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中人”梁漱溟

“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1921年，梁漱溟、黄靖贤新婚

1936年，梁漱溟与长子梁培宽（右）、次子梁培恕（左）

1935年，一些乡村工作者合影于山东邹平。前排左一为梁漱溟，右二为晏阳初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梁漱溟曾说，假如有人向他的朋友问起他是怎样一个人，朋友回答“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是恰如其分、最好不过的。

思想似乎是人人都有的，但在他看来，大多数人有而等于没有。他们的头脑杂乱无章，所谓的思想，不外乎人云亦云。原因在于他们内心并没有不能忽略过去的问题，也就不会认真寻求其解答。他的思想，原是来自“感受问题之刺激，切志问题之解决”而不能不用心“寻个明白”。所以他说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为学问而学问”。

思想既是从刺激自己的问题中来，自然要回到解决问题的行动中去。所以他不甘于坐谈而喜欢行动：“有出世思想，便有出世生活；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实践。特别为了中国问题，出路所指，赴之恐后；一生劳攘，亦可概见。”

他说，自己总是把最大的问题（中国问题）摆在心上；在最大的问题中又选择最要紧的事来做，从不做第二等事。为此，他不谋衣食，不顾家室。1935年妻子去世，他在悼文中写道：“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候，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1932、1937年两个年幼的孩子两次逃难，他都不在场。相聚之后，也还是要把他们寄养在亲戚家中。

辛亥时期，他高中尚未毕业即投身革命；新文化运动中，他尝试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为中国传统文化作辩护。1927至1937年，他奔走于广东、河南、山东做乡村建设实验10年，试图由乡村出发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是团结，他和“第三方面”的朋友们致力于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后最重要的是建国，他又致力于军队国家化、和平统一。建国后，因替农民说话成为反面教员，“国事已上轨道而无所用其力”，就回头写自己最重要的著作《人心与人生》。

“由于总在最大问题中追求其最要紧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关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关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做；好像责任集中于我一身。既有‘四顾无人’之概，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他是自负的，但他却说，“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

他不是没有失去过自信。共产党实现中国的稳定统一，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做到了他没做到的事，“而我所设想者似乎已经证明不对”。于是认真学习马列，分析中共成功的原因并检讨自己。但后来自信又恢复了，因为“他（毛泽东）的道理浅，我的道理深”。

本着自己的思想行动，所以他一生行事“总是主动，不是被动”。1950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无党派人士联名向毛泽东献旗，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你走”，心里想的是：从我口里是说不出这话来的。1951年在公开场合发言，他不肯以“毛主席万岁”来结束。两年后，是著名的“1953年事件”，“顶撞”了毛泽东。1974年，因不肯批判孔子自己被批判，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就是把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

1987年，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位曾经想出世，晚年仍视佛学为思想根本之一的儒者肯定了自己行动的一生：“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梁漱溟家族　儒者风骨

“至大”，就是廓然大公，无我；“至刚”，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左右我的言行，在是非问题上，没有交易可言。梁漱溟认为，人就应该这样。

那天早晨，梁济收拾好纸笔，说是要去亲家彭翼仲家住三五日。临行偶然从报上看到一条国际新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提问：“世界会好吗？”二儿子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点头：“能好就好啊。”说罢出了门。

3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再过3天，就是他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的六十大寿。这竟是父子俩的最后一次谈话，说的还是社会问题。

族谱记载，梁家始祖也先帖木儿是元朝宗室，世居河南汝阳。在《元史》中，也先帖木儿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齐之子。至元十七年（1280年）袭封云南王，后改封营王（元朝蒙古人汉名往往相同，梁家未认定始祖是营王）。元朝灭亡时，也先帖木儿的后裔归顺明朝。当时留下的蒙古人多半改姓，汝阳地属战国时魏都大梁，于是以梁为姓。在梁济曾祖梁垕时梁家迁居桂林，但祖父梁宝书、父亲梁承光两代都在北方做官，这支就留在京城了。

