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龄其人其事——兼谈绍兴师爷的兴衰

作者：王如尧

说到绍兴师爷这个称谓，一般是指官府衙门里的幕僚而言。古代将帅带兵出征，驻无定所，随处扎营，常以幕为府，称为幕府。凡在幕府中办事的参谋、秘书等辅佐官吏，即称幕僚。以后幕僚延伸到地方的文职衙门，众多绍兴人以其精明、干练、细致、周到，圆滑、世故而在各大衙门任职，清朝末年，绍兴师爷人数多达数千人，遂有“无绍不成衙”之说。

我曾祖王春龄，曾先后在省内不少县衙任职多年，应该是绍兴师爷的一员。

王春龄，字惠庭，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卒于民国二年(1913年)，上虞百官人。他既不是名人、闻人，也非出身望族，平平的一生，一个不起眼的“小吏”而已。他一生30余年在外(省内各县)为吏，一未留下自传，二不曾向家人述说过为官情况，但从其家藏的遗留文稿中可知，他从清光绪二年(1876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任职，时间跨度长达30余年；任职地区，有据可查的有鄞县、乐清、秀水、海盐、诸暨、德清等县衙；至于任何种官职?据《残存账本》中关于“诸邑暨阳稿案经管事件”及“海盐漕务账”记载，说明他曾任诸暨县“稿案”及海盐县“漕务”。另据光绪十二年(1886年)鄞县县衙全年收支账簿及《呈送应缴各项油清单》红折，内载“谨将内兵房各项船只换照单应缴费循旧逐一开后……”；《收呈簿》右下角注有“吏房承”三字，簿内写有宣统二年(1910年)“不准杨大富保释范老扬案”的批文；一本无名红十行纸簿中记有“陈清法一词〓红呈；陈友虎一词〓喊……”等类似状子收缴的文字，从中推断，王春龄可能任过鄞县的“刑名”师爷。

王春龄在旧衙门做事，一向十分仔细，也非常节俭。事无巨细都有记录，做到有凭有据。如庚子年仲秋(1900年)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了每天衙门进出的文稿。从记录的内容看，这本日记是在德清县衙门任职时留下的。当时师爷的办公用纸都十分粗糙，本子也是他们自己装订的。数张“公文套封”也当作文件夹而保存下来。许多文稿的纸张，有的是纸头、纸尾，大小不一。如“请牙帖新章减半账”是记在一张仅宽10余公分、长20余公分的毛边纸上。而且这些纸片，竟是利用发票上裁下来的边纸书写的。

王春龄在旧衙门做事，也非常谨慎，决不马虎。他起草的文稿，必有一稿、二稿……如《复办理鄂蜀赈捐县正堂汪大令函》就有两份。一稿、二稿都有改正字迹，一俟定稿，即送知县审阅，再画押，然后抄录存查。为了常常提醒自己，还特地用象牙制作了一枚“闲章”，请人刻了“谨慎”两字。这样的闲章不只一枚，还有“慎思”、“专心”、“实事求是”等数枚。凡复信稿、布告稿等稿件末尾，多用“专心”章，而案件的批，多用“慎思”章。这些“闲章”至今只有“谨慎”一枚还留着。他的谨慎、周到还表现在对日常事务的处理方面。如《诸暨向章文官迎霜降》一事：既有事前规划、启动时间、交代谁去办?为什么?也有办事人姓名、办事人任务以及事毕的处理等，全都一一记录在案。

师爷，不仅多才，更要博学，须有多方面的知识。

王春龄书读古今，事通中外，至今家藏书籍有：《纲鉴易知录》、《五大洲政治统考》、《英语读本》等。他书法俊秀，文字通达，能写奏、禀、启、示、告、信等文体，还精习会计。做师爷，有时也得“雅”一下。从留存诗稿的《自叙》中说：“……幕中诸君子，皆风雅士，得子公余之暇，联文字交，因出旧作就质乃谬……诸君忻然乐任其役，为之参酌，校订，择其稍可……”这就是说，师爷还得帮助知县修改、抄缮诗作，然后去刻印。这本诗稿全为“歌功颂德”的旧体律诗，但抄写的“台阁体”却十分清秀。诗稿留藏家中，王春龄定然参与“修订”、“缮写”。

绍兴师爷按官职性质，大体可分奏折师爷、书启师爷、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四大类。奏折师爷负责起草上奏皇帝的疏折。奏折事关尹令升黜，必须熟知经史、舆地、政制、兵法、民情，精通文笔，表述严谨，风格别具，要求较高；书启师爷专管书函应酬，逢年过节，喜庆丧伤，贺唁文字，官面堂皇，千篇一律；刑名师爷专门办理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掌管刑律，兼行司法事务。判案事关官吏前程和百姓切身利益，其重要地位可想而知；钱谷师爷经管财政、赋税事务，直接掌握地方财政命脉，其作用亦不可小视。

绍兴师爷在旧时衙门，虽属幕僚，但因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府尹、县令每每受其约束、牵制，因此其作用和影响实在不可低估。众多师爷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有忧国忧民的传统思想，想做点有益百姓的事。王春龄家藏的一份“禀”，实际上是鞭策乐清县差役横行乡里的公文稿，他站在老百姓一边说话，立场非常鲜明。又如光绪二十二年一份书办状告民妇打死他家家猫案，师爷批云：“尔系衙门书吏，应知理法，乃以养猫细枝，辄与妇女计较，已属不合。又敢来案妄渎，更属荒谬。着记过一次，以示薄惩。原章掷还。”读到这个批，真让人拍手称快。

师爷的启用或废黜，一般须经同僚推荐，有的跟随府尹、县令一起赴任或离任，他们仰人鼻息，看别人眼色行事，谨小慎微，不少人过着比较清苦的生活。遗存的不少《移交清单》说明，凡进出衙门，借用钱财，都必须立出清单移交。

当然，绍兴师爷作为官衙里的一个特殊人群，遍布于全国各省、道、府、州、县，形成了上下左右、纵横捭阖的关系网，他们之间，大都是亲朋、师生、旧交、故知，往往意气相投，性情相通，公私交往，通过亲戚故旧情谊办事，一般比较顺畅，而其中也确有一些人利用这种关系，把持政务、弄权纳贿，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非作歹、坑害百姓，搞坏了许多人和事，导致社会上对绍兴师爷毁多誉少，无形中给绍兴师爷加上了圆滑刁钻、八面玲珑等种种恶名。显然，这是一种世俗偏见，从总体看有失公允。当然历史将给绍兴师爷正名。

绍兴师爷肇始于明代，盛行于清代，衰落于辛亥革命之后，前后延续长达二三百年。早在明朝嘉靖年间，著名的绍兴师爷徐文长，他在进入总督胡宗宪幕府后，为抗御倭寇，屡出奇计，从而受到胡的赏识和器重。清雍正、乾隆年间，绍兴师爷逐渐形成为一个地域性的官僚组织，处于鼎盛时期。特别到了晚清，山阴、会稽一带也包括浙江其他各县，当师爷的人数就更多了。清宣统年间，开始推行司法独立，北京设大理院，省设高等厅，府县设地方厅，各省纷纷开办法政学堂及速成班、养成所，并附设经济、财政、会计、统计等课系，民国时期又专设财经学校，原来的刑名、钱谷等师爷被这些校班的毕业生所取代，绍兴师爷渐趋衰落消亡，最终退出历史舞台。