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上海的新式科技教育

作者：徐锋华

西学东渐在近代上海最突出的表现，主要是广方言馆、格致书院和幼童出洋留学，这些举措培养出第一代科技人才，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风气开化、启蒙当时人们的近代意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上海乃至全国教育的近代化和科技知识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先驱意义。这三项均与任职江苏巡抚、后升迁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密切相关。

作为海派典范的广方言馆

李鸿章在上海负责“夷务”工作，但当时翻译人才数量有限、素质也不高，难以适应通商形势和国家正式外交的要求，把开办外语学校的问题现实地提上日程。此前，翰林院编修郭嵩焘，以及流寓上海的苏州籍翰林冯桂芬在著名的《校邠庐抗议》中，都有开设外国语言文字学校的提议，但没得到清廷批复。

1863年3月11日，李鸿章上折提议在上海开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不久清廷下旨批准，广方言馆遂在上海城内旧学宫后、敬业书院之西破土兴建，由上海县儒学教谕章安行择地购料、负责筹办。

上海广方言馆于1863年3月底开馆，幕僚冯桂芬拟订章程12则，由名望显著的官绅保送、经上海道面试后择定，每次招收正附科学生40名，四年为一期。广方言馆聘请林乐知、傅兰雅、金楷理，分别为英、法、德文教习；中文教习则有徐寿、华蘅芳等4人，分经学、史学、算学、词章四类，另聘品学兼优的绅士为总教习。馆中选派精通外国语言的委员董事4人，在每天外语教习课读时，充当翻译。所有学生均以外语与算学为主课，必须逐日讲习。广方言馆打破了此前官办学馆只从八旗子弟中选取的规矩，也打破了从正途选官的惯例，是李鸿章主政上海时期地方政府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

李鸿章鼓励以翻译的方式来进行“西学东渐”这个重要工程。1868年6月开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先后聘有英、美传教士，致力于翻译出版西洋科学技术书籍。广方言馆1870年春迁入制造局，译书实力更为强大。

考虑到可译之书为数众多而中国国事有轻重缓急，李鸿章着重指出，所译书“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之类”。翻译馆的译书1871年开始刊印出版，如《汽机发轫》、《汽机新制》、《汽机必以》、《制火药法》、《开煤要法》、《井矿工程》、《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等，以及化学方面的《化学鉴原》、《化学分原》等书。这些科技知识的基本书籍，是当时中国介绍西方科技最早的一部分图书，被各地机器局广泛采用，并被后来开办的各类新式学堂当作教材。到清末，共出版西书180种。

1898年，制造局为了培养生产技术力量，设立了工艺学堂，内分机器、化学两馆，实收学生各20人。1899年，工艺学堂被并入广方言馆中。工艺学堂学生毕业后，除由总理衙门选调赴京者外，均留充沪宁两地学堂的教师，或担任制造局中的员司。1905年，原李鸿章幕僚、两江总督周馥以各省已设学堂，兼习外语，足备译才，而“工商各业，尚无进步”，奏准改广方言馆为工业学堂，原工艺学堂也一起并入。广方言馆性质既变，名亦不存，其历史使命遂告结束。

广方言馆前后历时42年，总共培养了14期560名学生。学生毕业后，一部分被选送到京师同文馆深造，另一部分则进入各种新式机构工作。广方言馆培养的学生遍于国中，遍及外交、教育、科技、军事、政治等各个领域，其中9人担任公使，2人位至外交总长，2人代理过国务总理，这个成绩在晚清的同类学堂中非常突出。

重视科技实用的格致书院

1873年3月，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倡议在上海设立一所学校，专供中国人讲求科学技术，于1874年3月24日成立董事会，选出麦华陀、伟烈亚力、傅兰雅、福弼士四人为董事，推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为华人董事，王荣和及徐寿、徐建寅父子后来也成为董事。申报刊出了格致书院章程十五条，详细介绍了书院宗旨和各项具体规定。