1859年，梁济出生在北京，父亲梁承光担任内阁中书，梁济的生母是他的侧室。祖父梁宝书曾担任遵化州知州，此时还健在。但他在梁济出生时已因得罪上司被免职，梁家一直为其债务所累。梁济8岁时，父亲病死在山西永宁州知州任上。祖父与家人返回北京，借住在大女婿家中，隐姓埋名，以躲避债主的追讨。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家人的零用只花了二两多银子。

梁济就在这种贫寒凄苦的环境中成长。在遗著《侍疾日记》中，他曾追忆幼年夜读情景：“篝灯古屋，人声寂息，生慈用面糊粘补破书，逐本补苴，毫无倦色。”嫡母则与他孤灯相对，“常勉以成人立品数大事，频问男长大后愿为何等人，而男殊无志气，所对皆卑靡庸劣，不称旨，慈亲常废书而哭，掩袂告生慈曰：‘如此钝劣，终恐苍天负我，吾两人何所望耶？’然训责之后仍复劝勉，或命作对，或命讲书，夜分始息。”

他是家中的独子，家人自然期望他考取功名，恢复先辈的荣耀。但他显然并没有考试的才能，中举人时已经27岁，自此未能更进一步考中进士。二十多岁时，有官宦之家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他因担心对方不能过苦日子，拖延数年才结婚。他做过义塾老师、王公贵族府中的家庭教师、官员的秘书，40岁才当上从七品的内阁中书，后来参与修撰皇家档案。1906年，他被调往巡警部（不久改为民政部），任外城教养总局、分局两局的总办委员，筹划罪犯教育等事宜。此后断断续续做了些类似的小官。帮他维持家中生计的是夫人典当的妆奁。

　　20年前的革命家

虽是人微言轻的小官员，梁济却几乎有些过分地保持品行端正，“久居京师，日与名利场中相接触，而未尝注意营求富贵”，并无时不为国运烦忧。但他看到的却是：天灾连连，“而热闹场中庸碌之人全不介意”；和朋友谈起，对方“泛泛酬答”，王公贵族则把自己当局外人，全不替百姓操心。甲午发生战事，日本兵还在朝鲜，已经有一两百官员带着家眷逃出北京。这怎不叫人悲愤！

好在还有个同道彭翼仲。1902年，梁济赞助他创办了北京第一家面向普通人的白话报《京话日报》。这段社论尽显他们开启民智之心：“……我实实在在对众位说，我们出这《京话日报》的本心，原为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不知今日是怎一个局面。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简直要把我们中国人当做牛马奴隶，……但凡稍明时势的人不能不着急。心里着急，由不得嘴里要说。但单凭嘴说能有几个人听见呢？所以赔钱费工夫做这《京话日报》就是想要中国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人人发愤立志，不要把国家的事业当做与自己无干。”

梁济并非保守分子，而是开明的改良派（后来，胡适称他为“20年前的革命家”）。他很赞同戊戌变法，但认为短时间内颁布过多政策操之过急，曾经草拟奏章建议谨慎实行，尚未上书百日维新已经失败。辛亥革命前一年，他“慨然欲挂冠去”，却又不忍独善其身，于是想写一篇奏章就君德、民德、官德三方面留下规劝性的意见，还没写完武昌起义已经成功。

他认为中国积弱全因为读书人专务虚文，所以一贯主张务实的精神。189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世人讥讪也。”他常和熟悉洋务的人谈论世界大势，以不能远游他国为憾，而把希望寄托于后人，“务必以出洋当一件正大要紧之事，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

尽管本人以科举入仕，梁济却决意不再让儿辈走这条窄路。他和妻子张春漪共有4个孩子。长子梁焕鼐生于1887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次子梁焕鼎（梁漱溟）生于1893年，生于1894、1896年的两个女儿梁新铭、梁谨铭都在清末毕业于京师女子初级师范学堂。1898年梁漱溟开蒙，梁济没让他读《四书五经》，和几家亲戚共同请了教师在家讲授世界地理常识。次年北京出现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济把他送入这所学校，既学中文又学英文。不久义和团杀信洋教或念洋书之人，英文念不成了。因为社会动荡，梁漱溟不断转校，前后念了两次家塾和4个小学。

