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档案”和我经历的往事

作者：郭慕岳

杜高是我现在的朋友，过去的难友。捧读李辉编著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一书，往事重又浮现眼前。

书中所说的新都暖气机械厂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下属的一个劳改工厂，座落在北京德胜门外。此处街道因“新都”而取名为新风街。这个厂子当时规模不小，有近４０００人，劳动教养人员最多，其次是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公安干警１００人，外雇人员３０人。产品以暖气片为主，又同时生产电瓶车、电机。后因收容大批劳教人员，其中有各个专业高级专家，还有热核专家，技术力量雄厚，１９６０年代后又生产太托拉大卡车。原来只有北厂，因扩大再生产又扩建了南厂，我就因扩厂需要劳动力才从监狱分配到此。此厂虽大，却仅是个科级单位，正厂长王文明兼政委，副厂长王锡位管生产，曹殿功管管教。

杜高１９５８年４月被送劳动教养，１９５９年送到了新都，１９６１年又送去清河农场，在新都约两年。我是ｌ９５８年７月到新都的，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离开，长达ｌ１年。杜高的这两年同我关押在一起。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４日，我被大帆布闷子车，从北京第一监狱押送到新都劳改厂，当时的厂子南北有两华里，东西有一华里，在岗哨和电网内，吵吵嚷嚷的都是刚送来的犯人和教养分子。厂子的西边是一片低矮的平房，一墙之隔，北边是犯人的牢房，南边是劳教人员的宿舍。因为犯人少，犯人的牢房内睡的是上下铺的双层床，环境宽松整洁。而劳教人员多，５０人一屋，睡大通铺，人挨人像住在沙丁鱼罐头里。

我被指定为修建队的壮工，属重体力劳动。那时还没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一天三顿窝头，随便吃。

一天下班吃晚饭的时候，在劳教人员宿舍院内，每人手拿窝头，端一碗白菜汤席地而坐大吃起来。这时一位身材修长、面容清秀的文弱青年从我身边走过。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右派分子、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徐志春捅了我一下说：“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不知道。”“他就是报上点名批判的吴祖光小家族的杜高，吴祖光的小兄弟。”我一愣，想再看这位名人一眼，但天色已晚，他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那时我们的劳动强度相当大，每晚下班都筋疲力尽，先洗澡后吃饭，天天如此，所以在宿舍院内也常看到杜高的身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右派和右派有一股自然的吸引力。我和杜高开始互相点头，后来干脆端着白菜汤，拿着窝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了。那时我对杜高有一种尊敬感和羡慕感，倒不是因为他是扬名海内的“小家族”成员，而因为他是一位年轻作家。作家在我的心目中地位是崇高的，它高过政治家，从“大风起兮云飞扬”到通篇“万岁，万万岁”的诗句，抵不过一句“床前明月光”叫我心动。杜高当时分在技术股美工组，不到车间干体力活，这是很令劳教人员羡慕的岗位。我的一身是脏兮兮的，而他总是干干净净的。

在那个环境里，尤其是右派，不能见人“全抛一片心”，对谁都要有戒心，也就是说话要有分寸。但杜高却不然。他待人真诚，说话很随便。他告诉我，他的工作很轻松，时间有富裕，有时还能翻译一点东西。这一下又使我惊讶和敬佩，他不但是作家，还能翻译，了不起。之后，他又告诉我，他的专业是戏剧创作。我虽是一个银行职员，但家内藏书颇多，于是借着会见家属的机会，向家中要来易卜生、萧伯纳、莎士比亚的戏剧集，还借给杜高看，和他聊天。因为不在一个车间劳动，我们聊天多半是收工后蹲在墙边啃窝头时，所以没引起注意，倒也平安无事。

在我们的交往中，有一次聊天使我始终不忘。—天劳动后，又是吃着白菜汤和窝头晚饭，我们又坐在一起。杜高操着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轻声细语地对我说：“我叫杜高，但我不姓杜，我姓李。”我惊讶地“哦”了一声，他接着说；“我哥哥叫李桑牧，是研究鲁迅的。”之后，他充满幻想地说：“今后出去的话，我不愿再叫杜高了，一切重新开始，我想改名叫李小树，一棵小树，重新长大。”这时他对人生还充满希望，并不悲观。我接着说了一句：“出去之后，你可别忘了我啊”他笑了。

