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维新派的翁同龢

来源：《文史天地》

作者：郭连保

这是一篇有自己独到观点的文章。本文提出了两个新的论点：一、翁非维新派，二、翁被开缺是皇帝所为。我们欢迎有理有据敢于打破成见的文章。

1898年6月15日早上，大清重臣翁同龢与往常一样赶到朝房办公，并等待皇上的召见。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一道将其“开缺回籍”的上谕。恭读上谕，翁同龢惊愕万分，但面对“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的严厉苛责，他也只有“感激涕零”，并“自省罪状”了。捱到第二天皇上驾出时，他赶忙趋前磕头谢恩。路过的皇上扭头望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翁同龢神情黯然，随之离去，回家收捡行装，半个月后便回老家常熟去了。

对于翁同龢的被开缺，多年来学界普遍认为是慈禧太后逼光绪所为，并非光绪的本意。作为历史教科书的《中国近代史》是这样说的：“明定国是诏颁布后４天，即６月１５日，慈禧就迫使光绪下令免去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驱逐回籍，借以孤立光绪。翁被罢斥是慈禧反扑新政的信号，对光绪和维新派都是沉重打击。”一些谈论戊戌变法的书，或是为光绪、慈禧以及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作传的书，在谈到戊戌变法一节时，也都是众口一词，说翁同龢的被开缺是慈禧太后精心策划的阴谋，是顽固派对维新派实施的第一次打击，等等。本人过去也一直认同上述观点，但近来研读了《翁同龢日记》和一些相关资料后，始发现翁的被开缺完全是光绪皇帝的本意，并非所谓慈禧的反扑，只不过是得到了慈禧的首肯而已。

翁同龢并非维新派

不少论者认为在变法一开始就将翁同龢开缺，是慈禧有意削弱维新派的实力，是对维新派提出警告，这显然是将翁同龢视为维新派和光绪帝所倚重的改革派大臣了。认为翁是维新派，其根据是早在1895年翁就面见了维新派的头面人物康有为，并向光绪帝汇报了他同康交谈的情况，对康颇为赏识。这之后，翁与康有为还有过接触，康等在北京成立“强学会”，翁不仅带头加入，而且还捐款支持。翁的行动对维新派的壮大，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就此就认定翁是维新派。翁出身于帝师之家，自幼接受的是封建伦常教育，尊崇的是程朱理学。他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任皇帝的授读师傅，之后又担任了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职，一生官运亨通。他向以传统原则为标准论政行事，思想趋于保守。翁接近维新派这股力量，并不一定接受维新派的变法思想。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新知识分子集团，受西学影响很深，其思想具有非正统因素，他们力主变法已有多年，不仅有完整的变法理念，而且还有具体的实施方案。他们试图将贵族专制政体转变为立宪政体，对旧政权来一次大的手术，变法主张是相当大胆的。我们没有看到翁同龢赞同或者接受这一变法主张的资料，也没有看到翁自己提出过什么变法的主张。在这一点上，翁是无法同张之洞相比的。面对危机，张之洞有变法的紧迫感，他一开始也很赏识康、梁等维新派人士，也和他们有过密切交往，后因变法方式的激进与缓进之别而走向分裂。但张之洞有自己的一套变法理念，《劝学篇》就是他变法思想的完整体现。在戊戌变法时，《劝学篇》在短时间内刊行了100多万册，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尽管一直以来学界对《劝学篇》批评不断，但不能不承认它对推动晚清的变法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翁同龢虽一度也有危机感，也同维新派人士有过交往，但他在整个维新变法活动中并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前面谈到，翁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君臣教育，他很少接受西学，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近代发展根本不了解。作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对西方事务几乎一无所知。首任驻美公使、且同在总理衙门任职的张荫桓就曾说翁“对外国事务蒙昧无知”。我们没有看到有关翁倡导和支持新事务的记载，相反，他反对新事务的记述倒有不少。1887年黄河决口，为解决治黄费用，有人主张借外债，翁坚决反对，认为借外债有害无利；同年，李鸿章决定同美国人合伙开办银行，以缓解国家财政困难的现状，翁大为惊恐，不仅强烈反对，还联络一班满族权贵设置障碍，使李的计划破产；1888年李鸿章奏请修津通铁路，翁又同一班守旧官僚出面反对，认为铁路建成通车有利外敌入侵，有碍国家安全，等等。对一切突破旧传统的做法他都持反对意见，就连光绪皇帝想就接见外国使臣的礼仪进行一些必要的改变，他也一次次表示反对，惹得光绪大为光火，干脆绕开他而按自己的意愿办。像这样一个传统守旧之人，你很难相信他会接受维新派的那些激进的变法主张，而真正同维新派站在一起。

