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右和进退之间——文革中的聂荣臻

作者：萧象

1966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兴起的一次决定性会议。聂荣臻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投下了对运动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赞成一票，表示自己对文革运动的拥护支持。

诚如《聂荣臻传》所言，聂荣臻拥护文革，是“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如果从1932年聂荣臻从白区转入苏区，开始接受毛泽东的领导算起，毛、聂战友兼上下级关系几十年。在这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聂荣臻一直紧跟毛泽东，拥护毛泽东，在毛泽东领导下，从瑞金到延安，从晋察冀到北京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步一步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虽然出现过较为严重的领导决策失误，也发生过令人心痛的党内激烈斗争（据悉，59年庐山会议之后几位老帅曾在聂家抱头痛哭），为工作原因聂荣臻也受到过毛的批评与引其不满，但并没有动摇他对毛泽东权威的坚定信任。长期革命斗争胜利的经验让聂荣臻已形成一种深刻的历史认知，这就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代表。

除此之外，另有一层因素需要指出，这就是会上受到批判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至少罗瑞卿的被打倒下台，让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军中老帅大出了一口恶气。多年来罗因大权在握，雄心勃勃，老帅们多受怠慢与轻视（《邱会作回忆录》，第378页），长期积压的憋屈愤懑因得消解而心情大快。“搬掉凶神，解放元帅！”（同前，第395页）叶剑英当着部下的这句道白，也同样表达了聂荣臻的心声。

可以说，信任毛泽东和工作会更得心应手这双重因素决定了聂对批彭罗陆杨为前奏的文化革命的拥护态度。

正是因此，接下来，在毛泽东为进一步发动文革，并从组织上解决接班人问题而在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除林彪上升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外，聂荣臻，与徐向前、叶剑英一道，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前，聂在政府是副总理，在军队是军委副主席，而党内职务为中央委员，进入政治局迈上新台阶，聂荣臻达致政治人生的最高点。这说明一方面毛泽东推动文革运动需要借重政权支柱的军队力量，另一方面也表示对一段时期以来聂等老帅积极态度的认同赞赏，同时对其未来抱进一步的期待。

聂荣臻从1956年11月起一直主持国防科委工作。在其主持期间，国防科技发展迅速，成就巨大，最引世瞩目的就是发展出了“两弹一星”。国防科委系统集中了国内最顶尖的科学家和研究员，拥有大大小小知识分子20多万，可谓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作为中共党内第一代留学出身的高级领导，又长期与知识分子打交道，聂对知识分子多有爱惜之心。早在1961年，为贯彻“双百”方针，聂荣臻主持出台《科技工作四十条》，对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一六通知》一出，聂便预感到知识分子命运的即将变化。出于对国防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有所保护的想法，6月下旬他会同陈伯达等研究起草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文件。但不知何故，文件上报之后，被束之高阁，没能获得批准通过。《聂荣臻年谱》认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阻扰”，让人难以理解。因为陈伯达乃文革小组组长，他会自己打破本人参与起草的文件？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还是一线的刘、邓，毛仍在外地，江青初登文革舞台，势未成焰，恐难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可以阻扰聂帅与陈伯达一同起草的文件。文件之胎死腹中，很可能是不合时宜，对知识分子有所保护的文件主旨与《五▪一六通知》制定的运动目标（之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及其学术权威——不相一致。

聂荣臻设法调整思路，努力跟上运动的节点。67年上海发生“一月风暴”，影响播及北京城，中央各部纷纷起而效仿，七机部造反派于一月下旬也决定夺取本部“走资派”的大权，因“一月风暴”夺权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赞赏，聂荣臻对这一行为也表示了准许。

然而，夺权从根本上说就是打倒并取代原有的党的领导而另起炉灶，不仅背离了党的组织原则，也侵害了包括领导者自身在内的党的利益，聂在内心深处是并不赞成的。尤其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被停止工作实际意味着垮台，社会出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运动对象从最初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向一大批党政军高层蔓延，他们中不少人被揪斗，遭批判，甚至受到人身迫害，就连新晋政治局常委的陶铸也未能幸免于难，意外被打倒下台，更是聂荣臻所不愿看到，不愿发生的，何况他本人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这样的一种背景，加上陈伯达和江青因陶铸垮台事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所释放的信息，局外人过度解读，于是发生了著名的“二月逆流”事件。