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５日，公安当局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解除教养，留厂就业。摘掉帽子对别人可能是好事，但当时对我有一种高楼失脚、江心翻船的感觉。我感到再一次被欺骗。因为我原来在银行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是宣布保留公职的，现在留厂就业，就等于被原单位开除，相当于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对我来说，出监狱比进监狱更难过。

胳膊扭不过大腿，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我含着眼泪到劳改厂的劳资部门——考勤室上班了。

我第一天上班就遭到当头一棒。原来，杜高把我借给他的书还给我，竟然送到了考勤室。一位外表很帅气的公安干警吕鉴，指着书严厉地对我说：“郭慕岳，你知不知道这个杜高问题严重﹖你以后再和他来往后果自负”当时我的脖子后直冒冷汗，什么也没敢说。以后在和吕鉴的交往中，感到他人倒不坏，他对我的严厉指责也不是恶意。现在回想新都工厂，公安干警有１００多人，吕鉴负责劳资部门，杜高在生产股美工组，为什么吕鉴知道杜高的问题严重﹖现在才明白当时杜高已被定为重点看管对象，一言一行都有人监视，只是杜高本人全然不觉罢了。我到现在仍认为，杜高长达１ ２年的劳动教养，是公安机关和杜的原单位“蓄谋已久”的事，你杜高表现得再好也没用。

春去秋来，时间到了１９６０年晚秋。这是—段可怕的日子。饥饿降临到每个人身上。我们的考勤室六个人，除我以外，其他五人浮肿。全北京市所有副食品货架子上都空空如也。休息日我骑车满城转找吃的，结果一无所获，反而更饿了。

一天我走到劳改厂北头，西边有一座小跨院，我向里一探头，吓了一大跳。我看见十几个人，都是大肚子裸着全身，并认出其中一人是右派老孙。他们都已饿得全身浮肿，小便失禁，无法穿衣。而这时已传来团河、清河劳改农场大批饿死人的消息，据说掩埋尸体都是在夜里。

我家住在鼓楼，这里也发生了一件趣事。有个女孩子，绰号叫“单挑一支梅”。她太淘气了，夜里在鼓楼副食店门上用粉笔写上“今晨本店卖豆腐，凭本每户一斤”。害得第二天早晨六七百人去排队抢购。这个玩笑的结果，是小姑娘“单挑一支梅”被送去劳动教。

晚秋的一天下午，劳改厂空荡荡的，一个人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来，显得十分疲倦。我一看是杜高。他双目发呆无神，皮肤灰白，面无血色。见到我，他吃力地说；“小郭，你能不能给我弄点吃的﹖”我平时挺仗义的，对朋友能拔刀相助，但这时我的刀确实拔不出来了。我结结巴巴地说：“杜高，这……这我做不到……”他没再说话，一点表情也没有地走了。不久，他就被送到饿死人更多的清河农场去了，这一别就是４１年。

《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２８０—３０４页是杜高在新都暖气机械厂两年劳改的原始记录，虽然短短２４页，但对杜高很为重要，因为他在这里受到延长劳教三年的处分。由于涉及的人和事我比较了解，所以我想做一点解释和补充。

当时的新都厂，分八个车间三个股，管教股、贸易股、生产股，杜高所在的美工组同技术组是一个管教单位，由一个公安干部领导，先后有李光荣和蔡仲元，这两个人我都认识。杜高所在的管教单位，很多都是专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右派占绝大多数。人们都认为右派只不过是写点文章讲几句话的事，算不了什么，但送到监狱后，右派却成了重案犯。在刑事犯和政治犯混合管理中，右派倒成了重点监管对象。右派讲的话成为刑事犯打小报告取之不尽的资料来源。右派也不都是心灵纯净的人，有的人为了自己爬上岸，不惜把别人蹋向深渊。