事实证明，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开展，因观念的不同，翁同龢与维新派的关系已渐行渐远。有论者说，翁于1898年初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为慈禧太后所忌。而史料记载的却不是这样。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与荣禄、李鸿章、廖寿恒、张荫桓等五大臣奉光绪之命召见康有为，听其谈变法主张。翁同龢在其日记中记下了这次召见，“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灯后归，愤甚惫甚”。从这则日记内容看，至迟到1898年初，翁对康有为的看法已彻底改变，“高谈时局”，显然是对康的讽刺挖苦；“狂甚”，是对康的评价；而“愤甚”必然由“狂甚”而引起，可以肯定翁对这次召见的结果相当不满，对康的印象相当不好。既如此，他又如何会在光绪面前说康的好话，“密荐”一说有何根据? 从这则日记可以断定，至迟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翁同龢同维新派已经决裂，因此将其视为维新派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开缺翁同龢是经慈禧同意甚至是正中其下怀的，但据此就断定这是保守派对维新派的反扑，那就有失公正了。因为慈禧并非保守派。别的不用说，我们仅从慈禧当政后大胆起用汉臣，支持洋务派发展近代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建立新式学堂，建立近代的海陆军，以及“庚子事变”后开始的新一轮“自强”运动中，清廷颁行的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举措，等等，就可以得出慈禧不是保守派的结论。至于戊戌变法那一笔，我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慈禧原本并不反对那场变法，正是在她的赞同下变法才得以进行的。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激进的变法手段和权力之争最终毁了变法。因篇幅所限，这一问题不在此展开细谈。

确系光绪开缺了翁同龢

结合史料认真分析一下开缺翁同龢的上谕，就会发现其中所说的“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等等，均有根有据，并非欲加之罪。先来看“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一说。我们不必将时间向前延多少，只看上谕发布前几个月的时间里翁某办事的情况就能说明问题。在这几个月中，身兼军机大臣等多项要职的翁同龢，办的要务之一是筹措《马关条约》所定的偿付日本的战争赔款。条约所定中国须向日本支付2万万两白银的赔款，分六期支付。条约签订后已支付过两次，现第三笔还款日期临近，为尽快解除巨额赔款带来的沉重负担，翁同龢提出借外债将剩余款项一次付清的建议，得到皇上的批准。得知中国借款的消息，英、俄、法、德等列强都争着要借钱给中国。翁同龢等知道这些列强没有一家是真心帮忙，借款的背后都有苛刻的条件，因此十分谨慎。为争得借款给中国的机会，列强之间勾心斗角，耍尽手段，并或公开或暗中向中方发出威胁，如不向其借款将如何如何。日本人也从中捣乱，一面催中国到期还款，“不展期”，一面又威胁中国不得向某国借款。考虑到与各方的利害关系，尽力减少列强借贷款之名对中方的盘剥，翁同龢等在定借款对象上颇费周折。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翁的精力大都耗在了筹借款一事上。与列强谈判一波三折，而自己人内部的意见往往又不能统一，弄得他焦头烂额。翻看翁的日记，那段时间里他多次发出“可恼事甚多”、“皆可恼事”的叹息，便可知行事的艰难。一个借款事迟迟没能办妥，在朝廷看来自然是办事不力。经过几个月的周折，最后总算敲定向英、德借了一笔款了事，但一次性付清战争赔款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且传出了办理借款事宜的官员收受贿赂的丑闻。虽说以翁某的人品操守他不可能接受洋人的贿赂，但抨击他的人在参折中将与他“朋谋纳贿”的官员和数额都开列了出来，这就不能不让人对他这个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的清白表示怀疑了。