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四位元帅三位副总理）等，就有关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和善待老干部等问题，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争斗，对当下运动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指责文革小组成员是在乱党乱军乱社会。其中，尤以谭震林和陈毅的言辞最为激烈和尖锐。谭震林用不无悲愤的语气地说道：“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陈毅则将满肚子积怨倾泻而出：“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主席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毛主席？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毛泽东听闻会议内容汇报怒不可遏，雷霆大发，认为这是否定文革，不能容忍，甚至放言要重建一支解放军，率领林彪重上井冈山打游击。政治局因此连续七次召开政治生活会，对谭、陈等四帅三副展开批评。此前1月20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徐向前和叶剑英两元帅为揪批总政主任萧华问题，意见分歧，拍案而起（叶用力过猛，伤及掌骨），大发脾气，令与会的江青、陈伯达等为之震惊。因毛泽东提出当前从上到下有一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这两起大闹事件遂作为反革命复辟的逆流，被合称为“二月逆流”（四人帮垮台后，“二月逆流”被改称为“二月抗争”）。

聂荣臻在“二月逆流”中不算突出，但他说了一句被人记住的话，叫“不教而诛”。这是他针对中央文革“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而提出的批评。他说：“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批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

所谓的“联动”，乃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由原北京红卫兵东城、西城、海淀纠察队演变而来，成员多为高干子弟，怀有强烈的“自来红”思想。因其父母成为运动对象遭受批斗而产生失落和不满，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具有某种反抗性；同时与对立面发生冲突，使用暴力，制造红色恐怖，并六次冲击公安部，震动京城，影响一时。鉴于此，毛泽东1月下旬在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意见的报告上，专门批示：“加上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形成《军委八条命令》。聂之批评中央文革“不教而诛”，当由此而发。

比较谭、陈的愤激尖锐，聂的言辞应该说算是节制。这诚然是周恩来2月初私下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预先发出过告诫，要他们在当前方兴未艾、大势所趋的运动面前，“戒慎戒惧”“遇事三思”，“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在聂身上起了作用，也可以看出聂在极为错综复杂的运动时期持稳谨慎的处世之道。

“二月逆流”受到批判，聂荣臻也因此遭遇来自国防科委系统群众组织所贴标语的“万炮齐轰”。但尽管如此，对其个人政治影响一时似无大碍。他一如既往行使职权，出席会议，接见群众，批阅文件。直到一年后“杨、余、傅事件”发生，聂荣臻被指为黑后台，受到批判，真正陷入政治旋涡，遭遇人生的黯淡时光。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的命令》。三位军中高级将领毫无征兆、甚至连自己都莫名其妙地突然被解除职务，就像不久前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位文革干将突然被抛弃一样，显示了运动发展的变幻无常，出人意外，和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藉祭出（抛出）替罪羊威慑（抚慰）人心以应对危机的处置方式。

从中央文革随后召开首都十万军民的“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以及江青在会上发言，可以看出，“杨、余、傅事件”是与“右倾翻案风”的“二月逆流”挂钩的。而杨成武的一大罪状乃是“山头主义”，这山头，为华北山头。康生更提出杨成武有“黑后台”。

聂荣臻为“二月逆流”中人，更是晋察冀华北山头的盟主，所谓“黑后台”，则不言而喻。于是，聂受其牵连，卷入其中，在所难免。从4月1日起聂荣臻被停发了应发的重要文件和电报，意味着其政治信任和待遇被降格，开始排除在政治核心圈外。

聂感到了一种强大而无形的政治压力，遂就“黑后台”问题写给毛泽东一信，请求面谈。数天后周恩来电话转告聂荣臻毛在其来信上的批示：“荣臻同志，来信受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聂心有不甘，又到林彪处当面问林：“杨成武究竟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的回答竟是一句“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了”。我们知道，杨是聂的部下，同时也是林的部下，且杨与林关系堪称亲密，更一度被视为林的接班（《邱会作回忆录，第433页》）。林以这样一句不着边际、不成理由的回答作为解释，是否有某种不宜为外人所道的难言之隐？

国防科委系统再次出现“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据悉，毛泽东为此说了一句话：炮轰是客气的（恽仁祥：《我所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第62页），可见毛此时对聂不满的态度。

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又一次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新高潮。聂荣臻受到的批评和责难，不仅来自江青、陈伯达，同时也来自周恩来。周恩来在会上列举了聂从历史上到文革所犯系列错误，对其进行批判：