从档案材料看，杜高当时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杜高是“吴祖光小家族”的骨干分子，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被疯狂炒作，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公安机关把他视为问题严重的人。他进了监狱还是那么天真幼稚，不会趋炎附势，告密栽赃，生活上又有点“自由化”，这样他就像一只破鼓，谁过来都敲他一下。在别人身上根本算不了什么的事，在他身上，小苍蝇就会变成大象。我举一个例子，在延长教养期的审批表上，杜高的罪行之一，是和就业人员赖新华吵架，骂教养人员邵维城“混蛋“。赖新华四川人，原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员，因一件不算大的生活问题被判刑半年，后留新都就业。他原是党员，应当说此人并不坏，和我关系很好。因为赖是厂里受信任的职工，杜高和他吵架，一些人讨好赖向政府汇报，错误就全成杜高的了。邵维城原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因生活作风问题被教养，他们一起工作，难免有摩擦。杜高骂了他一句“混蛋”，这也成为罪状，我作为被教养过的人都感到奇怪。新都厂里什么人都有，小偷、流氓、坏分子、历史反革命、右派，打架是家常便饭，骂人习以为常，公安人员见了也当没看见，从不当一回事。为什么一句“混蛋”出自杜高之口就成了严重问题，还填写到延长教养的理由中去呢﹖这纯粹是给杜高加刑找借口，凑材料。

我一直认为，把右派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劳改，本身就是对右派的人格侮辱。我心里界线鲜明，与小偷们平时嘻嘻哈哈，但从不对他们讲心里话，但杜高不懂。从杜高档案里我看到，使杜高受害最深的是徐福明的诬告，其次是李跃华。徐福明和档案中提到被特赦的邹文伟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邹文伟外表很漂亮，对女孩子极有吸引力。交女朋友需要钱，他就偷。邹文伟就业后一个漂亮的女警察喜欢他，幽会时被公安当局发现，犯了“天条”，邹被发配兴凯湖，女警察调出公安系统。徐福明一头卷发，看上去很腼腆，一身学生气，也是因为盗窃判刑的。他俩被捕后，清华大学为教育学生，曾举办过邹文伟、徐福明盗窃展览。李跃华是广东人，也是一个外表不俗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因盗窃入狱。这三人我都熟，但从不说话。杜高却被他们文质彬彬的外表迷惑，以为他们是青年学生，就天真地把一些当时绝对不能说的话向他们流露，犯了监狱大忌。

我把此书３８１页检举揭发杜高的汇报材料作了个统计：张光华，两份；于鸿慧，两份；胡功勋，两份；股宣队陈诚，一份；颜锦城，一份；徐福明，一份。

杜高是告密材料的最好对象，因为他天真，经常流露真实感情。汇报他的材料，绝不止以上几份，入档的恐怕还是少数。

上述几个人我不妨还说几句。张光华：原人民日报社广告部工作人员，右派分子落实政策后，我在人民日报见过他。于鸿慧：原广电部工作人员，因历史问题及生活问题被教养，后下放邢台农村监督劳动，１９８０年代后与人组织美工社为生。胡功勋：右派分子，后来的情况不得而知。陈诚：当时生产股劳教人员，大学生右派。颜锦城：原新都厂就业技术员，国民党旧部，１９５７年在本厂划为右派，就地劳教，现在公安五处退休。

以上几个人，外表都很斯文，很聪慧。打小报告的材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全部，也不能证明他们的品质不好。告密是一种特殊时代的特殊历史现象，不能完全归罪于个人。但真正正派的知识分子，在那样的处境中也不会这样做。

档案发表以后，我和杜高通电话。他说：“张光华在我落实政策后来看过我，我当他是一同受难的老朋友，我没想到能见到他写的检举材料。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他笑了。

放下电话，我忽然想起了赫尔岑说过的一段话：“只有坚强的人才会饶恕别人，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不过他的笑往往等于眼泪。”

“杜高档案”出版后，反响很大。我想其原因，恐怕因它是历史，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告诉人们：在那个时代里的人，那个时代的无辜的知识分子们，泪是怎样流的，血是怎样喷的。它还是一座墓志铭，纪念历史的牺牲者；是一本教科书，用活生生的史实启迪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