除筹借款一事外，翁同时还担负了同德国人交涉山东问题的差事。1897年底，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杀为由，出兵侵占胶州湾，提出赔款和租借港口的要求，翁同龢奉召与德国人交涉。德国驻华公使海靖是个傲慢且不拘礼仪的人，而翁同龢偏就不吃他那一套，因此谈判中两人时有冲撞。一次按约定在德国使馆谈判，几句话不合，海靖抽身去了后室，翁同龢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且自此再不愿同海靖见面。中德交涉迟迟不决，其他列强则趁火打劫，俄国人借口调停派军进占旅大，英国人则乘机出兵进驻烟台、大连。很显然，中德交涉拖的时间越久，对中方越不利。光绪为此十分焦急，几次催翁同龢应约同海靖见面会谈，而翁竟意气用事，不顾大局，“未敢奉诏”、“顿首力辞”，几次都当廷拒绝。这种即使不是抗旨也是不遵旨的行为，令当朝的众大臣都感到惊讶，皇上的不高兴也就可想而知了。接下来的对德谈判是由李鸿章、张荫桓担当的，经过一番周折，中德双方于1898年3月6日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朝廷非要翁同龢代表中方签字画押。翁很不乐意，坚辞不允，但自知将“负罪千古”，背上骂名，他也莫可奈何了。

骂名接着就来了。上述两件要务刚办完，就有安徽藩司于荫霖、御史王鹏运等相继上书参劾翁同龢“误国无状”，“朋谋纳贿”，历数他在办理对外借款和办理胶州案等内外事务上的严重失误，要求朝廷惩办他。负有监察职责的官员高夑曾，则对户部照准海关增加经费的请求一事，痛斥张荫桓“不知是何肺肠”，而矛头所指也是翁同龢。这些来自地方官和京官们的接连抨击，足以证明开缺翁的上谕中关于“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劾”的说词，并非凭空捏造。尽管翁在其日记中对这些斥责表现得挺宽容，但其内心的不平静显而易见，“臣惟引咎”、“不敢辩也”，等等，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前景的不妙。

倘若翁同龢仅是办理内外事务不力，“以致众论不服”，免去他的几个重要职位以示惩罚也就是了，此前对李鸿章就是这样处理的。《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遭到举国上下一致声讨，要说所犯罪行和“众论不服”的程度，李鸿章不在翁同龢之下。但面对强大的压力，朝廷也只是免去了李的几个重要职位，保留了他的大学士头衔，并仍让他留住京城，享受高官待遇。而翁某现在一切官职被褫夺不说，连京城都不让呆，相比之下，这处罚要重得多。翁所以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我认为这除了朝廷对他办事不力相当不满外，还有其他可以说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即上谕中所说的“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形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一段话了。认真读一读《翁同龢日记》，就不难发现这些说词并非无中生有。这里仅举正式变法前两个月的时间里翁在日记中记述的同光绪当廷发生冲突的几件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1898年4月3日，光绪召见大臣议事，其中一个话题是德国亲王亨利即将进见之事。光绪一直想对接见外国使臣的礼仪进行一些改变，但每每都遭到一班守旧大臣的反对。这天他刚说了此次亨利进见准其乘轿入东华门并在东配殿设宴招待的意见，翁同龢就当廷表示反对，且一口气说了五条反对理由，这也“有窒碍”，那也“万不能”，完全是一副教训皇上的架势。光绪不由大怒，不仅一条条驳斥了他的论调，还捎带着把脑袋僵化的刚毅给斥责了一通。自此，光绪在接见外国使臣的问题上，不再同这位总理衙门大臣商议，将他晾在了一边。

