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厄与超越——贬谪永州的柳宗元

作者：萧象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在享国二百八十九年的唐王朝，算不上十分引人注目，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对柳宗元，却非同小可，是其一生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如同一道分水线，将柳宗元的人生一分为二，划成荣辱升沉、判然有别的前后两个阶段。

这年初，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顺宗重用王叔文与王伾，以削冗员，罢宫市，减税负，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为举措，开始推行图谋已久的系列新政，意欲一举革除朝廷积弊。作为志同道合的俊秀文彦，柳宗元亦得以擢拔，连升两级，从监察御史里行授礼部员外郎，与同科刘禹锡等一道积极参与二王改革，成为改革集团的重要骨干力量。

只可惜，柳宗元政治人生的高光时刻过于耀眼，太过短暂，才将登台亮相，还未来得及施展其“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理想抱负，便转瞬即逝，黯然收场。由于宦官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强力反扑，迫沉疴不起的顺宗传位于太子李纯，改革失去皇帝支持，加上操切从事与内部分裂，勉力支撑140多天，卒以失败而告终。二王随即遭到政治清算，柳宗元与刘禹锡等8名改革派，也步其后尘，被逐出京城长安，贬为各远州司马。这就是史称的“永贞革新”，也就是“二王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的命运因此被彻底改变，开始其贬谪永州而孤寂暗淡的人生下半场。

一、

永州（治零陵）距京城长安三千多里之遥，位于湖南南部，远离中原，属瘴土南荒。柳宗元经三个多月舟车辗转，于同年年底抵达贬地，身份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远州司马本是闲职，而“员外置”，即编外人员，朝廷对这类人员有不得干预政务的明确规定，因而柳宗元到永州，是一有俸禄而无实职的闲官。逐出长安也就罢了，置于闲位使无可用事，对柳宗元这样心志高洁而有所图为的官员无疑是政治上的双重打击。故此，柳宗元不无悲愤而又无奈地自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

初抵永州，柳宗元寄居在城南千秋岭龙兴寺。这是当地最大的一座寺院，据说此地原为三国政治家蒋琬故宅，“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环境僻静，景色宜人，对流寓他乡的落魄者，不失为聊可慰藉的栖宿地。柳宗元信奉释氏，于佛学多有研习，寓居寺院，一定程度上让失意而受伤的心暂得安顿和修复。

尽管被贬黜，柳宗元对前景最初还曾抱有天真的乐观想法，他寄望新帝即位改元大赦天下，以自己的才干与文名，定会沐浴皇恩而重得启用；再不济，循时规，贬官两年，最多五年即可量移。不久，朝廷果然大赦天下，但对柳宗元，却是当头一棒，他盼来的不是佳音，而是凶讯。大赦诏书对柳宗元等八司马明文规定：“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不啻雪上加霜，等于将原来的有期改判为无期。不予量移，北归无期，意味着要终老瘴土，宗元的一线希望成了泡影。

不仅如此。柳宗元六十八岁的老母亲，随他一同南来永州，因不服水土，生病“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一病不起，刚过端午便撒手而去。柳宗元为家中独男子，不予量移，以戴罪之身，不能离开贬所，不得丁忧，也就不能亲自护送母亲灵柩归葬北方老家。尽忠不得，尽孝不能，柳宗元欲哭无泪，欲诉无人，人间至悲，莫过于此。

柳宗元心有不甘，为改变处境，“复起为人”，没有放弃积极争取的努力。他先后试着向京城当道和各路权要投书献文，以求提携。陈述自己“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希望施以援手，给予帮助。其实，对于永贞革新，柳宗元一直坚持其历史正义性，不为时动，不认为是什么罪错；失败受到打击，乃是政治势力的斗争，内心并无道德上的罪错感，所以，只承认“仆之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俦辈恨怒”。这些求援对象多为长安故旧、地方大员，也有父辈旧挚，甚至还包括永贞革新的反对派。

