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纸上的苍凉——整理“杜高档案”随感

作者：李辉

1

得到\”杜高档案\”，完全是意外收获。一个人的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在这样一些泛黄的纸页上具体呈现出来，每次翻阅，都让我感到震撼。

苍凉是挥之难去的感觉。

几年前，从北京潘家园旧书摊那里我淘到一大批历史资料，它们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50、60年代的档案材料。它们如何流散出来，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旧书摊，不得而知，但对于一个偏爱史料的人来说，得到它们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相信缘分。

得到它们时，我正在写黄苗子郁风传和一篇关于\”二流堂\”始末的文章。

在这些档案中间，正好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到\”二流堂\”、以及吴祖光和他的所谓\”小家族集团\”。这些材料，大多是当年专案组整理出来的，包括个人检讨、互相揭发、批判提纲和批判会议记录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涉及到不少文坛重要人物，如周扬、田汉等，以及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如1964年的文艺整风等。这样一些特殊年代的遗物，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研究档案制度乃至各种特殊文体，显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难怪有朋友说我挖到了一个\”金矿\”。

在它们中间，作为个人档案最完整的却是杜高的档案。

此前我与杜高虽无个人交往，但也不陌生，曾有过数面之缘。80年代从路翎那里，听说过当年杜高与他的渊源关系。1985年在胡风追悼会上，我与他见过面。后来写《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我曾写到反右时戏剧界对吴祖光和以杜高、田庄等为成员的所谓\”小家族\”的批判。作品发表后，每次见到杜高，他都非常热情，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的印象中，他说话总是充满激情，声调高亢，有湖南人的爽朗，对年轻人厚爱有加。

这些年来，接触过不少史料，采访过不少老人，似乎对那一代人受过的苦难早已见怪不怪，甚至有些平淡、麻木了。但是，当在这批资料中发现杜高的完整档案时，我还是被震撼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居然以这样的形式用这样的一些文字和表格记录下来，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杜高档案装订成册，厚厚几大摞。它们始于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历经1957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十二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1969年\”文革\”期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释放回家。历史跨度十多年，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世界。档案的完整让人惊奇。批判会上的领导人随意写下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添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得感谢有关工作人员的负责和认真，为一个人、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和文化史，留下如此难得的一份完整记录，为后人解读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文本。

2

\”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我是突然之间写出这个词的。

这些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地在各类文章中出现，尤其在回忆类的作品中，它已经成为几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词汇，因为，恐怕没有一个人曾经远离过它，与它毫无关联。不可能。关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回忆录、研究著作，多年来时有所见，并且出现过一些颇有见地和分量的个案研究专著。但把历次政治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来研究，似乎并不多见。当21世纪已经来临、20世纪已经被视为过去的今天，人们有理由期盼这样的专著问世。

毫无疑问，在历史审视的过程中，最能引起反响的当然是围绕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而进行的工作。另外，多年的风气和习惯，大发宏论颇为盛行，因为它常常能于振聋发聩之间赢得一片掌声和喝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仅仅限于笼统概括地发发议论，而缺少对历史档案的挖掘，缺乏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和分析，这些议论很可能只是匆匆过客，过眼烟云，并不能把历史研究真正坚持下去，使其更具有客观性、稳定性，从而也就更具有科学性，更接近历史本身。在这一意义上，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它们建立在当年的史料和个人笔记基础上，具有不可替代性。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越来越看重个人日记、信件等民间记录在解读历史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与它们比较起来，像杜高这种经历的人的个人档案，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自然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因为它把历史的令人颤栗的真实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不带一般叙事作品的个人主观色彩，更无虚构成分和编造成分。从这些档案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许多在回忆录中、在史书中读不到的历史细节。

在撰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过程中，我曾听说当时胡风案发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机构都成立了\”五人小组\”领导反胡风运动和随后的肃反运动，但我一直没有找到证据。从\”杜高档案\”的\”1955年肃反部分\”中，我才亲眼看到由田庄所在部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田庄专案组送交的田庄交代材料上，送交者署名为\”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五人小组\”，接受者则为\”剧协五人小组\”。另外一份《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党委给文化部艺术局的信》，由\”艺术局五人小组\”批转剧协。除此之外，《内蒙党委转来的材料》使我得知，当年不仅仅只是成立所谓\”五人小组\”，还有专门的领导反胡风集团的机构。这份材料是由内蒙古党委送交中央有关部门的刘复之，然后由刘复之转发中国剧协，因此，材料上落款为：\”内蒙党委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办公室\”，所盖图章则有两枚，一为\”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一为\”中共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转递材料专用章\”。从图章中可得知，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除\”五人小组\”外，还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十人小组\”，其成员构成待查。