（1）聂荣臻在国防科委支持一派压一派，结果使七机部长期武斗；（2）百团大战，很积极，执行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3）借口保护干部子弟，说我们“不教而诛”，实际上是关心“联动”；（4）对赵尔陆被逼自杀负有责任；（5）搞“多中心论”，闹独立王国，在晋察冀就是如此；（6）由于独立王国的指导思想，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第八章，pdf）

此前，在国防科委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对代表选举标准之一——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不同意这一条就不能选），进行过批评。

聂荣臻和周恩来相识于1920年代初留学欧洲时期，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退走南粤，周恩来发烧病重，是聂荣臻和叶挺联系当地党组织用担架抬着周转移到海边，然后乘一叶小舟将周运至香港，送进医院；进入苏区前，聂一直在周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可以说，聂、周既是亲密战友，也是生死之交。

周恩来在全会上对聂荣臻错误和问题的揭露与批判，反映了聂荣臻文革初期难为人知的一些作为。但由于相关档案与资料的缺失，难以验证比对，我们不能确定聂荣臻对其中问题究竟负有怎样的实际性的责任，而有的问题，以今天的眼光，毋宁说是正确的。这些错误和问题被拧出批判，上纲上线，固然可以认为是周恩来一定程度上迫于形势，违心说话，又未尝不是聂荣臻挨批实际情况的折射。它折射出了：一、在非理性的狂热时期，很难有人能置身其外，谨慎稳重如聂荣臻者也难免不被时势裹挟，主动或被动做出或接受一些不可思议的过头事情；二、党内斗争的曲折激烈与错综复杂，即便是生死之交的亲密战友，在党性原则的规定下，也不留情面，毫不客气地予以批判。

当然，这种批判与打倒不同，它属于敲打，反映了毛泽东对于聂荣臻等被指为“二月逆流”的老帅们的一种暧昧态度。由于老帅们的资历与威望，毛始终对他们中几位不太放心。为掌握了解他们对于文革的真实态度，毛曾通过叶群安排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到老帅们的住地西山，充当卧底。王秉璋为聂荣臻属下，被造反派批斗关押发病，经林彪斡旋，毛泽东同意，刚被放出；他把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每日的活动与言行，写成两份详细报告，呈递于毛。报告如实记录了老帅们挨批之后私下谈话的具体内容，对文革的看法与认识，及其态度转变，无不真诚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于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要作用。（《吴法宪回忆录》，第662页）

这是一份在老帅们没有戒备、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得的秘密情报，应是聂、徐、叶对于文革态度的真实反映。据此，可以这样认为，聂荣臻等从对“五▪一六通知”的真心拥护，到“二月逆流”时的心怀不满，再经过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敲打，重新端正了对文革的态度，站回到了毛的革命路线上来。一直以来，人们对“二月逆流”的认识评价存在着某种偏差。无论当时批判其“否定文革”，还是后来称赞其“反对文革”，都有夸大的成分。其实，若果细加审察就会看到，“二月逆流”实际上是执政党内部激进与稳健两派在文革特定时期，矛盾尖锐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以四帅三老为代表的老干部稳健派批评指责文革，除了中央文革本身做法错误外，一定程度上是因文革政策分歧，与不同性质（政治与业务）的工作（徐、叶拍案颇能说明问题，徐时为军队文革小组组长）而产生的矛盾，其中也不无因自身实际利益受损（受到冲击而境况恶化）而引发的不满。在拥护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及其路线和认定文革反修防修的重要作用上，矛盾双方高度重叠，并无二致。西山秘密报告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而这正是毛所希望看到的，也让他多少心里有了些底案。但这种心里有底只能说明是在某一时期和某一节点。总体而言，毛泽东对作为右倾代表的几位老帅有底又没有底，放心又不太放心，既有所信任又加以提防，要用他们又不能大用，故而施行打而不倒，烧而不焦，打拉结合，宽严相济的灵活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二月逆流”一直在受到批判，而聂荣臻等从未在公众面前消失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边是林彪讲话，指“二月逆流”为“严重的反党事件”，“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绩”，周恩来等对“二月逆流”中人的严肃批判；一边是毛泽东在闭幕会上为其缓颊，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对于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

对会上受到批判，情绪低落，心境黯淡的聂荣臻来说，听了主席这番不无宽慰的话，心中是怎样的温暖和感激，不难想见。

但这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起色。八届十二届全会之后，聂荣臻反而“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各种文件基本停发，生活上也受到种种限制，处于闭门思过的状态。”在九大，聂荣臻保住了中央委员，但被排除去了政治局。他与几位老帅被安排到工厂一边蹲点学习，一边从事国防形势研究，时不时向中央提供咨询意见，基本处于投闲置散的边缘状态。