由此可见宗元不甘沉沦，急于用世而摆脱困境的迫切心态，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官场世态炎凉缺乏必要的洞察，因为所有他的这些投书都泥牛入海，杳无回音，证明他不谙世事的书生意气与一厢情愿的误判。在一切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天下，有几人敢公开同情被逐出朝廷的政治的落败者，更莫说施以援手；何况绝大多数的时人并不认同永贞革新，认为二王八司马的下场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这也就是柳宗元等不被大赦的一个重要原因。宗元心地纯厚善良，富有同情与怜悯心，在他在永州创作的诗文中，这些极为可贵的生命原素助其成就了伟大的文学事业，可是，当他转身官场以己度人而求施于人时，他碰到的必然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冷漠与拒绝。

“罪谤交织，群疑当道”，在这段人生最为痛苦和灰暗的日子里，龙兴寺给了他最大的慰藉，遮风避雨安顿身家之外，俗世的纷争与烦恼也被挡于高墙之外，使在晨钟暮鼓的感召下，在肃穆缭绕的梵音中获得宁静与平衡。这里我们需要提及重巽这个人。他是龙兴寺的住持，一名高僧，不仅佛法精深，道行高强，人情练达，还雅善诗文，是宗元在永州最早结识也是十分尊崇的朋友。宗元诗文对他多有提及与推重，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宗元如此说道：“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于零陵”说的就是重巽。又称：“凡世之善言佛者，于吴则惠诚师，荆则海云师，楚之南则重巽师。”对其评价甚高。正是因此，柳宗元在龙兴寺一住就是五年，时间之久，恰是流寓永州十年的一半。

二、

因为闲职闲人，柳宗元在永州，除了抄写一些往来公文，基本无所事事，大致衣食无忧。这就使他意外地获得了某种自由——有了时间和条件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自己——游山玩水，访古寻幽，探奇揽胜，携一壶酒，邀三五子，于花间树下，在水边溪畔，席地幕天，吟风弄月，赋诗作文，优哉游哉，过上了一种与长安庙堂全然不同的在永州之野逍遥江湖的自在生活。当时永州辖零陵（含今东安、双牌）、祁阳（含今祁东）、湘源（今全州、资源、灌阳）三县，贬官虽不得擅离州县，但在所在州县辖区还是可以自由走动的，因而永州境内名胜如零陵朝阳岩、祁阳浯溪、湘源二妃庙等无不留下柳宗元的足迹与诗文。

元和四年（809）九月二十八日，秋高气爽，柳宗元与朋友携游东山。这是零陵城内一处名胜，山上建有华法寺，古树参天，修竹茂密，风景绝佳，引得宗元常与朋友来此登临赏玩，甚至还不惜捐资修建了一座西亭，用以休闲遣兴，饮酒赋诗。宗元坐宴西亭，眺望潇水对岸，突然发现西山有奇异之处，心血来潮，遂即渡河，令仆人披荆斩棘，开出一条小道，攀登西山至山顶，极目四望，为周边美景所陶醉。于是，写下《始得西山宴游记》。以此为开端，柳宗元次第写出前后连贯的八篇山水游记，这就是文学史上有名的《永州八记》。

这一年已是柳宗元南来永州的第五个年头。朝廷再次大赦天下，宗元和其他二王集团的人员仍不在被赦之列。量移不得，北归无望，宗元开始另谋打算，有了落户南荒，终老永州的想法——“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于是，他在河西冉溪附近买得一块土地，修建了一座房屋，把家从龙兴寺搬到冉溪新居。并将冉溪更名为愚溪，命新居草堂为愚堂，周边的丘、泉、沟、池、岛、亭等，也全部一并冠以“愚”字。柳子称“愚”，乃是嘲喻自己“以愚触罪”，具有排遣不平的意味。除了这一般的解释，它其实还隐含着另外一义：《论语》有言：“智可及，愚不可及”。在这里，“愚不可及”，不是贬义，而是称赞，意谓“一般的智慧”人们是可以达到的（“智可及”）；而“不一般的智慧”人们就难以达到（“愚不可及”），此“愚”，也就是“大智若愚”的“愚”。因此，柳子所以称“愚”，既有排遣不平的自我嘲讽，亦含不屑于世的智者的傲然。 这种傲然，或者说孤高，在五言绝句《江雪》中表现得十分鲜明：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以冰天雪地，渔翁孤钓，来表现一种不畏严寒，独寂而超然的孤傲精神，正是柳宗元仕途受挫后孤芳自赏而独善其身思想的寄托与写照。

