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租界文化:异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作者：李进超

摘要：近代天津，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之点，而租界则在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一方面，作为西方文化主体的基督教会，依托租界，对天津的教育、报刊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本土文化也极大地同化了租界内的西方文化，使其成为中国化的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结果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租界文化，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天津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一、天津租界文化的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列强们除了在经济上的掠夺之外，在文化上也开始了殖民化的进程。地处京畿的天津城，成为了中西方异质文化的交汇地。

这里讲的异质文化主要指天津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近代天津外来文化丰富多样，这在形式上主要可从两个方面见出。首先，天津是近代中国接受外来宗教最多的城市之一。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锡克教(印度宗教)、神道教(日本宗教)等均落足天津。其次，天津是开设租界国最多的城市。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法国、德国、奥匈、意大利、比利时、俄国、美国、日本等国家陆续在天津开设租界，国别之多国内城市无出其右。以英、法、德、美等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传统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诸多外来文化中最强势的一种，它在与天津本土文化的冲突中，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与深广的融合。

西方文化的主体是基督教文化。随着天津作为商埠的开放，尤其是租界的设立，大批基督教传教士涌入天津城乡。他们修建教堂，发展教徒，开办学校、医院、孤儿院，创办报刊，逐渐在天津站住了脚跟。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在天津得到广泛的传播，租界无疑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不可否认，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传统文化，是有着很大相异、甚至对立的两种文化。如，近代天津发生的“火烧望海楼”、“老西开事件”等，就是异质文化发生冲突的表现。然而，虽说租界及其内的教会是带有入侵性质的，难免遭到天津人的反感和抵触，但那些洋人传教士，式样新奇的洋教堂、小洋楼，连同带来的全新的教会文化和西洋文明，还是对人们产生了相当的吸引力。

基督教是一种人世的宗教，追求普世价值，这决定了它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在租界内的影响，因此，它要走出租界去传教。实际上，天津开埠之后西方传教士所建立的有些教堂，并不是在租界内，如西开教堂，它虽由法国人建造，但并不在法租界内，而是毗邻法租界，这样也在无形中影响了教堂周边的天津民众。当然，教会在传教之际，也要将西方文化传播到天津民众中去。早期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的大门很多都是向中国人敞开的，这也的确吸引了很多中国人。然而，一种文化作为其民族认同的表征，具有天然的自我保护的能力，尤其在面对外来文化影响时，这种自我保护的能力体现的尤为突出。因此，近代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相遇时，必然会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去影响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出于传教的需要，也会主动吸收中国文化，并积极地做出适应本土化的调整。在这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中，租界就是最典型的载体。这种融合所形成的文化，既不同于中国文化，也与西方文化有异，有学者称之为“租界文化”。所谓租界文化指的是在上海、天津等地开辟外国租界后，在这些区域所形成的“殖民性、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着一定联系，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种新型文化，其本质和特质体现在与租界现象相联系的独特的市政制度、文化体制、城市空间、市民体验和审美风尚等多个文化层面。”

因而，租界可以说是连通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如果没有租界这种中介性空间，中国整体上仍然是闭关自足的‘王土和大一统的文化禁锢”。此种说法虽有些夸大租界的作用，但租界对中国文化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对天津文化而言亦如此。租界教会为天津文化与西方文化提供了交汇的空间，而两种文化碰撞的结果则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租界文化”。不可否认，租界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强行开设的行政控制区域，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展示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窗口，客观上促进了天津近代文明的发展，对天津近代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租界内的教堂、洋行、商家、现代的城市管理、西方的生活方式，直接影响着近代天津的文化走向。西方文化思潮一方面和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发生撞击；另一方面在华洋杂处、中西交流之中，二者又有交融。在近代中国北方，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得领世界风气之先。由于中西文化在天津的撞击与融合，使得具有开放思维和现代意识的广大市民阶层得以涌现，为天津现代都市文化奠定了根基。天津市民那种竞争意识生活理念和价值追求、较为规范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都直接推进了都市文化水平的提升。”可以说，正是在租界文化的影响下，天津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合，进一步发展出了进步开放、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

二、天津租界文化的影响

19世纪中叶，天津还只是个水运码头城市。当时，英国人亨利·诺曼来中国旅游后，在游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终于在一个明媚的周日的早晨大约七点钟的时候，离开了天津，那里的街道狭窄、肮脏而喧闹。”天津开埠伊始，在华的外国人也将天津视为中国“最肮脏最骚乱也是最繁忙的城市之一”。然而，租界开设之后，西方文化对天津方方面面的影响不断渗透，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的租界不仅促进了老天津的城市建设、道路改造，其独特的风格还起到了范导的作用，并在改造后的城市形态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到了19世纪后期，天津的城市风貌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1888年11月3日的《中国时报》这样报道天津，“一度遍地皆是深沟、大洞、臭水沟的使人恶心的可恨的道路……被铲平，拉直，铺平，加宽。并且装了路灯，使人畜都感到舒服，与此同时，城壕里的好几个世纪以来积聚的垃圾也清除掉了。”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1918年来过天津，作家为当时独特的城市空间与都市文化所感染，他的小说《一个漂泊者的身影》就是以天津法租界为背景。他曾写道：“走在天津城里最气派、最整洁、最美丽的街区，令人仿佛来到了欧洲的都会。”前后两种状况的对照无比鲜明。

除了影响天津城市风貌的改变之外，租界文化还通过与教会有关的教育、报刊杂志等影响着天津人的文化生活。在教会的影响与参与下，天津建成了中国第一所高等学府，出版了多种闻名全国的报刊。作为西方文化的主要载体与表现形式，基督教文化虽然在某些方面与天津本土文化有着激烈的冲突，但它也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并且体现了“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