这种灰暗沮丧的闲置状态，前后持续三年之久。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出人意外的乘机外逃，摔死于蒙古温都尔汗，聂荣臻等一批老干部的政治境遇开始出现柳暗花明的转机。

但这并不意味着聂荣臻的投闲置散乃林彪所为（目前尚没有证据显示在聂荣臻问题上林彪有过严厉的指示），而是林彪事件让中国突然陷入空前而巨大的政治危机，毛泽东陷入无法自圆其说而痛苦的尴尬境地——亲密战友分道扬镳，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叛逃他国。面对突如其来的深重危局，毛已是孤掌难鸣，独木不支，因而想起，需要召回重新启用那些被打倒遭闲置的从前的战友和属下。

1971年9月下旬中央召开部分老同志座谈会，揭批林彪反党活动。聂荣臻会上作长篇发言。聂荣臻最初认识林彪是在黄埔军校，当时聂任政治教官，林为第四期学员，从1932年3月起聂、林分任红一军团政委和军团长，互为搭档，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其后在抗战初期八路军115师和解放战争平津战役时，二人也有过短期共事。可以说，战争年代最知林者，莫过于聂也。聂从历史回顾的角度重点揭露了林彪在红军时期的主要错误，他说：

（1）1932年春打下漳州后，在当地筹款。有人把不交款的人拉到街上拷打，我反对这种做法，但林彪支持。他说，“我们要不要钱？没钱就不能打仗。”我说：“我们要钱，更要政治。”（2）长征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军委命令一军团抢占九峰山，掩护大部队行动。林彪主张一军团走大路，突过乐昌。我坚决主张执行军委命令，结果抢占了九峰山，完成了掩护任务。（3）遵义会议后，在渡金沙江前，林彪埋怨部队尽走“弓背路”，写信要求撤换朱德、毛泽东的指挥权，改由别人指挥，我批评了他的错误，后来他在会理会议上受到了批评。（4）一、四方面军川西会师后，张国焘搞分裂主义，我要他警惕，他反说我是宗派主义。（5）长征到达陕北时，他向中央要求率部到陕南下打游击，想离开毛主席，自创天下。（6）东征时，毛主席来电，要求一军团拨兵给十五军团，林彪先表示反对，我也不同意。1935年的大相寺会议上，批评我有本位主义，这个批评是正确的，我作了检讨，但他却一言不发。

在此之后，乃至后文革的改开时期，聂荣臻在不同场合，在所撰回忆录中，对林彪有更进一步的系统评说与批判，姑且不论。就这份发言而言，它距林彪出事不过半月，未经刻意修饰与斟酌，最能反映聂当时真实而微妙的心态。一方面在事实层面，较为客观理性，没有太多的上纲上线，而是按照中央意图，用具体事例说明，历史上林彪无论政治还是军事并非一贯正确，也并非一贯紧跟主席；同时也不无向中央表示紧跟的意味——自己当年与林彪的错误进行过斗争。

聂、林关系究竟如何，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由于林彪出逃叛国的负面历史定位，今人看到的有关林彪与他人关系的叙述，多已经过修饰而难以反映本目。聂荣臻自述，平津战役后林彪曾提出要聂到四野作政委的建议；文革高峰时国防科委系统流行聂荣臻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一说；邱会作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在军委内部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都是支持林彪的。从这些蛛丝马迹，我们大致可以推想，聂、林关系不说亲密，应也正常，至少不是紧张。而聂所以有此揭发批判，乃是林彪这一揭批对象已经出事，按照党内规矩，遵循党性原则，以为政治大局需要所使然也。

毛泽东说过，“对于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对于尚处于在“看”阶段的聂荣臻，他在批林会上的发言，自是带有给上“看”的性质意味。

其后不久，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对外发话，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二月逆流’经过时间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73年元月毛泽东派女儿李敏看望聂荣臻，表示抚慰；12月下旬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时又说：“贺龙、‘杨、余、傅事件’要翻案，我是听了一面之辞。”

随着“二月逆流”与“杨、余、傅事件”的正名平反，聂荣臻逐渐回到了政治生活的正常轨道。

聂荣臻再度登上政治高点，重新当选政治局委员，在77年8月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然，这时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进入到后文革时代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