从1874年4月6日，到1875年10月格致书院基本建成，董事会先后开过九次会议。其中，1874年8月30日举行的第三次董事会议尤其重要，徐寿宣布了将书院之事分别禀陈北洋大臣李鸿章及南洋大臣李宗羲的经过。其影响在于江南制造局、上海道台与李鸿章都被拉进来，对格致书院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格致书院原定资本额2500两，但所得捐款不足，李鸿章得知后捐银1087两。在此示范下，直隶正定镇总兵捐银213两，天津兵备道丁寿昌捐银300两，署天津海关道孙士达捐银200两。受过李鸿章保荐的两江总督李宗羲捐银1000两，上海道冯焌光捐银2000两，前上海道沈秉成捐银200两。官员绅商的赞助总计占到80%以上，不少都是淮系军政人员，由此可见李鸿章之带头作用。

1876年6月22日，格致书院正式开幕。书院坐落在英租界北海路，规模甚为宏敞，内设书房、知新堂等，置备中西文各种格致书籍和格致器具。从1877年开始，格致书院开始举办科学讲座，1879年秋后，书院渐有起色，大兴土木，并开始招收学生，1880年正月开学授课。

格致书院除从1886年开设一年四次的季课外，1889年还开设了特课，持续了五年时间，春季由北洋大臣命题，秋季由南洋大臣命题。李鸿章亲自为格致书院命题，达5次之多，每年一次，每次三题，共15题。如1891年春（辛卯），李鸿章出了两道科学题，《“周髀经”与西法平弧三角相近说》和《西法测量绘图即晋裴秀制图六体解》，一道时务题《俄国西伯利亚造铁路道里经费时日论》。1892年春（壬辰），李鸿章出的两道科学题，《杨子云难盖天八事以通浑天说》、《“管子·地数篇”解》，一道时务题《德、奥、义合纵，俄、法连横论》。

格致书院开张后，日常事务多由徐寿负责，直到1884年逝世。1885年王韬应聘担任山长（监院）一职，开始了格致书院最为辉煌的阶段，但1897年王韬逝世后，书院渐趋冷寂，1913年停办。

从格致书院倡议到停办的1873-1913年，为中国近代新制教育之滥觞，更是近代科学教育之先驱，为各地纷纷仿效，如1875年的厦门博闻书院和1884年的宁波格致书院。1895年，康有为到上海开办强学会，还特意托人介绍，拜访王韬，参观格致书院，吸取其办学经验。表明了中国士绅对格致书院尊崇之重和寄望之殷。

在晚清上海，外国人与华人在上海是各自独立办学，较少会有合作。格致书院是上海这个特殊城市的产物。格致书院的贡献及其所完成的历史使命，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科技知识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先驱意义。

选派幼童出洋留学

与开办学堂之事相比，选派幼童出洋留学无疑是又一个教育新举措。1868年《中美续增条约》签订，其中第七条内容是：“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照办”，明确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提供了法律依据。不久，留学耶鲁归来的容闳最早提出派遣学生赴美就读，李鸿章马上表示大力支持，积极主张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直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把选募学生出洋肄习西学、培养人才视为中国自强根本。

曾国藩和李鸿章接受丁日昌的推荐，委派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总办陈兰彬和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办理幼童留学之事。陈、容拟定了议选幼童出洋学习条款三折，即出国留学章程，李鸿章认为为时过久、需费亦巨，建议先请试行，每年选送三十名，以三年为度。恰好美国公使4月路过天津，李鸿章专门与之晤谈，就拟派幼童出洋学习一节，向该使咨询，对方反应是“极为允惬”。5月底，英国公使威妥玛和李鸿章谈论起派幼童出洋学习事，甚以为然。在与美、英公使先后会谈后，李鸿章对幼童留学一事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6月26日，曾、李联名致函总理衙门，正式阐明：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8月18日，曾、李又联衔上奏，请求恩准幼童出洋留学，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习。不久，总理衙门复奏，同意了这个建议。