柳宗元祖籍山西运城（古时属河东郡，故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门阀世家，聪颖早慧，以诗文闻名京畿，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二十四岁结婚娶杨氏；三年后杨氏病逝，又与长安一平民女子私好，生女和娘。及投窜南荒，家庭生活也不幸蒙上悲伤色彩，除了母亲病逝，六岁侄女柳稚与十岁长女和娘也先后夭折于永州。柳子自己因内忧外患，水土不服，“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身体状况相当不好。

自迁居愚溪，柳宗元的状态起了明显变化，家庭生活开始走上正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盖因娶了本地一位马雷五的姨娘为妾室，身边有了操持家务、照顾起居的主妇，方方面面得到改善。杨氏之后，宗元一直孑然独身。在长安虽有和娘之母，但那属于同居而非婚；至永州，少有本土士子之女可与匹配，加上有心北归，续弦想法一直搁着，直到北归无望的元和四年，这时宗元业已三十七岁。马雷五姨娘与和娘之母一样，地位卑微，出身风尘，只能以妾身服侍柳子，不能明媒正娶，没有正式名分，也没有留下姓名。

文学史上此类现象并不少见，北宋苏东坡娶丫鬟朝云为妾也是如此。朝云以妾身陪伴东坡二十多年，深得东坡喜爱，即便如此，至东坡妻子去世之后也都不能扶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门阀制度与尊卑秩序的不可触动，及其观念的根深蒂固。马雷五姨娘生有二女二子，给柳门带来欢乐与生气的同时，也解除了长期以来柳子无子嗣的忧虑。

愚溪之于柳宗元，可谓给带来福音的风水宝地。不仅在此安家落户，过上稳定温馨的家庭生活，《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文学诗文作品，无论创作时间还是空间也全都围绕愚溪而展开。而且，之前，寄居龙兴寺是在河东城里，接触和交往的多是僧人、文士和官吏；如今，居住愚溪在河西郊外，视野和结交范围更为广阔，除了与僧人、文士和官吏继续保持往来之外，又进一步结识了耕田种地的农夫老汉，对草根百姓的生活与劳作有了更为贴近的观察，对底层社会有了更广泛深入的了解。柳宗元原来就有民本思想，接触和目睹劳作的艰辛与生活的艰难，对促进和提升这一思想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捕蛇者说》为一显例。柳宗元一次在野外遇见以捕蛇为生的蒋氏，得悉永州出产剧毒的五步蛇，因药用价值高，朝廷下令征集这种毒蛇，每年两次，可以用来抵免赋税。蒋氏告诉柳子，他一家三代以此为业，祖父和父亲均不幸死于蛇口。然而，如果让他辞去这份高风险的活儿，他会过得更惨，死得更快。他说，比起其他乡邻，他还算好的，因为官府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让人苦不堪言，乡邻们纵然罄其所有也抵不完那无头的捐与税，他们被逼得不是逃亡他乡，就是死在逃亡的路上。所以，他宁肯每年两次冒险被蛇咬死而其余的时间可安稳度日，也不愿像乡邻们那样因缴不起赋税而每天都面临死亡的威胁。

蒋氏的诉说让柳宗元大为惊骇。“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他没想到地方民生到了如此险恶的程度，苛捐杂税的毒害比毒蛇还要厉害。“苛政猛于虎”，原来他还不太相信，如今亲闻目睹他不能不信。他想起当年的永贞革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减免赋税。可惜革新失败，这项政策未能贯彻落实，以致发展到今天这一地步。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他把这一见闻记录在案。一篇哀怜民生、规讽当朝、垂鉴后来的千古名文由此而产生。

柳宗元虽备受京城故旧冷遇，但在永州还是得到当地长官应有的尊重。这一方面柳宗元毕竟曾为京官，熟悉上层政治路线，拥有朝廷人脉资源，地方官员不敢轻视；另一方面其才学富赡与锦绣文章也令这些官员对他另眼相待，高看一眼，加上宗元温文尔雅、与人为善的处世之道，因而十年期间，永州刺史历经五任（另有一任未至，改流他州），相互之间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中，宗元与刺史崔敏过从最密，不仅多次陪同游玩，对其政声也颇有美誉，称“崔公既来，其政宽以肆，其风和以廉，既乐其人，又乐其身。”

