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罢官问题新探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有个夭折的维新变法运动,都知道曾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的翁同龢却在维新运动刚开始时被“开缺”。研究翁因何被罢官以及被谁所罢官,是研究维新运动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多年来,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是西太后反对变法的重要安排,光绪皇帝出于被迫。但是,西太后最初并不反对变法,关于翁同龢被罢官出于西太后懿旨的各类记载,不是出于传闻,就是出于猜测,无一可以视为确凿有据的信史。

一、维新运动时,翁同龢身兼数职,权极一时,但由于举借外债、内债和处理胶州湾事件“吃力不讨好”,遭到了一些官僚的弹劾

研究是谁罢了翁同龢的官,首先要研究翁被罢前后的朝局和人事安排。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前,翁同龢身兼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权极一时。这一时期,翁同龢做了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一)举借外债、内债。《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须向日本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筹款还债是其职责。《条约》签字后不久,翁同龢即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国借款。此外翁同龢又发行国债,以昭信股票为名向国内官民各界借贷,同时加征铺税、房捐等税。(二)处理胶州湾事件。1897年11月,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杀为由,派遣军队抢占胶州湾,向清政府提出六项照会。交涉中,翁同龢担心事态扩大,采取“低颜俯就”的软弱态度,所拟答复德方的“照会稿”不仅奕訢不以为然,连西太后都觉得“甚屈”。

上述二事都受到言官和个别地方官僚的批评。1898年3月,御史何乃莹、徐道、高燮曾等人陆续上奏,批评发行昭信股票过程中的弊端。同年4月,安徽藩司于荫霖上奏,指责翁同龢办理胶州湾事件之不当,“外则徇德人之请,内惑于张荫桓之言,以至于今日无所措手”。

上述言官弹劾对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有影响。6月10日,光绪发布上谕云:荣禄着补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在翁户部尚书一职之上加了一个“管部大臣”荣禄,显然与言官对翁举借外债、内债的批评有关,但“上谕”并不曾免去翁的任何职务,更不曾触动翁的其他权力,可见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对言官的弹劾并不过分重视,还不想对翁采取大动作。

二、维新运动开始后,翁却显得“过于持重”,并与急于变法的光绪皇帝多次顶撞,已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

只是在五天后,情况才突然发生变化。6月15日,光绪皇帝再次发布上谕,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时命王文韶迅即来京觐见,直隶总督着荣禄暂行署理。这两道上谕相距时间极近,可见罢免翁同龢是突然起意,而非早有预谋,因此,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调王文韶来京以填补翁同龢的空缺,以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填补王文韶入京后留下的空缺。倘使6月10日发布第一道上谕时就有罢翁之意,就没有必要分成两步,更没有必要命荣禄“管理户部事务”,过几天再挪到“署理直隶总督”的位置上。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那么,罢免翁同龢的直接原因就要从光绪皇帝发布6月10日的上谕以后去寻找了。6月12日,翁同龢与光绪皇帝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翁同龢日记云:“上欲于宫内见外使,臣以为不可,颇被诘责。又以张荫桓被劾,疑臣与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可见,翁同龢和光绪皇帝当日的冲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接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二是提拔张荫桓问题。

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是重大争论,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受到翁同龢的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遭到翁的又一次反对,因而“颇被诘责”。从翁自己记下的这短短四个字,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张荫桓是康有为同乡,长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曾出使美、日、秘三国,见识开通,支持维新,是光绪皇帝企图重用的人物之一。5月17日,徐桐参劾张荫桓“居心鄙险,唯利是图”。同月末,王鹏运继续参劾翁同龢与张荫桓,“奸庸误国,狼狈相依”。但光绪皇帝不为所动,他一面表示要将王“交部议处”,一面要翁同龢“推重力保”,意在为重用张荫桓扫除障碍。不料翁同龢很倔强,就是不肯推荐张荫桓,以致和光绪皇帝长时间顶撞,“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也不难想象翁顶撞光绪皇帝的激烈程度。