随后，“幼童出洋肄业局”在上海设立，陈兰彬、容闳分别为正、副监督（委员），专门负责挑选学生出国。陈专司汉文和德行等事，容专司各学科事宜，财务则由陈、容共同主持。另设汉文教习2员，翻译1人。1872年2月27日，李鸿章单独上折奏请，令陈兰彬、容闳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同时命候补知府刘翰清总理沪局事宜，头批出洋后即挑选次年之第二批，又挑选第三、第四年各批，与出洋之员呼吸相通。

陈、容与李鸿章磋商后，制订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共十二条。根据此章程，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因没有满额，容闳到香港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数人，以足其数”。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中国幼童从上海出发，踏上了横渡重洋的航路。随后3年，每年都派出数目相同的学生，这样，1872到1875年共有四批120名。挑选的少年年龄在11到16岁之间，一般由一名教习同行，教导他们中学课程，每个学生要在国外15年，最后两年到各地游历。

派幼童出洋留学一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阻力是非常大的。李鸿章考虑到，容闳的海归身份不宜首当其冲，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则或能服众，“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用心可谓良苦。

李鸿章要求驻美监督鼓励学生特别注意选修采矿和冶金专业。他还认为，适当延长留学期限，是培养中国学生、使他们回国后能胜任上海和北京新式学校的教师或在兵工厂、造船厂工作的最好方法。这些幼童大部分能够专心西学，品行端正、表现也堪称优良。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也来函告诉李鸿章，说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

可惜的是，留美学生因故中途撤返。头批21名，均送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这些人当中，只有两人获得学士学位，后来成为著名铁路工程师的詹天佑，就是二者之一。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人，在电线电报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业绩突出的如黄仲良，曾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实业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上海近代科技文教的勃兴

19世纪70年代正是洋务派兴办民用工业和民间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起步阶段，对西方科技知识非常需要借鉴。随着洋务事业在上海的开创和发展，洋务教育和科技文化事业也随之而起。近代工业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是以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为开端，而逐渐扩及于算学、化学、物理、天文等自然科学领域。上海的近代教育从广方言馆开始，是当时中国人接触西学的主要途径，接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是一项重要工程，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翻译出版了大批近代科技书籍。这些书籍对传播近代生产技术知识、推动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了19世纪末，中国掀起兴办民用工业高潮之际，这批译书对近代企业的发展仍有着指导和促进的作用。

改革教育、建立新式学堂的目的在于“师夷长技”，这一系列措施符合时代潮流，为促成和发展中国近代意义上新式学校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中国课堂教育在办学方法、课程设置、管理机制、思维模式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新式学堂的建立，中国教育才在知识的系统性方面开始引入西方自然科学的内容，才使中国人真正广泛地接触到世界意义上的“科学”和“技术”。

李鸿章创办或参与的种种教育文化活动，部分地引进了西方文化，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科技人才。不仅把传统的教育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开端，而且把陈腐的观念和思想打破了一个缺口，这种发展的深化最终引发了其后的政治改革。同时，李鸿章等人在科技教育方面的身体力行，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在国内社会、尤其是处通商前沿的上海，形成了一股学习西方科技的潮流。

在李鸿章统治或遥控上海的时代，新式文化事业成批产生，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书局到商务印书馆，从广方言馆、格致书院到南洋公学。西学全面输入，从世界史地、声光化电到天赋人权、物竞天择，上海由此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心，同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也不无裨益，经世性成为晚清上海文化的一大特点。各地文化人才源源涌来，上海的文化人结构由本地人为主变成流寓者为主，并开始为世界所瞩目。在全国废科举、兴学校之前，上海已率先开办新式学校，学制、教材均仿效欧美；上海成为文化中心之一，无论是文化事业的众多性、文化辐射的广袤性、文化鉴赏的权威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进入民国后，上海更是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