梁济深悟自己幼年所受教育过于严苛，因此对孩子极其宽容，几乎从不以严肃的神情面对孩子，梁漱溟从没挨过父亲的打，也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精神上的压迫。

14岁后，梁漱溟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梁济认为好便给予鼓励，不同意也只是让儿子知道他不同意，从不干涉。起先儿子关心国家大局、看轻学问而有志事功，很有些像他年轻时的作为；两人谈论起时事也往往意见相合，所以梁济曾给儿子取字“肖吾”（像我）。进入民国后两人分歧越来越大，却一如既往好谈，于是不免不欢而罢。有时梁济已经睡下了，儿子还站在床前大声说个不停，他也并不喝止。许多年后梁漱溟感叹：“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见过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地信任或放任。”

　　“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

梁济的自杀令人诧异。从他之前在生活中的表现，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以身殉清的意向。而事实是清帝逊位之后没几天，殉身的念头就开始在梁济心头盘旋。1912年6月他参加同乡团拜时，在神明和父亲灵位前暗自立誓：“必将死义，以救末俗”、“兴亡之际，当发明正义，不敢辱亲”。1913年他几次去天安门观察环境，看到有巡逻，怕自杀遇救，只好改地，“其实心犹在天安门下也”。

有许多事延迟了他的行动。7年之后的自杀只是达成宿诺。但他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吗？为什么要为逝去的王朝殉身呢？

辛亥革命时，得知梁漱溟参加了革命组织，他劝告儿子说，立宪就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呢？如果大势不可挽回，我何尝不想国家由此有一转机？但我们家几代做清朝的官，就等天命决定好了，别跟着他们造反。儿子不肯听，他也没有强求。1917年张勋拥立溥仪复辟时他并不欢欣，反而写信劝张放弃，“屯兵养望，监督民国实行仁义之政”。在遗书中，他说自己“决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

也许可以说，曾经站在清末改良思潮前沿的梁济对渐进改良的拥护胜过对暴力革命的信心；对国家命运的关切胜过对清室一姓的忠诚。他真正关心的是，共和，是不是真正的共和；民国之民，能不能安乐。“能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则清朝不虚此和平揖让之心；不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则清朝即亡于权奸乱民之手。换言之，即因禅让而民得安，则千古美谈，自与前代亡国有异。徒禅让而民不安，则一朝代谢，谓非亡国而何？”可惜在他看来，伴随共和国而来的是时局混乱、道德沦丧和人民疾苦的加深。

梁济不可化解的痛苦在于，他认为社会的基础是道德，而他身处的时代正值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秩序解体的前夜。而中国进入现代时所遭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不可能只凭道德精神解决。

但梁济已决心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感化世人。

他在《敬告世人书》中说，“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

他求的并不只是个人的心安，而是社会良知的觉醒。他心头“有千言万语，思欲遍告世人”，自清灭亡后就避开儿女亲朋，构思绝笔，但终年纷扰，苦无清净之地静坐深思，临死前才仓促完成了给世人、朋友、家人的共17缄遗书。在遗书中他竭尽所能写下自尽的理由，以免徒然行动而毫无影响，嘱托朋友们，“临死各书，务求登报”。他甚至还预料了世人的反应：有大骂者；有大笑者；有百思不解者；有极口夸奖而未知我心者；有真能知我心者。

正如梁济预想的那样，他的死对社会产生的道德影响是他此前一生的努力都无法比拟的。逊帝溥仪下诏追赠谥号表彰他的忠义；20天后，他的一位朋友，蒙古旗人、前理藩部郎中吴宝训也自沉于湖中；连他猜想听到消息会大骂的陈独秀，也说他的自杀“总算是为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旧历史上真是有数人物”。尽管有人称他为“梁疯子”，但一般人都被他的行为感动。

死，竟是他最有效的改良手段。

　两次欲自杀，一度想出家

梁漱溟说，他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他一生精力都用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人生问题；一是中国问题。对人生问题的追问，使他出入于西方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学问，而被视为哲学家；对中国问题的求索，使他投身于辛亥革命、乡村建设，发起中国民主同盟，而被视为社会活动家。