不幸的是,第二天又发生翁同龢阻挡光绪皇帝召见维新派人员之事。据《翁同龢自订年谱》记载:6月13日徐致靖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为“通达时务人材”,求才若渴的光绪皇帝意欲即日召见,但翁同龢却主张“宜稍缓”。

翁同龢与光绪皇帝的冲突非仅上述数事,胶州湾事件后,二人之间即冲突不断。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不可能事事忍耐,长久忍耐。颁布《明定国是诏》后,光绪皇帝急于任用新人,迅速推行变法,却一再受到翁同的阻挠和反对,这样,尽管翁同龢与光绪之间有多年的“师生之谊”,甚至有过“情同父子”的经历,然而在翁同龢一次又一次地顶撞之后,他已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其被“开缺”的命运就是必然的了。

三、揆诸史实,翁同龢被罢免,其与光绪皇帝关系的恶化应是主因,而西太后方面,则是次因

“开缺”上谕写道:“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研究该上谕,可知将翁同龢“开缺”理由有二:一是“近来办事多不允协”,其内容当即上述举借内外债及处理胶州湾事件,但是,前文已述,光绪皇帝对有关弹劾并不十分重视,而其真正原因则显然是,“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其所指,当即上述翁同龢与光绪皇帝的一系列冲突。这些冲突都发生于君臣“召对”之间,光绪皇帝如冬日饮冰,点滴在心,而西太后则不会很清楚。即此一点,亦可以证明,“开缺”上谕为光绪亲笔,出自本意,而非西太后干预。

那么,西太后是否和“开缺”翁同龢毫无关系呢?也不,她是此事的批准者。理由很简单,西太后长期掌握最高权力,罢免翁同龢这样的大臣可以说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光绪皇帝不可能不和西太后商量。如果西太后不同意,光绪皇帝决不可能一意孤行。西太后之所以批准光绪皇帝的要求,而未提出异议,原因复杂。

翁同龢受到过西太后的宠信,多次受到西太后召见,所受恩宠,一时少见。但是,自1894年(光绪二十年)珍、瑾二妃事件后,宠信渐衰。当年11月,西太后借口“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将光绪皇帝宠爱的珍妃、瑾妃降为“贵人”。此事是西太后打击光绪皇帝亲信的开端。事件中,翁同龢再三要求西太后“缓办”,并且抬出光绪皇帝相抗,当面询问西太后:“上知之否?”12月,安维峻上奏,请杀对日妥协的权臣李鸿章,声称和议为“皇太后旨意”,并尖锐地提出:“皇太后归政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光绪皇帝指示拿交刑部治罪,但翁同龢却以安维峻“究系言官”为理由要求从宽处理。这些,都会引起西太后对翁的不满。

西太后的特点是敢于重用汉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受到她的信任。没有充分必要,她不会轻易甩弃翁同龢。这以后的一段时期内,西太后与翁同龢之间还维持着既不算好也不算坏的关系。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898年5月底,恭亲王奕訢去世。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写道:

等到恭王一死,小人渐渐出头擅起权来,在太后那一方面,就要排斥翁公,使帝党孤立;在帝这一方面,此时已经怀了变政的决心,觉得翁公过于持重,常常掣他的肘,心上也不愿意。所以太后既要去翁,他也无可无不可。

这里所说的“小人”,乃指刚毅。刚毅与翁同龢素不相合,某次二人论事,意见冲突,几乎当面翻脸。奕訢去世后,刚毅为防止翁的权力继续上升,向西太后“进谗”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西太后当然也有排斥翁同龢之意。

张謇是翁同龢的门生,与翁相知甚深。戊戌政变后,翁同曾将他和光绪皇帝关系的部分情况告诉张謇,张謇又告诉了张孝若。上述光绪皇帝觉得翁“过于持重”,苦于被“掣肘”等情,非局外人所能知,当亦出自翁同本人。张孝若叙述此段历史时,不采光绪帝被迫之说,而从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两方面分析翁同被罢官的原因,是有道理的。揆诸史实,光绪皇帝与翁同龢之间关系的恶化应是主因,而西太后方面,则是次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