举这个例子无非是要说明，在历史研究中，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似乎已成定论的说法，其实未必准确。更何况中国之大，历次政治运动涉及面之广，远非轻而易举之间就可以把史实梳理得清清楚楚。研究者需要大量的档案资料，需要认真、艰苦的努力，才能略有收获。从这一角度来说，杜高档案之类的史料挖掘和整理，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3

杜高先生同意原封不动地将所有档案公之于世，在我看来，具有非凡的勇气，他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钦佩。他知道，这些本属于个人隐私的文字记录，既然形成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之中，也就不再限于个体的意义，而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生命的某种展示。

检讨、交代与相互揭发，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每个当事人必不可少的任务。建国初期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参与者大多还是侧重于思想的自我批判和贬低。许许多多从国民党时代走进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谁都需要过好这一关。除极个别的特例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在最初的关口面前徘徊过，迟疑过，但最终也都宣布愿意抛弃\”旧我\”，告别过去，创造一个\”新我\”。读50年代初的报刊，举目可见都是类似的标题和文章，这毫不奇怪。

和后来政治运动中受难者的检讨、交代相比，思想改造时期的自我检讨，恐怕还算得上和风细雨，更多的是自述性质的自我批评。80年代中期，我在撰写萧乾传的过程中，曾在他那里读过他写于当年的自述，基本上是细细回忆成年之后历年的活动情况，偶尔添加几句自我贬斥的话，其语气和程度尚属平淡，远没有达到后来往自己身上猛倒污水、自我蹂躏的地步。即便如此，今天看来，这样的自述仍可以视为\”交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温文尔雅和和风细雨不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政治运动中严厉无情的批判。到了此时，检讨与交代密不可分，而交代的内容也无限地扩展，从思想认识到历史问题，从大的政治态度到私生活的细枝末节，说得越详尽越好，自我贬斥得越厉害越好。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让当事者被自己的错误与罪行压得喘不过气，让当事者把自己贬低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样，主事者的英明与正确便不言自明了。情形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所谓的与人为善、对历史和对个人负责的说法，早已成为无稽之谈，个人的尊严、信念乃至命运，就在种种有形和无形的高压之下扭曲变形。批判与改造，便这样在庄严的口号下堂而皇之地进行。

这几年，已经读到过不少个人检讨的汇集本，如廖沫沙的《瓮中杂俎》、邵燕祥的《人生败笔》。我也曾受黄宗英女士的委托，整理过赵丹\”文革\”期间在狱中的交代。这些史料，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历史暗角中的文本特色，生动地表现出来。虽然不同性格的人，会有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但文字背后那种精神被蹂躏、灵魂被鞭挞的痛楚，却是相似的。当我检读\”杜高档案\”时,不仅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而且我的情感不断受到更猛烈的冲击。

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69年末释放回家，十几年间杜高几乎不停地写交代。从政治经历到文艺思想、从交友聚会到私生活，事无巨细，都在交代之列。所谓\”小家族集团\”，是肃反和反右两次政治运动中杜高的主要问题所在，因此，交代他与集团中所有人的关系，便成了杜高档案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何时与何人在何地打过交道，说过什么话，他都得一一写得清清楚楚。关于个人的历史问题，一年年他都得交代了又交代，循环反复，没完没了，这就使得同样的内容会在同样的题目下一再出现。为了保持历史原状，在整理过程中，这些重复的交代也照样选录。这样读者可以从这些重复的交代文字中，真切感受到当事人当年生命是如何白白消耗，精神是如何无端地被蚕食。档案汇集毕竟不是提供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但是，看似单调、重复的交代，如果细细琢磨，不更是可以从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中，感受到曲折、复杂的精神历程和历史轨迹吗？

与个人的检讨和交代相比，读起来更让人难受的是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一旦政治运动来临，一旦被圈定为被打击对象，每个人都会如同烤鱼一般放在火上翻来翻去，人性与人格都面临着考验。又有几人能经受如此严酷而循环反复的炙烧？也许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是个别例外，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则均未能摆脱不得不自我折磨检举揭发的窘状。如果说有所不同，那无非是程度上的差别，或者主动与被动的差别。在这方面，舒芜之所以不能被原谅，乃是因为他是在并没有遭到政治高压的情况下，仅仅以思想选择的理由，就放弃了传统的交友之道，主动反戈一击，把挚友路翎以及胡风等，晾到了炙热无情的阳光下。无论后来事态的发展是否在他的预料之中，都不能改变他主动出击这一事实。而主动与被动，在我看来，正是历次政治运动中人格检验的关键所在。