5月26日，光绪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所著的变法书籍，翁说他同康不往来，光绪问其原因，他回答说康这个人居心叵测，光绪又问他此前何以不说，他说是近日读了康的《孔子改制考》一书才知道的。光绪没有再说什么。康有为是正受到光绪重用的改革派新人，翁却说他是居心叵测之徒，显然令光绪感到不快。原以为事情过去了，不料第二天光绪又向他提起此事，翁仍如头天一样回答，光绪不由大怒，将翁狠狠斥责了一通，并表示非要康的书不可，翁说那就让总署出面叫康有为进呈吧，光绪不答应，非要他亲自出面去叫张荫桓传知，翁说张某天天都要见到的，何不当面对他说？光绪说我就要你亲自去办！翁没辙了，只好亲自去找张荫桓作交代。从这场本不是什么大事所引起的冲突，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一是对康等维新派的评价，光绪与翁同龢存在严重分歧；二是翁同龢在光绪面前根本就没摆正自己做臣下的位置，确实有些“狂悖”。

6月12日，在朝堂上，光绪提出准备在宫内接见外使，翁又当即表示反对，说“不可以”，遭到光绪的严厉诘责。接下来围绕保举张荫桓的问题，两人又发生争执。张系任职户部和总理衙门的维新派官员，光绪有意奖励擢升他，指名要翁出面保举，翁竟一口回绝，声言“不敢阿附”皇上的意见，态度相当坚决。翁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此事时写道“语特长，不悉记，三刻退”等，可见两人争论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

6月13日，光绪“升殿传胪”——宣布登第进士的名次，这是一项重要的典礼活动，翁以要看折子为借口而没出席。折子天天有看的，而“升殿传胪”却难得有一次，翁竟以看折子而不参加皇上亲自主持的活动，很难说不是因为头天遭到皇上斥责而心头不快的负气行为。可以想见，当坐在龙椅上的光绪眼见百官中唯不见翁的身影，心头会怎么想。

6月14日，早朝上该议的都议了，谈到关于奖赏张荫桓等人宝星一事，翁再次表示“不敢代请”，光绪没有理睬他，当廷宣布张荫桓可赏一等第三宝星。这无疑又给了翁某一个不痛快。

两人的冲突不断，关系越来越僵，讲缘由，最根本的还是两人在一系列涉及变革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光绪年轻气盛，面对日益加深的危机，变法求治心切，而翁同龢思想守旧，且时时以成法掣肘皇上，成了皇上求变的阻力。变法已经开始，光绪不能容忍这样一位守旧老臣在身边妨碍自己的手脚，再是师傅也得让他走人了，于是在6月14日早朝后便去了颐和园，将决定开缺翁的意见报告了西太后，得到了西太后的批准。第二天一大早就发布了开缺翁的上谕。

如果说对开缺翁同龢是否是光绪的本意还有疑问的话，那我们不妨再用翁在被开缺十几天后所写的一则日记给疑问者一个回答。1898年6月26日的《翁同龢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述：“樵野来，告初六与军机同见，上以胡孚宸参折示之，仍斥得贿260万与余平分……”这里的樵野即张荫桓，他登门看望即将离京的翁同龢，告诉他24日皇上还拿着胡某人的参折给大臣们看，斥责翁伙同他张某平分巨额贿赂一事。事情已经很明白，假如开缺翁是光绪被逼迫的无奈之举，那他何以会有翁被开缺多日之后的“仍斥”之举？人都被“开缺回籍”了，还要在众大臣面前斥责他，可见光绪对翁的不满有多深。这也足以证明开缺翁同龢确系光绪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