14岁左右，他就这样来评判人和事：对人有无好处，好处大还是小，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这种功利和实用的态度，自然和他父亲有关。在他看来父亲天资不高，所以思想不超脱；秉性笃实，所以遇事认真，用心精细；不肯随俗流转，有侠骨热肠，所以行为端正。他最初的思想和为人受父亲影响，也是尚侠、认真、不超脱这一路，因此鄙视世俗谋衣食求利禄的“自了汉”生活，自负要建功立业，救国救世。

因为崇尚事功，此时中国问题对梁漱溟的刺激，远大于人生问题。他很注意民主和法治等观念，自以为大有心得。在他看来，英国式议会制度、政党政治比美国和法国都要完善，是理想的学习对象。至于政治改造的手段，最好的莫过于俄国虚无党人暗杀的办法，一方面很有效，一方面破坏不大，不至于引起国际干涉。

武昌起义爆发，即将中学毕业的梁漱溟在学校呆不住，参加了汪精卫获释后暗中组织的革命团体京津同盟会。不久清帝退位，暗杀暴动可以搁下了，他又和一班朋友办《民国报》宣传革命，“漱溟”二字正是当时总编给他拟的笔名。

做了一年多的新闻记者，与社会频繁接触，渐渐知道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底，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1913年，他离开了《民国报》。

他原是个事功派，此时见到政治阴暗的一面，一下由昂扬转入消极、伤感、烦恼，再加上用思过度，精神状态不稳定，竟两度自杀。“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所以悔恨的意思就重，使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打架，打到糊涂得真是受不了的时候，就要自杀。”

母亲的病逝更令他悲痛不已。重病中她曾把不愿结婚的儿子叫去，“挽儿手而泣”，劝他娶妻。坐在旁边的梁济却沉默不语。第二天母亲写纸条给儿子：“汝母昨日之教，以衰语私情，堕吾儿远志，失于柔纤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不娶殆非宜，迟早所不必拘耳。”

普通人一到晚年多半希望能有孙辈，梁济不例外。他自杀前，大儿子梁焕鼐结婚10年，只生了两个女儿，按传统观念说，梁家尚无人传宗接代，但他始终没跟梁漱溟提结婚的事。他希望儿子继续学业也并不催促，任由他在家闲居了两三年。在那段时间，梁漱溟沉浸于佛学中，甚至想出家。1913年7月，他给舅父张耀曾写信提到决心当和尚的事，说以前和尚可以托钵化缘，现在恐怕行不通，他近来致力于医学，将来可能当和尚而以行医维持生计。“读书人皆求理想之实现者也”，而不能先考虑行不行得通。

读佛学的成果之一，是有感于友人黄远生被刺写就的《究元决疑论》，认为人生惟一的出路就是皈依佛法。但出世固然好，如果能领悟佛法，入世也不妨。很有意味的是，他认为，人类社会由图腾时代进化到宗法时代，再进化到军国时代，最终会渐进于社会主义。到那时候，人类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极度灵敏，消除痛苦的人世方法已经穷尽，唯有佛法能使人解脱，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促进进化的入世者，也可以说是在促进佛法的成功。

此文不但自己当时很满意，后来还引出好些朋友关系。蔡元培就是在读过后才决定请他去北大教印度哲学。

　　为佛陀、孔子出一口气

1916年，因张耀曾（时任司法总长）推荐，梁漱溟走出书斋，担任司法部秘书。第二年张耀曾下野，他也离职南游。10月，返回北京，有感于旅途中所见军阀战祸，写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呼吁社会各界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阻止内战，培植民主力量。他自费印了数千册分送给人，稍后来北大任教，在教员休息室放了些。旧派学者辜鸿铭阅后自语：“有心人哉！”新派教授胡适读过后在日记中记下一笔：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要革命的。

到北大第一天，梁漱溟就问蔡元培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说，我此番到北大实怀抱一种意志、一种愿望，即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

1918年11月7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登启事，征求研究东方学术的同道中人，然后办了个孔子哲学研究会。他说自己已决意出家，出家前留出一两年为研究东方学术的人开个头。但他刚将自己的意见“略微讲了一个梗概”，3天之后，父亲梁济就自杀了——他最终没有活着看到儿子回归他所信奉的儒家。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朝夕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这些“新青年派”相处，倾心东方旧文化的梁漱溟“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但他不肯盲从而要寻找自己的路，“天下人自己都会找对的路。只怕不求，求则得之。不对也好，总会对的。”

