太史之弟继承乃兄之职，新太史在记载这一段时，仍然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把他杀了。可是第三个太史还是照样写。崔杼叹了一口气，只好作罢。一个叫南史氏的太史听说几位太史都被杀了，大义凛然，“执简以往”，准备续写史书，走到半路，听说已经直载其事，才回去了。

春秋时代的贵族们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执着，这么硬骨头。

孔子的弟子子路，在战争中阵亡，他临死前还不忘系好被对手砍断的帽缨，正冠而死。后人常以为其行为迂腐、教条，却不知这正是贵族阶层宁愿死也要维护的优雅、荣誉与尊严。子路在敌人的刀锋下系好帽缨，其实正体现了贵族式的在死亡面前的从容不迫。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并非是心血来潮。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得“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

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而在宋代之前的诸多史书对宋襄公相关做法的评价，也并不如后世一般，鄙视、批判、不屑，比如《春秋公羊传》和《史记》就曾经高度评价宋襄公其人。

宋襄公一心坚守原则，一心践行贵族精神，为此纵然身死国败，他也不曾动摇过。这与中世纪欧洲贵族视荣誉胜过生命的骑士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叹息的是，从早在2000年前的韩非起，他在历史的长河中就一直以一个迂腐不堪不知变通的反面典型被世人无情嘲笑、谩骂。

如果说宋襄公“蠢”，那也应该说“蠢”得可爱。作为上古战争道德的践行者和最后的守护人，宋襄公保留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难能可贵的东西，他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贵族。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混乱年代里，宋襄公依然坚持恪守着作为一个合格的“士”的行为准则，其行堪称后世楷模。

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这种战争更像是君子之间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角逐与较量，与后世尔虞我诈、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的权谋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早已变了模样。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封建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至于历史书中说的历代封建王朝，笔者觉得如果仅从封建的准确定义上来讲，秦之后的历代王朝，既没封、也没建，称之为“封建”未免滑稽。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也从历史舞台上逐步消失了。先秦时代遗留的贵族精神，在两汉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与弱民的政策倾向下不断泯灭，最终在魏晋时代烟消云散。

有人说，魏晋士族继承了先秦时代贵族精神的遗泽，但笔者却觉得不然。魏晋门阀士族虽然利用九品中正制等垄断了仕途官场，却不似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那般尚武，勇于承担责任。南朝至隋唐，门阀士族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就是门阀士族鄙薄武职、脱离军事，因为他们不必像春秋时代的贵族一样在享受优渥的待遇与特权的同时也要承担“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责任，反而是一副“权利我要，义务你来”的情况。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开国君主，无一不是出自寒门庶族出身的将领，而非门阀士族显贵，就可见一斑。

及至赵宋王朝对武力极度抑制，汉人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耀，整个民族开始朝文雅的方向发展，春秋时期贵族阶层引以为豪的“执干戈以卫社稷”在宋朝却成为了最低贱的职业，宋朝的武将子弟都“耻于习弓马”，到了宋朝后期，竟有秀才如带兵器外出，便会遭乡人耻笑，被视为不才，令邻里惊愕不已的现象。

失去了尚武精神，华夏民族不再追求强健体魄与开疆拓土、马革裹尸，留下的只是为赋新词强作愁的浅唱低吟……

也因此雷海宗称秦汉之后的中国文化为“无兵的文化”，“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

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很难理解先秦时代祖先们的精神面貌。今天中国人往往认为贵族只意味着特权，意味着挥金如土，意味着为富不仁，意味着有好处时先上、有危险时先逃。其实在春秋时代，权利也往往意味着责任。在享受特权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关键时候必须能挺身而出，为国家和君主献出生命，这与后世士大夫阶层“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甚至为了苟且偷生，做了叛徒与汉奸的做派是完全不同的。

春秋时期的贵族阶层，往往在享受更多的财富与地位的同时，也坚守着更多的原则，承担着更多的责任。贵族特别崇尚武力，上古贵族几乎都是武士，贵族男子也都以当兵为职业。他们常常不畏生死，他们将勇敢、尊严、优雅、荣誉看做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在目睹了孙子推崇的兵行诡道、三国的尔虞我诈、两晋的率兽食人、元清的烧杀掠夺与当今社会的钱本位与官本位之后，笔者深刻的怀念起2000年前那个讲礼仪、守道义的时代，深刻的怀念宋襄公宁死也要维护的贵族精神。

当世人不再耻笑宋襄公的“愚蠢”与“守旧”的时候，才是我们民族精神真正回到讲诚信、守礼仪、重道义的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