杜高与他的朋友们，处在与舒芜当年完全不同的境地。他们已经被视为敌人，已经在专案小组的监控下度日如年。他们必须不停地写，不停地把昔日的朋友当作敌人来鞭挞。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这种被强迫写检举揭发的苦痛的。他们不得不把朋友的问题详尽写出，甚至专案组更希望能够扣上屎盆子、尿盆子，这正是运动所需要的。杜高等人的命运不正是靠这样一些材料来决定的吗？杜高是在几十年后第一次看到这些相互检举揭发的材料，感慨万分自可想象。那么好的朋友，那么熟悉的人，都在无奈地写出揭发。真实的或者片面的甚至虚构出来的故事，如今都在故纸堆里尴尬地望着杜高，而杜高眼前浮现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孔。他理解他们，就像他们也理解他一样。在那样的情势下，谁又能有比这更好的做法呢？他们毕竟生活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之中，毕竟摆脱不了时代加给每个人的局限，因此，他们也就只能如此这般留下这样的文字。

在尴尬的历史中，又有几人不是尴尬的？这就是人性的扭曲。

杜高愿意公开他和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就像公开自己的交代一样。他深信，无论健在的还是早已故去的朋友，都会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往事已经过去，教训却应该留给未来。这教训是意味深长的，当然也包括每个当事人曾经有过的尴尬表现。

现实正是如此。慷慨激昂臧否他人，愤愤然发表议论，要比深刻反省自我、解剖自我容易得多。我猜想，在如何处置检举揭发材料的问题上，杜高恐怕会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在无比痛苦之中又一次煎熬自己。最终他决定把自己和朋友的尴尬毫无掩饰地公布于众，让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一切，把一个真实的昨天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历史。我看到了一个智者的襟怀。

4

\”杜高档案\”是相当完整、相当丰富的史料汇集。除了以上提及的内容外，还有另外一些值得研究的课题。如，在政治运动中，围绕某位当事者展开的外调，是如何进行的；当运动期间决定召开相应的批判会时，组织者是如何设定题目和提纲，如何组织发言的；当决定将一个当事者打成右派并判决入狱时，人事关系的交接是如何进行的；当一个知识分子右派与刑事犯关押一起进行劳改时，思想汇报和年终鉴定又如何写，如何做出的；当年复一年需要填写表格时，不同处境下表格有何区别、决定命运的最后评语又是如何填写的……

我深知，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是无法对档案涉及的诸多课题进行系统研究。我所愿意做的，无非是将它们整理出来，争取结集出版，让更多的人读到它们，让更多的人对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内容进行解读和思考，对其中所呈现的文本予以归纳和划分，这样，便有可能为当代文化史、当代政治运动史的研究，多提供一个视角，多提供一个参照物。如此而已。

终于写完了想说的话，历时两年的整理工作也终于全部结束。整理过程中，20世纪一天天走过，渐渐变为过去，新的世纪也在人们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呼唤中渐渐走近。一年前，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然而，我又想，其实历史每时每刻都以同样的步履行走着，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那一天，也不过是同样的日起日落。不错，世纪转换时刻的欢呼雀跃当然会令人有一种别样感受，但假如仅仅是将之纳入流行或畅销之类的炒作，或者虚张声势、不切实际地来一次新的千年、新的百年的展望，用一些空洞美妙的词句来掩饰思想的苍白，那么，还不如扎扎实实站在现实土壤上，在斑斓缤纷、扑朔迷离的背景中，冷静、客观地把历史细细梳理。惟此，展望或者梦想，才不至于过于空泛，过于一厢情愿。

依我看，对新世纪最好的献礼，莫过于对历史来一番认真细致的梳理。这就需要更多的人走进回望往事找回历史细节的行列。梳理历史诚然需要宏观描述和概念的归纳，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大量的历史事实、细节之上，不然就会容易失之于片面、笼统，甚至虚假。时间从来不会有季节省略，历史当然也不应该有空白。

现在，新世纪终于来临了，我的看法依旧，还是愿意以这样的姿态向前走去。这也是我为何一年来，在工作和写作的同时，仍然看重与杜高夫妇的合作，将这样一本与众不同的书在世纪交替之时予以完成。

最后，我得再次感谢杜高夫人李欲晓女士为整理这批档案所付出的劳动。她是带着探究历史的眼光和对历史受难者的深切同情，和我一道阅读、整理，从那一张张破损的纸页上，细心辨认那一个个潦草模糊的字迹的，没有她的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这一捆史料也许永远会被束之高阁，默默地躺在纸箱里继续发黄，发霉，腐烂，直到完全无从辨识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