1920年春，梁漱溟放下了出家的念头。他发现儒家与佛家的人生态度正好相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一种和乐的人生观贯穿《论语》全书。“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

当年秋天，他开始在北大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世界文化分为三大体系：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这三大体系都是世界性的文化而不是地域性的文化。一种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的来看有3个方面：一是精神生活，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一是社会生活，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经济关系；一是物质生活，如饮食起居。

人类所遇到的问题有3种：一是人对于“物”的问题，障碍是自然界，可以解决；二是人对于“人”的问题，障碍是他人的心智，能不能解决不由我个人决定；三是人对于“自己”的问题，障碍是人的生命本身，性质上绝对不能解决。

人类应付问题所持态度也有3种：一是向前去要求，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外在地解决问题；二是变换自己的意愿，调和与对方的关系，反求诸己，使自己适应这样的境地，内在地解决问题；三是以取消问题为解决，以根本不发生要求为最高满足。“人类当第一问题之下，持第一态度走去，即成就得其第一期文化；而自然引入第二问题，转到第二态度，成就其第二期文化；又自然引入第三问题，转到第三态度，成就其第三期文化。”古希腊人是第一种态度的代表；古中国人是第二种态度的代表；古印度人是第三种态度的代表。而目前人类还在第一种问题之下，中国、印度都过分早熟，西洋大有成就，将完成第一期文化，引入第二种问题。一旦时移势易，“人类必将重新认取第二态度”，“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以完成第二期文化。因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他自己的人生思想，也从西方哲学，经过印度宗教，回归中国学问，“仿佛世界文化中三大流派，皆在我脑海中巡回了一次”。

既已放下出家的念头，也就不必坚持独身了。1921年，他与黄靖贤成婚，“率新妇拜公遗像而哭”。4年后，谢绝外务，校订父亲遗著付印。这一年，长子培宽出生，3年后是次子培恕。

　　乡村建设——迂缓的革命

1950年代初，梁培恕去看父亲。谈话中梁漱溟考过他对革命的理解。梁培恕答，“突破现有状态即是革命。”梁漱溟点点头，“本来担心你会把暴力斗争认作革命。”他自己这么下定义：“革命就是否定一种秩序，而要求建立新秩序，其结果也就是社会构造的一根本变革。”中国历史上只是秩序扰乱又恢复，未建立新秩序，社会构造历久不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几千年来没有革命。而1930年代他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志在革命：改造中国的社会构造。

在梁漱溟看来，清末以来的历史简直就是改革运动失败史。急于自救的中国人对西方制度心向往之，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制度无法在中国真正建立。他提出了3层原因。第一层是20年来没有成功的原因：西方政治是多数人的政治，中国改革是少数人的改革，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要求；第二层是短时间内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没有相应的物质条件；第三层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东西方民族精神背道而驰：西方是个人本位，中国是伦理本位。西方围绕个人权利观建立制度，中国靠道德教化、社会伦理维护秩序。中国的自救之道是由散漫的村落社会演进为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新政治习惯（对团体生活和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与新经济道路（生产和分配社会主义化），都应该从乡村起步。

他的思想从实在的问题中来，现在又回到实在的行动中去。1927年他去广东做乡治实验，1929年又去河南参与筹办村治学院。1931年，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他和村治学院的朋友来到山东邹平开始新实验。他们权限很大，整个县都可说是他们的实验室。1933年内政部把邹平划为实验县后，县长也听命于他们，后来干脆由研究院来提名，梁漱溟也代理过几个月。

修缮一座庙、一家盐店，改建数间基督教堂弃用的房子，加盖百余间平房、一所礼堂，这就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第一期工程”。按梁漱溟的设计，研究院将起到3种作用：制定计划、方案和政策；训练乡村建设干部；引起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乡村问题的兴趣。