与地方长官的友好关系，让宗元得以免除了一些不必要的人事麻烦，并得到生活与出行上的某种便利，从而在一种较为宽松而没有人为干扰的环境下获得读书、思考与创作的机会条件，完成从贬官到文学家思想家的身份转换，最后实现人的生命意义上的艰难而伟大的超越。

三、

从贞元二十一年（805）到元和十年（815），也就是从33岁到43岁，柳宗元谪居永州整整十年。十年间，永州之野，民风之淳，山水之美，草木之秀，给了他莫大的寄托与慰藉，让其因政治落败仕途受挫而贬黜南荒的满腔悲愤、屈辱与苦闷失意，暂时得以消歇与抚平，创作灵感和文思得以触动和勃发，写出了一大批平生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传世代表作品。其诗歌，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文章，与韩愈和宋代欧阳修、苏东坡等合谓“唐宋八大家”。永州既是柳宗元的流寓地，又是创作的黄金地，他生命中最宝贵、最艰难的十年（柳宗元一生只活了47岁），也是创作最丰盛、最重要的十年，是在永州度过的。

不惟如此。十年谪居，远离朝廷是非纷争，感同身受民间疾苦，柳宗元对现实政治有了更为贴近和冷静的观察，对朝廷兴亡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不仅认为朝代兴衰与社会发展取决于“生人之意”——即百姓的利益与意志，也就是民心的向背，而不是所谓的“圣人之意”；

而且大胆提出“官为民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官吏应该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奴役百姓的老爷，与今天的“为人民服务”何其相似乃尔！“官为民役”，他的这一观点石破天惊，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接近于现代民主观念的思想。正是因为“生人之意”、“官为民役”等进步观念，使他站立在了整个唐朝的思想高地，文学之外，成为有唐一代杰出的思想家。

古代中国知识人从来就将政治作为建功立业而人生不朽的首要价值目标和终极追求，文学仅是“载道”、“明道”或“辅时及物”的工具，是消闲遣兴的雅好与副业。只是当他们在政治失败，人生失意之后，文学才成为抒发情感、排遣忧愤的主要手段。然而，那些让他们获得巨大声誉而名垂不朽的却正是失意之时的排忧遣愤之作。此诚如司马迁所精辟指出：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柳宗元贬永州再次演绎了这一生命逻辑。

世间从高堂跌入深渊而受困受难者不知凡几，逆转困局而成功突围的屈指可数，唯不坠其志，超越其上，发愤图强，才能有所作为，成为人杰，垂名青史。当北归无望，复出无法，柳子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命运的可能性，他在写给京城的书函中流露了自己的想法：“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并告诉朋友说：“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立功既无能，立言或有方，预感可以文章留名于世。

韩愈乃柳宗元同时代的朋友，他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饶有意味地说道：“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意思就是，如果子厚受贬斥的时间没那么久，被困厄的程度没那么严重，他虽然能够在官场出人头地，但未必会如此殚精竭虑，写出千古流传的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让子厚得其所愿，出将入相，以文学事业与政治生涯互为交换，何者为得，何者为失，一定会有人分辨得清楚。韩愈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为政与为文之间的价值及其矛盾关系问题。

政治与文学，孰为轻重？还真是让人感到纠缠而难以遽下论断。它既有孰为轻重的价值判断，又有顾此失彼和鱼与熊掌选择的两难。或许，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与取舍。但，即便在价值多元的今天，汲汲于追求权力与显赫一时的人，恐怕还是会多于甘于默默无闻而一心于写作，以求传之名山的人。回到唐朝，让柳宗元做选择，根据他的思想及其作品判断，可以肯定他会选择返回长安，重登庙堂，赓续前志，完成“利安元元”的未竟理想抱负。

那么，这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呢？同样可以肯定，抽去了永州的十年，柳宗元在文学和思想史上的地位需要重估，中国文学史必将失去山水文学和寓言小品晶莹璀璨的一页，中国思想史也会减少唯物史观高光而厚重的一章。而永州，没有了柳宗元，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将失去它现有的厚度、高度和亮度，它之成为今天享誉天下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得要大打折扣。

当然，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看到这样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