就教育而论，天津开埠以后，英法美等国的教会组织纷纷来天津建教堂传教，也有的成立中华基督教会，与此同时，也建立了各种学校，一则为了宣传教义，再则也为了笼络人心。如：美国公理会设立“女童书房”、“中西书院”；法国天主教会设立“圣功女校”、“圣路易学堂”；英国伦敦会设立“养正书院”，等等。对天津近代教育事业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其实是世界性的教会组织，它不仅在天津开办了“成美学馆”等学校，专门接收士绅文人的子弟入学，还提出“接近中国文化人”的主张，即一方面通过北洋大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家立在学生中进行“感化”活动，同时又深入那些仰慕西学并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中进行传教。因此，一批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如张伯苓等人，都加入了基督教，极大地增强了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天津几乎每所中学都有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渗入。

教会参与的教育事业，与洋务派开设的以军事、科技和医学为主的学堂相比，更具普及性和文化色彩。以颇具特色的女子教育为例，教会开设的女子学堂中，教员多是能说汉语的外国人，而优秀的中国女学员还能被送往国外留学。虽然教会参与教育事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培养亲西方的青年，但客观上也为中国培养了人才，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天津近代教育成绩显著，“学堂林立，成效昭然，洵为通商各属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称赞”。

在大力推广教育的同时，依托租界教会，由外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也纷纷涌现。1886年11月6日，英籍德人德璀琳创办了天津第一份报纸《中国时报》。这份报纸最初为英文周刊，撰稿人多为精通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如丁韪良、丁家立等，其最具特色的是专门译载中国的新闻、上谕，“以及其它一些任何中国报纸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一般消息”，被称为“远东地区最好的报纸”。讲到近代天津的报业，不可不提的两份著名的报纸《大公报》和《益世报》，也有着深厚的教会背景。《大公报》由天主教徒英华于1902年在法租界创办，宗旨是“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而股东则是依附于天主教的资本家以及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益世报》由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比利时人雷鸣远于1915年创办，这份报纸既传播天主教教义，同时也“放世界眼光，谋人类幸福”。据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外国人在天津创办的报纸达4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教会背景。

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新闻的同时，也起到了开民智的作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社会各阶层逐渐认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供市民免费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的阅报处大量出现。到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有近30家中外通讯社，发行报纸30余种，总发行量超过29万份，本地发行达18.7万份。如果按当时天津有阅读能力的人计算，日均2.5人就拥有一份报纸，这尚且不包括多如牛毛的各种小报。繁荣的报刊事业使天津成为近代中国北方传媒的中心，同时也无形中大大提高了市民的文化素质。报刊的昌盛，也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大公报·文艺》、《益世报·语林》等报纸副刊，为当时在天津的许多作家、文学青年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他们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形成一种“世界文学”的氛围。

其实，这些由租界教会创办的学校、医院、报刊、杂志，本质上代表着不同国籍、不同政治利益，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文化殖民。但是它们同时又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客观上促进了天津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发展。可以说，在近代天津迈向现代大都会的初期，租界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租界文化的本土化

中西两种文化要在冲突中实现融合，在融合中化解冲突，并最终形成新的文化形式。正如奥格尔所说，“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一个群体内接触可能会产生全新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租界文化就是一种“全新的形式”，是一种本土化(中国化)了的西方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汇中，西方人带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一些异质的文化要素，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但是，西方文化终究是异质的文化，全盘接受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西方文化要想在天津扎根，就必须走本土化的道路。在这方面，基督教会率先做出了积极的尝试。

教会建筑成了西方文化中国化的最早见证。在租界中，各个国家纷纷建起了有本国特色的各式建筑，各种风格的西式建筑争奇斗妍，被形容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其中极为突出的就是教堂建筑。教堂本是典型的西方建筑，然而在建造过程中，它主动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加入了很多鲜明的中国元素。天主教的紫竹林教堂位于法租界海河岸边，“紫竹林教堂的造型具有文艺复兴晚期建筑的典型风格，吸收了古希腊、古罗马建筑艺术的积极因素，建筑风格和谐开朗，布局条例次序，不仅雄伟有力，而且活泼轻松，给人以亲切悦目之感。……紫竹林教堂为青砖木结构，再饰以中华的传统砖雕，巍峨典雅。”就由此可见，紫竹林教堂的设计，已经在有意识地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美国“美以美会”创建的维斯理教堂，由八根柱子撑起，人们称其为“八角楼”，“其主要建筑大礼拜堂，砖木结构，铁棱瓦顶，内圆外方，堂内矗立八根圆柱，拱形圆顶，形成了自然的八角形体。”“青瓦”、“角楼”等无不体现了“中国特色”。维斯理教堂的“后身”就是于1990年代中期重建的山西路教堂，现在是天津建筑面积最大、信徒最多的基督教教堂之一。撇开宗教信仰不谈，紫竹林教堂和维斯理教堂正是中西两种异质文化融合的生动体现。

当然，我们今天在发掘租界文化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清醒地意识到，“租界文化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所构成的解释框架中，有着殖民入侵的文化背景”。天津租界教会尤其典型，它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来到中国的，最初自然要受到天津人民的抵制，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如“火烧望海楼”、“义和团运动”、“老西开事件”等等。应当承认，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对教会的拒斥，除了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性质之外，也包含着不同文化心理、情感与习俗的冲突。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教会在建立学校、医院和孤儿院等救济机构辅助传教的同时，也为化解文化冲突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为天津租界文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租界文化可以说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是一种混合文化”，这种特征至今仍是界定和理解天津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