研究院下设研究部、训练部，用于培训乡建工作者。1931年到1937年，“前后同人同学不下四千余人”（包括菏泽），梁漱溟亲自做思想教育。他说乡建工作者只有以出家当和尚的心情去做事才能做得好，做得起劲。中国革命的关键在于“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接气”，以乡间人磨砺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变化乡间人。

研究院的学生被分派到各村担任教员。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发现并劝说有声望的人出来为本村办事，吸引农民去学校聚谈。

“学校”，指的是乡农学校，后来发展为村学、乡学。

在梁漱溟的构想中，学校应该是村人的聚会场所，受信赖、能办事的乡村领袖和全村居民常常聚在这里商量本村的事。事办好了，团体生活的新习惯也养成了。同时要扩大农民的视野，使其从关心一家，扩大到关心一村，最后到关心一国。推广开来，全国都养成新的习惯，制度也依靠习惯建立起来。他试图让中国传统的伦理情谊也发挥作用。比如中国人有敬祖习俗，他就设想在村学里放上“民族祖先”牌位，增强村民的民族观念。此外，还试着改造补充传统的“乡约”。

1934年，国民政府准许各省划出一两个县政建设实验县，实验团体在这些特定的县拥有较大权限。菏泽成了山东第二个实验县。稍后济宁成立下辖十几个县的专区，研究院院长梁仲华去济宁担任专员，梁漱溟由研究部主任接任研究院院长。早在一年前，他就撤销了邹平县的8个区、158个乡和镇，把全县划分为14个和习惯上的经济区域相适应的乡和366个自然村，由乡学和村学取代行政机构。保留下来的县政府，原有5个局缩小为科并合署办公，把行政干预减到最低限度。

“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以教育解决社会问题”，这是邹平乡建运动与当时一些试图扶助农村、救济农村的活动大相径庭的地方。梁漱溟相信受教育的农民可以自救，可以激发出活力。

某种意义上说，乡建运动是少数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人格去感召多数农民的运动。他们不能一开始就强迫农民接受任何改革方案或新的组织形式。他们不能发布“命令”而只能引导农民用集体行动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在多数地方，他们找不到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校长，无法建立村学。农民们认为村学、乡学无非是教他们读书识字，作用不大。“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急于求成的乡建工作者往往忍不住动用行政手段。

用人格去感召农民的路没有走通，事实上起了作用、被农民记住的是经济工作。不过，记住的是成果，梁漱溟所讲的道理人们还是忘了。

经济建设是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梁漱溟说，“谁不知道注意于经济呢？”“不过，单从经济上做功夫，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因事情要靠人做，所以人的问题当先。”其他的乡村工作团体“比较缺乏一根本的注意——要农民自觉有组织发生力量而解决自身的问题，不免枝枝节节地帮农民，给他一点好处”。他想发挥人的生命力、主动性。

梁漱溟把促进合作组织、引入科学技术和金融流通列为“农业进步的三个要点”，三者相互促进循环推动。他自称是合作主义者：合就是和气，作就是创造。合作组织提倡大家共用合作产业，使公产大于私产。他所设想的公产使用方式有一点像今天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由合作社而不是政府承担学校、医院、娱乐开支，乃至学生们的免费午餐。

农民爱各干各的，连贷款给他们也被赋予了教育和推动合作化的任务：你一个人借钱不行，组织一个生产合作社就借给你。

邹平在1931年底就建立了第一个生产合作社。后来，各种合作社只有棉花运销合作社比较成功，但也不合梁漱溟提倡合作事业的初衷。社员急于得利，将80%的利润用于分红，没给公共事业留下多少资金。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是因为种棉有利，农民将粮地用于种棉，致使粮食不够吃。研究院因而规定只有种足粮地后才能种棉，贫农地少，失去种棉可能；只有富农和富裕中农有条件种棉。而土地问题显然不是教育能解决的。

乡建工作者自己没有政权而依附政府，梁漱溟将希望寄托在乡村建设能够转变大形势，推动政府采纳这个方法，最终完成民族自救。一旦乡建运动成为大势所趋，各地军阀也不会与之为敌。

但乡建运动并没有对大局产生影响。他集合众多朋友全力以赴干了7年的事业，抗战爆发之后不用几个月就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